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济竞争的讨价还价理论：解构贸易战与技术战

摘要：来源：Cathy Xuauxuan Wu, “A Bargaining Theory of US–China Economic Rivalry: Differentiating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Wars”,The Chines

中美经济竞争的讨价还价理论：解构贸易战与技术战

作者：Cathy Xuauxuan Wu，美国欧道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冲突与合作、军事同盟、东亚和博弈论等议题。

来源：Cathy Xuauxuan Wu, “A Bargaining Theory of US–China Economic Rivalry: Differentiating the Trade and Technology Wars”,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17, No. 4, 2024, pp. 323–345.

导读

如何理解中美之间“经济战”的起源与进展？中美经济战涵盖了贸易战和技术战两大维度，其中贸易战以报复性关税为显著特征，而技术战则聚焦于限制中国获取美国的技术。许多研究都将中美竞争局势比作“修昔底德陷阱”，认为美国对华开展经济战是守成国对崛起国展开的“预防性战争”。尽管该观点揭示了中美关系的长期发展轨迹，但却忽略了经济战背后的动机差异。

基于“讨价还价”与“战争”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经济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包括两个因素：

（1）信息问题（由相互不确定性和无效沟通导致）（2）承诺问题（由缺乏国际体系执行机制导致）。贸易战的爆发是由信息问题驱动的，技术战则是承诺问题的产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信息不对称主导的冲突会逐渐转变为由承诺问题主导，从而延长冲突的持续时间和复杂性。

纵观中美经济战全程，作者发现中美两国选择了代价高昂的措施（关税和制裁），而非和平的讨价还价措施。本文采用“讨价还价”和“战争”框架对此进行分析，深刻揭示了阻碍和平协议达成的复杂机制，为理解中美经济战的深层逻辑提供了有力论证。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理解讨价还价与战争

在探讨中美经济战时，“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经典概念不可或缺，许多文献将美国和中国分别比作“守成国”以及“崛起国”，认为尽管中美双方可以避免热战，但是美国对华意图的解读决定了中美冲突的结构性风险走向，因此双方很有可能卷入“冷战式竞争”。

有关“修昔底德陷阱”的争论尽管揭示了中美关系演进的宏观脉络，但并未充分剖析贸易战和技术战背后的动机差异。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没有涉及实际的武力冲突和人员伤亡，却因代价高昂而被定性为“战争”。“战争”的爆发往往是讨价还价失败后的替代选择，基于博弈论中的“讨价还价”与“战争”的分析框架可以揭示中美双方在面对经济战时，选择代价高昂的措施而非和平协议原因。

信息问题与承诺问题

信息问题和承诺问题是分别造成贸易战和经济战爆发的两类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在交织在中美竞争的过程中，从而构成了双方互动的复杂图景。同时，战争会因信息问题和承诺问题的并存而延长，即便双方掌握足够信息以评估和解的潜在可能，承诺问题的根深蒂固仍会成为阻碍冲突平息的关键因素。

1.信息问题与贸易战

作者指出，中美紧张局势的升级根源在于“不确定性”与“沟通失效”，这两类信息问题直接阻碍了有效讨价还价，进而在信息壁垒中触发“经济战”。在此过程中，对手往往掌握一系列关于自身属性的“非公开信息”，如政策偏好、能力或使用武力的意愿。双方都有虚张声势的动机以歪曲自身的“非公开信息”，在此情境下，对手的“次优提议”面临被弱势方接受或被强势方拒绝的两种可能，由此，行为体对风险和收益的权衡导致战争的内在危险。

领导者个人作为同样关键变量，其领导权的交接也会在讨价还价过程中引入新的“非公开信息”，使其不确定性增加。而破解信息问题的方法是行为体提前发出代价高昂的信号，通过向不知情的对手发出可信的实力信号以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大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但在实际情况中，双方可能会通过展示几轮代价升级的信号，以表明自己的决心，直到至少有一方对另一方有足够了解，并认为不付出额外代价就能从另一方那里获得更好的交易。

中美对彼此意图和政治轨迹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最初的紧张局势。尽管双边贸易为两国带来了经济利益，但不断增长的贸易逆差、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以及被认为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早已是长期存在的挑战。加之特朗普所代表的政党和执政风格也与其前任大不相同，这共同加剧了信息不确定性与冲突风险。

2.承诺问题与技术战

承诺问题往往同国际体系缺乏执行机制有关，通常行为体会选择“自我执行协议”来维系既有承诺，但这种方式并不适用于合作博弈的状况——一种崛起国和守成国在权力相匹配状态下维持现状的选择。由于有效执行机制的缺乏，守成国无法确保崛起国绝对地遵守现有承诺（或维持现状）而不会选择改变现状以匹配其未来的实力，因此守成国可能选择“预防性战争”来避免未来的劣势局面。传统观点认为，预防性战争同行为体在权力分配上“巨大而迅速”的变化相关联，但实际上这种变化的特征仍不明确，各国领导人也很难就如何评估这种变化达成共识。这种不确定性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预防性战争”的风险。

基于此，中美在多个维度上的权力分配不太可能发生“巨大而迅速”的转变，中方一直扮演着“修正主义利益攸关方”（revisionist stakeholder）的角色，试图改变自身的国际地位，而非重塑国际秩序。但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积极作为引发了美国的关注和担忧，后者通过采取出台新立法、通过实体清单、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等手段，寻求与中国“脱钩”，力图遏制中国作为技术和军事强国崛起。

3.信息问题和承诺问题的并存可能延长战争

本文引入“战争筛选”（screening for war）理论模型，该模型综合了信息问题与承诺问题。在该模型中，一方通过初步军事行动探测对方的实力与意图。当信息不确定性下降后，开始相信对手是“不可安抚”的，并且“未来的任何妥协都不能满足对手”。因此，即便有足够的信息来促使双方达成和解，承诺问题也依旧存在，并导致冲突持久化。

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后，得益于双方认知的深化，中美之间的信息不确定性有所缓解——拜登政府寻求构建和平共处的框架，不会试图改造中国。然而在贸易问题上，潜在的承诺问题则变得更为突出。正如沙利文（Jake Sullivan）所指出的，共存的特点是竞争而非和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强调美国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而是要与中国展开战略竞争。因此拜登政府非但没有撤销前任政府的关税措施，反而深化了预防性技术战，奉行更为稳健与谨慎的“清醒战略”（Clear-eyed strategy），聚焦于强化国内技术创新以抗衡中国。

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制裁和禁令迅速瓦解中国的技术发展，而拜登政府似乎在布局一场长期博弈，巧妙地将投资限制、出口管制与国内竞争力提升策略融合，以实现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目标。

其他解释

1.国内政治在贸易战中的作用

作者发现，部分学者强调国内政治因素对贸易战起到牵制作用，具体而言，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动因之一源自于国内政治压力，即公众普遍不满由中国贸易政策及货币操纵而导致的就业机会缩减。虽然国内政治在塑造国家间利益格局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观点在分析为何利益冲突会演变为成本高昂的对抗时解释力却略显局限。两国政府的战略互动才是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所在。

2.多边合作对贸易战的作用

此观点立基于技术战的多边合作属性。多边合作在技术问题方面的重要性远超贸易战范畴：虽然美国可以单方面控制对华进口，但如果没有多边合作，就无法完全阻止中国获得先进技术。然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更多地取决于政策目标的问题而不是政策目标本身，如果目标范围有限，则可能没有必要开展多边合作。无论如何，多边合作的必要性并不是区别技术战和贸易战差异的核心判定依据。

结论

本文聚焦了中美经济互动中的贸易战和技术战的起因与动机差异。“讨价还价”与“战争”的理论框架为探讨中美竞争的多面性提供了基础，双方的竞争已不止于贸易和技术层面，在对外援助特别是基础设施领域也有所延伸。如若能解决受援国所面临的承诺以及信息问题，也会增强两国自身影响力。此类“非军事工具”的运用为两国各自的全球影响战略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相较于特朗普，拜登上台后中美双边关系的信息问题有所缓解，但其仍将中国视为技术领域内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因此，贸易战或许会因信息问题的解决而降温，但技术战则由于承诺问题仍将持续。作者发现，在承诺问题中，崛起国何时寻求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守成国何时寻求改变现有秩序，需要结合修正主义的概念和国际秩序的层面进行进一步探讨。在深入剖析中美经济战的多维动态时，也必须考虑当前美国政治格局的微妙变化。拜登政府宣布放弃寻求连的决定无疑引起了轩然大波，直接影响了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与对外政策的走向。而特朗普在其任职期间所采取的“美国优先”策略及对华的强硬措施，可能成为其竞选的重要筹码，意味着其对华政策将延续更为强硬和直接的路线，尤其是在贸易战和技术战方面，从而进一步激化中美之间的竞争态势。

词汇积累

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rap

预防性战争

Preventive war

脱钩

Decouple

修正主义利益攸关方

Revisionist stakeholder

清醒战略

Clear-eyed strategy

译者：石瑜茜，国政学人编译员，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研究方向为东南亚国际关系、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