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尹鸿，1961年出生于重庆合川，清华大学教授，影视和传媒理论家、批评家、策划人。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任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电影学院院长。获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影视与传媒领域的各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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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鸿，1961年出生于重庆合川，清华大学教授，影视和传媒理论家、批评家、策划人。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兼任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电影学院院长。获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影视与传媒领域的各项研究，担任多个国家级重要影视奖项评委和多家媒体顾问，参与过数百部影视剧和电视节目策划。兼任多家学术刊物编委。出版《通变之途：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百年中国电影史》等20余部著作。
·要让你的研究跟国家的需要发生关系，让我们的学科和学术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文化自信也是一种“阳光”，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当中去找到那种民族性的、民主性的、人民性的元素，跟现代生活进行融合，它也会生长出新的文化元素
·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让电影创作者可以更多、更好地去发掘题材，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发现
·越想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就越要用一种更平和的姿态去看待全世界不同的文化
川观新闻记者 陈云鸽 余如波 摄影 吴枫
2024年8月，在成都举办的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论坛上，尹鸿受邀作了“迎风而立 向阳而生——中国电影十年发展”主旨发言：“过去十年，中国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电影大国的建设使命，正在向电影强国的目标迈进，在未来的10来年当中，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中国现代文学、电影电视学到新闻传播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尹鸿一直主动求变、顺势而为，其学术生涯横跨多个学科领域，但中国电影的发展始终是他关心的话题。他打破象牙塔内外的界限，积极探索学术和产业之间的联动，寻找中国电影“迎风而立 向阳而生”的密码。
从成都到北京，名师指教奠定学术追求
尹鸿的第一个人生转折发生在16岁。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让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心中激起涟漪。当时距离高考不足两个月，没有考试大纲，没有考试要求，甚至考试科目也都悬而未定，他就在这样充满不确定的氛围中走向考场，凭借着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填报了四川大学中文系。
从本科到硕士的川大７年，是尹鸿“睁眼看世界”的７年。“每天都在如饥似渴地吸收和学习，每天都会觉得受到冲击。”
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折期。尹鸿恰逢其会，一方面借助现代文学，深刻地了解了思想启蒙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另一方面也借助当下现实，理解了中国现代文学从哪里来、向哪里去。尹鸿以学贯中西的现代话剧剧作家曹禺为硕士论文研究对象，在写作的同时阅读了整个西方戏剧史，对他今后的学术研究影响深远。
当时在川大中文系任教的老师，不少是学术界的扛鼎人物。尹鸿师从闻一多先生的弟子华忱之修习现代文学，重点钻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这一时期，随着人道主义思想在中国发展，人们普遍认识到以人为本是衡量社会进步、个人选择和历史的方式。渐渐地，尹鸿形成了自己的人文价值观：无论为国家、家庭、社会，一切都应以人为中心，以人的更加自由、平等、全面解放和发展为中心。
彼时的尹鸿是全年级年纪最小的同学，后来成为四川大学中文系历史上第一位留校任教的现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学校，尹鸿同时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成为川大教师队伍中的后起之秀。
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他留校不久，即被教育部抽调到北京，参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因为工作需要，在近一年时间里，他先后拜访了朱光潜、汤一介、季羡林等学术泰斗，深刻感受到了北京作为文化学术中心的独特魅力。
留京的念头在尹鸿心中悄然萌发。在考博申请截止的前一天，他飞回成都征得川大中文系主任的理解与批准后，顺利报名参加了博士考试，最终成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鲁迅先生的学生李何林先生以及杨占升、王富仁教授，开启了新的学术生涯。
紧跟时代风向，多次主动跨行转型
尹鸿在读博期间继续钻研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他发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是人性论与人道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巨大影响。此时的尹鸿在现代文学界已经开始小有名气，他的博士论文《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20世纪文学》发表后，影响较大，成为后来香港学界比较文学的必读书目。
除弗洛伊德以外，鲁迅也对尹鸿的学术思想影响深远，无论文风还是对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认识，尹鸿都深受其惠。尹鸿曾用自己两个月的收入订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至今每一本中都还夹着密密麻麻的读书笔记条。在北师大留校讲的第一门课《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中，他就大量引用鲁迅的作品，在当时大受欢迎。
20世纪90年代初，电视的黄金年代开始了，尹鸿也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电视行业。他先后担任了《百家讲坛》《艺术人生》《新闻调查》《开心辞典》等家喻户晓的节目的策划人，担任过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嘉宾主持人，参与了电影频道众多节目的初创、策划。此外，他还最早将国际真人秀模式介绍到中国，撰写了中国最早的一部真人秀研究专著，举办了中国最早的一场真人秀培训。这一阶段的尹鸿开始将“影视”与“传播”联系在一起，对“传媒”也有了新的理解。
1999年，尹鸿偶然到清华校园，对校园里的美景和人文气息情有独钟。一周后，时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徐葆耕给他打电话，邀请他来刚刚成立的传播系任教。此时的尹鸿正有研究方向转型的愿望，于是便进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传播学科最早的创办者之一，随后担任了10多年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负责人，助推清华新闻传播学科快速发展。
初来清华大学的尹鸿感受到了环境和学生的巨大变化。“清华的讲座偏社科、偏应用，更多的是经济学讲座、应用类讲座、技术讲座、互联网讲座。”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潜移默化影响着尹鸿，“过去我觉得在书斋里待着挺舒服，现在觉得不行，你要让你的研究跟国家的需要发生关系，让我们的学科和学术更好地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探寻通变之途，为电影高质量发展“解码”
谈及与电影结缘，尹鸿提到了自己在机关大院的童年经历。在那个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幼时的尹鸿时常会“在露天坝里看、坐在篮球架上看、爬上树看”诸如《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此类时代特色鲜明的影片，“每一部都翻来覆去看过10遍以上”。以至于后来做电影史研究时，尹鸿都无需再“补课”，因为那个年代大部分电影的内容他早已烂熟于心，成为烙印在他脑海中最初的电影底色。
来到四川大学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文艺创作解冻、文化生活复苏，大量中外电影一时间纷纷涌现，如乱花迷人眼般令尹鸿和他的同学们“蠢蠢欲动”。由于白天学业紧张，他们常常在夜间“翻墙而出”，到距离学校不远的九眼桥旁的星桥电影院看电影。
当时，全国上下正兴起一股群众电影评论之风，尹鸿也加入了星桥电影院的“群众评论队伍”，每月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影评撰写任务。在那个打印还未普及的时代，尹鸿和同学们总是在观影后用钢笔写下自己对电影的评价，张贴在影院外供观众参考，如同早期的“观影团”。后来，尹鸿一篇关于电影《陈毅市长》的评论，正式发表于重庆刊物《山城电影》。多年后他再次忆起仍颇为感慨：“没想到这一次偶然的开端，竟然在未来变成了我终生的事业。”
尹鸿真正踏上电影研究的学术之路，是从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涯开始。北师大附近分布着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资料馆、北京电影学院，耳濡目染之下，他跟电影有了很多关联，例如受邀到中国电影资料馆观看国内外优秀经典影片并撰写影评，逐渐积累起了对电影历史文化的基本认知，并开始向当时电影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当代电影》投稿。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是一片热土，而电影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现象、问题都亟需关注。尹鸿因此坚定了从文学向电影转型的决心，博士毕业后留在北师大，参与建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电影学博士点，并成为中国高校最早的电影学博士生导师之一。
1993年，尹鸿参与创办了“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希望“让中国电影更了解年轻人在想什么”。同时，尹鸿每年坚持撰写中国电影创作备忘，探讨电影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电影如何更好地满足观众需求。
在美国好莱坞的考察之旅，更进一步促使尹鸿重新思考和审视中国电影。2000年，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受邀访美，实地走访了众多行业人士，与美国学者深入交流。尹鸿开始大量收集美国电影产业相关材料，并组织研究生开展译介，引进了“高概念电影”“商业美学”“好莱坞电影机制”“大电影产业”等概念，对创作者、研究者、管理者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在，尹鸿依然活跃在各大影视节展、行业论坛等场合，每年牵头撰写《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为中国电影“作传”。在他看来，面对全新的媒介形态与国内外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中国电影依然需要通过改变结构来提升行业效益与集中度，突破“走出去”的障碍壁垒，真正成为世界故事的一部分。“创作内容要好，产业要为好内容提供基础、保障和生态环境，这两个‘驱动’是我自己现在研究的主要部分。”
对
话
一个变动的时代，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创作资源
寻求历史资源、现实资源和创作能力的结合
记者：2024年８月，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成都举行。您在开幕论坛主旨演讲中，用“迎风而立 向阳而生”总结了中国电影过去十年发展历程。能否具体解释一下，这里的“迎风”和“向阳”分别指代什么？
尹鸿：这８个字确实概括了中国电影过去10年和现在正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是“迎风”。比如地缘政治的改变，中国电影怎么样走向世界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面临很多的冲击和压力：比如媒介环境发生了改变，今天人们太容易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媒介内容、媒介形态，包括长短视频、直播等；另外观众也在改变，电影永远是以年轻人为主体，可是观众的审美诉求和精神文化消费的愿望、偏好都在发生改变。这些“风浪”都在迎面而来。
但是电影还得“站”起来，还得迎着这些“风浪”找到自己的机遇，“向阳而生”。一个变化、进步的时代，会产生很多由于变化带来的新故事，以及人的新命运、新感悟，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资源，包括现实的资源，也包括中国文化的、历史的资源。文化自信也是一种“阳光”，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国几千年的灿烂文化中去找到那种民族性的、民主性的、人民性的元素，跟现代生活进行融合，它也会生长出新的文化元素。
“迎风而立 向阳而生”，前一句说的是挑战，后一句说的是机遇。认清我们面临的种种巨大的、可能发生的挑战，实现历史资源、现实资源和创作能力之间的结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肯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电影行业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者：您将过去10年中国电影的主流题材，总结为新主流电影、温暖现实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大类型。在您看来，它们分别有着怎样的特点？
尹鸿：中国的“新主流电影”，通常指的是投资规模比较大、题材比较宏大、制作工艺非常高、代表中国一流的电影工业水平的作品。它们中的头部作品，跟世界主流工业化电影，至少在制作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上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因为这些电影的商业ＩＰ在全球的影响力，可能跟好莱坞电影的多年培育相比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远不如在国内这么大。这些电影怎么去提高国际竞争力，可能是未来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
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可能是最具有本土民族特色的电影类型之一，因为它们大部分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生活、遭遇、命运。这类电影更多关注本土的、民族的，老百姓的生存命运跟现实之间的关系，是最体现中国电影的这种民族性特点和现实性特点的作品。
另外这两年兴起了传统文化的现代改编，像《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这一类作品，包括根据《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这些大ＩＰ改编的历史故事。这些作品很大一个特点，就是在历史资源当中去跟现代观众对话，一方面满足中国观众跟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意识的链接，另一方面也在塑造一种不同的东方美学、不同的东方故事。它是很有可能走向国际传播的，因为各个国家、民族现代化之后，现实生活当中的差异性反而减少了。这种电影更容易共享，因为大家看到一种陌生的文化，但同时我们又知道他们如何走向现代文明，所以它有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又有一种陌生的熟悉性。
人的创造仍然是电影的主导性力量
记者：电影行业与技术高度绑定，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备受关注。它在电影中的具体应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带来了怎样的挑战和机遇？
尹鸿：第一，人工智能确实可以“降本”。我们过去有些场景、段落，可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现在我们通过人工智能，就能以相对低的成本完成。第二，它确实会“提质”。过去如果投入成本、人力不够的话，制作就会粗糙，但是人工智能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帮助我们在基本的品质上实现一定的提升。第三，可能还会“增效”，增加一些效果。过去，我们有些想象的空间、场景，单靠人力搭建很难完成，但现在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去完成。所以，通过人工智能“降本、提质、增效”，最终会为我们的电影发展赋能。
将来在一个电影剧组中，编剧、导演、美术、摄影、道具，所有的人可能都要学会人工智能。当然，人工智能现在还不太能够达到大银幕呈现的水平，一部电影大量的篇幅是无法单靠人工智能来完成的。人工智能只是一个工具，创意还是人提出来的，审美还是人去做判断的。让人工智能去表现“回眸一笑百媚生”是挺难的，它可以千百次地试，但不像人的感受那样既有准确性，又有朦胧感。
更重要的是人的创作、创意，它永远是在跟现实的不断交互当中产生新感觉、新故事、新表达，而人工智能是利用人类过去的经验去学习、去推算。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的创造仍然是电影的主导性力量。
记者：您曾经说过，文化需要更多的空间才能更加优雅。对于中国电影而言，这样的空间体现在何处？为了营造这样的空间，需要做些什么？
尹鸿：电影的空间之一是社会空间，每个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特别需要舆论对它的包容。电影有不足，我们可以评价、可以批评，但是要避免“棍子”“帽子”式的批评。现在有一些极端化的舆论，抓住电影的细节或者某一个小段落，然后放大、上纲上线，其实一些人连电影都没有看过，就开始口诛笔伐，给电影的生产、管理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让电影创作者可以更多、更好地去发掘题材，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创造自己独特的艺术发现。
第二个空间是市场空间。电影需要走向市场，但是票房不是唯一的目的，我们在保障经济安全、市场安全的前提下，还是要给它一些艺术创新的、试错的空间，给创作者更多艺术的尊严。有时候创作者有了艺术创新的机会，反而可能给市场带来新的突破。大家知道这些年我们有很多“黑马电影”，但是没有一部“黑马电影”是预先被资本“算”出来的，很多都是因为艺术创新突破了，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而在市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记者：对于行业的发展来说，人才的培养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您看来，中国电影的人才培养还有哪些短板？
尹鸿：中国是一个电影教育大国，我们学电影的在校生可能以数十万计，人数非常多。但是现在可能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是产、学、研之间的结合。现在我们很多的影视教育，从教师开始到学生其实是跟行业脱节的，老师不参与创作，也不参与实践，学生在这样的教育之下，也很难有机会去参与实践。影视教育的主体是应用型教育，跟行业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它首先得解决产、学、研一体化的问题，让我们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多的学生能够真正适合行业的需求。要打通产、学、研之间的联系，就要改革教师人才队伍，改革培养体系，改革我们的学校跟行业之间融合的通道、机制和方式。这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就是要避免同质化。全国各地电影学院非常多，但是大家可能都非常同质，设置的专业差不多，课程差不多，培养的人也差不多。我们要求学生有广博的通识基础，同时还得有专业的、职业的能力，但我始终觉得一个学生不“专”是很难“博”的，因为过于“博”了以后，其实他不知道会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提高自己。有时候，“专”才会让你真正能够复合，因为“专”了以后才会知道只有“专”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知识——人类学知识、社会学知识、心理学知识……所以实际上“专”和“博”之间是相互连接的。
用一种更平和、更平等的方式跟世界交流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电影人应该如何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尹鸿：过去40多年中国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所以这几十年，我们有大量电影在表达中国的崛起、中国人的自信、中国人的自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自然的结果。
越想成为一个文化强国，就越要用一种更平和的姿态去看待全世界不同的文化。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有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文化自信应该是骨子里的。过去我们需要“新主流电影”来塑造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但是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可能还需要找到一些“共同表达”的东西。就像在《流浪地球２》里面，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同国家的人都承担自己的责任，人类共同面对危机、面对困难。在价值观的传达上，我们要找到一些共享的、通用的价值观，需要找到跟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之间能够共享的那些因素，用一种更平和、更平等的方式去跟世界交流、沟通，让中国文化被世界所接受。
记者：四川电影近年来推出了一批口碑佳作，电影放映市场也持续兴旺。对于四川电影的发展，您有哪些期待？
尹鸿：四川是“天府之国”，又是“烟火之地”，还是一个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区域，拥有众多历史名人、历史遗迹，从苏轼到三星堆、蜀道，其实都是超级大IP。而且四川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可以说都是人们特别喜欢的。四川还有大面积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太多丰富的文化。成都也是一个旅游热地，每年那么多人“来了就不想走”。它的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都能被今天的青年人所追捧热爱，整个四川有丰富的资源可以进行创作。
电影内容的生产，一个是靠企业，一个是靠人才。这两年其实四川对作品、对项目还是很重视，有很多扶持政策，但是我觉得光对作品扶持是不够的。如果没有“金鸡窝”，“金鸡”就去别的地方产蛋了，所以一定要把“鸡窝”做好，把“金鸡”养好，要养自己的企业，养自己的人才。
四川是一个美好、宜居的地方，电影可以跟时尚、建筑、旅游这些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培养一些综合性的文化影视企业和高端人才，我们川影、川传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也会得到就业的机会。有了“鸡窝”，他们就可以在“鸡窝”周边成长，将来说不定就能成为“金鸡”。所以我觉得做好产业扶持，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比做项目和产品扶持还要重要。希望四川能够把“金鸡窝”“金鸡”和“金蛋”循环起来，做好、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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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手
记
以“致用”之名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盛夏的成都，我们在百花奖的后台初次见到尹鸿，听闻了他年少时与成都的10年情缘；再次见面，是在初秋的清华园，面对从成都远道而来的我们，尹鸿讲起了他从川渝到北京、从文学到电影的人生历程。
提起尹鸿，人们会想到央视《千秋史话》的主持人尹鸿，《百家讲坛》的幕后策划人尹鸿，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飞天奖、星光奖、金话筒奖、中共中央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著名奖项评委名单里的尹鸿，学术研究发表和引用榜单上排名领先的尹鸿……透过这一张张“名片”，我们看到的他，是媒体人，是批评家，是电影人，也是教师和学者。
尹鸿的前半生，似乎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风口。每当身处社会现实和学术热点的分岔路口，他都能够努力学习适应，并将自己的研究兴趣、领域、方法、重点，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用尹鸿自己的话来说，“为学术而学术”固然伟大，但他更愿意做一个“为实用而学术”的人。
尹鸿说自己“介于人文学者和社科学者之间”，是“一个将批判和建设结合起来的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积极介入社会实践的知识分子”，这在电影领域的工作中体现尤为明显。在他多年的研究和实践中，电影不仅仅关乎艺术家的创造，更触及包括投资、生产、传播、消费等在内的整个工业体系，这一体系能否真正建立并成熟起来，则关乎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多年来，尹鸿始终将中国电影产业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关注点。
“我既然掌握知识，从事研究，就是要让它改变生活、影响大众。这样的信念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推动我向前走的动力。始终保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更丰富、更具挑战性。”只有让更多人参与到传播和消费环节，文化传承发展才不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尹鸿”。
“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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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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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日报党媒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