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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又或许，你认为都是，当今世界出现了某种总体性危机，甚至，需要出现像一个世纪之前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一种能够对世界做出整体性解释和指引的，新的思想方法和精神蓝图。

先抛出一个问题：你认为当今世界人类在乐观地进步，还是遇到了大麻烦？

如果是后者，你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娱乐至死？道德滑坡？虚无主义？躺平脆弱？

增长乏力？内卷过度？巨头垄断？债务危机？

贫富分化？国家霸权？战争狂热？技术宰制？

如果答案在第一排，你或许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人，相信道德和精神力的作用。

如果答案在第二排，或许你偏好以政治经济的视角看待世界，看重制度演化和组织机制的变革。

如果答案在第三排，那你是一位非常有现实感的人，看到了眼下各地正在发生的种种异变，它正在威胁几十年来人类大范围的安稳和平。

《青年马克思》剧照

又或许，你认为都是，当今世界出现了某种总体性危机，甚至，需要出现像一个世纪之前的马克思主义那样，一种能够对世界做出整体性解释和指引的，新的思想方法和精神蓝图。

这些问题看似沉重，但并非脱离日常，它是我们每天都正在经历的生活、经验、情感、行为、表达背后的引子，它们也在约束和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表达、情感、经验。

但这一切，都应该收束于两个字：冷静。

人是一种精神性的动物。虽然首先是动物，但不同于动物，有独立的精神，会因精神的指引向生向死。人类的历史几百万年，但具有独立的精神性的历史并不长。

在公元前数百年间，也即大约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古代印度，不约而同的，几乎同时出现了一种超越突破，各地各民族的人开始关注终极关怀，产生了独立于社会的灵性追求：宗教、哲学、道德。这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最早注意到的。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

道德、宗教、哲学，它们不因为某个国家、某个社会、某种制度的衰败而终结，而是长久地、鲜活地扎根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之中，发展为洋洋大观的人生智慧、处世法则、独立学科。

人类第一次集中回答了这些问题：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真善美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塑成了各个民族的主体性。中国的主体性，即奠定自先秦的春秋战国。儒家的修身处世方式、法家的权术谋略、道家的出世智慧、墨家的侠义担当，两千年来，相互缠绕，构成中国人的精神主体。

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关怀现实，看重人际伦理，不向往宗教情怀，后来的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秩序，讲究家族辈分、讲究名分，后来的中国人，何尝不是如此？孔子四处宣道，规劝君主，当政者为君不尊，孔子动辄离开，绝不委曲求全，这等自尊和傲气，后来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又何尝没有？

儒家的贡献在于，在政治哲学上，孔子之后，人第一次被作为政治的目的，民心向背与政权的合法性关联起来。

《孔子》剧照

而后的孟子，延续孔子的道路，发展出了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政治理想。人性善是什么意思？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些是仁爱、正义、礼仪、智慧的开端，顺此发扬，自然而然，若做不到，就反躬自省，“反求诸己”。

既然每个人能够反躬自省，就说明每个人都有选择，能够自我负责，所以拥有自主意志、生命尊严，继而，每个人在普遍意义上都何其重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由此而来。

既然以民为本，那么，君主不是目的，民众才是，要使民有恒产以有恒心，有恒心者有同理心，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大同：一个古老却持久回荡的美好理想。

纪录片《中国》剧照

但法家截然相反，韩非子否认人有崇高的、向善的精神性，他的权力哲学以君主为依归，否定信任、否定仁爱、否定正义，极尽所能地利用人的动物性，以编户齐民、连坐举报、严刑峻法编织一套细密冷酷的制度，通过疲民、弱民、愚民，以成就君主对社会为所欲为的汲取和战争动员。

在苛政暴政下，退出的智慧应运而生。笼鸡有食汤刀近，野鹤无粮天地宽。与其为了追求名利，卷入严酷的权力游戏，而丧失天性，不如在精神上遨游物外，物我两忘，比起供养于太庙的祭祀的牛，像庄子那样，做一只自由的猪岂不无忧无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取向，在后来的乱世一次次地出现，助人避世，做一个心安理得自我保全的等客。

这些有力的、跃动的、深入的思想诞生在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分封制崩溃，贵族衰落，平民阶层兴起，集权性早期国家开始形成，到秦实现一统，完成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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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中国，大体维持了一种较为稳定的帝制结构。中国的主体性非常坚硬，直到中国第二次大转型时期，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国，本坚固的中华在遭遇现代性时，碰撞映照出自身的不堪，在国家危机中，时人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落后、贫困、愚昧、散乱、专制，他们强烈的动力为古老中国引入现代性。

那时候，是中国又一次群星闪耀时，诞生了一大批诚实思考、大胆言谈、勇敢行动思想家：

如蔡元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现代教育的先行者，七次辞职，不允许自己成为权力的附庸；如胡适，孜孜不倦地言说和传播自由，最后却认为“容忍比自由重要”；

如陶行知，拆掉校门，在车夫、渔夫、要饭的孩子、饭馆的厨子中做教育，把只教学生劳心而不劳力的教育，称作吃人的教育；如费孝通，在自家的乡土里，做出世界级的研究；

陶行知和育才小学的学生们（点击阅读：《让苦孩子有力量，他本中国一平民》）

如陈独秀，大张大合地思考，决绝地转身成为革命家，献身于理念；如梁启超，一个给无数后来者以滋养和动力的求变者，从不拘泥于成败，永远兴味盎然；

如何震，这位中国最早的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不仅脱出了“思考民族国家命运”这种主流问题，更是比波伏娃早42年洞悉了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

还有鲁迅，这个巨大、幽深、坚韧得令人震颤的灵魂。

总的来说，后发国家的现代性主要集中于三个问题：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如何摆脱帝制，建立民族国家？如何扩大政治参与？危机时代的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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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后来者和力求赶超者，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是学习并模仿第一波现代性的成果。

什么是第一波的现代性？它发端自十六、七世纪的西方，成熟于十八、九世纪。这一时期，诞生了王权集中的现代国家，以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开始流行劳动分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以实现资源分配效率的最大化；奠定了基本的法治原则，以造成市场的公平；产生了政党政治方式，以解决利益团体的不同诉求；以理性作为组织的根基，以配合效率和进步的取向。

要了解以“科学崇拜”“利维坦”“看不见的手”“理性化”为基本轮廓的现代世界，我们会走向笛卡尔、培根、霍布斯、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尼采、卡夫卡、汉娜阿伦特，他们将帮助我们思考科学的基础，市场经济的由来，进步观的影响，价值中立的后果，现代人的荒谬处境，极权与大屠杀的惨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