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嘉靖帝春祭山陵。群臣朝见时，嘉靖帝忽然发现，兵部尚书张瓒竟穿着一身“蟒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何曾赐过这样一件衣服，便生气地对大学士夏言说：“尚书不过二品，怎可擅自穿蟒？！”夏言赶忙解释：“张尚书穿的是钦赐飞鱼服，虽然长
赐服，超越于品官服饰制度之外。天子用它来别亲疏、明等级，用它来控制人心。为此，明朝皇帝甚至大胆运用了一类长得像龙袍的特殊赐服。
破坏规矩的皇帝
大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月，嘉靖帝春祭山陵。群臣朝见时，嘉靖帝忽然发现，兵部尚书张瓒竟穿着一身“蟒服”。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自己何曾赐过这样一件衣服，便生气地对大学士夏言说：“尚书不过二品，怎可擅自穿蟒？！”夏言赶忙解释：“张尚书穿的是钦赐飞鱼服，虽然长得像蟒，但并不是蟒。”
蟒服
有明一代，蟒纹与飞鱼纹十分相似，甚至连皇帝都傻傻分不清。不独蟒纹、飞鱼纹，它们与斗牛纹、麒麟纹也极为类似，而绣有这类纹样的服饰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早在明英宗正统年间，皇帝就下令，不得随意穿着“蟒龙飞鱼斗牛及违禁花样”，否则“工匠处斩，家口发充边军”。
此后，历代皇帝也屡颁禁令。嘉靖帝最是积极，一登基就发严令。几件衣服就让皇帝如此疑忌，是否小题大做？也不尽然，因为这些衣服都与龙服相似，因而必须严禁。
明朝蟒纹似龙纹，最大区别在于龙为五爪，蟒为四爪。而飞鱼又与蟒相似，最显著的不同在于飞鱼尾部为鱼尾。斗牛是头上双角向下弯曲如牛角状。麒麟则是龙首蹄状足，身上有鱗，这组纹样的共通点是像龙。明朝皇帝还特意为这些“龙兄龙弟”排了个次序：蟒仅次于龙，飞鱼又次之，接下来是斗牛、麒麟。
然而，皇帝三令五申的禁令，并未收到多大效果。这类“龙袍兄弟款”在有明一朝日益风靡。因为带头无视甚至破坏皇帝命令的，正是皇帝本人。
弘治十六年（1503年）二月，明孝宗朱祐樘久病大愈，又赶上大祀天地。在如此有仪式感的场合，朱祐樘做了一个决定：赏赐内阁辅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皇帝一方面对这种类似龙袍的服饰充满疑忌，一方面所赏赐的袍服规格又越来越高，甚至动用了与龙袍最为相似的“坐蟒”。
“龙袍”作用超乎想象
在君主专制极为发达的明朝，这种类似“龙袍”的服饰，发挥着超乎想象的效用，就连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们，也被这华美的袍服所吸引。
蟒服
对于土司杨应龙来说，万历十四年（1586年）是既喜又优的一年。这一年，他向朝廷献上70棵材质美好的大树，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都指挥使职衔和一件飞鱼服。
不过，当他进一步试探朝廷，希望得到一件蟒袍时，却遭到了拒绝，这让心性高傲的土司颇为不甘。其实，若对比祖上最初获得的封赏，杨应龙应当感到满足了。
播州杨氏，是西南最大的土司之一。洪武五年（1372年），杨应龙的祖先杨铿向新生的明王朝称臣纳贡，成为明朝“编制”下的土司，驻地就在今天的贵州遵义市。为了招抚和笼络土司，明王朝往往不惜厚赐。
土司朝服靠“赐”，这说明尽管他们得到朝廷颁发的印信，但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和普通文武百官一样着装。只有受到明文赏赐后，才有资格穿上此类官员制服。
正德二年（1507年），当播州土司杨斌为其父杨爱请求赐服时，所提要求变为“请进阶及服色”，即为杨爱的服色升级，升为比实际品级更高的官服。这就是赐服中的“借服”。
杨斌的要求遭到了礼部的拒绝，理由是服饰乃等级和权威的标志，不可随意授人。不过，已被杨家人收买的兵部，却以杨爱旧有剿贼大功，通过了这个请求。
对于杨斌来说，这只是个开始。正德十六年（1521年），他更是被赐予蟒衣玉带，成为蟒袍加身的一员。而这样的赏赐，也彻底打开了杨氏土司的胃口。所以，当杨应龙获赐飞鱼服时，他就援引其祖杨斌为例，想进一步获赐蟒服。
除了播州杨氏，隔壁湖广境内的永顺彭氏土司，也获得了麒麟服、飞鱼服、蟒服等各种赏赐。土司们穿起“龙袍”，虚荣心日益膨胀。而对于明廷来说，送出越来越多的飞鱼服，其实一点儿也不吃亏，因为皇帝获得了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正德十三年（1518年），永顺土司彭世麟被赐蟒衣三袭，明廷获得了大楠木470棵。杨应龙的飞鱼服，也是用70棵大木换来的。
土司们这么爱送木头，是因为明朝皇帝真的缺木。据载，正德、嘉靖、万历几朝，紫禁城屡遭火灾。为了重修宫殿，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木材。于是，皇帝苦思冥想，计上心来，开始鼓励大木良材所在地的土司进贡木材，而皇帝所需要付出的，有时只是几件蟒袍、飞鱼服而已。
只是这样换来的大木也好，忠诚也罢，多不可靠。在获得飞鱼服十年后，播州土司杨应龙就反叛了。
人们对赐服失去敬畏之心
永乐元年（1403年）十月，新登基的明成祖朱棣向礼部下诏，对远人要怀柔和抚绥。紧接着，明朝使者带着成袓登基的消息，分别向朝鲜、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等国进发。远人来朝，乃天子地位的象征。对于武力夺取皇位的朱棣来说，比谁都更迫切想要得到世人承认。令他欣慰的是，朝鲜等国积极响应，立即向大明遣使表示臣服。
如何对待各国使节？朱棣心里有数。被他赶下台、生死未卜的侄儿朱允炆，早已为他做出了示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李氏朝鲜，其五子李芳远篡位后，朝鲜国王开始接受明朝皇帝的册封，宗藩关系日益密切。
李芳远派出使者，向建文帝请赐冕服。无论是文武百官，还是土司酋长，权力再大，也不敢请赐冕服。因为在明朝，冕服只允许皇帝、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等穿用，公侯以下禁用。李芳远的这个请求，引发了明廷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
但是，建文帝还是决定赐予朝鲜国王九章冕服。在大明，这是皇太子和亲王才享有的荣耀。果然，朝鲜对明朝感恩戴德，向大明的朝贡和请赐越来越频繁。当明朝换了个皇帝时，李芳远立即向新皇帝朱棣请赐冕服和书籍。李芳远又得到了朱棣所赐的金印和九章冕服。
朝鲜一直是朝贡请赐最积极的“标兵”。有时候，他们甚至直接向明廷提要求。比如，明宣宗时，朝鲜国王李掏认为，朝鲜世子冠服与陪臣相同，无法彰显身份，在其请求下，宣宗特赐朝鲜世子六梁冠（等同于明廷二品朝臣）。
英宗时期，李掏又请赐远游冠、绛纱袍。有了赐服的直接示范，朝鲜的衣冠制度开始了对明朝亦步亦趋的模仿，以至甚至发生了日本入侵朝鲜、明朝抗日援朝的事件。当双方议和后，神宗决定效仿祖上，再次对日本使出封王、赐印、赐服的“杀手锏”。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明朝使者到达日本，送上封王沼书、金印和冠服，丰臣秀吉接受赏赐。此前，皇帝虽对日本偶有赐服，但规格等级一直不高。
赐服的变化，反映着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赐服这一屡试不爽的手段，也成为大明王朝行之有效的外交工具，维护着与周边各国的宗藩关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灵活多变却日益走向了混乱。民间也穿起了飞鱼服、麒麟服。尤其是婚礼上，新娘着红色婚服，纹样多与赐服相同：麒麟、斗牛、飞鱼甚至蟒纹等都有。
皇帝随意赐服，人们对赐服也逐渐失去了敬畏之心。混乱的服饰与混乱的人心一起滋长蔓延，直至明朝灭亡。
来源：古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