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椹 | 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七期导读

摘要：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七期，重点推出“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藏善本碑帖专场”，展出两家馆藏善本碑帖三十四种。其中，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拓唐《九成宫醴泉铭》（胜芳王氏本），系百年来首度与世人见面。上海博物馆藏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王氏话雨楼本和赵烈文天放楼

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来源 l《收藏家》2024年第11期

作者 l 桑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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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博物馆“金石书画”系列展览第七期，重点推出“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藏善本碑帖专场”，展出两家馆藏善本碑帖三十四种。其中，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拓唐《九成宫醴泉铭》（胜芳王氏本），系百年来首度与世人见面。上海博物馆藏北魏《始平公造像记》王氏话雨楼本和赵烈文天放楼本，堪称传世最旧拓。此外，本期“滨虹草堂友朋书札专题”收录蔡守、谈月色夫妇致黄宾虹的书信九十二通，这些书信是弥足珍贵的艺术史研究文献资料。

“金石书画”系列展览是浙江省博物馆在主动盘活馆藏资源，推动文物合理利用，拓宽策展思路方面的一次有益探索。自2016年创办以来，该系列展览迄今已成功举办六期，广获业内外好评与赞誉，已成为该馆学术展览的一大经典品牌。

随着浙江省博物馆新馆落成、开放，“金石书画”第七期展览地点也从大运河畔的武林馆区正式移师钱塘江岸的之江新馆。由于展品数量较多，分上下两场展出。其中，第一场重点推出的是“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藏善本碑帖专场”，此次借展到故宫博物院藏善本碑帖十四种、上海博物馆藏善本碑帖二十种。

第二场文献单元则继续推出“滨虹草堂友朋书札专题”的第五部分，书法单元展出的是“浙江省博物馆藏楹联书法专题”。现对其中精品，简要绍介如下。

《金石书画第七卷》

浙江省博物馆编

桑椹主编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25年1月

ISBN 978-7-5508-4762-0

开本： 8开

页数： 392页

定价： 580.00元

一、故宫博物院借展碑帖

此次商借的故宫博物院藏碑帖文物等级极高，北宋拓唐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胜芳王氏本）和北宋拓唐《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图1，王铎题跋本），均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中，胜芳王氏本《九成宫醴泉铭》更是首度与世人见面，尤其值得作一重点介绍。

图1 北宋拓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册及王铎题跋清内府旧藏

（一）北宋拓胜芳王氏本《九成宫醴泉铭》

《九成宫醴泉铭》的南宋拓本流传较多，但北宋拓本极为少见。传世以故宫博物院藏明驸马李祺旧藏本为最早，马子云定为北宋早期拓本。北宋晚期拓本中著名的有故宫博物院藏朱文钧旧藏明内府库装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吕伯威旧藏本以及本次展出的胜芳王氏本。

在李祺本出现之前，胜芳王氏本（图2 ）的地位极为烜赫，同光年间被公认为“北方第一本”。此本蝴蝶装，每页四行，行七字，三行“云霞蔽亏”四字已损，五行“重译来王”之“重”字未损，有翁方纲题签，王澍、成亲王、邵玉清、翁方纲、陈昌齐、周祖培、周寿昌、陈宝琛题跋，王福曾题诗。马子云在《碑帖鉴定》一书中，将此本与朱文钧旧藏明代库装本并列为院藏两种北宋晚期拓本，认为仅次于李祺本。1956年，张彦生在李祺本题跋中，也将此本作为前者断代的重要参照标尺：

余凡见《九成宫醴泉铭》廿余册，以胜芳王氏藏，虚舟王良常旧藏，后归周寿昌，又归毛氏，再归王氏本为最，萧山朱氏次之。

胜芳王氏本的流传经过颇具传奇色彩。乾嘉年间，先后为宋邦绥、邵玉清、琦善收藏。同治初年，从琦善家散出后，归周祖培。周氏在题跋中对获帖经过记载甚详：

昔时见此帖于琦静庵通侯处，诧为至宝，心慕神追，垂二十余年，弗去诸怀。后小儿文俞与静庵侯之令嗣恭养泉同官农曹，询及此帖，方知全本竟已散失，仅有二开尚在，遂见赠。吉光片羽，已足珍奇，然终以未得全本为憾。今于丙寅秋，养泉托余甥胡铁庵致意于余，湿墨拓《醴泉铭》幸已寻获，愿以百金售于余，盖知余爱之笃也。既得之，焚香静对，如遇故人，乃知精神所注，终必遂心，而天地间神物之难合，或有鬼神主持于其间，未可知也。

此册归周祖培时，仍缺二开。光绪初年转归毛昶熙（谥文达，故又称毛文达本）后，毛氏无意中于厂肆竟将所缺两开购归，遂成完璧，聚散离合之巧，真令人啧啧称奇。此后又曾为徐郙所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归王福曾，从此世称“胜芳王氏本”。册中尚有“陶山经眼”藏印，最后一位私人藏家或为嘉兴人陶昌善（字陶山）。

图2 北宋拓唐九成宫礼泉铭册胜芳王氏本故宫博物院藏

胜芳王氏本系用湿墨迅扫拓成，马子云称之为“水墨拓本”。拓工显得较为草率，然久观则韵味殊胜。王澍跋中称：

毡蜡未精，不免如轻云之笼日，然静息审视，正觉神完意足，其味愈永，故知古人精神，正不以显晦殊也。

自归王福曾后，此本一直秘不示人，仅见有清末私印蛋白照片流传。国内碑帖收藏界仰慕胜芳王氏本大名，却始终未能一睹真容。今此本能在浙博之江新馆首次公开展出，金石良缘，弥足珍贵。

（二）端方旧藏宋翻宋拓《化度寺碑》

本期向故宫博物院借展的宋拓本中，还有一件端方旧藏宋翻宋拓《化度寺碑》（图3），民国年间曾经文明书局珂罗版印行。《化度寺碑》原石久佚，宋代以来翻刻甚多，端匋斋藏本即为其中颇有影响的名品之一。册后乾嘉以来名家题跋、观款累累，计有邓石如、何绍基、翁方纲、王文治、赵怀玉、潘宁、吴荣光、伊秉绶、成亲王等二十多家，翁方纲更是在十余年间，屡次借至苏斋，与各本对勘批校，一跋再跋。

图3 宋翻宋拓唐化度寺碑册端方旧藏故宫博物院藏

由于后世鉴家大多以今藏上海图书馆的吴湖帆四欧堂本为原石拓孤本，这也导致历史上像端方匋斋本、李宗瀚静娱室本、翁方纲苏斋本、吴荣光筠清馆本（又称玉泓馆本、诒晋斋本）、陆恭松下清斋本等这些著名的翻刻本，极少见有出版和展出，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其实未尝没有其研究价值。

（三）明拓善本

汉魏以来名碑的明拓善本，是构成本次展览的“中坚力量”，故宫博物院展品中明拓更是多达十一种。例如，明中期拓《石鼓文》（吴云旧藏，翁方纲、何绍基等题跋）、明拓未断本《曹全碑》（曹溶、李嘉福旧藏）、明拓《受禅表》（王澍题跋）、明拓《姜遐碑》（王存善、罗振玉题跋）等，不仅经考据拓印时间点在存世诸本中位居前列，而且大多经名家鉴赏题跋，可谓流传有绪的墨林名品。

以孙星衍旧藏明拓《姜遐碑》为例来说明。此碑又名《姜柔远碑》，唐武周天授二年（691）十月立，姜晞撰并书。碑石在明代已仅存下半截，故又称姜遐断碑，是昭陵陪葬诸碑中较为少见之品。罗振玉曾云：“昭陵陪葬诸臣碑，以《姜柔远》及《崔敦礼》二碑为难觏。”存世旧拓善本以往仅知三种：上海博物馆藏吴湖帆四欧堂旧藏宋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韩泰华旧藏明拓本以及中国嘉德2023年秋季拍卖会所见端方旧藏本（原题作“宋元间拓”，未确）。本期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本（图4），有王存善、罗振玉二家题跋，较端方本多数十字，楮墨古旧，是此碑新发现的又一种重要善本。

图

4 明拓唐姜遐碑册孙星衍、刘体智旧藏故宫博物院藏

二、上海博物馆借展碑帖

在“金石书画”第六期——上海博物馆藏善本碑帖特展中，我们已经一睹戚叔玉先生收藏中众多惊艳之品。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的碑帖收藏，除了戚叔玉旧藏碑帖为其大宗外，其他入藏来源还包括徐森玉、孙伯渊等众多名家。如本期展出的清初拓《汉衡方碑》、明拓《唐灵岩寺碑》（均为黄易旧藏），最初拓《北魏始平公造像题记》王氏话雨楼旧藏本、赵烈文天放楼旧藏本以及唐褚遂良《雁塔圣教序》清初拓善本三种(徐用仪、徐森玉、赵世骏旧藏本)等，均足以让观众有大块朵颐之感。

（一）最初拓《北魏始平公造像题记》二种

北魏《始平公造像题记》是龙门造像题记中的名品，前人多以碑面麻点未经铲除者为初拓本。2019年，仲威先生首次公布一种徐乃昌旧藏淡墨整纸本，首行“之”字未损，传拓时间更早。此后，又陆续发现戚叔玉本（上海博物馆藏）、沈树镛本（北京中贸圣佳2024年春季拍卖会拍品），使得有关此碑的版本断代又有了进一步加以深入的可能。

在本期展览筹备过程中，上海博物馆敏求图书馆再次发现了两种早期《始平公造像题记》拓本册。其一为著名的盛泽王氏话雨楼旧藏（图5），后经徐渭仁、陈璜、沈树镛递藏，有翁大年、徐渭仁题跋。无额，淡墨拓，封面有翁大年题签，内页有金农题签，据翁氏言：

此本为吾邑王任堂旧藏，任堂与金冬心善，所藏碑版多冬心题识，此册之签其一也。

传世话雨楼碑帖藏品中多见有金农题签或题跋者，如有正书局石印明拓《吴天发神谶碑》，扉页即有金农篆书题签，旁有沈树镛注亦云：

王任堂先生与冬心先生最友善，冬心尝过其家，所藏碑帖皆经品题，有当意者，辄署书而去。

王氏话雨楼旧藏本的发现，使得《始平公造像题记》的最早传拓时间，至少可上溯至乾隆早期。

图5 最初拓北魏始平公造像记册话雨楼旧藏金农题签上海博物馆藏

另一种为赵烈文天放楼旧藏本（图6），与北魏《牛橛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北齐《吴洛族等造像铭》合为一册，由徐森玉先生捐赠上海博物馆。前有赵烈文题记：“咸丰初年得于毗陵（即今江苏常州）。”此册有额，拓墨较重，原碑每行末一字，话雨楼本装裱时已裁去不存，此本均保留，其中个别字如二行“兹功厥作”之“厥”字等，还颇为完整。

图6 最初拓北魏始平公造像记册赵烈文天放楼旧藏上海博物馆藏

以上两种早期拓本，不仅首行“之”字未损，而且三行“自”前缀撇尚存，六行“为亡父造石像一区”之“亡”“一 ”两字完好，九行“咸同斯愿”之“同”字右竖钩未见泐缺，末行“太和廿二年”之“年”字存大半，在《始平公》传世诸多版本中，可谓最旧拓。据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记载，尚见有三行“邀逢昌”之“昌”字未泐的更旧拓本，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值得期待的新发现。

（二）有关唐代李绅《龙宫寺碑》下落的辟谬

除了以上耳熟能详的历代名碑外，本期展览还特别注意收录一些相对小众冷门碑刻中的善本。如上海博物馆藏东魏隶书《嵩阳寺碑》(明拓本，王瓘旧藏)、唐孙师范隶书《孔宣公碑》（明拓本，宝熙旧藏）、唐王行满楷书《韩仲良碑》（初拓“围”字不损本）、唐李绅行书《龙宫寺碑》（王瓘旧藏本，图7）等，书风各具特色，因后世知名度不高，早期善本往往更为难觅。

图7 旧拓唐龙宫寺碑册王瓘、戚叔玉旧藏上海博物馆藏

这里需要特别澄清一下有关《龙宫寺碑》下落的一则不实传闻。唐大和七年(833)李绅撰书的《龙宫寺碑》，结体严谨，笔力雄健，是浙江历史上一块十分重要的行书碑刻。此碑原在嵊县三界区（今嵊州市三界镇）唐代龙宫寺旧址，1949年后，此地改为茶厂，碑石曾被砌于屋墙之上。近年来，嵊州当地文史爱好者根据《嵊州县志》等记载，认为此碑在20 世纪50年代初，应已运至浙江省博物馆保存，但经查询馆藏，又确无此物，一时成为悬案，网上也议论纷纷。

笔者通过查阅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档案，发现上述说法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经查，早在1951年7 月，省文管会就曾致函嵊县人民政府，提醒当地政府“务请派员说服该厂妥慎拆出，移至妥当地点保存”。1952年5月，碑石被拆出后，嵊县地方政府就此事向省政府报备。当时省文化事业管理局去函嵊县文化馆查询，发现报备内容疑窦丛生。例如，碑石的保存地点并非公函中所言在三界区公所，而是在当地小学，现状也不是碎成十多块，而是二十多块。且是否有专人看管，是否拆出后在转运过程中又有新的破损情况发生，均无法明了真相。故该局将公函转至下属机构省文管会，指示其拟定后续妥善处理办法，再由局里送省政府核发。

在此函处理意见一栏，有1952年12 月29 日省文管会副主任郦承铨先生（1904～1967）钢笔书写的意见：

碑系当地纪念品，仍就原地妥善保管。府稿查询碎至廿余块原因，同时应责令作安全措施。

馆藏档案中还保存有郦承铨代表省文管会起草的签拟意见和代表省政府草拟的批复函两份重要文件（图8），均为毛笔书写，涂改较多，应为正式公函的底稿。文件中首先肯定该碑“书法甚佳，为唐代有名石刻，而在浙江，尤属罕与比伦，有加以保存之价值”。同时明确指出依照当时浙江省刚刚颁布的《关于保护历代文物的决定》中“碑碣等应原地保管”的规定，为郑重起见，建议当地政府从茶厂移送三界区或嵊县人民文化馆保存。郦先生显然对地方政府虚与委蛇的态度大为不满，最后写道：

关于此案，我会先后于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一年去函嘱嵊县政府调查保护，终未得复。此次由省府发文饬办，该县始能认真办理，故此次指复处理办法，似亦宜由省府发文，期收速效。

从这两份原始文件中，我们可一窥文博工作者前辈的专业精神与细致入微的工作态度。比如，郦先生特别提醒当地“碑石搬运时，须将刻字一面用废纸或稻草衬垫后，再用麻袋包扎起运，并须轻放，免使文字受损”，“移运前先派员将每块所刻字文分别抄录一份（如有拓工分别各拓一份更好），送我会备查”。又提出两种具体处理方案，供当地选择：

（一）制一木质抬桌式长方形大柜（注意载重量，须用粗厚坚实木料），上用玻璃覆面，将各碎块碑石依原碑文程序配合列置柜中，放在三界区中心小学内，供人民大众观览。

（二）或即在三界区中心小学内，将各碎块碑石照原碑文顺序配合嵌砌在一室内墙壁上（该墙当须重新砌筑，夯实墙基），外面视碑之大小，做一壁橱式的装玻璃门的浅柜（三寸深即可），借以保护，而便观览，并责成该三界区中心小学负责保管。

另纸录附该碑未碎时全文一件，以供配合碎块时之参考。此事务命于文到后积极进行办理，并将办理情形及现存各块碑刻文字摹拓三份或抄录三份，分报本府暨省文化事业管理局、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存备考查。

至此，这段所谓的悬案基本可以水落石出。浙江省文管会当年曾明确责成当地政府原地保护，且有省政府正式下发的批复意见公函。有关此碑残石在20 世纪50年代初已入藏本馆的说法，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恐证据不足。

图8 原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藏有关唐《龙宫寺碑》保护问题的档案选页

浙江省博物馆藏

三、东阳何氏《兰亭序》的版本

在浙江现存古代帖石中，东阳本《兰亭序》无疑占据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是本馆收藏的石刻文物中唯一一件国家一级文物。此石为两面刻，有界格，正面十八行，背面十一行，其中正面末行与背面首行文字重出。相传明宣德四年（1429），在扬州石塔寺僧人浚井时被发现，出土时即缺右下小角，为当时两淮转运使、浙江东阳人何士英所得。何氏告老还乡时将此石带回老家，并木刻自跋及山阴张元忭序文一篇。此后五百多年间，一直由东阳何氏子孙保存。

翁方纲在《苏米斋兰亭考》中认为何氏东阳本为“定武嫡裔”，最为接近王羲之书法的原迹神韵，该本由此名声大躁。然史载定武《兰亭》背面还刻有唐人舒元舆所作《牡丹赋》，而东阳本石刻并无此赋，当是别本。又相传万历年间，东阳县令黄文炳至何士英后裔处借观石刻，惊叹之余，顿生贪鄙之心，竟将石刻藏入轿中，欲占为己有。何氏子孙不敢与县令当面争吵，暗中唆使妇孺阻挡官轿。黄县令一气之下，便将石刻摔出，断裂为三。此后，断石由何氏族孙按孟、仲、季三房分开保管，如要传拓，须三房会齐，支付银两若干才行，且不肯轻易传拓，故拓本流传不广。光绪年间，金石家张鸣珂（1829～1909）在拓本题跋中曾对当时的情况有如下记载：

一白堂本《禊帖》，今尚存东阳何氏，石分数片，后人各宝其一，每岁冬至携集祠中，搨数本流播海内，不能多也。予求之屡矣，今始购得，曷胜欣慰！

20 世纪50 年代初，原石曾归东阳县文化馆。1955年，当时浙江省文管会获悉情况后，特发公函给东阳文化馆要求调拨，于是年3 月19 日，正式入藏浙江省博物馆。2023年，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建成开放后，原石在浙江通史基本陈列常年展出。

翁同龢《瓶庐诗稿》中曾记录有一册东阳何氏《兰亭》初拓未断本。据其所见：此本“裂痕尚浅（《诗钞》作“石将裂未裂”），明季所拓则笔意钝减，而墨花亦多（《诗钞》作“墨花亦溷”）矣”。又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提到，康雍年间金石名家王澍也见过此种未断拓本。此外，咸同年间金石收藏家唐翰题的《唯自勉斋长物志》中，也著录有一种所谓未归何氏时所拓“东阳初出土《兰亭》”，可惜均未见有拓本实物传世。

前人对东阳《兰亭》拓本的断代，一般简单以有无刻何氏堂号“一白堂”三字作为新旧拓本的分界。如杨守敬在《评帖记》中说：“近其石愈剥落，以尾无‘一白堂’三字者为旧本。”但从近年来新发现的拓本图像资料进一步加以校勘、梳理，两者其实均还可再区分出早晚不同时期的版本。

目前所见未刻“一白堂”堂名款的拓本，以上海博物馆藏戚叔玉本（图9）传拓时间为最早。此本有雍正初年王谦、朱景两家题跋，最突出的考据点是石背面第四行“古人云”之“人”字犹存，可定为明代中期拓本。

图9 明拓东阳本兰亭序册（戚叔玉旧藏，人字尚存，妄字未损) 上海博物馆藏

次则“人”字已几乎全泐，仅露右捺末端，石背面第八行“齐彭殇为妄作”之“妄”字，十行“录其所述”之“所”字完好，下部尚未与石花泐连。此类拓本可称“妄字本”或“所字本”，虽晚于“之字本”，存世也十分少见。所见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黎简旧藏本（有嘉庆八年伊秉绶观款，后归梁启超饮冰室）、浙江省博物馆藏沈曾植海日楼旧藏本，以上两种皆虫蛀严重。近年海内外古籍碑帖拍卖会上也见有数种，如刘墉旧藏本（2023年北京海王村“什袭珍重——孟宪章先生珍藏碑帖专场拍卖会”）、李鉨题跋本（北京海王村2023年春季书刊资料文物同步拍卖会）、白云红树山房旧藏本（西泠印社2022年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等。

再次则“妄”字、“所”字下方均已与石花泐连，但尚未刻“一白堂”三字本，以故宫博物馆藏朱翼盦本（图10）为典型。此本是乾隆年间郑夑游历江南各地，途经湖州时，时任湖州太守李堂所赠，册后有乾隆十九年（1754）前后郑板桥题跋多则，后归朱文钧欧斋。朱氏甚重之，有跋云：“平昔所见东阳本《兰亭叙》，以此拓为最，非以板桥重也。”题签作明拓本，但此本虽未刻“一白堂”款，但“妄”字、“所”字皆已损泐，时代实应稍晚，定作清初拓较为妥当。同期拓本还见有何绍基旧藏本（日本东京中央2014年春季拍卖会“中国古代书画专场”）、闵锡圭旧藏本（永乐2023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金石碑帖专场”）等。

图10 清初拓东阳本兰亭序册（朱文钧旧藏，妄字已损）及郑夑题跋故宫博物院藏

东阳本《兰亭序》原石文末有空白界格二行，据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所言，大约乾嘉年间，末行上方界格内增刻“何氏家藏”四字，次行中下方处刻“一白堂”三字。添刻堂号款后的拓本，又有细款和粗款之分。早期“一白堂”三字笔画较细，后期则已明显挖粗，民国后期拓本中“一白堂”三字被彻底铲掉，但“何氏家藏”四字尚存，与今浙江省博物馆保存的原石现状相符合。

东阳本《兰亭序》自明代后期即已有翻刻，如馆藏海日楼旧藏明黄一鹍翻刻本，无界线，且原石断裂处皆空而不刻，一望即可知非原石所拓。但后世也有翻刻水平较高者，如馆藏西湖刘庄旧藏的一种翻刻本，册内夹有沙孟海先生题跋一纸，云：

此是覆刻东阳一白堂本，试细细校阅，多有差异，“一白堂”三字也有不同，陈伯老未细审。

陈伯老即陈伯衡先生，作为现代浙江碑帖鉴定大家，居然也看走了眼，不可谓不逼真也。

四、滨虹草堂友朋书札专题：蔡守、谈月色夫妇致黄宾虹信札

本期展览的文献单元，则继续推出滨虹草堂友朋书札系列的第五部分。收录馆藏蔡守(1879～1941)、谈月色（1891～1976）夫妇写给黄宾虹的书信（图11 、图12 ），共九十二通。

图11 蔡守致黄宾虹信札浙江省博物馆藏

蔡守，原名珣，字哲夫，号寒琼、寒翁、寒道人，广东顺德人。1909年，黄宾虹应邓实之邀任《神州国光集》《国粹学报》编辑，始与同事蔡守订交。两人皆为南社早期社员，嗜好金石书画与文物鉴藏，交谊弥深。1912年春，黄宾虹与宣哲在上海发起成立贞社，黄宾虹自任社长，定期举行雅集，同年又在广州成立分社，蔡守为贞社广州分社的主持者之一。因此，前期通信中，蔡守多以“社长”或“社督”称呼黄宾虹。

（一）索画特点

向黄宾虹求画自然是通信的主要内容。蔡守索画有两个特点较为突出。其一，所寄多为佳楮，比较常见的有乾隆年间的冷金笺、厚罗纹纸等，还时常用一种“宋纸”乞画或者题跋。比如，他在1919年花朝节寄给黄宾虹的信中写道：

前月陪剑川尚书游南华寺，取得北宋木刻九片归，拓奉审定。附上宋纸一幅，希赐跋，俾同装褫为幸。

是年夏，蔡守等人游历禅宗六祖祖庭广东韶关南华寺，偶于寺楼上访得北宋庆历年间的二十一尊木制罗汉像，发现上有宋代供养人题名，于是“三宿祖庭”，椎毡后将拓片寄示友朋，遍征题咏。北京诚轩2021年春季拍卖会上，曾出现过一册蔡守旧藏南华寺北宋木刻造像书画册页，全册二十九开，有三十余家题跋或题画。其中黄宾虹等六家的题跋以及黄宾虹所作《木孙楼图》，即使用了这种所谓宋纸，其帘纹如同一条条红丝，故又称“红筋罗纹纸”，十分名贵。

图12 谈月色致黄宾虹信札浙江省博物馆藏

其二，对索画题材内容往往交代得十分清楚。以蔡守请黄宾虹作《寒琼水榭图》为例，信中对画面构图、树木品种等的描述，真可谓细致入微：

再者《寒琼水榭图》，请作浅绛山水。其城郊之树为木棉，乃南方花树之最宏丽。其花大红，二三月开花之时无叶。树身挺立，横柯亦直，甚少屈曲者。步头之树为榕，亦南方之嘉木也。树枝柯皆蟠曲，叶极稠，经冬不凋色，甚绿。水关外即为珠江，帆樯绝多。若能如此，则兹隔千里写来，亦如目睹写真也。

读其文字，画作成品似已映入眼帘。若非至交，恐怕也不宜提出如许苛求吧。

（二）代广东、香港友人索画

蔡守还常替广东、香港友人代为索画，如代黄节求绘《蒹葭楼写诗图》，代邓尔雅求绘《水周堂图》，代时在香港的友人黄仲琴求画《焦山消夏图卷》等。广东是黄宾虹作品早期客户的最重要来源地之一。蔡守在信中曾提及一则趣事，足见粤人对黄宾虹山水的仰慕之情：

粤中慕足下画者不尠，有成岫定仿香光故事，无足奇也。弟斋中皆良画，友人往来，莫不健羡，以黄翁称之。日前弟不在家，有一友来，竟潜偷去数张小斗方，亦可见吾邦人士之倾仰也。

黄宾虹早年画山水是从新安派入手，笔墨清朗明澈，极得恬淡之逸致。这一路细笔作品，当时似更受广东、香港一带收藏家的钦爱。蔡守信中就提到“岛客多好细笔者”。黄节去信，最欲得到的也是这类细笔青绿山水作品：“公画当代第一，此非弟一人之私言，而佥论尤以细笔仿宋元为上品。”1909年夏，黄宾虹绘赠黄节的《蒹葭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以及1915年冬绘赠蔡守的《湖舫读碑图》（中国嘉德2012秋季拍卖会拍品），均为此类典型细笔山水。

不过，从20 世纪20年代以后蔡守的信函内容来看，求粗笔一路的作品变得更多。如抗战期间，蔡守全家困于南京，但仍不忘向老友写信求画，且都指定山水要焦墨粗笔风格。虽说是为了让老友“稍省精神”，但“焦笔为公独步，亦守素所爱者，幸勿吝也”，恐怕才是实情。很显然，在蔡守心目中，对黄宾虹艺术的审美评价趋向，已经发生了质的蜕变。

（三）文物品鉴及工作交流

由于两人对古物收藏有着共同爱好，书信中有不少涉及代购铜器、古印、书画、陶瓷、古玉等内容。1913年，黄宾虹在上海七浦路开设了一家名为宙合斋的古玩店，旋去信，请蔡守帮忙留意广东藏家手中的石涛作品，后者回信道：

闻将创一古玩铺，藉为同人晤言之所，健羡健羡！嘱留意石涛画幅，粤中尚不鲜，即如今次与李茗柯同如沪之盛季莹（景璇），即藏有册页十余张甚佳者，可与其面订价值也。王叔舞（雪岑之子）此次来粤，亦买得石涛画粗花堂幅一张，纸色极新，亦可由茗柯绍介一观也。又有陈桐君新得石涛百美图大卷，长二丈许，高可八寸有奇，有渔洋等跋，甚精！此物茗柯亦曾见之，可面详一切也。

蔡守嗜好清初四僧的作品，信中请黄宾虹不计代价，帮忙搜觅：

旧藏有石溪字小册一页、石涛画三页，倘更得渐江一册，无拘书画，不论纸绢绫本及残旧均可，则足成明末四大禾上（和尚）装成一册，永为珍玩，未识我公能为弟觅一页否？价昂亦所不计也。倘有石溪画册精者，亦欲求一页以配之尤妙，如渐江画册不可得，字册亦可，务求留意也。

此外，请黄宾虹鉴定古物真赝，考释铜器、古印文字等内容也不在少数。

蔡守给黄宾虹信中有几通少见的长信，如1912年7 月18日的信，虽系残件，仅存三页，但仍有一千五百多字，内容涉及对《真相画报》办刊宗旨的分歧。《真相画报》是广东人高剑父、高奇峰兄弟于1912年6月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时事性图画杂志，黄宾虹也参与了编辑工作。《真相画报》笔锋犀利，政治倾向性明显。1913年，因宋教仁案攻击袁世凯而被迫停刊，共出版十七期。蔡守在信中，主张画报应改版为一份纯粹文人化的杂志，反对涉及政治，言辞颇为激烈：

且弟敢必如此办，则十年后犹有追购者，诚能长留人间不朽也。

此皆粤中识者公论，非弟一人之苛论，不过弟一人敢直言者耳。

此信对研究上海近代新闻报业史，具有一定文献参考价值。

（四）催促徐星州篆刻印章

值得一提的，浙江省博物馆藏蔡守致黄宾虹信函中，有多达二十二通涉及请黄宾虹代为催促徐星州篆刻印章的内容。这批信札的时间大致是在辛亥革命后十年间，索刻印章数量十分可观，如其中一封信中提到：

弟等前后寄去徐星州刻印共七十二方，迄今两月有奇，彼绝无音耗，□知已刻成否？实令人叵耐，万望代催之为幸。

除了蔡守本人外，请托者还包括黄节和邓尔雅。徐星州(1853～1925)后世名气并不算很大，但在民初印坛，却名噪一时。他是吴昌硕嫡传弟子，吴昌硕晚年屡为“病臂”所扰，徐氏即为其重要的代刀者之一，且艺术水平不亚其师，被日本篆刻界奉为“缶庐第二”。或许因为业务过于繁忙之故，对受托之件，徐氏往往不能按时交付。蔡守人在广东，只能不断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黄宾虹，请其面晤时代为催促。如1912年7 月18日的信中，在表达对徐氏篆刻水平充分肯定的同时，也颇有不满道：

星州虽未能追秦汉，然亦俗手中之铮铮者，故弟与尔雅以为觅治印者不易，故不远千里而求之。彼不知吾辈之推重如此，而往往延稽经岁，殊不解人意也。

有时则显得十分焦灼和懊恼：“星州如此延徲，真真令人恼杀。”黄宾虹作为中间人，被友人如此催迫，估计当时处境也是十分尴尬。

（五）与谈月色相关的内容

蔡守的原配夫人名张倾城，1922年，又娶原广州檀度庵女尼谈月色为妾，三人同属南社成员，一时传为艳谈。谈月色，原名古溶，又名溶溶，字月色，后以字行，晚号珠江老人，广东顺德人。月色工诗擅画，尤以篆刻与画梅见称。蔡守在给黄宾虹的信中，提及月色处颇多，后期书信则多以夫妻两人共同落款。经蔡守介绍，谈月色早在20 世纪20年代即得到黄宾虹面授，成为其女弟子，蔡氏将月色的山水临作寄给黄宾虹，请其修改并题跋。

从通信内容看，自20 世纪20 年代后期开始，蔡守的状况已十分堪忧。如1929年5 月29日的信中，请黄宾虹帮忙，设法通过黄居素的关系致函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铭枢，欲谋求新建成的广东仲元图书馆馆长一职，其中即提到近况已是“不知何以为活计耳”。抗战前后，蔡守贫病交加，全家主要依靠谈月色刻印、画梅及传拓糊口，经济日显窘迫，故信中多有请黄宾虹代为“鼎力吹嘘”的内容：

月色比来发明移拓古物铭上箑，自夸创作，然颇古雅，今谨奉上正之。又写梅花允希指教，年来有进境否？移拓物铭扇子，宣南寿石工（鉨）定拓每持五金，亦乞我兄鼎力绍介，畀得借以糊口，苟全性命于乱世为幸。

月色为公治六印，自甚称意，未识我公以为如何？请诲教并愿出示朋侪，鼎力吹嘘，得我公一言九鼎。弟年来贫病交迫，专恃其篆刻写梅以为糊口

1941年1月，蔡守最终因心脏病无力医治而去世，此后谈月色的境况十分清苦，与黄宾虹一度失去联系多年。抗战胜利后，入印铸局，担任技佐之职，生活才稍加安定。馆藏有谈月色1948年8 月23日写给黄宾虹的一通长信，除了汇报在南京的生活近况，还提及刚为蔡守举办了七十冥诞，并附上油印《祭告寒琼文》一纸，伉俪情深，足见一斑。

五、余论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楹联数量多达近千副。馆藏楹联作品的来源较为复杂，其中以孙诒让、沈曾植、吴昌硕、余绍宋等家属后人以及张宗祥、夏衍等前辈的捐赠为大宗。以孙衣言、孙诒让父子旧藏为例，就有莫友芝、陈沣、潘祖荫、翁同龢、李文田、王懿荣、俞樾、张之洞等晚清学者﹑金石名家赠联十余副。

在本期展览的书法单元中，我们挑选具有较高艺术水平或文史价值的馆藏作品六十余幅，推出馆藏楹联专题。其中，既有清代以来书坛名宿如刘墉、梁同书、王文治、张廷济、吴熙载、何绍基、徐三庚、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沈曾植、于右任、林散之、沙孟海等人的精品佳作，也有林则徐、曾国藩、张謇、张元济、蔡元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近现代政治风云人物﹑文化思想巨擘的馈赠友朋之作。此外，还收录了不少虽后世声名相对不显，却颇能体现浙江地方人物特色的楹联作品。

这些楹联书法作品见证了一段段师生、友朋情谊，颇能反映当时各家的交游情况，且大多数为首次与观众见面，可观之处颇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