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塞迪斯你在索罗斯的第一段任期结束时，团队经历了巨变，斯坦离开，你也决定离职，并创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Bestin Capital，管理规模10亿美元。

离开索罗斯基金，创立对冲基金

塞迪斯你在索罗斯的第一段任期结束时，团队经历了巨变，斯坦离开，你也决定离职，并创立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Bestin Capital，管理规模10亿美元。

经历了这么多后，你对自己的投资风格有何新的思考？

贝森特我犯过的最大错误之一，也是我后来在投资哲学上的重大转变，就是：永远不要迎合投资者的需求，而是要坚持自己擅长的事情。

2000年，我之所以能募集10亿美元资金，是因为我向投资者承诺，不会做宏观交易。

那时候，宏观投资成了“贬义词”。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在1998年爆仓，而那其实不是典型的宏观交易，而是套利策略被放大到极致的失败。

一些宏观交易导致了老虎基金的亏损，而索罗斯基金也经历了一次大幅回撤。

所以，投资者当时更愿意投资长短仓股票策略。

塞迪斯你是否觉得，这种“迎合市场”让你无法真正施展自己的投资方法？

贝森特是的，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非对称性”。

举个例子：如果我看涨石油，按之前的逻辑，我可能直接买入原油期货，这样才能完全表达交易逻辑。

但由于投资限制，我只能买石油股，然而：石油股的表现可能受限于市场分析师的定价框架，他们可能会关注远期油价曲线，导致股价没有反应。

而与此同时，原油价格本身却在上涨。

这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不能自由使用宏观工具，我的投资能力就受到了限制。

于是，我回去找投资者，说：“我要做宏观交易，如果你们不愿意，我们可以解除锁定期，你们可以赎回资金。”

结果呢？基金业绩开始好转，投资者留了下来。

但到了那个阶段，我已经工作了30多年，从9岁起就在赚钱，那时我42岁，已经获得了财务自由，我感到身心俱疲。

管理一家对冲基金，涉及两个核心部分：一是投资管理，要构建投资组合、执行交易；二是企业管理，要运营公司、管理投资者关系。

我自认为，我们团队在投资管理方面是一支A级团队，但在企业管理方面，并没有同等水平的团队。这让我始终感到焦虑。

于是，我决定退休，考虑去当教授。如果当年我没有背着一堆学生贷款，可能一开始就走学术道路了（笑）。

有一次，我和斯坦·德鲁肯米勒以及他的妻子共进晚餐，他听完后直接说：“去你的，你一年内一定会回来……你不可能不做投资。”

他是对的。

于是，我决定半退休，加入Protege Partners，转做FOF，即挑选最优秀的基金经理和他们最有信心的投资机会来组合投资。

对我来说，投资不只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它能让我保持竞争感，持续刺激我的思维。

很多人喜欢填字游戏、打桥牌，但对我来说，投资就是最好的智力游戏。

我的一位导师拜伦·韦恩（Byron Wien）曾说：“我会一直工作，直到死去。”而他确实一直工作到去世前10天。

2011年，回归索罗斯基金担任首席投资官

塞迪斯在你那段经历之后，你原本打算再创立一只基金。但就在那时，乔治·索罗斯给你打电话，邀请你重回索罗斯基金，担任最高职位。

当时，索罗斯基金的规模已经庞大，你对“管理大规模资产池”这件事有何不同的看法？

贝森特到了那时，我的思考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宏观投资中，大规模资金不仅仅意味着更强的市场影响力，还意味着更复杂的风险管理。

我开始意识到，流动性和规模会深刻影响投资策略的执行，这不仅仅是“找到正确的交易”这么简单。

我回到索罗斯基金后，想要验证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把庞大的资金规模转化为优势，而不是业绩的负担？换句话说，如果资金没有严格的投资授权，能够快速决策，那是否可以成为一种资产，而不是阻碍？

最终，我们做到了。

塞迪斯你是怎么实现的？

贝森特关键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 我们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内部团队；

第二， 我们调整了外部投资经理的投资组合，并向市场释放信号，表明我们欢迎新的投资想法；

第三，我们让所有投资经理知道，如果他们带来一个好机会，我们不会绕过他们，而是可以在三天内给出答复。相比之下，像黑石这样的机构，可能需要五周时间、撰写五份投资备忘录，才能送交投资委员会审批。

我们只用三天，所以那些优秀的投资经理自然找上门来了。

最终，我们形成了一个“核心-卫星”体系，核心团队负责主要投资，而外部经理则提供专业领域的交易机会。

塞迪斯当你管理着庞大的资金池，带领多个团队，同时还要面对索罗斯本人的影响力施加，你是如何分配时间的？

贝森特我是在2011年9月加入的，那时候整个债券市场，特别是欧洲债券市场正在崩溃，意大利国债仍在持续下跌。

按照计划，我应该有90天的时间熟悉公司，毕竟当时团队里有320人，其中120名投资专业人士，而很多人并不欢迎我的到来。但现实是，我在5天内就做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

当时，约翰·科尔扎因的基金被迫清盘，抛售了35亿美元的意大利国债。摩根大通给我们打电话，问是否有兴趣接手。我在一张索引卡上快速计算后，直接告诉他们，我们愿意全部接手，并立即安排回购融资。

这就是管理庞大资金池的现实，你必须果断决策。

2015年，创立Key Square Capital

塞迪斯你是如何判断自己何时该离开的？

贝森特关键因素有两个：首先是行政管理的负担是否影响了投资业绩；其次，我的职业目标一直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不断学习，而不是被琐碎事务拖累。

投资市场不是每天都顺利，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几个月、几年都在错误的轨道上，那就该调整方向了。另外，当团队内部的核心观点开始出现分歧，特别是当你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变得过于消极时，这也是一个信号。

塞迪斯你创立了Key Square Capital。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贝森特“Key Square”是国际象棋术语，指的是残局阶段的关键一格，在棋局接近尾声时，只有一个正确的走法可以决定胜负。

这正是投资的核心理念，有时候市场上只有一个真正正确的决策，它可能出现在开局，也可能出现在终局。

塞迪斯你认为象棋是投资的最佳比喻吗？

贝森特不，流动性市场更像扑克或西洋双陆棋。

投资市场存在运气成分，你必须管理手上的牌。你不知道明天以色列局势会如何，也无法提前预测中国海军包围台湾到底是在演习还是实战。你每天都会被市场抛出各种突发事件，你只能去应对，而不能提前规划所有可能的下一步。

相对而言，私募股权投资更像象棋，所有棋子都摆在棋盘上，你可以一步步计划，像 J.P摩根、洛克菲勒那些金融家，他们的投资方式更接近于私募股权，而不是流动性市场。

塞迪斯你真的深入研究过象棋吗？

贝森特是的，我们请来了一位全球排名最高的女性棋手，她同时与12-13 名对冲基金经理对战，我是倒数第二个被淘汰的。

她没有蒙眼对战，但赛后，她给我们讲解了一些历史性的棋局，比如 1913 年古巴国际象棋大师的战术。

这让我反思，投资中是否也有类似的“古典策略”？华尔街100年前的金融家，他们的策略是否与今天的私募股权投资有相似之处？

塞迪斯你最终完全拥抱了宏观投资，是因为你认为这才是最自由的投资方式？

贝森特是的，宏观投资让我真正感受到自由。

在这个领域，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机会，投资各种类型的资产，设计出非对称的交易结构，并根据市场状况选择最合适的工具来表达你的投资观点。

这正是我始终追求的方式，灵活、跨市场，并且高度策略化。

当时有一家做波动率交易的基金，可能以为他们在“收割我们”。因为当时日元的波动性很低，市场上标价的隐含波动率大概只有4，而他们觉得我们愿意以6的波动率买，他们就不断地把这类期权卖给我们。

我猜他们当时肯定觉得我们疯了，居然愿意以这么“贵”的价格接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波动”的日元期权。但在我看来，这笔交易背后潜藏着巨大的机会。那时候日元在78到82区间横盘，我判断它可能先涨到95，而一旦突破，就可能一路拉升到105，甚至115。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乔治（索罗斯）专程去了纽黑文，拜访一位我们认为掌握独家见解的日本学者。他是耶鲁大学经济学系的名誉教授，也是托宾的学生，对凯恩斯主义研究得非常深入。他曾参与设计日本的经济政策组合框架。

我们那天共进午餐，他把整个政策逻辑和传导机制都梳理给我们听。吃饭时，乔治问他：“你觉得这个政策真的能奏效吗？”

他停顿了一下，说：“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成功，但可以肯定，它一定会引发一场市场上极其剧烈的波动。”

这正是宏观投资的关键点之一：政策不一定要成功，只要它足够激进，市场就会剧烈反应，而那正是投资机会所在。

贝森特的投资原则和方法

塞迪斯你是如何思考仓位管理的？在这种交易中，你如何调整头寸？

贝森特我一般会采取“分三次建仓”的方式，慢慢建立头寸。而是否继续加码，很多时候取决于市场当时给了你什么样的机会。

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笔波动率交易——那家基金在向我们兜售一类叫数字期权（digital options）的合约。我们知道，这类期权一旦触发就会迅速变动，因此关键在于评估当时市场给出的赔率是否值得下注。

如果我们发现，这个交易结构本身就是非对称的，也就是说，潜在收益远大于可能损失，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明确的机会。

另外，我们也会结合全年账户的盈亏情况（P&L）来看。如果这一年整体表现不错，那我们就更愿意在这种有把握的交易上加码。

塞迪斯这跟传统的基本面投资方式不太一样。很多基本面投资者会认为，一个仓位该多大，取决于这家公司的基本面有多靠谱。但你是根据实际的盈亏情况来决定加不加仓的。这种做法背后的管理逻辑是什么？

贝森特这就像沃伦·巴菲特说的那句名言：“第一条规则，不要亏钱。第二条规则，永远别忘了第一条。”

核心的想法是，你得靠赚到的钱，去换来承担更大风险的资格。

不管是玩西洋双陆棋、扑克牌还是桥牌，你下注之前一定要看清自己手上有多少筹码。

如果你带着一万美元坐到牌桌前，而这是一切家当，你下注的方式肯定跟你手上有三万美元的时候不一样。

这其实就像安妮·杜克在《思考赌注》那本书里讲的，你得根据自己的底牌和当下的资金状况来决定该冒多大风险。

塞迪斯你刚刚提到，每年年初你都会“重置筹码”，这会对投资策略带来什么影响？

贝森特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纪律。每年到了12月，我都会重新评估持仓，尤其是做货币交易的时候。

有时候你在12月的表现特别好，趋势很顺，行情也站在你这边，收益很亮眼，这时候交易员、风控团队或者其他人可能会说：“现在已经12月15日了，我们该开始减仓了。”

而我内心可能还会想：“哎呀，这波行情说不定到了1月还能继续涨。”

但回头看，每次我在年底把仓位降下来，结果几乎都是对的。因为市场总会有反向波动，过了年，情况就会变。

塞迪斯你如何在风险管理中确保即使在一个大仓位上犯错，也不会被市场淘汰？

贝森特这正是关键所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父亲的风险管理能力很差，所以让我变得特别谨慎。如果我对风险的态度更开放，也许我今天会更富有，但也可能正是这种谨慎让我走到了今天。对我来说，风险管理的核心在于：“狼永远在门外。”

但我确实很相信 EBS 对风险的定义：风险 = 概率 × 严重程度。

比如我们现在在考虑中国市场时，我会问自己：有多大概率你会突然一天把所有钱都亏光？

会不会发生类似俄乌战争那样的黑天鹅事件？俄罗斯股市当时一天之内就跌了 95%，这在事前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永远都要看两个维度：概率，和严重性。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流动性怎么衡量？你以为你有对冲，但到关键时刻，资产之间的相关性会突然归零，原本以为能抵消风险的头寸根本不起作用。

我自己的风险控制有一条经验：你可以集中，但不能又集中、又缺乏流动性、还加杠杆。我的做法是宁愿保持流动性好，然后再适度加杠杆。

我一直尽量遵守一套纪律，比如我的投资组合中，有一部分必须能在24到72小时内撤出。

塞迪斯你职业生涯中做过两次当时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启动：第一次是Bestin Capital，规模10亿；第二次是Key Square，启动时45亿。但我们知道，宏观对冲基金特别难长期维持下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贝森特你这个观察非常好。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拿棒球的泰德·威廉姆斯和贝比·鲁斯来做比喻。

泰德·威廉姆斯打击率高达四成，他甚至能看清棒球缝线的旋转，年复一年都表现稳定；而贝比·鲁斯就不一样了，他打击率并不高，但他擅长轰出全垒打，那种一棒定胜负、改变比赛走向的能力，持续了几十年，堪称“挥棒之王”。

很多宏观投资，更像贝比·鲁斯，而不是威廉姆斯。

问题是，投资人往往没有耐心。你哪年业绩爆了，他们蜂拥而入；之后哪年回落了，他们又一哄而散。就是这么循环往复。

我们现在算是摸索出了一个适合自己的模式。我们有一个主基金，投资人是家人、朋友和一些长期出资人，他们更看重三年维度上的表现，而不是短期波动。

有一份共同基金的研究报告指出，对于资产配置人来说，最有效的策略是：当你信任某位基金经理时，在他们大赚一两年之后，反而应该“减一点”；而他们低迷时，你反而要敢于加码。

在我过去的经验中，那些在我们表现不好时敢于加仓的投资人，最终得到的回报反而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跟很多大基金保持关系：我们会不定期、可能是一年一次，也可能是三年一次，向他们提出一些“特别大的投资想法”。

我们会为这种机会设立一个SPV（专项投资结构），在那个项目上加杠杆，一旦这笔机会结束，我们就把资金退回去。

未来半年到1年，市场的关注点和机会

塞迪斯我一直跟别人说，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像能提前半年读懂报纸的人。现在你在想，接下来六到十二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

贝森特哈，我也想夸夸你，毕竟好的同事很重要。你当年给我的提醒就很中肯，我有时候看得很准，却没有建立仓位。你能一针见血地将这点指出来，对我帮助很大。

（聪投注：前面贝森特讲过在尚未回归索罗斯基金之前，曾加入了Protege Partners，而当时特德·塞迪斯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他曾于2002年共同创办 Protege Partners，并担任投资负责人多年）。

我也常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真能提前拿到“未来六个月的报纸”，我真的能一眼看出该怎么做交易吗？

比如：如果有人告诉你，“以色列的战争还会持续一年”，但油价却会更低，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吗？其实也未必。

这类结论并不是直觉上那么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7%的财政赤字。在传统理解中，这种情况下利率应该会大幅上升，但我们却看到所谓的“华丽七巨头”大涨，科技板块也在形成泡沫。

所以，关键不只是判断会发生什么，还要考虑未来新闻头条可能写什么内容，以及你选择的投资工具是否合适。

我认为，接下来几个月的市场走向，很大程度上会取决于美国大选的结果。

如果最终是共和党胜出（我希望如此），同时拿下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即“三权全掌”），那可能会出现一个增长冲击，市场情绪会明显回暖。

而这时候，美联储此前的“超级降息”（2024年9月份）可能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希望他们不要被迫再加息，否则会严重损害联储的信誉。

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副总统哈里斯当选，那么大概率会形成一个分裂政府（总统归民主党、国会归共和党）。共和党可能拿下参议院，而我们依然要面对这个持续扩大的 7% 财政赤字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

我强烈的感觉是，中国现在采取了一些短期战术动作来稳定经济。但其领导人跟过去我们熟悉的中国领导人是完全不同的类型，过去十多年，中国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带有资本主义特征的共产主义”。

再说回市场，我认为我们正处在一轮黄金的长期牛市之中。我们能看到各国央行正在不断增加黄金储备。我一直密切关注这一趋势，黄金也是我当前最大的头寸。

就连我自己前几天也被波兰央行的公告惊到：他们表示希望把黄金储备占比提高到 20%。

在我职业生涯中，有些最成功的投资，都是出现在这种情形下：当一个政府、一个管理层或一项政策正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冲向一堵墙，你通常会假设他们会踩刹车转向。而这种政策转向，就是我们最大的投资机会来源。

当然，也有几次，我亲身在车上，结果他们真的撞上去了，那就不太好受了（笑）。

但总的来看，我做得最成功的几笔投资，都是在提前察觉到即将发生的政策转变的时候。

有句里根时代白宫里的话我很喜欢：“政策就是人事，人事就是政策。”

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政府官员，说到底都是人。他们希望被人认可；如果是民选官员，他们还要考虑历史会如何评价自己。所以，他们其实很容易受到外部压力的影响。

只要你长期关注他们、保持持续对话，其实是可以察觉出，他们什么时候真的准备踩下刹车。

而这本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风险控制手段。因为往往当系统已经失衡到极致的时候，你反而能找到特别好的入场点。

塞迪斯那除了中国之外，你现在还有特别关注哪个市场？

贝森特我特别关注日本。我认为那里可能会出现一个结构性的长期牛市，是当前全球市场中少数几个值得关注的长期机会之一。

安倍当时的政策非常好，同时也带来了稳定性。可惜的是，他遇刺时了，否则我相信他还有机会回归。现在的日本政坛可能又要回到那种首相轮流坐庄、频繁更换的局面。

至于欧洲，那边情况更复杂，我觉得在政策、去工业化进程，尤其是政治层面，都是一大问号。

我预测在接下来的18到24个月内，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将成为法国总统。因为左派的候选人实在太弱，选民反而觉得她更现实些。

欧洲现在的民粹政治浪潮，一方面是对贸易和移民的反弹，另一方面其实也和欧洲自身一系列错误决策有关。

看看德国的产业政策吧：他们选择继续把商品出口到中国；继续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为了照顾南欧国家而维持一个低汇率；关闭核电站，让自己更加依赖俄罗斯能源……

而现在，反倒是南欧国家的经济表现比德国还要好。我很想看看，接下来的几年，德国这个庞大的工业出口机器会如何应对这种格局转变。

塞迪斯我知道你多年来一直是个非常低调的人，而最近，你被点名为如果特朗普当选后可能担任公职的人选之一。我想先问一个问题：你是如何区分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你的投资职责的？

贝森特这是个好问题。在我管理的基金里，我始终坚持一点，市场里不该有狂热分子。

我现在所做的很多事，其实就是我过去35年一直在做的：地缘政治分析、宏观经济分析、趋势研究。

我之所以选择不再躲在办公桌后面，是因为我真心认为，这次选举将是一个关键的抉择。它将决定我们国家是否还能靠增长来摆脱债务负担。

而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通过放松监管、能源独立、强化美国的主导地位，再加上一个真正以增长为导向的思维，我们是有机会走出困境的。

我非常坚定地认为，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靠增长化解危机的机会。我也相信，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重组的中间阶段，在全球政策和全球贸易层面，类似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造。

这其实是我当年在耶鲁教过、也是我一生都在研究的东西。我希望能参与其中，无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第三点，我觉得现在这个重组后的共和党，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政党。它是一个工人阶级和商业阶层融合的新联盟。

我很在意这些新选民能否被好好对待。

我自己小时候，家庭条件很不错，但后来父亲的失败让我们一度失去一切。如今我重新站了起来，所以我对经济焦虑这种感觉是有切身体会的。

我希望这些人群，尤其是普通劳动者，未来的生活能真正好起来。

塞迪斯这次访谈播出时，大概率两个党派中会有一个胜出。如果特朗普赢了，你会去做什么？

贝森特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确保他能赢。如果他输了，那我没有其他计划，一切止于11月5日。

关于人生，一些重要的问题

塞迪斯好，那我想问几个轻松一点的问题。除了工作和家庭，你现在最喜欢的爱好是什么？

贝森特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变了。我记得我们之前共事那会儿，我还在做铁人三项。

我要提醒大家一句，如果你正经历中年危机，千万别去搞铁人三项——我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工髋关节（笑）。

现在我重新找回自己喜欢的休闲方式，倾向于做一些适合长期坚持的运动，比如远足、散步或者打高尔夫。

塞迪斯有没有什么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

贝森特可能20年前我会选择从政或者参军。只是……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生得太早了。

塞迪斯那你觉得，身为同性恋这件事，对你的生活和职业生涯有影响吗？

贝森特影响很大。

1980年，那年我拿到了美国海军学院的录取通知，那是一条免费读书的路子，我们当时已经没钱了。但我最终没去，而是选择了耶鲁。

耶鲁对我很好，我打了三份工，暑假也在工作，最后熬过来了。也许潜意识里，我选择进入资产管理行业，是因为这里更公平，数字就是数字。

这不是个销售行业，你不需要靠住在格林威治、在乡村俱乐部混圈子来拿到客户的委托。我一直觉得，你的盈亏（P&L）才是最好的保护伞。

如果还能补充一点的话，我可能是你见过的最量化的人，但同时也是最信教、最迷信的人之一。

我不觉得这两者是矛盾的，虽然很多人会这么看。我会祷告，也随身带着一只兔脚（象征幸运），希望我的量化模型是对的。

塞迪斯你最不能忍受的是什么？

贝森特特权感。我不反对有人拥有资源或出身好，但只要一个人表现出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我就会特别反感。

塞迪斯哪两个人对你的职业生涯影响最大？

贝森特斯坦·德鲁肯米勒，他可能是史上最伟大的投资人，从没亏过一年。但他不仅是个顶级投资人，还是个很棒的导师、家人角色、也是一个真正有慈善心的人。

还有就是拜伦·韦恩（长期担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美国投资策略师，并在退休后加入黑石集团担任副董事长和资深顾问，他最广为人知的传统是每年发布“十大意外预测，列出那些市场普遍低估但他认为可能发生的事件）。

他没有孩子，但他把我们这一代人当成自己的学生。他指导我们，批评我们，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传承。

我印象最深的是 2016 年那次大选，特朗普当选后的第十天，我和拜伦一起吃午饭。我问他怎么看。

他说：“我先告诉你我的政治立场，特朗普赢了那天晚上我哭了。但我现在觉得，市场要涨疯了。”谁能做到这样？！（只能说，情感归情感，判断归判断。这就是投资的境界。）

塞迪斯你人生中听过的最好的一条建议是什么？

贝森特你必须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永远不知道变化什么时候会来，但你得随时准备好去应对。

你还得准备好“撞上好运”，也就是说，如果你事先做足了准备，一旦那个关键事件真的出现了，你就能把握住。

还有一点是，我从不为短期赚钱去做事。我总是在想，从长远看，这件事是否值得投入？是否让我持续有热情？

而且，很多时候真正的大金矿，其实都藏得比较远。

塞迪斯你人生中学到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什么？哪件事是你希望自己早一点明白的？

贝森特长期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我有一个大学室友，我们从17岁认识到现在，经历了彼此的婚姻、离婚、孩子出生……这些贯穿一生的朋友和关系，才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你之前问我，重新回到索罗斯基金是什么感觉？我那时候是整个212区最受欢迎的人（笑）。

甚至我在2005年退休时，还有像ISI的埃德·海曼（Ed Hyman）这样的人对我说：“斯科特，我们会把你留在邮件列表里，因为聪明人从不会真正消失。”

现在，我每天还和斯坦·德鲁肯米勒通电话，也还在和尼科·罗迪蒂（Nico Roditi，以高胜率的宏观交易著称，是索罗斯团队中极少公开露面、但内部极度信赖的核心人物之一）保持联系。

所以当我成为57 街（纽约投资界）的焦点人物时，我明白，那些浮华的热度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那些一直在你身边的人：是他们在你低谷时拉你一把，在你得意时提醒你别飘。

我们一起共事时，你也做到了这一点，我希望我也曾为你做到同样的事。

说到底，人生的关键是：保持平衡，身边有一群能让你保持冷静和清醒的人。

塞迪斯确实如此。斯科特，太感谢你今天的分享，也祝你接下来无论走向哪里，都顺利如愿。

贝森特谢谢你，特德。

来源：聪明投资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