摘要：县城的马路上，积雪被来往的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踩得发黑，只有路边偶尔能见到一小片未被践踏的白雪，在昏黄的路灯下泛着微光。
＂赶紧收拾行李，今晚回你娘家去。＂丈夫推门进来，神色匆匆。
那个冬天，我第一次明白了人情世故的复杂。
1992年的春节前夕，我们这座北方小城正笼罩在茫茫雪幕之中。
县城的马路上，积雪被来往的自行车和步行的人踩得发黑，只有路边偶尔能见到一小片未被践踏的白雪，在昏黄的路灯下泛着微光。
结婚三年的我，原以为这个年该如往常一样在老家过，却被丈夫突如其来的话惊得手里正在洗的碗差点掉到地上，搪瓷盆里的水溅出来，沾湿了我的棉袄。
我叫杨小雨，嫁到赵家已经三年。
我和丈夫赵建国相识在县城的纺织厂，那时我刚从技校毕业，分到纺织厂做工艺员，每月工资四十六块钱，在同龄人中已经算不错的了。
赵建国高我两届，是厂里的机修班长，留着当时最流行的分头，穿一身蓝色的工装，腰间别着一把活扳手，走路带风，是厂里不少姑娘偷瞄的对象。
他平日里工作认真，为人热心，厂里车间有什么疑难杂症都爱找他，就连厂长张主任的凤凰牌自行车链条掉了，也是第一个想到他。
我和他的相识也是因为一次设备故障，那天车间的织布机突然卡住了，眼看生产要耽误，我急得团团转，是建国二话不说就冲了过来，半小时就把故障排除了。
那天下班，他递给我一杯从食堂带来的热水，说：＂天冷，多喝点热水。＂
就这样，我们相知、相恋，最后步入婚姻的殿堂，一切都顺理成章得像是编排好的。
婚后我们一直住在县城的集体宿舍里，条件虽然简陋——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的小屋，连个单独的厨房都没有，做饭要去公共厨房排队，用三眼煤炉，经常灰头土脸的。
卫生间更是在楼下的公共区域，冬天上厕所简直是一种煎熬，但好在离厂子近，上下班只要五分钟路程。
可这个家，无论怎么简陋，都是我们自己的小天地，墙上贴着我们结婚时照的两寸黑白照片，床头放着建国送我的半导体收音机，虽然信号不太好，但每天晚上我都要听一会儿＂戏曲联播＂才睡得着。
春节前一周，接到公婆的电话说要来县城过年。
建国是去邮电局的公用电话亭接的，回来时眉头紧锁，我问怎么了，他说爸妈想来城里看看。
以往都是我们回村里过年，坐两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再转乡镇大巴，颠得人腰酸背痛，但也热热闹闹的。
今年公婆说大伯一家也要来县城看看，顺便商量建国弟弟明年的婚事。
我一听这消息就紧张起来，赶紧去饭店借了几个椅子，又跑遍市场买了年货，晚上下班后还特意把被褥拿到楼下晒太阳，尽管那时的冬日阳光稀薄得像是隔了层纱。
我和建国忙活了好几天，把小屋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向邻居借了折叠床，准备好招待亲人的一切。
可就在公婆到来的前一天，建国却突然让我回娘家。
我一头雾水，不明白他为何临时变卦，吃了熏了似的。
＂是不是我做错什么了？＂我眼眶发热，嗓子眼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建国抓了抓头发，欲言又止，眼神游移不定：＂没有，你别多想。＂
他把烟掏出来又放回去，似乎拿不准该不该在我面前抽：＂就是...大伯带着他们全家来，还有我弟，屋子太挤了，招待不过来。＂
我听出了他话里的敷衍。
自从结婚以来，我一直尽心尽力地做好儿媳妇的角色，婆婆有个头疼脑热，我端茶倒水无微不至；公公爱吃的几道家常菜，我都学得有模有样；就连大伯一家来做客，我也是笑脸相迎，从不摆半点不满。
怎么现在却要把我支开？
＂建国，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我固执地站在那里，不肯挪动半步，手里还攥着没洗完的抹布。
窗外，暮色渐沉，路灯亮起，映照着飘落的雪花。
纺织厂的下班铃声远远传来，像是某种提醒，提醒我们之间的氛围已经凝固。
屋内，我们的影子在墙上拉得老长，墙角的老式电热器发出哧哧的响声，屋子里却仿佛怎么也暖和不起来。
建国终于叹了口气，坐到床沿上，床垫发出吱呀一声响，像是在抗议这突如其来的沉重。
＂是弟媳妇的事。＂他终于开口，语气沉重得像是扛了一座山。
我愣住了，不明白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爸妈相中了隔壁村李家的闺女，人家条件好，家里开了个副食店，有冰箱有电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他顿了顿，指尖无意识地敲打着膝盖：＂可弟弟不同意，他有自己中意的人——县高中的一个代课老师，家里条件一般，但人挺文静的。＂
我依然不解：＂这和我回不回娘家有什么关系？＂
建国苦笑，眼角浮现出我从未见过的疲惫：＂大伯最会说媒，爸妈想让他劝劝弟弟。＂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词句：＂前几天大伯还说，现在年轻人成家立业，要考虑门当户对，像我们......＂
他顿了顿，似乎不知道该怎么继续，手指绞在一起，关节泛白。
我心头一紧，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像我们怎么了？＂
＂大伯说，我和你...是个教训。＂建国低声说，声音轻到几乎听不见。
他避开我的目光，继续说道：＂你家里条件不如李家，又没有什么门路，在厂里也只是个普通工人，嫁到我们家，帮不上什么忙。＂
这番话如同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冰冷刺骨。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却又倔强地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我不想让他看出我有多受伤。
原来，在某些人眼里，我不过是个无用的棋子，甚至是个反面教材。
＂所以，我是个累赘？＂我强忍着眼泪问道，连自己都没发现声音在颤抖。
建国急忙握住我的手，手心的老茧蹭着我的皮肤：＂不是的，小雨，我从没这么想过！＂
他急切地看着我，眼中满是心疼：＂我们过得很好，不是吗？虽然没有电视机，没有冰箱，但我们有彼此啊。＂
我深吸一口气，擦掉眼泪：＂那你为什么要我走？＂
＂我...我怕你难堪。＂他低声说，声音里夹杂着无奈和心疼。
＂大伯说话直，一点情面不讲，进门就数落人，我怕你听了伤心。＂
他轻抚我的脸颊，拭去一滴即将落下的泪水：＂而且，爸妈现在全心想着弟弟的婚事，根本不会照顾你的感受。＂
我沉默片刻，决定不再追问。
是啊，我的婆家人眼里，有比我更重要的事，我不过是一个可以被随时支开的外人。
我默默收拾起行李，一件一件地把衣服叠好放进那个已经掉了漆的旧皮箱中，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什么味道都有。
＂小雨，你别这样。＂建国看我不说话，有些着急，眼里满是内疚。
＂等过了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试图安慰我，却不知这话只会让我心里更难受。
我点点头，却没有回话。
拎着简单的行李，我推开了宿舍的门。
走廊上的灯管闪烁着惨白的光，时明时暗，邻居家传来《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声，欢声笑语显得那么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明天我到你家接你回来吃团圆饭。＂建国在我身后喊道，声音在走廊里回荡，却没能温暖我冰凉的心。
我没有回头，只是加快了脚步。
走在回娘家的路上，雪花纷纷扬扬地落在我的肩上，路边的松树被白雪压弯了腰，像是在向我诉说着什么。
街上张灯结彩，到处是＂恭喜发财＂、＂万事如意＂的红色春联，人们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气，唯独我，像是被这喜庆的氛围抛弃了一般。
我回到娘家时，妈妈正在准备年夜饭的食材，案板上摆着一条正在收拾的鲤鱼，年年有鱼，是过年必不可少的。
看到我突然出现，她吃了一惊，手里的菜刀停在半空中。
＂小雨，这是怎么了？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妈妈看着我红肿的眼睛，立刻放下手中的活计，擦了擦手，走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勉强扯出一个笑容，却抑制不住眼泪再次涌出：＂没什么，就是公婆和大伯一家都来了，屋子太挤，建国让我先回来住几天。＂
妈妈狐疑地看着我，手心的老茧粗糙却温暖：＂是不是建国家里有什么事？＂
我摇摇头，不想让父母担心：＂没有，就是太挤了。＂
爸爸从里屋出来，手里还捏着一份已经泛黄的《人民日报》，看到我也是一愣，随即笑着说：＂回来得正好，今年可以和我们一起包饺子了。＂
他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眼中满是对女儿的疼爱。
那晚，我躺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床上，床头还摆着我上学时用的老式闹钟，滴答滴答响个不停。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雪静静地下着，覆盖了整个小镇，也仿佛要覆盖我的心事。
我想起了我和建国的点点滴滴——相识时他递给我的那杯热水，上面飘着的热气在寒冷的车间里特别显眼；相恋时我们在工厂后门偷偷约会，他送我一朵从厂花坛里摘的小花；结婚时他紧张地搂着我的肩膀，额头上的汗珠在太阳下闪闪发光...
所有的画面在脑海里闪过，最后定格在了今天他让我回娘家的表情上，那种无奈、内疚和无力感。
我是不是真的不够好？
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
是因为我没能给他买上一台彩电？还是因为我们的日子过得太过平淡？
我不知道。
年三十的早上，爸爸去镇上买了几挂鞭炮，说今年物价涨了，鞭炮也贵了不少，但该有的年味还是要有。
妈妈忙着腌制年夜饭要用的肉，案板上放着一盆大白菜，她一边切菜一边偷偷观察我的脸色。
我强打起精神，帮着做家务，试图用忙碌驱散心中的阴霾。
正午时分，门外突然响起了敲门声，由远及近，急促而不安。
爸爸去开门，我听见了熟悉的声音：
＂伯父好，我来接小雨回去。＂
是建国！
我惊讶地跑出去，只见他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好几个塑料袋，脸上带着些许疲惫和不安。
他穿着那件深蓝色的棉袄，衣领上还沾着雪花，鼻尖冻得通红，眼睛里却闪烁着我熟悉的光芒。
＂这是怎么回事？＂我走到他面前，心里又惊又喜，却又不愿轻易原谅他。
建国眼圈有些发红，嘴唇因为寒冷而微微发抖：＂对不起，小雨。＂
他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化成一团团白雾：＂我昨晚想了一夜，觉得自己太混蛋了。＂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你是我的妻子，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一起面对。＂
我们回到屋里，屋内的暖气让建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
他向爸妈道歉，说是自己考虑不周。
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件崭新的羽绒服送给妈妈，又给爸爸带了一条金芒果牌香烟——那可是当时县城最好的烟了，平常都要托关系才能买到。
＂伯父伯母，以后小雨就拜托你们多关照了。＂建国诚恳地说，神情郑重得像是在宣誓，＂我做得不好的地方，请你们多批评指正。＂
我看着他的背影，眼眶发热，他高大的身躯在阳光下投下长长的影子，那影子似乎比昨天更加挺拔了。
爸爸拍了拍建国的肩膀，说：＂年轻人，家里有困难是难免的，关键是你们夫妻要一条心。＂
妈妈则默默地端来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放在建国面前：＂饿了吧，先吃点。＂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家人。
回县城的路上，建国告诉我，昨晚他和大伯、父母发生了争执。
＂昨晚你走后，大伯又开始数落，说我们结婚太草率，没考虑门当户对。＂
建国握着我的手，手心温暖而有力：＂我忍不住了，把桌子一拍，告诉他们，我选择的妻子，无关门当户对，只因为我爱你。＂
他的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我不允许任何人说你的不好，即使是我的亲人。＂
他描述了昨晚的情景，说他拍案而起，第一次对父母和大伯发了火，说自己选择的路，自己走，不后悔。
＂你是我的媳妇，是赵家的人，谁都不能让你受委屈。＂
听着这话，我的眼泪再次涌出，但这次是幸福的泪水。
到家时，公婆和大伯一家已经在小屋里等着我们。
屋子里弥漫着饺子的香味，还有一股我不熟悉的肉香，那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红烧肉的味道。
看到我们进门，屋里的气氛有些尴尬。
婆婆起身接过我的外套，小声说：＂小雨，别往心里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她的手在抖，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但那份歉意是真的。
我点点头，心里的结却没完全解开，像是一个打了死结的毛线团，纠缠不清。
大伯坐在椅子上，端着茶杯，眼神躲闪着不看我。
他手里捏着烟，却没敢点燃，想必是建国不让他在屋里抽烟，怕我闻了难受。
弟弟建军低着头，似乎也很不自在，手指不停地搓着衣角，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
大伯妻子倒是笑盈盈地看着我，眼中流露出一丝歉意和赞许。
那顿年夜饭，我们挤在小屋里，饭桌上的气氛时而热闹，时而沉默。
建国一反常态，照顾我比平时更加周到，每次我碗空了，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我夹菜，生怕我饿着。
我尽心招待着每一个人，给公公夹他爱吃的红烧肉，给婆婆盛她喜欢的鱼汤，甚至专门为大伯准备了他爱抽的烟。
我知道，我在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什么，证明我虽然没有豪宅名车，没有显赫的家世，但我有一颗真诚的心，有做好一个儿媳、一个弟妹的决心。
饭后，大伯的老伴突然拉着我的手，悄悄塞给我一个红包：＂孩子，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接还是不该接，手停在半空中，不上不下。
＂收下吧，＂她压低声音说，眼角的皱纹里满是慈爱，＂你大伯就是嘴上不饶人，心里其实明白理亏。＂
她看了看正在收拾碗筷的建国：＂我们看着你和建国这几年过得好好的，知足、恩爱，比那些家里再有钱，天天吵架的不知道强多少。＂
我接过红包，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为那几十块钱，而是为这份迟来的认可。
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宿舍唯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前，看着春节联欢晚会。
虽然信号不太好，画面时不时会有雪花，但大家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笑声不断。
建国坐在我身边，手悄悄握住了我的，十指相扣，像是无声的承诺。
初一那天，我早早起床，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虽然只有简单的粥和几个小菜，但我特意用了婆婆带来的腌菜和香肠，色香味俱全。
大家吃完饭后，建国提议带着全家人去县城的新华书店看看，那里新进了不少年画和书籍。
大伯一开始有些不情愿，说县城有什么好看的，还是跟以前一样，但架不住大家的兴致，最终还是同意了。
走在县城的大街上，看着路边的春联和灯笼，闻着街角炸油条的香味，我感觉心情轻松了不少。
在书店里，我无意中看到弟弟建军站在教育类书籍前发呆，面前摊开的是一本《高等教育学》，眼神专注得仿佛要把书看穿。
我走过去，轻声问：＂想买本书？＂
他有些尴尬地摇摇头，手忙脚乱地合上书本，像是被抓到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是不是...在想那位代课老师？＂我试探着问，声音轻得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
建军惊讶地看着我，随即苦笑，脸上的稚气和成熟交织在一起：＂大哥都告诉你了？＂
我点点头：＂有时候，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不是让别人替我们做决定。＂
＂可是...家里的压力...＂他皱着眉头，眼中满是挣扎。
＂我知道。＂我理解地看着他，心中涌起一种姐姐般的疼惜，＂当初我和你哥结婚，也有不少人反对。但现在，我们不是过得挺好吗？＂
建军沉默了片刻，目光在书架上游移，突然问：＂嫂子，你后悔过吗？＂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我想起昨天建国为我据理力争的样子，他挺直的脊梁，坚定的眼神，以及那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一起面对＂。
我微笑着摇摇头，心中无比坚定：＂从来没有。＂
建军的眼神亮了起来，像是找到了方向的灯塔。
回家的路上，大伯突然走到我身边，清了清嗓子，声音有些僵硬：＂小雨啊，昨天的事，是大伯不对。＂
他的目光躲闪着，手里的烟拿出来又放回去：＂现在的年轻人，看重的东西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我惊讶地看着他，没想到他会主动提起这事，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看你和建国这几年，日子过得踏实，两个人有说有笑的，比很多表面光鲜的家庭强多了。＂大伯继续说，声音渐渐有了温度。
他看了看走在前面和建军说话的建国：＂再说了，你工作能力强，人又勤快，这不比什么家庭背景重要多了？＂
我心头一暖，眼睛湿润了：＂谢谢大伯理解。＂
这一刻，我感觉仿佛有一块石头从心头落下，长久以来的不安和忐忑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
＂这孩子，谢什么。＂大伯拍了拍我的肩膀，难得地露出一丝笑容，粗糙的手掌传递着长辈的温暖，＂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和大伯说。＂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挽住建国的胳膊，轻声问：＂你昨晚到底说了什么，让大伯这么快就转变态度了？＂
建国笑而不答，只是握紧了我的手，手心的温度在寒冷的冬日里格外温暖。
除夕夜的争执像是一场及时雨，冲刷掉了我们之间的隔阂。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一家人其乐融融，一起看春晚，一起放鞭炮，一起去庙会，仿佛那些不愉快从未发生过。
婆婆开始教我做一些家乡的特色菜肴，公公则给我讲述赵家的老故事，连大伯也时不时地指点我几句，说我做菜少放点盐更健康。
年初三那天，我无意中听到公公和大伯在阳台上的对话，他们都没注意到站在窗帘后的我。
＂老大啊，你看看人家小雨，多懂事一姑娘。＂公公说，声音里满是赞许，＂这几天招待我们，什么活都抢着干，从来不叫苦叫累。＂
＂是啊，我媳妇都说了，人家小雨心眼好，脾气好，干活又麻利，比那些家里有钱的姑娘强多了。＂大伯附和道，语气中少了往日的刻薄，多了几分真诚。
＂要我说，建军那小子，也该好好想想自己要什么了。＂大伯思索了一下，继续说道，＂门当户对固然重要，但是找个知冷知热的媳妇更是福气啊。＂
公公点点头：＂是啊，什么是门当户对？心灵相通，志同道合，这才是真正的门当户对啊。＂
我静静地退回房间，内心的愉悦像是一朵绽放的花。
有些东西，不是靠别人说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用心去做、用时间去证明的。
初五那天，公婆和大伯一家要回老家了。
临走前，婆婆拉着我的手，眼眶湿润：＂小雨啊，这几天辛苦你了。＂
我摇摇头：＂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婆婆压低声音：＂建军说他想请那个代课老师回家看看，你...你觉得怎么样？＂
我惊讶地看着她，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变。
我微笑着说：＂如果他认定了，就应该勇敢去争取啊。爱情最重要的不是条件，而是两颗真心。＂
婆婆点点头，眼中满是欣慰：＂你说得对，妈这次回去，就好好和你爸商量这事。＂
送走了亲人，屋子一下子空了。
我和建国对视一眼，突然相视而笑，像是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
＂你笑什么？＂他问，眼角的笑纹在阳光下格外动人。
＂笑咱们的小屋，终于又回到我们两个人的世界了。＂我靠在他肩头，轻声说，呼吸着熟悉的空气，感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安宁。
建国搂着我的肩膀，手掌的温度透过衣服传来：＂知道吗，我最近总在想，也许我们该攒钱买套房子了。＂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我好奇地抬头看他。
＂这不是家里人都来挤一块了吗，我觉得还是要有个大点的地方。＂他笑着说，眼中闪烁着憧憬的光芒，＂你看隔壁王师傅，靠着修电器的手艺，去年都搬新房子了。＂
他描述着未来的蓝图：＂我想着，我也可以。厂里最近说要开分厂，我争取当个车间主任，工资能涨不少。再说了，我晚上还可以去培训班学电器维修，自己接点活儿。＂
我握住他的手，感受着他掌心的老茧，那是辛勤劳作留下的印记：＂我相信你，我们一起努力。＂
窗外，初春的阳光透过薄雾照进来，映在地上的红纸上，那是大红＂福＂字，倒贴的，寓意＂福倒了＂，也就是＂福到了＂。
阳光下，那个＂福＂字仿佛活了过来，散发着温暖的光芒，预示着我们美好的未来。
那个春节，教会了我许多：家庭的意义不在于你出身多么显赫，而在于你能否用爱去经营；婚姻的价值不在于彩礼有多丰厚，而在于两个人能否风雨同舟；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有时需要时间去沉淀，需要真情去浇灌。
建国说得对，门当户对的真正含义，不是家庭背景的匹配，而是两颗心的相互理解与扶持。
三年后，建国真的如愿以偿成了分厂的车间主任，我也升为了工艺组长。
我们靠着双份工资和建国晚上修电器的副业，终于在县城买了一套小两居室，虽然是二手房，但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比起集体宿舍简直是天堂。
建军也如愿以偿娶了那位代课老师，两人恩爱有加，婆婆逢人就夸媳妇贤惠，大伯也不再提什么门当户对的老话了。
每到春节，我们全家人还是会聚在一起，不过是在一个更宽敞的地方，有更多的笑声和更少的隔阂。
我常常想起那个让我回娘家的春节，那是我们婚姻中的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成长。
正如那些老物件——我和建国的结婚照、婆婆给的土布枕套、爸妈送的铝制饭盒——它们看似普通，却承载了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见证了我们的坚持与成长。
生活就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不在于起点有多么光鲜，而在于一路上你遇到挫折时是否选择坚持。
那个冬天的风波，不过是我们婚姻长路上的一个小插曲，却让我对＂家＂有了更深的理解。
公婆来了，大伯来了，矛盾来了，但最终，理解与包容也来了。
这，或许就是烟火人生最真实的模样。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