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书摊计划”由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发起，致力于人文社科新书联动宣推。同时，我们在微店专门辟出用于分销相应图书的“PAI书摊”，旨在让读者与书更好地相遇。目前，已有41家出版机构加入：大雅、鹿书、三辉、六点、精神译丛、光启书局、新民说、我思、鹦鹉螺、湖岸、斯坦威、领
“书摊计划”由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发起，致力于人文社科新书联动宣推。同时，我们在微店专门辟出用于分销相应图书的“PAI书摊”，旨在让读者与书更好地相遇。目前，已有41家出版机构加入：大雅、鹿书、三辉、六点、精神译丛、光启书局、新民说、我思、鹦鹉螺、湖岸、斯坦威、领读文化、艺文志、薄荷实验、后浪、重庆大学出版社、万有引力、东方出版中心、世纪文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回声文库、读库、新行思、明室、大学问、新经典、雅众、假杂志、七楼书店、好·奇、大风文化、华章同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微言、乐府、纸上造物、长江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十分欢迎更多出版机构一起来玩，详情请加微信lonzr25咨询（添加时请务必注明“书摊+出版机构名”）。
今日推送#书摊计划#第177期：重庆大学出版社新书《质性探究、真相讲述与研究责任：一位方法论学者的思考与批判》（亚伦·孔茨 著；王熙 译）。
对于批判的批判
在教育学界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趋势，这种趋势源自关于批判性（critical）与批判（critique）这两个术语的焦虑情绪。前者似乎是针对学者的，每位学者几乎都希望用这个词语来标榜自己的研究，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每个人都想具有批判性。这使批判性这个词语从方法论文献中被抹去，这里的被抹去是指丧失了它的意义。事实上，批判性这个词如今似乎无处不在，在许多领域和研究中被无休止地引用。正因如此，批判性似乎已经不再具有生产性的意义。现在有很多批判性方法论、批判形式的分析，甚至有很多对量化方法论的批判性思考（显然如此）。对我而言，批判性——与方法论相关——意味着更具体的东西，它涉及干预。而且，我可以认为，这种干预必然超出了方法的层面。相较于我们生产数据并赋予意义的技术，我一向更感兴趣的是使这些方法得以呈现的理性和合法性。我相信，这始于对权力的考量——权力如何显现和权力如何成为可能。所以，当我在本书中引用批判性这个概念时，我参考了金切罗（Kincheloe）与麦克拉伦（Mclaren）对批判者的论述。
在对教育领域的批判探究进行概述时，金切罗和麦克拉伦（Kincheloe and Mclaren，2005）强调了这种实践的对抗性要素：“‘批判性’必须与对抗特定社会或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不正义现象联系在一起”（p. 305）。这种对抗性参与必须持续下去，并侧重于不一致的话语式社会模式和物质实践，这是教育等社会制度无法回避的结果。不公正的社会结构永远不是静态的，而是在意义生成与关系的日常实践的不断再生产中得以显现。批判性参与因而成为解放性行动，能揭露当代社会形态中固有的矛盾与裂痕（Kuntz，2011b）。通过揭示，看似固化的社会结构实则为流动的、充满矛盾的，这使得轻易的社会再生产不再那么自然或有保证。所以说，批判者体现了一种策略上的转变，从对我们的世界的静态表征转向了对大量重叠的社会过程的认知与参与，这些社会过程往往充满矛盾和对抗，尽管它们因关于常识性或现状的总体规范而保持隐匿（Kuntz，2011b）。这是以社会正义为名进行的批判性工作。
在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研究中，相似的批判性干预也可以在指导批判地理学的社会正义框架中找到。在哈维（Harvey，2001）看来，批判性学术研究扰乱了事实（实证主义的合法结果）与价值（被注入了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之间的看似具逻辑性的分歧，即“批判性研究揭示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人为分歧，指出科学是意识形态无涉的宣称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的主张”（p. 36）。因此，批判性学者肩负两项相互交织的任务：（1）理解其他常识性理性发展的方式，产生一系列合法的实践；（2）想象或促成从新的认知可能性中拓展出的新实践。哈维写道：
要想改变世界，我们必须先去理解它。要想改变世界，我们必须创造关乎周遭现实的新的人类实践……当然，这也是理解现有条件并在当下揭示临近未来的批判性与自反性思考的任务。（pp. 36⁃37）
哈维的观点回应了之前谈及的过去与未来在当下的必然瓦解，这是方法论责任的重要实践。作为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位批判主义学者，哈维认为“批判性与自反性思考的任务”是被揭露意识形态结构的内在矛盾和我们创造其他可能性的能力所激活的。当然，在关于现实和真理的社会断言的影响下，为这些批判性工作提供信息的实践必然会发生转变。在第4 章中，我提供了有关批判性研究的转化性可能性（transformative possibilities）的全新分析，旨在干预承载权力的真相的生产过程。其考虑到了当下多重且同步发生的真相。例如，当真相与虚假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它们的区分不再轻易成立时，会发生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什么可能性、什么结果呢？
简言之，批判性研究鼓励那些针对规范性理性和规范化行为的、承载着伦理价值的创新性替代方案，这是一种对传统的认知与探知路径的批判性违抗。再回顾一下批判性方法论，我们可以看到仅表述当下存在路径的探知过程是如何远离批判性的。因此，这种描述性研究取径缺失了批判取径所特别强调的伦理要务。正如库恩（Kuhn，2008）所指出的，探究实践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实践，延续并同时拓展关于探知与存在的假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将以指导本书的有关伦理考量的简短述评来对这个章节进行总结。
我一直受到J.K. 吉布森⁃格兰汉姆（Gibson ⁃ Graham，2013，2014）的研究的影响，他的研究与探知与存在的重要联系以及参与性伦理相关——也就是说，通过改变我们的探知方式，我们可以同时改变我们的伦理性存在方式。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的理论需要远远超出简单描述世界之所是，而要去挑战这个世界，尽管这种挑战指向了超出我们现有能力的可能性。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充满伦理色彩的挑战——拒绝采取简单的行动来（重新）建构世界，也就是我们试图通过我们的理论形式去干预的世界。正如蒂马迪诺（DeMartino，2013）所言：“在这里，探知是生成性的，也具有建构性——绝不只是描述性的。”（p. 489）这提出了批判性探究的一个重要的伦理维度：我们知道什么，以及我们如何去探知在社会层面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伦理框架的重要性从未缺席。所以，一位有责任感的方法论学者在探究他/她身处的世界时，必须提供新的思考与存在方式。同等重要的是，那些教授探究活动的人必须有责任地提供针对探知实践和支撑这种实践的理性/逻辑的批判性审视。简单再现既有之物，复制那些让世界可见的规范与规范性体系的做法在方法论意义上是不负责任的。蒂马迪诺（DeMartino，2013）写道：“学者们的选择很重要……因为这些选择改变了世界，要么通过阐明、促成变革的方式，要么通过模糊、破坏变革的方式”。（p. 489）有伦理感的探究者是一位参与性的学者，拒绝迷惑性地制造那些将探知与存在、我们是什么人与我们如何成为什么人区分开来的差异。
与之相关的第二个概念，即批判（critique），似乎明显地调动了负面情绪，这是因为它作为一个对抗性术语被过度使用——批判必然会从它参与其中的事物中拿走或移除一些东西。重要的是，探究过程中包含一种创造性能力，也就是能够把对过去或现在的批判变成未来的可能。由此，批判要比简单地提出批评复杂得多，它要去制造新的可能，暴露出那些原本逃避意义生成过程的裂缝和空隙，这样我们就可能以不同的样态生活。不幸的是，批判的这种创造性通常在急于做出批判的草率行为中丢失，也就是说，“聚焦什么是坏的、错的做法通常与坚定的现实主义相混淆，但其实它是一种纯然的悲观主义”（Sharpe，2014，p. 38）。与之相反，我认为批判是一种无限的乐观主义——定位主流观点解释力不足的地方，进而提供新的、之前未曾阐明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这种方式，批判有效地凸显了抵抗性实践，否则这些实践可能一直都不为人知。我将在本书的总结性章节中再次回到对乐观性批判的概念阐述上。
李斯克（Leask，2011）指出，来自福柯理论框架的抵制概念被用得很普遍：“它为了所有人实施，也被所有人实施，它无处不在……抵制是我们的起点，它是根本性的。”（p. 10）出于抵制的多样性，批判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即激活抵制实践的新意义，使其朝向新的存在与生成过程的可能。“如果对立的能量能够被视作有效的或有意义的，那么批判就是根本性的。”（Leask，2011，p. 11）参与批判就是要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去调动各种相互缠绕的抵制活动，朝向尚未来到的未来前景。在第4 章有关直言的阐述中，我将这种福柯式的批判概念作为一种创新的抵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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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健康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