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二，但决定国家原创力的基础研究只占 5%

摘要：一些证据似乎支持这一点。2016 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总量接近人民币 1.57 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尽管总量只占到美国的 44%。根据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最新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 2018》，在 2017 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又上涨至 1.7 万亿元。

本来经费投入就不高的科研，效率好像也不高。

中国真的如它自己所说，已经是“科研大国”了吗？

一些证据似乎支持这一点。2016 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总量接近人民币 1.57 万亿元，仅次于美国，尽管总量只占到美国的 44%。根据大连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最新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 2018》，在 2017 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又上涨至 1.7 万亿元。

看起来中国政府在科研投入有很大决心。随着 2006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推出，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中国研发经费逐年上涨。2008 年，一项关于“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的计划也开始施行，杰出的科研学者被请回国，帮助改变国内的科研现状。

但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实际科研经费投入强度和研发能力高低，要比呈现在表格里的数字复杂得多。

最直接的比较是国家层面的“研发强度”，即研发经费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中国在 2016 年的研发强度为 2.11%。如果考虑到中国的研发强度超过 2% 也才是近六年的事，这无疑是值得注意的进步。但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比重不算高。由 36 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世界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研发强度在 2.34%。日本的研发强度在 3.14%。

企业研发经费是一国科研投入最重要的构成。海通证券曾援引欧盟发布的 2017 年全球企业 2500 强排行榜数据提出，中国 376 家上榜企业的研发中位数是 480 万欧元，约为美国企业的 70%，这些中国企业科研经费占营收比重约为 8.6%，美国企业则平均为 29.7%，按国别排序列第一。

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不同，在中国，政府并非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

“五路大军”（由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高校、各部委科研机构和地方科研机构等组成的主要研发机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这份报告引用了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数据，在 2016 年 1.57 万亿元的研究经费中，有 78% 是来自企业的投入，为 12144 亿元、是政府投入的 3.75 倍。

前者的增长也远远超过后者。1995 年，企业来源和政府来源的研发经费还不相上下，前者为 300 亿元，后者为 250 亿元。但过去 11 年里，前者上涨了 40 倍，后者仅上涨 12.8 倍。来自企业的经费大部分最后都投入了企业自身的研发。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到全部研发经费的 77%。

《中国研发经费报告 2018》的作者之一、宁波诺丁汉大学教授曹聪指出，1999 年后一批研究院转制成企业，是企业研发经费增加的原因之一。曹聪还强调，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的企业对研发经费的重视不可忽略。根据 2009 年第二次全国研发资源清查，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研发经费占当年企业总研发支出的 26.14%。

在中国，研发投入最多的两家公司是华为和阿里巴巴。根据万德数据库，2016 年，华为的研发经费为 825.68 亿元，占中国企业研发经费的 7% ，超过中国全部境外上市企业的研发支出。

华为也是 2016 年唯一一家进入全球企业研发经费前 20 名的中国公司，排在第六位。排在它之前的公司包括大众汽车、Google、微软、三星和英特尔。彭博在达沃斯论坛上发布的 2019 创新指数榜单综合考虑了专利活跃度、研究人员数量比例、高等教育效率、科技公司密度、生产效率、制造增加值（即市场增加值）和研发支出，中国排名第 16 位，其中专利活跃度排名世界第 2。彭博指出，华为这样的公司贡献不少。

企业越来越喜欢谈论他们的研发投入，以显示竞争力。包括普华永道在内的会计事务所则发布《全球创新企业 1000 强》之类的报告来宣扬这一点。阿里巴巴是中国的上市公司（虽然是在纽交所上市）里研发投入最高的， 2018 财年（2017.4-2018.3）产品开发支出 227.54 亿元，同年营收为 2502.66 亿元。

《中国研发经费报告 2018》的统计还显示，在境内上市的企业中，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的研发经费占到全部企业研发经费的 52.03%。前 10 名均为国有企业，中国石油排名第一，和阿里巴巴的研发经费相当。

不过，不同的统计方法会造成最终排名的差异。在标准普尔 2018 年发布的全球企业资本支出排行榜中，三星以 440 亿美元的研发和资本支出领跑全球，大幅度甩开排在后面的中石油（290 亿美元）、中移动（270 亿美元）、俄罗斯天然气工业（250 亿美元）

企业研发投入再多也是用于“试验发展”，而我们通常说的“科学研究”指的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基本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

看一组数据对比就知道两者有多悬殊。报告作者根据各部委的财政支出的匡算，2016 年中国的全部研发经费有 85% 被用于试验发展，基础研究只占 5%，应用研究只占 10%。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经费的占比只有 15%，还不及 1995 年的 31%。

15% 的占比是一个什么水平呢？2015 年，中国科学研究经费的占比在 16%，英国的科学研究经费占比则有 60%，法国为 62%，美国为 37%，日本在 32%。即便考虑到发展阶段不同，《中国研发经费报告 2018》指出，中国 2016 年研发强度 2.11% 与美国 1957 年研发强度 2.15% 相当。而美国当时的科学研究投入比例已经达到 32.6%。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投入高、回报慢且难以量化，但意义不言而喻，它决定了理论和技术的突破，这通常会在未来几年显现出来。1862 年《莫里尔法令》的实施，使美国开始出现大批的州立大学、学院和研究机构，某种程度上这促成了美国在 20 世纪初的崛起。

尽管企业的研发投入增加、超过政府，是一种全球趋势——在二战时期至 1980 年代初期，美国联邦政府还是美国研发经费的主要来源，但很快，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便超过了联邦政府——但这些钱的走向还是有很大不同。

2015 年，美国研发机构的研发经费仍然全部来自联邦政府（高于中国的 80%），高等院校的经费有 50% 来自联邦政府，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经费来源不止这一个，还有较高比例的自筹经费。在中国，因为受到政策限制，高等院校很少有自筹经费的例子。

自然出版集团曾在 2015 年的一份白皮书中说，尽管中国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已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当，但仅有一小部分投入基础研究之中，在接受他们采访的学术带头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中，超过 80%的人认为中国应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更多的资金。

“鉴于应用研究领域的许多重大进展都源于基础研究的成果，增加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将成为促进创新的一项有远见的长期战略。”自然出版集团说。

如何量化科学研究的投入效率和回报率一直是个难题。论文和知识产权是两个常见的判断标准。

2018 年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旗下自然科研（Nature Research）根据重要自然科学期刊所刊发的科研论文的作者信息，统计了不同国家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其中考虑了每位论文作者相对贡献的分数式计量（FC）评分显示，美国在 2016 年、2017 年的评分都排名第一，中国排名第二。

2016 年，中国的 FC 评分为 8115.22，是美国的 40%。这一年，中国科研经费（整体研发经费的 15%），只有美国的 6.6%。看起来，中国似乎在科研上实现了低投入，高回报。

但《中国研发经费报告 2018 》的作者之一曹聪反对这种比较方式。报告尚未讨论中国科学研究的投入效率，曹聪认为，考虑到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回报包括知识产权、论文数量，也包括技术转移、学生培养多个方面，简单统计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他同时指出，基础研究是个同行评议的过程，常见的论文影响因子统计也只是折衷的办法。过去两年，论文影响因子的合理性引发讨论。

如果单看论文产出，过去六年，自然指数年度榜单（Nature Index 2018 Annual Tables）都将中国科学院列为全球科研机构首位。但在全国拥有 100 多家科研院所、 7.1 万余正式员工的中国科学院非常庞大，它的年度预算约为人民币 656 亿元，效率问题却常受到批评。

“社会上对国家是否应该维持一个庞大的国立科研机构的必要性一直持怀疑态度——类似的国立科研机构在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存在的。”曹聪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如果比对“自然指数年度榜单”科研机构排名的第一位中国科学院和第二位哈佛大学，效率可能确实是个问题。2017 年，中科院的 FC 评分（每位论文作者相对贡献的分数式计量）为 1510.38，是哈佛大学的约 1.7 倍。但中科院当年的科研经费预算为 656 亿元，大约是哈佛大学的 9 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