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宏伟在《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中提出，公元前186年的武都道大地震，震中约在今陕西略阳、宁强一带，此次地震造成今陕西宁强汉王山一带山体发生巨大滑坡。

汉初武都大地震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地质事件，对水流方向及西南地区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江流域

在汉初以前，今嘉陵江上游诸水本是古汉水的上游。

然而，由于河道壅塞，在今陕西略阳以上形成了河道型的山间湖泊“天池大泽” 。

周宏伟在《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中提出，公元前186年的武都道大地震，震中约在今陕西略阳、宁强一带，此次地震造成今陕西宁强汉王山一带山体发生巨大滑坡。

山体滑坡阻断了古汉水，进而在古汉水上游形成了规模极为巨大的堰塞湖。

这一过程彻底改变了古汉水原有的水流路径，原本顺畅流淌的古汉水被截断，水流开始在堰塞湖处积聚。

汉江

至前161年，堰塞湖水由于不断积聚，最终南向溢流。

这一溢流过程导致湖水夺古潜水河道下泄，并在龙门山以北的阳平关谷地形成新的“大泽”。

随着时间的推移，堰塞湖、“天池大泽”和龙门山以北“大泽”相继消失。

到约8世纪，嘉陵江“袭夺”古汉水上游的历史过程完成。

古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并非由于河流的溯源侵蚀，而是大地震导致河道堵塞后堰塞湖水发生溢流侵蚀的结果。

周宏伟认为，这种溢流侵蚀使得水流方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本属于古汉水水系的水流逐渐汇入嘉陵江，改变了两大水系的格局。

汉江

不过，对于这一观点也存在争议。

杨霄在《汉初武都大地震与汉水上游的水系变迁之管见——与周宏伟先生商榷》中借助河流地貌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历史文献考订与实地调查，提出了不同看法。

他发现分水岭一带海拔高出嘉陵江江面约200米，汉王山与分水岭一带岩性不同，分水岭不是汉王山山崩所形成，且历史文献中对天池大泽几处位置的记载也不包括略阳。

略阳

因此认为西汉初年地震引发山崩形成堰塞湖并发生溢流侵蚀导致嘉陵江袭夺古汉水上游这一观点不能成立。

周运中、赵炳清在《之质疑——与周宏伟先生商榷》中同样对周宏伟的观点表示不赞同。

他们根据收集的文献资料和近来一些地质学者研究的成果，认为嘉陵江上游水系与汉江上游水系在历史时期并不存在河流袭夺。

全国水系

地震前，西汉水是汉江的源头，自甘肃天水的嶓冢山向东流，经汉中后成为汉江。地震后，西汉水被切断，其上游部分（今嘉陵江上游）被嘉陵江吞并，下游部分则成为汉江的新源头。

汉江的源头从甘肃天水缩短至汉中盆地，而嘉陵江则因吞并西汉水成为长江最大支流，流域覆盖整个川东和川北地区。

汉中

① 水系的改变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水运占据重要地位的古代，水流方向的改变使得交通线路和贸易路线也随之改变。

原本依赖古汉水进行水运贸易的地区，由于水系变迁，贸易路线可能需要重新规划。

例如，略阳地区作为曾经古汉水流域的重要节点，随着嘉陵江对古汉水上游的“袭夺”，其在水运贸易中的地位可能发生了变化。

一些原本繁荣的商业城镇可能因水运的改变而衰落，而新的水运枢纽和商业中心可能在嘉陵江新的河道沿线兴起，从而改变了西南地区内部以及与外界的贸易格局，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导向作用。

汉中

② 水流方向的改变直接影响了水资源的分布和利用。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新的水流路径使得一些地区水资源更加丰富，而另一些地区则面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这促使人们重新选择居住和生产的地点，进而影响了聚落的分布。

在新的水源地附近，可能会形成新的聚落，而原有的一些聚落可能因缺水而逐渐废弃。例如，在嘉陵江因袭夺古汉水上游而水量增加的河段周边，可能吸引了更多人口聚居，促进了当地聚落的发展和繁荣，改变了西南地区的人口分布和聚落格局。

汉中

③ 水系的变迁也对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作用。

水运是古代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不同流域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特色。

嘉陵江对古汉水上游的“袭夺”，使得原本属于不同水系文化圈的区域，因水流的连通而增加了文化交流的机会。

例如，嘉陵江流域的文化与古汉水上游地区的文化在人员往来、贸易活动等过程中相互碰撞、融合，促进了文化的多元性和创新性，丰富了西南地区的文化内涵，对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塑造了西南地区独特的文化格局。

汉中

地震前，刘邦曾利用古汉水的水运“暗度陈仓”突袭关中，奠定楚汉战争胜局。但地震后，汉中至关中的水运通道消失，蜀军北伐后勤压力剧增。诸葛亮北伐时被迫绕道陇西，且因粮草运输困难多次功亏一篑。

汉中的战略地位下降，四川盆地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单元。蜀汉政权不得不将防御重心转向北部山地，间接导致其长期困守西南。

汉中失去水运优势后，传统的“关中—汉中—巴蜀”贸易路线被削弱。嘉陵江流域因水道变化兴起新的城镇（如阳平关），而汉中的经济地位逐渐被成都取代。

水系变迁导致部分河谷平原被淹没或干旱化，迫使西南地区的农业开发向山地扩展。

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和河道改道重塑了西南地区的地形。例如，略阳一带的“天池大泽”因堰塞湖消失而变为陆地，嘉陵江上游的峡谷地貌也因此形成。

古汉水上游的断流导致沿线湿地萎缩，依赖水路迁徙的物种（如鱼类）生存空间压缩。同时，嘉陵江流域因水量增加，水土流失加剧，影响了下游的农业生产。

水运中断后，关中与西南的文化交流减少。巴蜀文化更多地与长江中下游地区融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体系。

地震后，部分氐、羌等少数民族因生存环境恶化向西南迁徙，与当地族群融合，加速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多元化。

重庆

武都大地震不仅是一次自然灾害，更是西南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通过改变水系，间接影响了军事、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使得西南地区从“关中—巴蜀”的联动格局转向相对独立的发展路径。

汉中从水陆枢纽变为封闭的军事屏障，经济重要性下降，而嘉陵江水量增加促进了重庆港口的兴起，形成西南“双子星”（成都与重庆）格局。

元代将汉中划归陕西，削弱四川盆地的独立性，这一区划延续至今。

战国时期秦军通过古汉水快速攻灭巴蜀，而地震后类似战术无法重现。五胡乱华及南北朝时期，西南政权的割据也因地理封闭性增强而更易实现。

重庆

地震前，汉水是连接陇西、汉中、荆楚的重要水道，汉中成为交通枢纽。地震后，嘉陵江取代汉水成为西南水运主干道，重庆（嘉陵江入长江口）逐渐崛起为重要港口城市，而汉中地位相对下降。

若无地震，成都可能通过汉水水道直接连接关中，成为统一政权的中心；但嘉陵江的崛起使重庆成为西南经济枢纽，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雏形由此奠定。

西安虽为汉朝古都，但因汉水改道失去水运优势，未能延续政治中心地位。

来源：历史观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