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就职于北京大学，从事预科的数学和逻辑教学。在此期间，通过同学兼至交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

提起张申府，除了党史研究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但如果提起与他相关的一些人和事，你肯定会惊讶地跳起来：“啊！原来是他。”

与陈独秀、李大钊并称“中国共产党三大创始人”

1917年，张申府以助教身份就职于北京大学，从事预科的数学和逻辑教学。在此期间，通过同学兼至交郭晓峰，张申府认识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

这时候的李大钊正热衷于十月革命的宣传，他以敏锐的目光，深刻地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将会对20世纪历史的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

在红楼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张申府还认识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指挥、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陈独秀是在1917年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此前，他创办了颇具影响的杂志《新青年》。

在这期间，张申府以“赤子”为笔名，撰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天津《民国报》上发表，公开进行革命宣传。

由于共同的志向，不久之后，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联手创办了《新青年》的副刊《每周评论》，张申府出任编辑。

在此期间，张申府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并系统地研究了罗素的各类著作，25岁时便成了思想界的罗素专家。罗素曾在给法国友人的信中说：“中国的张申府先生，比我还了解我的著作。”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张申府曾两度代替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代主任。

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准备成立中国的党组织。他到北京后，经北大俄籍教授柏烈伟介绍，找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后来，魏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到上海见了陈独秀。

1920年8月中旬，陈独秀为了确定组织名称，在上海给李大钊和张申府的信中说：“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以谈。最后在李大钊、张申府的一致意见下，党的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张申府作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前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张申府发展的第三个成员即后来臭名昭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张国焘。

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陈独秀热情很高，他说干就干，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其中有周佛海、田汉、李达等。”“回北大后，我把有关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李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进一步商量发展党员的事。”

而另一位传奇人物郑超麟先生曾回忆他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了张申府在《新青年》上的文章。

作为“南陈北李”的奔走联络人，张申府不但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的顶头上司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次闲谈中，章士钊向毛泽东提及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说：“那是我的‘顶头上司’啊。”由此引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启程从湖南到北京，10月经杨昌济教授介绍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毛泽东曾与斯诺谈过这段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

他还说：“对于我，北平花费好像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我请他帮助我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不久，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

美国人R·特里尔在他的著作《毛泽东传》里写道：“在北京大学，毛并不惹人注意，只是一双苍白纤细的手不断地整理着杂志。毛回忆‘我的工作很糟，人们都不愿跟我讲话’。

他一会在大窗户下他的三抽屉办公桌前忙碌，一会儿穿梭于书架之间，身穿褪了色的蓝色大褂和一双布鞋，他的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东西。毛通过他的签名簿认识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我曾经试图同他们谈关于政治和文化的问题’，他伤心地回忆道：‘但是他们太忙，他们没有时间听一个助理管理员的南方土话’。”

这期间，张申府正在北京大学教书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馆编目工作，还曾有两次代理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职务，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是管理“日报阅览室”，也就是第二阅览室，有时还要做些杂务。

毛泽东做北大图书馆助理员的时间是从1918年11月至1919年3月。在此期间，张申府和毛泽东相识。毛泽东负责誊写书目的工作，然后要交张申府过目核准。

不料有一次，毛泽东不知何因出了差错，招致张申府重重地甩给他要求他重抄，所以才有了后来“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以及“顶头上司”一说。

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1922年9月，曾任滇军旅长的朱德和挚友孙炳文（原四川造币厂厂长）登上了去法国的“安吉尔斯”号邮轮前往欧洲，去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40多天后，他们到达了法国马赛，后辗转到了巴黎。在一个中国商人的家里，朱德和孙炳文了解到在留法学生中有个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十分火热。商人还告诉朱德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只是目前暂时到了德国，但他将周恩来在德国的地址告诉了朱德和孙炳文。

其实，作为同盟会会员的孙炳文从前是北大的学生，他不仅同李大钊、陈独秀认识，还因为作为北京《民报》的主笔，故而对汪精卫、胡汉民也很熟悉。而更为传奇的是孙炳文在天津时还与周恩来相识，还参加过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的活动。

从左至右：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光宸

在柏林，周恩来、朱德、孙炳文三人相会了。因此后来出现了周、朱、孙“桃园三结义”的传说。

对于朱德、孙炳文不屈不挠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周恩来深表钦佩，并愿意介绍朱德、孙炳文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周恩来还送二人一本英文版的《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并说：“与我同来的还有张申府先生，他是北大讲罗素哲学的讲师，也是我们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你们的情况我跟他商量一下。”

几天后，张申府找到朱德、孙炳文，并与他们进行了入党前的谈话。发展二人为中共秘密党员。据张申府后来回忆时说：“1922年，我和周恩来、刘清扬一起坐火车去柏林，建立柏林支部。在德国期间，我和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入党。朱德要求入党时，是我和他谈的话。”

当时的中共旅欧总支部是由原先由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陈公培组成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发展而来。书记为赵世炎，宣传委员周恩来，组织委员李维汉。下设三个支部，即旅法、旅德、旅比支部。机关刊物《少年》。

1923年3月13日，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赵世炎前往苏联学习，由周恩来接任总支部书记一职。在移交工作时，周恩来专门向赵世炎汇报了介绍朱德、孙炳文入党的情况，得到了赵世炎的赞同。几天后，周恩来再次赶赴柏林，在莱茵河畔举行了正式的宣誓仪式。

一失足成千古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张申府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周恩来一度支持他的观点，但很快屈服。

张申府后来说：“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这一年张申府退出了他参与创建的党。

1935年，张申府又投身抗日运动，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于1942年组建了民主同盟，为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并担任民盟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1946年1月出席了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然而，在1948年10月23日《观察》上，张申府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正是因为这篇不合时宜的呼吁和平的文章，给张申府的政治生命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11月15日，民盟总部在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痛斥叛徒张申府的卖身投蒋！”

10天后，进入东北解放区的张申府的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共产党员，著名政治活动家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从此仳离，一刀两断。

其实张申府这个人挺牛得，看看他的履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中国罗素研究第一人，黄埔军校政治副主任，“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第一个推介爱因斯坦的人，《新青年》的编委、《每周评论》的编辑，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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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