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聂耳同志1932年8月到北平，这是他战斗生活史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从上海明月歌舞团职业艺术家的生活被"排挤"出来，一下突然转到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前线的北平，进入北平云南会馆的一大批同乡朋友复杂混乱的生活圈，后两月又积极参加了北平左翼的戏剧、音乐活动。这对他是一
聂耳在北平
作者简介：
时为担任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委员的聂耳的同乡友人，抗战时为政治部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六队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文化局局长。
1932年10月28日，北平左翼剧联在清华大学礼堂演出了四个独幕话剧，同去的聂耳在舞台上用小提琴独奏《国际歌》
聂耳同志1932年8月到北平，这是他战斗生活史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从上海明月歌舞团职业艺术家的生活被"排挤"出来，一下突然转到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前线的北平，进入北平云南会馆的一大批同乡朋友复杂混乱的生活圈，后两月又积极参加了北平左翼的戏剧、音乐活动。这对他是一种重要的锻炼、鼓舞，也是一种新的充实和前进。正如他以后回到上海时写给于伶同志的一封信上所说："是把我泛滥洋溢的热情与兴趣汇注入正流的界堤。"的确，这热烈多变的短短三个月，对于他1933年以后光辉的新音乐活动和革命歌曲创作，在思想、政治上，艺术激情上进一步打下了更坚实的基础。
去年，北京的同志专程来昆明搜集有关聂耳同志各方面的历史资料，也找到我，并把中国音乐研究所编印的聂耳日记给我看了。在北平的一段日记，本来就记得很简单隐晦，不太容易了解他思想、政治活动的真实情况；有的还被他自己涂抹了一些字句或者把极重要的几次活动的情况给完全撕去了。为了帮助对聂耳进行研究的同志提供一些历史的真实情况，他们要我写一点回忆资料，我觉得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应该的，必要的。
聂耳同志来到北平，一直住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三号，云南省的第一号房间里。这时，我恰巧住在二号房间。正因此，我对他当时的生活、社会活动以至思想状况了解得比较具体。特别对后一段他参加北平左翼戏剧、音乐活动的情况也有一些了解。因我当时恰好在北平文总，常委分工是和剧联、乐联进行联系工作的。最近，我翻阅了大量的文字材料和访问了一些当时有关的同志，认真地相互启发、进行回忆，力图把一些尽可能记住的、日记上不好写或被涂抹、撕去的事实记下来。
聂耳同志是1932年8月11日到达北平的。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上，开头就写了一句："脑痛，日记改做账簿式。"这句话并不能只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他突然要做这样的改变，是有深刻意义的。他是碰上了一种新的严重情况的冲击，经过考虑，才决定这样改变。这究竟为的什么呢？
这一天的日记，原来还有两小段，在音乐研究所编印的日记里被删去了。特别最后有一句："晚，马匡国请客到'青云阁'听大鼓、杂耍。"这件事绝不是一件普通的事，马这个人也绝不是一个平常人物，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特务骨干分子，在昆明曾亲手带领一批侦缉队逮捕过许多革命同志。1930年7月在昆明准备要逮捕聂耳等人的黑名单，就是他参加确定的，那时，他是国民党省党部的"肃反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具体职务是侦缉队队长。幸而聂耳在前一天得到进步亲友的通知而逃避开了，以后就想尽各种办法，去当职员，改变身份，得到掩护，才离开昆明到上海。两年多以后，这个特务重新在北平见到聂耳，他心里当然有他的鬼想法，聂耳和很多同志对他也是深有了解的。
特务马匡国血债累累，作恶多端，1952年已被云南省军管会镇压了。他在1932年夏，突然从云南跑到北平去，实际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此人1926年前后到过北平，整天闲游浪荡，并未正式投考学校。他善于投机取巧，还曾一度混进当时秘密的革命组织C·Y（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很快他就赶到南京，投入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第一期。1927年毕业后就被派回云南担任侦缉队长，专门从事侦察、破坏革命组织，逮捕、拷打革命同志的罪恶勾当。他是国民党反动头目裴存藩的得力走狗，正干得起劲儿受到重用的时候，为什么一下竟自跑到北平呢？他口头放的空气是"要投考大学深造"。但按他的经历和年龄（那时他已三十四五岁），大家都绝不会受他欺骗，相信他的鬼话。当时我们一批20来岁的同志分析，大体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特务系统内发生了派系间的狗咬狗的矛盾，把他排挤出来，他暂时跑到北平，进入野鸡大学，混个资格，待时机再说；其次，他是带了专门了解云南学生的情况（当时我们编印、发行回省的《云南学会会刊》，有些文章是宣传革命思想，揭露了云南军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来配合北平的国民党市党部，进行侦察、破坏活动。以上两种可能，按以后马匡国在云南学生中的一系列活动和他与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以及后来的宪兵三团的密切联系，最近和几个熟识的朋友交换意见，一致都肯定：他的主要目的是后一种。
马匡国在聂耳到后第二天就邀请他听大鼓，以后在日记中又看到曾先后两次请聂耳吃牛肉或羊肉（日记内后改称"马三哥"），10月6日的日记上，聂耳还愤愤地写了一句"当然有这尾巴狗"。对此，聂耳不能不十分警惕，与之慎重地周旋、应付，记日记的方式也决定改变，以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待人接物，都不能不受到这一险恶政治情况的影响。但他在原则性问题上，却是态度鲜明的。他们要拉他演旧剧《法门寺》，他立刻坚决拒绝。一次他们搞突然袭击，在全体同乡的年会上要操纵公务，我们坚决反对，聂耳同志也毫不犹豫地站起来支持我们。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以后聂耳在北平的生活、思想、学习、工作等才会有进一步的了解。
当时云南会馆内部的一些斗争情况和日记上涉及的各种人物的政治面貌和生活方式，在此也应略为作些介绍。云南会馆本来是专为接待云南学生到北平考学校暂时住宿的一个招待所，但历史上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方，是在逐步创建云南共产党的过程中一个最早的基地。在蓬勃开展的五四运动中，云南的青年不仅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觉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而且一部分较进步的学生已经开始建立了一个学习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组织"大同社"，办起刊物《滇潮》，公开宣言“不畏势力，不服强权”，“建设新社会”和激烈地直接抨击封建军阀的腐败黑暗统治。这个“大同社”的成员，1922年多数都陆续到了北平。就在这个云南会馆，云南旅京同学会中部分进步同学结合起来，共同改建为“新滇社”。他们50余人，每月在会馆集会，学习马列主义，办了革命刊物《铁花》，发行到省内，大力宣传革命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斗争。他们也和武汉、南京、上海的滇籍进步青年联系，建立了各地“新滇社”的分社，而积极准备到云南省内也发起组织，进一步开展革命活动。1925年，“新滇社”的部分成员已先后参加了地下的中国共产党，这个社实际已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培养了一批党的工作骨干。以后回到云南，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临时省工委”，主要的也是这些人。因此，从云南省地下党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云南会馆确是一个很有光荣历史意义的中心；而对于各个时期反动统治者来说，从唐继尧到后来的国民党，都咬牙切齿地痛恨着它，不断地注视着它。
聂耳到北平时的云南会馆，情况比起1925年前后有了很大改变。馆中立着一座纪念碑，下面埋葬着1926年“三·一八”时流血牺牲的两位烈士（滇籍的青年学生，师范大学的范士融、艺专的姚仲贤）的骨灰；但大多数人都已漠然视之，不闻不问。北院设有一个图书馆，购置了不少书刊，却很少有人去借阅。这时，刚经过“九·一八”民族解放斗争，住宿在馆内的近四十人，大体有这样几种：（1）思想、政治上比较进步，在云南1927年前后曾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或者还曾参加过革命组织C·Y或互济会（但都未带出组织关系来，因1929年至1930年云南地下党组织遭受了大破坏），少数同志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就赶快离开云南，跑到北平准备考学校读书。这批人中，不少在“九·一八”整个民族垂危的刺激下，正重新参加到解放斗争的热潮中，后来还找到了组织关系。如黄洛峰、徐栋及张鹤等。（2）原来也参加过革命活动或坐过牢，这时则对政治不愿再过问了，一心一意想上功课，考进大学，真正学些系统知识，毕业后再回省干一番事业。这一类，为数也不多。（3）最多的是家庭富裕的公子、小姐，到北平只为见见世面，混个资格（可进个私立大学混张文凭），将来回省仍可凭靠当官的亲友，找一份好差事。这批人有的也在私立学校挂个名，偶尔去一两次；有的则根本不愿去学校，整天闲游浪荡。他们衣冠阔绰，西装楚楚，吃喝玩乐，打麻将（有一连两三天不下牌桌而最后晕倒在地的），抽大烟，逛窑子，胡作非为。（4）政治上反动，生活上糜烂的，如马匡国和其他一两人。他们侦察一些同志的情况作为情报送给国民党市党部，因而专门利用吃喝玩乐引诱一些人，甚至出坏主意、干坏事。他们把云南会馆逐步引向腐化堕落混乱的乌烟瘴气中去。总之，那环境是较复杂的，混乱、颓废、肮脏的气氛越来越浓地占了主要地位。
聂耳到北平，最亲密的朋友是许强、陈钟沪（日记里经常称她陈老弟）和张鹤、李纯一（一日文中称作李表姐）等。许、陈照料聂耳很周到，为他安排食宿，带领他参加各种娱乐活动。他闹病时，许还干脆搬到他房里日夜服侍他。但他们却是用自己喜爱的方式引导聂耳向“安闲”、“软化”的方向发展。许强、张鹤在云南的学生革命活动中，原来和聂耳一起工作过，在斗争中结成了较深的友谊。许被捕，住了两年监狱，被保释出来，立即跑到北平来找他的爱人陈钟沪。陈是云南宣威火腿公司大老板的娇贵小姐，生活富裕阔绰。“九·一八”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的爱国活动，许、陈也参加了，以后则逐步趋向追求生活享受，衣饰富丽堂皇，每天沉迷于欢乐游耍中。
聂耳刚到北平的第三天，就用破木板制作了乐谱架，计划着每天拉小提琴的基本练习，但最初个把月实际根本不可能。他每天都被约出去活动，即使回到会馆里，也照样被拉着去瞎唱，开“草包”（云南土语，即傻瓜）大会，尽要他一个接一个地表演各种逗人笑破肚皮的节目。这样的生活，在聂耳，一方面自然是被迫的，为了要和大家搞好关系，同时也为了对付特务马匡国等，制造假象，让他们产生错觉，只把自己当做一个“照样喜欢吃喝玩乐，吊儿郎当的艺术家”。但他的内心深处则是很不满意这种“安闲、软化”的鬼混生活，他多次提到“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能有点空隙就去读报，了解政治形势的发展，就抓紧时机坚持小提琴的基本练习。而且还想尽办法，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去找著名的小提琴教师托诺夫进修深造，他也用自我讽刺的口吻，批判当时的生活，说：“别人正提倡‘九一八’绝食，我们为闹肚子而绝食。”这些，充分说明了他作为一个革命青年，在这样混乱、污浊的环境里，仍然坚持着一个共青团员的先进思想。特别在后来连续遭受三次打击，他更表现出具有难能可贵的勇敢和毅力。直到9月下旬，上海赵铭彝同志将他的正式组织介绍信寄来，他和北平的左翼剧联取得联系，参加到左翼群众文化斗争高潮中，受到北方学生的炽热战斗激情的鼓舞，他的生活才开始“汇入热情洋溢的正流”。
上文所说的“三次打击”，这儿也需要简单介绍几句。聂耳在上海的“黑天使事件”，自然是一次英勇的革命行动。他一马当先，用“黑天使”的笔名，向当时“中国歌舞的鼻祖黎锦晖”，向黎创办的“明月歌舞团”十几年散播到全国去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流行歌舞，展开了尖锐的抨击和揭露。他批判他们“为歌舞而歌舞”，实际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他要求“创办歌舞的鼻祖”，要了解“劳苦大众的眼泪”，“贫富的悬殊，由斗争中找到社会的进步”，“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这都是从左翼文艺的坚定立场，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热潮中，向腐朽落后的歌舞发动进攻的震动全国的响亮号音。但今天回头来看，当时，聂耳同志进入“明月歌舞团”已一年多，树立了一定的威信，若他能教育好一部分群众，并恰当地领导开展教育和斗争，也有可能把这个有影响的歌舞团体逐步加以改造，使它发挥出对整个国家民族和当时的革命斗争较有益的影响。但他用笔名更猛烈斗争的结果，却是使聂耳同志显得比较孤立了，不能再继续待下去，而被“排挤”出来。这对他本人无论如何应算做是一次挫折或打击。
聂耳同志独自离开上海到北平，当时仍然满怀战斗的信心，朝气蓬勃，毫不气馁。上海的朋友郑雨笙等热诚地劝他北上，一方面可能为了使他接触一下北方前线的战斗气氛，同时也确希望他投考正规的艺术大学，可以系统地学习、深造（当时，云南的旧政府教育厅，设有一种奖学金，规定凡本省学生考入平沪各地大学的，每年可得补助一百五十元）。他到后，也确去报考了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当然，他的思想上也有不少矛盾。他认为：“我何必要这样软化下去？！”……试问进三年的学校比做三年的事是哪一样的希望大些？！”因此，等到第一次出榜就“落第”了，虽然对这一“失败”感到情绪上受一些打击，但立刻考虑到“想到日本或回上海”，他的精神上还是愉快、活跃的（按他的学识，大家都估计会考取的，但究竟是因为当时大学院校的录取标准有着一些特殊界限不肯要较进步和有才能的学生，还是因他自己几年已未搞学校课程的一套，较生疏了。他到北平后，被那落后环境所包围，从未得正正经经地温习一下功课，成绩不算很好，也是可能的）。
第二个打击是，他曾经去找到在朝阳门内的北平私立美术学院教书的同乡王旦东，要求帮助介绍他去“教点课”，一来可解决起码的生活问题；二来也可有学费向托诺夫去进修、学习。王当时曾尽力为他活动，向学校当局和学生做了推荐。学生中普遍对聂耳的热情诚恳、演奏艺术上的纯熟和富于感染力有好感，一致向学校要求，欢迎他来教小提琴。但校长王悦之是投靠国民党的死硬分子，他怀疑聂耳“有色彩”，坚决不接收。这对想在北方学生的火热斗争中多体验、多做些工作的聂耳，又是一次重要的打击。
再就是：聂耳找到托诺夫，把大衣暂时送进当铺交学费，每周两次去学习小提琴（每月20元，在当时是很高昂的报酬）。他发现托诺夫的教授方法确实好，自己也尽最大努力刻苦地学习。托也一再表扬他的才能和成绩，纠正他的缺点。聂耳同志满心盼望由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可能获得“老洋人”的喜爱和同情，为了培养出一个优秀的青年，以后“老洋人”会让他“免费学习”。但很快聂耳就发现自己是太天真了，虽然托诺夫是社会上普遍尊敬的名流，音乐界威望很高的名手，他教授学生收学费却是一分钱也不能少的。那“老洋人”最后带着忧郁的表情答复聂耳：“啊！这是一个顶大的障碍……你是一个顶聪明的孩子，你将来的提琴会拉得不错的。”这对于当时一心盼望着好好学习，提高一步，然后再到日本和欧洲去考察音乐的聂耳，又受到一次最沉重的打击。这也让他深深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落后，人与人之间建立在金钱关系上的虚伪庸俗（这对我们今天有着各种有利学习条件的青年同志们，也该是多么值得深思的问题啊）。
一个接一个的障碍和险阻并没使聂耳同志产生丝毫的悲观、气馁，他仍凭着一贯的“不顾生死往前奔”，勇猛向上的精神和刚强毅力，继续去开展工作，冲开生路。恰好这时上海的组织介绍信转来，他和于伶、宋之的、李元庆（日记上名李健）等同志接上了关系，认识了许多左翼戏剧、音乐界热情工作的同志，他投入到火热剧烈的革命文艺的斗争中，表现为充满信心、欢欣鼓舞地努力工作。
本来，他刚到北平，我们就考虑过让他参加左翼革命文艺组织活动的问题。张鹤（后用笔名天虚）在云南时曾和他一同参加过“互济会”的革命斗争和学生业余的戏剧活动。他们相知较深，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不仅交谈了过去在家乡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以后许多人的巨大变化，也谈了“九·一八”后学生运动的情况；他们还谈到1931年冬北平轰轰烈烈的南下示威行动是怎样展开的，在长达两年的怒吼、歌唱是怎样展开的，在国民党政府前的面对面斗争是怎样尖锐、剧烈，国民党怎样以大队的军警来开枪镇压，许多英勇的同学是怎样地威武不屈（有的被推下秦淮河淹死，有的被捕到宪兵司令部），这些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英勇剧烈的斗争，使聂耳激动异常。张鹤还悄悄告诉聂耳：我们几个同乡已秘密参加了左翼的文艺活动。
我和聂耳在昆明时有过几次接触，虽然相交不深，但还有一些了解，知道他是趋向革命、很有才能的文艺工作同志，所以也曾几次和他个别交谈过。一天晚上，我故意搬出椅子在槐树荫下乘凉，听他拉小提琴基本练习（屋里蚊子多，他正在门前练）。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问我：“也喜欢西洋音乐吧？”（他知道我还会弄弄中国的胡琴、三弦之类的乐器。在昆明，有一次我到他们省师宿舍一姓杨的朋友处，他就跑过来一同拉胡琴，唱滇戏和花灯调）我答说：“也略微喜欢，去年还曾自学过《霍曼》的第一册练习曲，但后来很忙乱就未搞了。”他居然动了念头，要考考我，先后拉了两个乐曲，问我是表现什么情感的，我根本不太懂，只能说出自己的一些简单感受。他说：“大体还差不多。”然后也搬出椅子来，详细对我解释两个乐曲所表现的内容和情感。跟着，我们就谈到他在上海向工部局交响乐团一个白俄琴师学习的情况，接着就扯到他在明月歌舞团的工作和“黑天使事件”的经过。我也谈到昆明街头一个少数民族老倌每晚卖山橄榄时所唱的山歌调子怎样引人，春节时农村花灯小戏怎样优美，又扯到看他演出《女店主》（爱尔兰的女戏剧家格苗戈垒的作品，即我国观众熟悉的《月亮上升》独幕剧的作者）时我的美好印象和在云南《民众日报》副刊所写的一篇剧评。还对他介绍了一些北平的戏剧活动：从熊佛西的艺术学院到许多青年戏剧团体的演出。他希望能看到一些话剧表演，能认识几个戏剧、音乐界的朋友。之后，我即送他去左翼团体演出的入场券，也答应向他介绍几个熟识的朋友。这晚我们谈得很长，直到槐叶浓荫洒下的点点月光都已西斜，才各自回房睡觉。以后，我又曾专到他房里长谈过两次：一次即10月21日的“着实有莫大影响”的谈话；一次是10月24日晚，他、我和张鹤一同讨论电影、戏剧创作问题的“检讨”谈话。这一段时期，因看到张鹤废寝忘餐地在那里写《铁轮》，他也曾动念头要写自传性的小说。
记得我曾把他到北平来的情况告给了剧联常委的3个同志：任于人（即尤兢，后名于伶）、宋之的、老陶（当时我在文总，经常去参加剧联的常委会）。上海赵铭彝同志寄来他的介绍信之后，于伶即亲自来云南会馆和他见面，以后他也不断到李阁老胡同平大法学院三院的宿舍，找宋之的等人；另一方面，我也把许晴（当时名许多，抗日战争中在“华中鲁艺”任戏剧系主任，1941年在日寇大扫荡中牺牲）和当时一个编电影小报的同志介绍给他。
9月中旬和剧联同志们接触后，他不只“心绪稍有安定”，而是热情积极地以更多的时间参加各种工作、活动。他为剧联的刊物写稿，也参加排演高尔基的《夜店》。他非常兴奋、活跃，大家都感到他热情真诚，很快就把他列入活跃分子的行列中，喊出了“许多、耳朵、的确、周道”的顺口溜（后两人是女同志，据说现在仍在北京和哈尔滨坚持戏剧、电影工作）。他看到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喝点开水，啃点大饼就咸菜，穿着很破旧。有的夫妻两人还带一婴儿就挤睡在一窄小的行军床上，但他们工作起来那样热情苦干。写稿、读书很下苦功夫，各人藏的日文、俄文书刊都不少，不仅阅读，还有计划地翻译作品，他心里“无限感动”，觉得他们“着实比我们强得多”，也很虚心地想到“自己的浅薄”，决心要加倍努力。
聂耳同志在北平参加的政治活动，突出的有：（1）西单牌楼的“飞行集会”。当时，参加集会的人们手挽手，声势浩大地前进，喊着口号直到国民党市党部门口，砸了它的招牌（大门早已紧紧关了，未冲进去）。我看到聂耳在队伍里，挺胸阔步，满面红光，带头唱起革命的歌曲；回到家里，见面时虽未说话，他却微笑着连连点头，显出斗争胜利的喜悦。这就是日记上10月1—2日被撕去的好几篇，不知他写了多少精彩的描写和感想。（2）10月29日，他认为是得到“可爱的消息”，饭也不吃，步行十余里赶到朝阳大学，听马哲民的讲演《陈独秀与中国革命》，而且还看到对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抢上台去辩解时所展开的剧烈的面对面斗争，群众高涨的革命情绪，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聂耳在北平的左翼文艺活动中，主要做了两件事：（1）积极参加“北平乐联”的筹建工作；（2）参加了两次影响较大、令人难忘的戏剧演出。
“北平乐联”的筹建，本来很早就提出来让王旦东、李元庆等同志负责，他们两人热情虽高，但组织经验却不足，聂耳同志参加活动后，才找到更多的音乐界同志共同战斗。最初开筹备会，草拟组织大纲及准备开成立大会等，主要都是聂耳主持。10月下旬，“北平乐联”正式成立，我看到的人，总数已有20余位，是在西四北面一个教会的女子中学的二楼的教室里开的。从门口到楼口，他们布置有女学生警戒，较严密。这学校，本来男人平常都不能进去。这天是礼拜天，女学生都外出回家了，所以开了快两个钟头的会也未受到干扰。这天，我是受北平文总的委派去参加会议的，我的讲话先讲了半个钟头的形势与任务。主持会议和筹备工作报告都是由王旦东同志负责，最后选举是由筹备组提出名单，举手通过的。事前酝酿时，本来要推聂耳同志负责，但他很谦虚，一定要推王旦东、李元庆等同志负责。他一再强调不久要回上海，但大家仍选他担任执委，“在未离北平前还要多负责任”。实际上，“北平乐联”的建立，聂耳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组织活动能力强，业务修养较高，在音乐界有一定威信，所以他一参加，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1932年北平的左翼戏剧演出活动，每次都是在战斗中进行的。当时虽然已不断写文章提倡“街头戏剧”，但真正的演出主要仍在剧场进行，所以还要考虑一定的灯光、布景。如我第一次看到《炸弹》，一开幕那红色的光束集中照射着高高坐在帝王宝座上的金脸的统治者（由平大艺院学生李树芳饰，他后在绥远牺牲），就给人深刻的印象。每次演出的准备也是复杂的（还没创造出《放下你的鞭子》这一类广场演出的戏），特别要严密地组织纠察、保卫的队伍，随时要准备和反动军警斗争。聂耳第一次收到参观券，满腔热情地去看戏，就碰到这样尖锐斗争的场面。这晚是在宣武门里国会街法学院一院的大礼堂（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时代“猪仔国会”的礼堂）演出，有好几个独幕剧（《血衣》、《战友》、《S.O.S》等），聂耳赶到，看到铁门紧紧关闭着，先还以为是自己来了，再仔细观察，才看到里面站着一些军警，并立刻打听到“是当局禁止演出了”。在戏剧文艺宣传活动中，革命与反革命的这种尖锐紧张的斗争，对聂耳是一次深深刺激心灵的震动。特别是学生们为纪念“九一八”所准备着的各项革命活动，更使他兴奋不已。
聂耳在北平正式参加过的演出活动有两次：一次是10月28日晚在清华大学礼堂的演出。这是以东北学生自治会名义邀请芭莉芭（俄语“斗争”）剧社去演出。那晚我没去，听他第二天回来说：斗争剧烈，情绪高涨。演出前，他们准备了《国际歌》。但开幕前，自治会的主席张露薇不同意演，台下的右派学生乱哄乱闹，但聂耳毫无畏惧，勇敢地站到台上演奏，下面情绪很好，一直坚持演奏毕。跟着，四个独幕剧也坚持演了，效果也是好的（宋之的同志说聂耳曾参加演了《战友》，我记忆中这次好像他没演）。当晚，整个清华园内空气紧张，右派学生写了“打倒普罗剧社”等标语，次晨贴满全校。剧团坚决斗争，提出抗议，面对面地谈判说理，最后，自治会才赶快去撕了标语。到第二天上午，在校门口等汽车回城时，许多人请聂耳跳非洲舞，他跳得活跃而欢快，大家都非常高兴。他又带头唱起革命歌曲，大家都兴奋地跟着唱。雄壮嘹亮的歌声震动着清华园，很多围着看的同学都热烈鼓掌欢迎。聂耳很激动，唱了一个又一个，《国际歌》唱了好几遍，在汽车上一直唱到西直门。
第二次他参加的是11月5日晚在东单外交部街平大俄文商学院的演出。这是一个大院子，他们在屋里化装，到台上演戏，观众冻坐在院里的长条凳上，情绪却一直很高涨。这晚，聂耳扮演了《血衣》中的老工人，演得很感人，他自己也掉下眼泪。本来他们还准备了一个象征剧《起来》，排练得很好，不知什么原因没演出，另外聂耳一人演奏的乐曲，颇为感人，场里全静静地听着。这晚的演出很成功，反应很热烈，但场外却是紧张的，同学们挑了不少彪形大汉扛着大木棍在四周防卫。
聂耳同志就是带着这样热烈战斗的激情和人民胜利的欢笑，于11月6日下午离开北平，重返上海的。3个月来在他的头脑里，深印着种种形象：东交民巷口操场上，日本士兵操练劈刺时，凶恶的喊杀声；日寇逼近山海关前的炮火轰炸，不时成群结队的飞机在头顶上嘶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对敌人的卑躬屈膝，一再退让；对内的残酷镇压，屠杀青年，压榨工农，而本身则又荒淫无耻，腐朽堕落；天桥一带“下层社会劳动人民”的极端穷困，衰老贫苦艺人的拼命表演的悲惨生活……这些都给他留下不能磨灭的印象。最重要的是他生活在革命青年和左翼文艺工作者中，看到他们不避一切艰险，不怕杀头坐牢，满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充满无产阶级战士的胜利信念和团结斗争的热情，更进一步鼓舞着他要英勇斗争，阔步前进，去上海担负更重要的斗争任务。
我站在月台上，看到人们对他热情欢送，心里静静地想着：聂耳确是极聪慧的全面人才，无论音乐、戏剧、文学都禀赋着惊人的才能。上小学时，我晚间走过他家住的黑暗小街或在翠湖旁，听到他们小型民族乐队演奏的优美乐曲，总不免要伫立很久，沉醉欣赏。舞台上他创造的各种生动感人形象，更使广大群众长期把他亲昵地喊做“玛丽亚”（《克拉维歌》剧中的女主角）或“小四狗”（《花灯剧》《四狗闹家》中农村青年）。读了他少年时的作文和后来计划写的自传性小说的提纲，我更深深感到，文学创作上，他也有着敏锐的思想、丰富的生活和强烈的表现能力。但正像他和天虚当时所常议论的那样：“古今中外的天才，哪一个都不会是偶然登天的。”他有刚强刻苦的毅力，多少次的艰险转折，都“不顾生死往前奔”。但更重要的却是：聂耳已掌握了前进的思想、科学的真理和革命组织的领导，在他参加革命斗争前后的思想情感不是有着最显明的不同吗？我相信他将来对祖国、对人民一定会作出重要的贡献。
果然，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里，聂耳非凡的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正因为具有对广大贫苦劳动人民的深深同情，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无比关心、热爱，使他处处要去亲近工农民，时时要去倾听他们的心声，自然才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创作出鼓舞亿万人的强烈歌声。他的歌在码头、在工厂、在农村、在战场都受到欢迎，激励着英雄们创造伟大业绩。聂耳和他的战友们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唱出了无数支雄壮的战歌，引导着历史悠久的古国走向新生。45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还将沿着这条道路，唱出时代的声音，鼓舞亿万人民向更辉煌的“四化”进军，创造社会主义历史更加灿烂的篇章。
45年了，翠湖已经真正春晓。聂耳同志！你在西山葱郁的红梅、山茶丛林中，一定会更欢快地瞭望着滇池畔广大人民在勤奋工作，你还将看到日本藤泽县和全日本人民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将要不断来向你祝贺这十亿人民巨大的胜利！
来源：云贵高原生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