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此人，其貌不扬，身材短小；待人接物时，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情态可掬；可是，办起事来，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毒。因此，人们称他为“笑面虎”。他为人精明、细致，甚是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喜欢看书，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还很健谈，尤其是对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省泰安县人，生于1885年4月17日（光绪十一年三 月初一日）。
此人，其貌不扬，身材短小；待人接物时，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情态可掬；可是，办起事来，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毒。因此，人们称他为“笑面虎”。他为人精明、细致，甚是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喜欢看书，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还很健谈，尤其是对中国的历代兴亡，讲起来滔滔不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饱学的文人雅士。其实不然，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他是怎样才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的呢？
01、 从寄人篱下到金榜题名
孙传芳早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其母受婶母白眼，无法相安共处，被迫携子女四人到济南谋生。孙传芳的大姐、二姐出嫁后，剩下的母子三人到处奔波，寄食于已出嫁的两个姐姐家。不久，经人说合，以供养孙传芳母子二人为条件，把他的三姐嫁给了当时在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总办王英楷作二房。因此，孙传芳得以在王家栖身，并随王家子弟读书。在此期间，他饱尝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的滋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一直正视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事实，然而，却产生了一种错误的意识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他说：“今日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一种是被压迫的，没有第三种人。我不能去当被压迫的．“于是，他为了做“压迫人的”人上人，开始了奋斗。
他经王英楷推荐，入练官营当了学兵，学习很用力，各科考试名列前茅。当年毕业后，经冯国璋批准，免试保送人了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6年，入日本陆军第十师步兵联队，充当候补生。1907年11月，他考入东京士官学校，为第六期生，1908年12月，他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09年3月，他由日本回国。8月，陆军部对留日士官生进行考试，主考官是陆军部尚书铁良，左侍郎毓朗和右侍郎王英楷为副考官。发榜后，孙传芳名列上等。11月13日，陆军部奉上谕，赏给他为“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天津督练公所派其为北洋陆军近畿第二镇第三协步队第五标教官，驻在保定。
02、施展才干 改换门庭
孙传芳善于应酬，见人“自来熟”，交际面甚广。这可能是他过寄人篱下生活时，为了讨好主人练就出来的功夫。因此，在军队中，他不仅和本协本标的人相处得很融洽，而且与其他部队的人亦是常来常往，如和驻防在永平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之间的关系就很密切，并颇受其赏识。如果说在他的军阀生涯中，王英楷的养育是为他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的话，那王占元的提携则为他大开了方便之门。
民国之后，第二镇改为第二师，孙传芳改任该师第二轴重营营长。1912年， 他随王占元到河南固始一带参加了对白朗农民起义军围剿。1913年，北洋军阀势力扩展至长江流域，王占元率第二师进驻湖北。这时，孙传芳被提拔为步兵第六团团长，成了王占元的左右手。由于他是王占元的“智囊”，并深受其信任，所以，很快又晋升为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
他时常作为湖北的代表办理对外公务，甚至还代表督军检阅师、旅部队，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之势。1920年7月，直皖战争中，王占元拘留了段祺瑞的亲信、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8月，孙传芳代替吴光新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并将其军队改编，扩充了自己的实力。
1921年夏，在湘鄂战争中，孙传芳担任鄂军前敌总司令和中路总指挥。双方在中部部署了主力部队，因此，撕杀得特别激烈，从7月28日至8月5日，连接拼了八天八夜。孙传芳的军队死伤过半，因援军不至而被迫退了下去。由于他的死战，湘军也死伤了两千多人。湘军将领鲁涤平说：“孙传芳这小子比张敬尧厉害得多，我们事先完全没有估计到王占元手下竟有这样一个肯打硬仗的战将。”由于吴佩孚趁火打劫，借“援鄂”之名“驱王”，使王占元被迫下台，离开了湖北。这时，孙传芳看到自己的老靠山垮了，便急忙见风转舵，另谋出路。为此，他一方面想方设法保存实力，另一方面加紧寻求新的靠山。
于是，他开始向身为两湖巡阅使的吴佩孚卑辞厚礼，竭力巴结。刚刚开始时，吴佩孚对他是心怀疑忌的，甚至想要解除其兵权。但是，由于他在鄂南山区与湘军展开拉锯战，打乱了湘军要在一周内攻下武汉的如意算盘，为吴佩孚争得了调兵遣将的时间，从而，受到其 赏识，再加之他主动投靠，使吴佩孚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因此，在武汉，吴佩孚亲切地对他说：“馨远，王老头走了，咱们一块干吧！你带着二师及其余军队开往宜昌去。”于是，8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第二师师长，移驻宜昌。为此，他紧紧追随吴佩孚了。
03、 发迹福建成名浙江
1922年4月，直系军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声威大振。他们为了垄断北京政权，赶走皖系安福国会选出的总统徐世昌，对抗南方的护法政府，制造了“法统重光”的骗局，把黎元洪抬出来当愧侣总统。在这场丑剧中，不是直系嫡派的孙传芳竟然比曹锟、吴佩孚的嫡系还卖力。5月15日，他领先通电全国，要求“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位。28日，他再次发电，公然劝告孙中山和徐世昌同时下野，说什么“恢复法统”是为了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望我两先生及时引退等。由于他充当了急先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了头角，得到了曹锟、吴佩孚的进一步信任。
直系军阀盘踞中原、控制长江中下游后，还感到美中不足的就是福建、浙江仍掌握在皖系军阀手中。这对曹锟、吴佩孚来说，犹如芒刺在背，势在必取。
1922年秋，孙传芳被曹锟召到北京，命其发兵援闽。他受命之后，又赴洛阳会见吴佩孚。经吴佩孚批准，湖北督军萧耀南给了他三十万元的开拔费和七万多元的汉阳兵工厂的军火。一切准备就绪后，1923年初，他由九江秘密到了南京，与江苏督军齐燮元达成了夹击卢永祥的协议。
开始，他屯兵边界，只带少数随从进入闽境，与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相见。相见时，他编造了一大堆谎言，并声泪俱下地对王永泉诉说吴佩孚如何如何排挤他。他还向王永泉表示“利用福建的地势，只要我们两人合作，同心协力，就可以保境安民，相机发展，天下事也大有可为。”他的甜言蜜语不但解除了王永泉的戒备，而且还化敌为友，两人指天誓地，拜为兄弟。这样，王永泉就步入了这个阴险狡诈、心毒手辣的“笑面虎”设下的圈套。
1923年3月，孙传芳被任命为福建军务督理后，对掌握着福建军政大权的王永泉视为肉中刺，决计驱逐之。一天夜间，他趁王永泉不注意，突然把他的军队开进了省城。这时，王永泉才知上了大当。
王永泉的残余势力进入浙江后，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受其威胁为借口，向浙江发动进攻，挑起了“江浙战争”。因孙传芳早已同齐燮元有夹击卢永祥的密约，所以江浙战端初启，他就迫不及待地向吴佩孚请缨入浙。在得到了吴佩孚的允许后，他以闽浙联军总司令的名义挥师北上，直指闽浙交界的仙霞岭。卢永祥因不知孙传芳与齐燮元定有密约，把自己的主力全部集中在淞沪一线，当孙传芳从背后上来时，就无力对付了。
孙传芳的军队顺势窜入浙江，并准备攻取杭州。因他率领的一万多名官兵个个身穿短裤、脚着草鞋、头戴斗笠，军容甚为不整，被人们称为“饥军” 和“花子军”。入浙后，他为了打胜仗、站住脚，玩了一个新花样。他给每个官兵 发了一本《人浙手册》，向士兵们煽动说，福建回不去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只要纪律严明，就一定能够进人杭州。于是，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宿营、休息 吃饭，连、营长官都高声朗读这本小册子。果然，士兵们都有“背水一战”之感，倘若杭州再进不去，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因此，这支“花子军”不敢那么胡作非为，扰害地方，显得军纪也好一些。
1924年9月25日这天，西子湖畔的雷峰塔轰然一声巨响后倒掉了。当时，人们认为雷峰塔是因孙传芳进杭州才倒掉的。因此，他进杭州也是一个不祥之兆。对这种巧合如此解释，显然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但反映了百姓们对军阀们的憎恶。孙传芳更是名声大噪。
他进人杭州后，卢永祥见大势已去，便退守嘉兴。他又和齐燮元继续对卢永祥进行夹击，迫使其大败，通电下野。他和齐燮元先后到了上海，二人执手言欢。在这场狗咬狗的撕杀结束之后，齐燮元看到自己发动的这场战争，自己除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而捞到好处最多的是孙传芳。的确,他坐收了渔人之利，不仅进兵一帆风顺，轻而易举地收编了卢永祥五个师的兵力，而且还在1924年9月、当上了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被授予“恪威上将军”的称号。
04、 盘踞五省势倾东南
人所共知，东南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上海更是个大聚宝盆，这里的金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据说，仅鸦片税一项的收入就可以养三个师的军队。对这个“聚宝盆”，孙传芳本来早已垂涎三尺了，可是，奉系竟自食其言，不但不把这块肥肉吐出来，还要把东南整个财富之区全部攫为已有，这样，使孙传芳的势力发展面临着障碍，受到了限制和威胁，从而，他同奉系之间的矛盾重新激化了。
他为了自保、应变，进行了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先后派他的总参议杨文恺去福建筹措军费；去张家口会见冯玉祥，联络国民军共同反奉，甚至还表示愿意同冯玉祥结成金兰之好；去岳阳敦请吴佩孚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讨伐奉系，报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之仇；去南京策动江苏军务帮办陈调元驱逐奉系势力。同时，孙传芳还极力拉拢江苏士绅、名流张春等人，制造反奉舆论。
10月，他看到，奉军孤军深入，人地生疏，内部争权夺利，矛盾重重，认为同奉系决一雌雄的时机已到，便在江浙边界三路出击，突然发动了“浙奉战争”。10月16日，他挥兵袭取上海。驻守上海的是奉系军阀中的少壮派毕庶澄。这个翩翩少年、花花公子，自从到了大上海，就沉溺于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中，特别是与名妓富春楼打得火热之后，更是把守卫上海的军事任务忘到爪哇国去了。当孙传芳带领着衣衫槛楼的“花子军”摸进了上海时，奉军连个步哨都没放，毕庶澄还在富春楼那里作好梦呢。10月17日，段祺瑞以临时执政的名义命令孙传芳立即撤回原防，他根本不听。在鄂、皖、赣、苏的直系旧军人的鼓噪声中，“花子军”又占领了南京。他为了多抢、快抢地盘，都来不及人城就渡江北上，奉军见势不敌放弃了苏、皖，撤至徐州，与张宗昌会合，准备反攻。
11月初，孙传芳亲自到蚌埠督师，与一年前同他结为金兰之好的张宗昌刀兵相见了。俘获了张宗昌的前敌总指挥、山东军务帮办、奉军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这时施从滨已七十高龄，须发皆白。当这个身着陆军上将军装的老军人被押解到蚌埠孙传芳的总司令部时，向孙传芳敬了一个军礼。孙传芳卧在烟床上一动未动，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来当安徽督办的吗？你马上去上任吧！”说完，便下令把施从滨拉到车站南边的空旷地枪毙了。孙传芳得意忘形，逞一时之愤，为自已种下了后来的恶果。
05、孙传芳：“我是军阀”
中国近代大大小小的军阀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政治上的反动。孙传芳当“联帅”期间，一言一行，也无不逆潮流而动。广州国民革命军北伐之后，曾派张群到杭州去劝他与蒋介石合作。会谈时，张群见他说古论今，能言善辩，又一直未能将其说服，便说：“我看你不像一个军人，很像一个政客。”孙传芳听了这话勃然大怒，说：“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也恰恰因为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才当北伐军节节胜利、自己已面临灭顶之灾的时候，还不识时势，表现出军阀的顽固性。当时，他十分仇视孙中山及其革命主张、对“三民主义”思想尤为反对。为此，他曾杜撰了一本叫《反三民主义》的书，另行炮制了一套所谓“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用不伦不类、驴唇不对马嘴的谬论来蛊惑群众，甚至自我吹嘘说，他的这本书把“三民主义”完成驳倒了。他口头上主张“爱人民”，可是他又反对当“人民公仆”，说什么：“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我不是公仆，我是｀民之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我爱人民如爱赤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
看他是怎样当“民之父母”的：1926年，他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由江西惨败，逃归南京后，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于11月24日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位“民之父母”命令上海警备司令李宝章杀害了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十余人。1927年2月19日，上海三十六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并于22日举行第二次武装起义。还是这位“民之父母”再次命令李宝章和各帝国主义的陆战队配合，血腥地屠杀了工人、学生数十人之多。他不是还讲“为人民谋福利”么？可是，他又主张办事是要勒索、要钱财、要吃回扣，其逻辑是：“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
06、节节败退 客居东北
1926年夏，北伐军进人湖南，占领长沙，使在北京指挥进 攻南口冯玉祥国民军的吴佩孚首尾不能相顾。吴佩孚接二连三地向孙传芳发出 “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的电报，要他出兵侧击长沙，予以支援。为此，吴佩孚还专门派人到南京敦促他。可是，他根本不管吴佩孚待援如何急似热锅蚂蚁，以“保境安民”为由，就是按兵不动。
然而，北伐军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打败了吴佩孚之后，于9月初又分兵三路攻入江西。这时，他觉得自己想当“渔人”、继续玩弄起家的手法失算了。于是，他一面通电叫骂北伐军“共产共妻”，一面亲赴九江督战，阻挡北伐军的进攻，他的总部设在“江新”号轮船上。
就在这时，附近的“江永”号轮船被人放火烧毁了，他疑心这是来烧他的，从此，天天心惊肉跳，时时草木皆兵。为防不测，他白天在“江新”号上办公，夜间宿于“决川”号军舰上。在这里，他指挥“五省联军”同北伐军对峙了四十五天，终因军心涣散、士无斗志而蜂拥败退，他本人也登上“决川”号军舰，命其调头东折，鼓足马力，一气逃回了南京。
这时，另一支北伐军攻进了闽南，于是，他又不得不放弃江西、福建，保守江苏、浙江和安徽，并将残兵败将重新整编为十五个师，准备再战。
孙传芳遭受重创后，仍不死心，他依赖为其出钱输械和壮胆打气的张作霖，继续招兵买马，扩军备战。1928年春，他又任鲁西前线总指挥，设总司令部于济宁，并亲自率军向金乡、鱼台进攻。但是，由于张宗昌在津浦线上作战失利，溃退济南，他也因后路空虚而不敢恋战，急忙收兵，龟缩到了济南。从此，他兵乏将懈，江河日下。不久，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共同发动了总攻。4月30日，张宗昌率残部先行逃出济南，孙传芳闻讯后，吓得脸色由黄变白，也一切不顾了，把帽沿往下一拉，假装着去南门的白马山视察队伍，溜出了济南城。至此，败局已定，不可挽回了。然而，他在北京面见张作霖时，还白日做梦，一个劲地请求带兵前去抵抗。
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随后，孙传芳也逃到了沈阳。孙传芳客居东北期间，被张学良列为上宾，颇受礼遇。张学良同他表面上很亲近，在帅府里为其专设了办公室，他也每日都赴帅府办公，两人关于军事、政治以及家庭琐事无话不谈。然而，实际上，他们之间在路线上大有径庭，政治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的想法是陈兵于冀、鲁之间，侧身于张学良左右，窥视关内，等待时机，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借东北之势，逐鹿中原。为此，他主张东北在外交上采取“亲日联俄”的方针；对南京政府施以不即不离、虚与委蛇之策。他的所谓“亲日联俄”，就是投靠日本，造成割据东北的形势。无独有偶，他的这些想法，和奉系中的干将杨宇霆是不谋而合的。可是，他知道张学良、杨宇霆之间大有隔膜，便明哲保身，不偏不倚，处处小心，游离于他们之间，白天在帅府同张学良会见，晚上去和杨宇霆周旋。但这一切都未能维持长久。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于1928年12月29日毅然决定“易帜”，迅速造成了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局面，1929年1月10日，又枪毙了杨宇霆、常荫槐。
1930年夏，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大战于中原，孙传芳认为自己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便决定进关襄助阎锡山，攻击蒋介石，从中捞一把。为此，他专程从大连到沈阳，劝说张学良同他采取一致行动。可是，张学良不为其左右，反其道而行之，出兵助蒋，彻底打破了他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美梦。
08、佛门被刺 当场毙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孙传芳从大连迁至天津英租界居住。在天津，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地地道道的军阀”，竞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信徒，过起了诵经礼佛的生活。其实，他既未放下屠刀，也未能立地成佛，他皈佛诵经，表现消极，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1933年，他同靳云鹏在东南城角的草厂庵创办了一处佛教居士林，供居士们在这里诵经，还由他们这两个显赫一时的大人物领 拜。然而，不管他如何虔诚地顶礼膜拜，也没有逃脱早已为自己安排的下场。就在他来往于佛门之时，当年被他滥杀的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决心为父报仇，在各方的协助下，做好了将其置于死地的准备。1935年11月13日，这天正是讲经日。清早，秋雨绵绵，下个不停。孙传芳的老婆不让他冒雨外出，他未听其劝阻， 赶到了居士林。
正当身披黑海青色和尚服的孙传芳端坐在太师椅上，聚精会神地听法师讲经说法时，坐在他身后的施剑翘掏出手枪，对准其右耳开了一枪，随着枪声他那肥胖的躯体瘫倒在太师椅上。接着，施剑翘又对着他的头部连开两枪，顿时脑浆流出，当场毙命，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来源：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