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说人生是一次列车行程，那次春运，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出发点。＂

＂如果说人生是一次列车行程，那次春运，便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出发点。＂

我始终记得他站在拥挤的车厢里，目光坚毅而温柔，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

1992年的春运，注定成为我人生轨迹的转折点。

那一年，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在县城附近的花园镇任教。

记得那是腊月二十六，我拎着沉甸甸的行李箱，里面装满了我这半年来积攒的微薄工资买的年货——一些糖果、几条毛巾、两盒茶叶，都是要带回家孝敬父母的。

沈阳老家离花园镇有七百多里路，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再转火车才能到家。

那天早上六点，我就在镇口等着班车，风刮得脸生疼，天还黑着，只有豆大的雪花在路灯下打着旋儿。

县城火车站已是人头攒动，售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龙，有人甚至带着小板凳坐在队伍里。

＂同志，对不起，今天的票都卖光了，只剩下后天的硬座。＂售票员疲惫的声音传来。

我愣在原地，后天就是除夕了，如果不能按时回家，父母该有多着急啊。

正当我焦急万分时，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凑过来：＂姐，我有张今天的硬座，你要不要？＂

＂要！＂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加二十块钱。＂姑娘眼珠一转。

虽然知道这是＂黄牛＂加的价，但为了按时回家，我咬咬牙掏出了钱包。

那时候，二十块钱可是我半个月的零用钱啊。

拿到车票，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却不知道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火车站站台上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有打工的青年，有探亲的老人，还有背着大蛇皮袋的做小生意的。

寒风呼啸，我抖抖索索地站在站台上整整等了三个钟头，脚都冻得没了知觉。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那辆绿皮火车终于缓缓驶入站台。

人群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拥而上。

我被推搡着，像片落叶般在人潮中摇晃，脚下一个趔趄，眼看就要摔倒。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一只手稳稳地扶住了我的肩膀。

＂小心点，慢慢来。＂一个清朗的男声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看到一个穿着深蓝色中山装的年轻人，个子挺高，脸庞清瘦，眼睛却格外有神。

＂谢谢。＂我低声道谢，很快又被人流推着向前。

好不容易挤上了车，车厢内的景象却让我傻了眼——根本看不到一丝缝隙，连过道都站满了人，空气中弥漫着烟味、汗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

我艰难地挤过一个又一个背包和身体，终于看到了我的座位号：14号下铺靠窗。

可是，走到那儿，我的座位上早已坐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大娘，怀里还抱着个小孙子，孩子睡得正熟。

＂大娘，这是我的座位。＂我犹豫着开口，声音小得几乎被周围的嘈杂声淹没。

老大娘缓缓抬起布满皱纹的脸，眼神里满是恳求：＂闺女，能不能行行好？我和孙子买的是站票，这孩子才三岁，站不了那么久啊。＂

我看着熟睡的小孩，红扑扑的小脸，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刚才那个扶过我的年轻人不知何时出现在身旁。

＂让大娘坐吧，咱们年轻人站一站没关系。＂他说得轻松，眼里透着真诚。

我点了点头，把行李放在了行李架上，和他一起，站在了拥挤的车厢过道里。

火车慢慢启动，我的心情却有些复杂——虽然做了好事，但二十八个小时的硬座变成了站票，这滋味可不好受。

列车一路颠簸，人挤着人，几乎难以动弹。

那个年轻人很自觉地站在外侧，替我挡住不断经过的人流。

＂你也回老家过年？＂他找了个话题，声音在喧闹的车厢里显得格外清晰。

＂嗯，回沈阳。＂我点点头，＂你呢？＂

＂我也是回沈阳，真巧。＂他笑了，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我这才注意到，他长得挺清秀，眉眼间透着股正直劲儿。

＂我叫赵明，在省城一家机械厂当技术员。＂他做了自我介绍。

＂林小雨，在花园镇小学教书。＂我也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老师啊，真好。＂他眼里闪过一丝羡慕，＂我小时候一直想当老师，后来家里条件不允许，就上了技校。＂

随着列车的深入，车厢里的温度渐渐升高，可窗外的雪景却越发厚重。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车厢里的白炽灯泛着昏黄的光。

走道里的人群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

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麻，腰也隐隐作痛。

赵明似乎看出了我的不适，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悄悄从里面拿出一个扁平的暖水袋。

＂趁刚才停车，我接了点热水。＂他递给我，＂你拿着暖手吧。＂

那个年代，能在春运的火车上有个热水袋，简直是天大的奢侈。

我感激地接过，温暖从掌心蔓延到全身。

列车慢慢驶入夜色之中，车窗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花。

车厢里的灯光调暗了，有人开始打盹，有人小声聊天，整个车厢笼罩在一种疲惫而温馨的氛围中。

＂你在哪个学校教书啊？＂他问我。

＂花园镇中心小学，教语文。＂我回答。

＂那学生们肯定喜欢你，你看上去就很有耐心。＂他的话朴实无华，却让我心头一暖。

凌晨时分，我实在撑不住了，在一次车厢晃动中，不自觉地往他肩上靠了靠。

他没有躲开，而是轻轻调整了姿势，让我能靠得更舒服些。

＂困了就睡会儿，我帮你看着东西。＂他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沙哑。

我迷迷糊糊地点点头，靠在他肩上睡着了。

半梦半醒间，我听见他和邻座的一位老大爷聊天。

原来赵明的父亲是一名下放农村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回城当了中学老师；母亲有风湿性心脏病，需要长期吃药。

厂里这几年不景气，他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了。

这次好不容易厂里发了年终奖，他立刻买了票回家看望父母。

听他说起家里，声音里满是思念和愧疚。

窗外不知何时下起了雪，风呼呼地刮着，吹得车窗＂哐当哐当＂直响。

我不禁想起了自己温暖的家，想起了爸爸做的红烧肉，妈妈织的毛衣，心里涌起一阵暖流。

清晨，我被一阵骚动惊醒。

原来是列车临时停靠在一个小站，又有不少人要上车。

车厢已经挤得不能再挤，乘务员却还在硬往里塞人。

＂真的不行了，连厕所都站满了人！＂有人大声抗议。

＂大过年的，大家体谅一下嘛，都想回家过年不是？＂乘务员一边说一边继续引导人上车。

赵明默默地往里挪了挪，给新上车的人腾出一点空间。

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脸色有些苍白，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你怎么了？＂我担忧地问。

他勉强一笑：＂没事，就是有点胃疼。老毛病了。＂

＂多久没吃东西了？＂我突然想起，从上车到现在，我没见他吃过一口东西。

＂昨天中午在站台上匆匆吃了个烧饼。＂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习惯了。＂

我急忙从包里翻出妈妈给我准备的饼干和糖果：＂快吃点东西，空腹胃疼会更厉害的。＂

＂留着你自己吃吧，还有好长时间呢。＂他摇摇头。

＂一起吃。＂我掰开饼干，硬塞给他一半。

列车继续行驶，窗外的风景从南方的青山绿水逐渐变成了北方的白雪皑皑。

人们的情绪也随着接近目的地而高涨起来。

有人打开收音机，播放着春晚的预告；有人开始唱歌，有人讲笑话，连日的疲惫仿佛一扫而空。

下午三点，广播里终于传来了＂即将到达沈阳站＂的通知。

二十八个小时的站立，赵明始终没有半句抱怨，还一直照顾着我。

下车时，人流再次汹涌，他护着我安全地走出站台。

站前广场上，雪已经停了，积雪覆盖了整个城市，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

＂谢谢你这一路上的照顾。＂我真诚地说。

＂不用谢，举手之劳。＂他摸了摸鼻子，有些腼腆。

我们在站前分手，却又在公交站台上偶遇——原来我们要坐同一趟车。

车上，他主动让座给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继续站着。

这一路上，我发现他总是不声不响地做着这些小事——帮老人提行李，给孩子让座，指引迷路的旅客。

路过一家小饭馆时，我突然说：＂饿了吧？一起吃点东西再回家？＂

他犹豫了一下：＂改天吧，家里人还等着呢。＂

＂就当是谢谢你一路照顾我。＂我坚持道。

小饭馆里热气腾腾，我们要了两碗热乎乎的牛肉面，在这寒冷的冬日无比温暖。

＂你家住哪儿？＂他问。

＂和平区南京街。你呢？＂

＂沈河区小南街，离你家不远。＂他说着，眼里有一丝喜悦。

吃完饭，我们在饭馆门口告别。

＂能留个地址吗？＂他鼓起勇气问，＂可以给你写信。＂

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年代，书信是最浪漫的联系方式。

我掏出笔记本，撕下一页，写下了我在花园镇的学校地址。

他也写下了厂里的地址，字迹工整有力，一丝不苟。

就这样，我们约定过完年互相写信，一场偶然的相遇，在纸短情长的书信往来中延续着。

除夕夜，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我的心思却早已飞到了那个温暖的暖水袋和那个瘦高的身影上。

正月初五，我收到了他的第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迹工整干净，邮戳是正月初二，他一定是大年初二就去邮局寄的信。

＂小雨同志：新年好！不知道你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沈阳这几天雪下得很大，我每天都要帮着扫院子里的雪...＂

我捧着信，仿佛看到他穿着厚厚的棉袄，拿着扫帚在院子里忙碌的样子。

他的信写得很朴实，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简单地记录着生活，却字字句句流露着对我的关心。

开学前一天，他又一次站在了火车站等我。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我惊讶地问。

＂猜的。＂他笑笑，＂学校明天开学，你肯定今天回来。＂

他帮我提着行李，走在积雪未消的街道上，两个人的身影在夕阳下拉得老长。

开学后，我们的信越写越长，从生活琐事到人生理想，无所不谈。

他在信中告诉我，厂里效益不好，可能会裁员；他想考研究生，提高自己的能力。

我在回信中鼓励他，也分享了自己教书的快乐和困惑。

三个月后的一个周末，当我正在院子里晾晒被褥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校门口。

赵明穿着一件浅蓝色衬衫，手里提着一个纸包，站在阳光下朝我微笑。

＂你怎么来了？＂我惊讶地放下手中的被单，心跳不自觉地加快。

＂厂里放两天假，想来看看你。＂他说得轻描淡写，好像从省城到这个小镇不是几百公里的路程。

他带来了城里新出的糕点和几本新出版的书，知道我喜欢读书却买不到新书。

我带他在小镇转了一圈，介绍我教的学生，我住的宿舍，我常去的小店。

晚上，学校食堂的王师傅特意给我们炒了几个可口的菜，还端出珍藏的老白干，说是招待客人。

饭后，我们坐在学校操场的台阶上，仰望满天繁星，聊着各自的梦想。

＂我想考研究生。＂他告诉我，＂厂里的日子不好过了，去年就开始减产，今年听说要＇下岗分流＇。国家在大力发展技术创新，我不能落后。＂

＂我想成为一名好老师，像我上学时候的李老师那样，能真正教会孩子们做人的道理。＂我也分享了自己的梦想。

就这样，在星光下，两颗心越靠越近。

之后的一年，他每月都会来看我一次，雷打不动。

无论刮风下雨，无论路途多远，他从不爽约。

有次我发烧，他硬是从省城背了一大包药来，又把我送到镇医院打点滴，在病床前守了一整夜。

小镇的人们都认识了这个瘦高的年轻人，常常调侃我找了个＂城里的对象＂。

老校长看到赵明对我的好，常常意味深长地说：＂小雨啊，这小伙子是个有心人，踏实。＂

1993年初，厂里开始大规模裁员，赵明所在的车间也不能幸免。

＂没关系，＂他在信中写道，＂我申请了内部转岗，去了研发室当助理。虽然工资低了点，但能学到东西。＂

我心疼他的处境，却也为他的乐观和坚韧感到骄傲。

那年冬天，他如往常一样来看我，这次却显得格外神秘，一直说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

傍晚，他带我去了镇上唯一的一家照相馆，要给我拍一张照片。

＂干嘛突然要拍照？＂我好奇地问，心里却隐隐有所猜测。

＂考研报名需要。＂他笑着说。

＂等等，我考研？＂我一头雾水。

他从军绿色的挎包里拿出一摞资料，是省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的招生简章和报名表。

＂我查过了，只要有两年教学经验就可以报考。明年你就够资格了。我想，咱们可以一起在省城读研究生。＂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竟然为我做了这么多准备，考虑得这么周全。

＂当然，如果你不想考，也没关系。＂见我沉默，他有些紧张，＂我只是觉得，你这么聪明，不应该埋没在小镇上。＂

＂不，我想考。＂我眼眶有些湿润，＂只是没想到你会为我考虑这么多。＂

他不善言辞，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我希望你好。＂

就在那个冬日的傍晚，在照相馆昏黄的灯光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盒。

盒子里是一枚简朴的银戒指，据说是用他第一个月的转岗补贴买的。

＂等我们都考上研究生，有了稳定的生活，你愿意嫁给我吗？＂他问得很直接，眼神却充满期待与忐忑。

我没有犹豫：＂愿意。＂

我们约定，来年一起参加研究生考试，考上后就办理结婚登记。

然而，现实总是不如愿。

当我们的婚讯传回家里，我父亲坚决反对。

＂一个厂里打工的，能有什么出息？厂子随时可能倒闭！＂父亲拍着桌子说，＂你一个老师，铁饭碗工作，为什么要跟着他受罪？＂

母亲则担心我嫁得太远：＂去了省城，谁照顾你？万一他对你不好怎么办？他们家里条件怎么样？有没有房子？＂

老一辈人的思想还很传统，讲究门当户对，看重稳定和安全。

赵明的家人也有顾虑：＂你妈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找个本地姑娘多好？再说，你现在工作都不稳定，结什么婚啊？＂

我们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一天晚上，赵明打来电话，声音低沉：＂也许我们应该再等等。我会努力让家人接受，也会证明给你父母看，我能给你幸福。＂

我哭了：＂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我考上研究生，有了更好的工作前景。＂他的声音坚定，＂我们的感情不急在一时。＂

于是，我们各自埋头复习。

学校的老师们知道我要考研，都很支持，主动帮我代课，让我有更多时间学习。

赵明在厂里的研发室工作更辛苦了，白天干活，晚上学习到深夜，有时候困得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

1994年春天，我们一起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

考场上，我看到了疲惫但坚定的赵明，他朝我微微一笑，眼神里满是鼓励。

漫长的等待后，我们双双收到了录取通知书。

赵明考上了机械工程专业，我则如愿进入教育学专院。

当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时，父亲的态度终于软化了：＂这小伙子倒是有股子韧劲，能考上研究生不容易。＂

母亲也开始旁敲侧击地打听婚礼的事宜：＂你们打算啥时候办事啊？要不要我去给你看看新房子？＂

1995年的春节，两家人终于见了面。

赵明的父亲是个儒雅的老教师，母亲虽然身体不好，却很和善。

两家人从最初的拘谨，到后来的热络，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

临走时，赵明的母亲悄悄塞给我一个红包：＂丫头，明儿不善表达，但他心里有你。你们年轻人好好过，我们老人不添乱。＂

我们的婚礼很简单，在学校的教工食堂举行，请了几桌亲友。

我穿着一件大红色的旗袍，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看起来比平时精神多了。

厂里的工友们送了一台缝纫机，老校长送了一套字画，同事们凑钱送了一台录音机。

虽然物质不丰富，但我们的心里满是幸福和期待。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充实。

我们住在学校分配的一间小平房里，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白天各自上课，晚上一起在图书馆看书，路过小摊时偶尔会奢侈地买个烤白薯，掰成两半，边走边吃，甜甜的，热乎乎的。

虽然日子拮据，赵明还是想方设法给我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

他用废旧的木板给我做了个小书架，又从单位废品站淘来一盏台灯，修好擦亮，放在我的书桌上。

每次我熬夜学习，他总会默默地泡一杯热茶放在我手边，然后轻手轻脚地离开，生怕打扰我。

1998年，赵明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省里的科技进步奖，被推荐到一家大型国企工作。

同年，我完成了教育学硕士论文，被母校聘为讲师。

我们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买了人生第一套小房子——单位分的一套六十平米的两居室老房子，虽小，却是我们的安乐窝。

2000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赵小满，寓意生活圆满。

带孩子的日子更加忙碌，但也更加充实。

赵明下班后总是主动承担家务，给女儿洗澡、换尿布，从不叫苦。

有次我开玩笑问他：＂当年那个站了二十八小时的小伙子，现在累不累？＂

他笑着回答：＂和你在一起，累也值得。＂

回首那段岁月，我常常想起那次漫长的春运。

二十八小时的站立，对赵明来说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却是他品格的真实写照——坚韧、踏实、为他人着想。

如今，我们已过不惑之年，女儿也上了大学。

那趟绿皮火车早已被更快更舒适的高铁取代，但每当春节来临，看着电视里报道的春运盛况，我和赵明总会相视一笑，十指紧扣。

有时候，女儿好奇地问：＂爸爸妈妈，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赵明总是笑着说：＂因为你妈妈让座给一位老大娘，我才有机会认识她。＂

而我则告诉女儿：＂因为你爸爸在人生最拥挤的车厢里，给了我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

那个为我站了二十八小时的男人，后来真的成了我一生的依靠。

而我，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陪他走过了人生的春夏秋冬。

在岁月的长河里，平凡如我们，不过是两颗相依相偎的小星星，却照亮了彼此的一生。

来源：怀旧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