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厂里的同事都叫我＂倔强的丁秀兰＂，因为我从不服输，做事总要拼尽全力，厂里评先进工人时，我的名字总在榜上有名。

＂听说你爸妈不让你回家过年？＂春花单刀直入地问我。

面对多年闺蜜的询问，我紧咬下唇，眼泪不自觉地滑落，沉默代替了回答。

那是1992年冬天，我刚满二十六岁，在县城一家国营纺织厂工作已有七年。

厂里的同事都叫我＂倔强的丁秀兰＂，因为我从不服输，做事总要拼尽全力，厂里评先进工人时，我的名字总在榜上有名。

我出生在洪泽湖边的一个小渔村，那里有一座坐北朝南的老屋，一面发黄的土墙上挂着＂五好家庭＂的红纸奖状，屋前那棵老槐树已经见证了我家三代人的聚散。

父亲丁长河，是村里有名的老渔民，一辈子与水打交道，手掌上的茧子厚得能划着火柴，每次他捧着搪瓷缸子喝水，我都害怕那粗糙的手会把缸子磨出道道划痕。

从我记事起，他就是那个天不亮就起床，穿着打着补丁的蓝布衫，戴着磨得发亮的草帽，背着渔网出门的身影。

黄昏时分，他满载而归的小船缓缓靠岸，村里的孩子们总会围着他的木桶看那些活蹦乱跳的鱼虾，父亲总会挑几条最肥的鱼，用湿草藤穿起来，笑眯眯地递给左邻右舍。

母亲陈巧云，是村里有名的好裁缝，那台上海产的老式蝴蝶牌缝纫机是她的宝贝，踩踏的＂哒哒＂声伴随了我整个童年。

逢年过节，村里姑娘媳妇都会提前排队，求母亲给做新衣，母亲总说：＂急啥？云儿娘的针线活，再忙也不糊弄人，宁可晚一天，也要做得齐整。＂

我是家中独女，没有兄弟姐妹。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经常是＂糠菜半年粮＂，但父母却从不让我受委屲。

记得1978年那个冬天，大雪封村，我放学回家时淋了雨，浑身湿透，父亲二话不说背起我往镇上卫生院跑。

那天下着鹅毛大雪，父亲的背温暖如春，脚步却坚定如山，雪地上留下一行深一脚浅一脚的脚印，风声中夹杂着父亲粗重的喘息。

到卫生院时，父亲的草鞋已经湿透，脚底冻得通红，却坚持让医生先看我，这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

十八岁那年，我通过县里统一招工考试，进了纺织厂。

那时候能进国营单位是多少农村孩子梦寐以求的事啊，村里广播站专门播了我的＂光荣事迹＂，喇叭里念着我名字的声音远远传到田间地头，邻居王婶高兴得直拍巴掌：＂咱村秀兰争气啊，考上＇国家人＇了！＂

我记得临行那天，村里人都来送我，好像是去参军似的。

清晨的薄雾中，母亲塞给我一个蓝布包，里面是她熬了半个月夜灯做的棉袄，针脚细得像蚂蚁爬，领口和袖口都用黑布包边，结实得很。

＂城里冷，记得加衣服。＂母亲嘱咐道，眼里满是不舍，她从没离开过村子，对县城总有份说不清的担心。

父亲少有地掏出压箱底的一张整钞，硬塞进我衣兜：＂有事就打电话，邮电所的票子我已经买好了，夹在你书里。＂

进厂后，我勤勤恳恳，从学徒做起，不怕脏不怕累，半年就上手了纺纱的全套技术，成了车间里的骨干。

那时候厂里的待遇不错，每个月发了工资，我都留一部分寄回家，虽然不多，但心意在里面。

每年过年，不管多忙，我都会提前请假，换上新衣服，买上一堆城里才有的礼物回家。

记得1986年，我特意买了一台收录机，花了我整整三个月的工资，但看到家人激动的样子，我觉得值了。

那天，全村人都来看这个新鲜玩意儿，大伙儿围着收录机，听那流行歌曲《小白杨》，父亲虽然听不懂普通话歌词，还是把录音机的按钮摁了又摁，看着那卷曲的磁带转啊转，脸上全是自豪。

母亲每次见到我回家，眼睛都亮得像点了灯，连夜蒸上一锅红豆糯米饭，那是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香甜黏糯，热气腾腾。

直到去年，一切都变了。

那是1991年春节前，我认识了李明辉。

他是县供销社的采购员，家住城郊新村，父母都是一中的老师，他个子不高，却腰板笔直，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眼睛里却透着股坚定。

我们经人介绍相识，很快产生了好感。

李明辉为人稳重诚恳，对我体贴入微，常常下班后骑着二八自行车，风雨无阻地送我回宿舍。

厂区门口的老张看多了，见他来就笑呵呵地说：＂小丁，你对象又来啦！＂

交往三个月后，有一天晚上，在沿江公园的长椅上，李明辉递给我一个小布盒，里面是一枚银戒指，朴素却闪着温暖的光。

＂秀兰，嫁给我吧。＂他说这话时，脸涨得通红，连耳朵尖都红了。

我欣喜若狂，第一时间跑去邮电所，打电话告诉了父母。

没想到，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父亲只丢下一句话：＂先别急，年底回来再说。＂

话筒里传来的嘟嘟忙音，让我心里隐约感到不安，但还是期待着春节回家和父母好好谈谈。

那年冬天特别冷，我提前三天请了假，坐上了返乡的长途汽车。

一路上，汽车颠簸，我的心情也跟着起伏不定。

村口的大槐树上挂着红灯笼，烟囱里飘出炊烟，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

推开家门时，母亲正在灶上蒸年糕，满屋子都是甜糯的香气。

她见我回来，眼里先是一亮，随后又黯淡下去，这种反常的表情让我更加忐忑。

晚饭时，母亲特意杀了只鸡，可餐桌上的气氛却异常沉闷。

父亲闷头喝酒，母亲夹菜的手有些发颤。

终于，父亲突然放下筷子，严肃地说：＂秀兰，那个李明辉的事，咱不能答应。＂

＂为什么啊？＂我震惊地问，手中的碗差点掉在地上。

＂他家条件太好，你们不般配，我害怕你受委屈。＂父亲说，眼睛直视着桌上的酒碗，＂再说了，你要是嫁到城里，以后谁照顾我和你妈？＂

我气得站起来：＂这是什么道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讲这些老观念！再说我嫁到县城，又不是嫁到外省，坐个车两小时就到家了，怎么就不能照顾你们了？＂

＂你不懂！＂父亲的脸涨得通红，手指在桌上敲得啪啪响，＂城里人看不起咱农村人，你到他家能抬得起头来？＂

＂李明辉不是那种人！他尊重我，从来没有瞧不起我的农村出身。＂我据理力争。

＂那他父母呢？他们能看得上咱这样的农家女？＂父亲冷笑一声，＂小丫头懂什么，被人哄两句就晕头转向了！＂

争吵就这样开始了。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低声劝着：＂别吵了，大过年的......＂

但我和父亲谁也不让步，争执越来越激烈。

最后，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家，拎着还没打开的礼物，在寒风中走了十里路，住在了表姐家，提前两天返回了县城。

回到纺织厂后，我和李明辉的感情愈发深厚。

他知道我父母反对，却从不抱怨，只是更加体贴我。

我们一起看电影，《牧马人》里浪漫的爱情让我热泪盈眶；一起在沿江路散步，路边的梧桐树见证我们的誓言；一起畅想未来，说好要买一台彩电和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他的父母也很喜欢我，他妈妈是学校里有名的语文老师，说我字写得好，做事利落，懂事，是个好姑娘。

我们定下了今年春节后办婚礼的计划，工厂分给我的一间小平房已经简单布置好，就等搬进去了。

春节临近，我再次打电话回家，想告诉父母我的决定，并邀请他们来县城参加我的婚礼。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冷得像冰：＂你要是执意嫁给他，就别回来过年了！＂

＂啪＂的一声，电话被挂断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床上，泪如雨下，把枕头都哭湿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如此反对我的婚事？难道真的只是因为担心没人照顾他们的晚年，或者担心我在城里人家受委屈？

这说不通啊，李明辉又不是什么大官大富，不过是个普通的供销社职工，他们家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也很朴素，没有那种看不起人的架子。

春花听完我的哭诉，端详着我红肿的眼睛，若有所思：＂也许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父母应该有他们的理由。＂

＂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啊。＂我擦着眼泪说。

春花递过一张纸巾：＂要不这样，你先回去一趟，当面问清楚？没准你爹妈只是吓唬你呢。＂

＂这可不像我爹的性格，他说不让回家，就是不让回家。＂我叹了口气。

＂那你就更得回去了。＂春花坚持道，＂有什么话当面讲清楚，总比这么揣着疙瘩过年好。＂

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再试一次。

我买了车票，带上给父母准备的礼物——一件羊毛衫和一条围巾，踏上了回家的路。

路上，我一直在想怎么和父母沟通，怎么让他们理解我的选择。

大年三十那天，天空飘着小雪，村庄披上了一层白纱。

我站在家门口，手里提着大包小包，却不敢敲门。

院子里，母亲的缝纫机声还在响，父亲应该在院子后面劈柴，那熟悉的＂咚咚＂声一下下砸在我心上。

最终，我深吸一口气，轻轻地叩响了门。

开门的是母亲，她看到我，先是一愣，眼圈立刻红了，伸手就要抱我，又硬生生地止住了动作。

她回头喊道：＂老丁，秀兰回来了。＂但语气里却没有往日的喜悦，反而充满了担忧。

父亲从后院进来，满身木屑，脸上没有表情，只是淡淡地说：＂回来就进来吧，外面冷。＂

我跟着父母进了屋，放下东西，厨房里已经准备好了年夜饭——一条红烧鲤鱼，一盘腊肉，几样素菜，还有一锅冒着热气的饺子。

母亲默默地添了一副碗筷，我们三人坐下来，开始了这顿沉默的年夜饭。

屋外，村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电视里的春节联欢晚会也热闹非凡，只有我们家，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

饭吃到一半，我终于忍不住了：＂爸，妈，你们到底为什么反对我和李明辉结婚？是不是怕我嫁到城里就不管你们了？我保证每个月都回来看你们。＂

父亲放下筷子，看着我说：＂不光是这个原因。＂

＂那是什么？＂我追问道，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父亲。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你知道李明辉的外公是谁吗？＂

我摇摇头，不解地看着父亲。

＂邱德才。＂父亲说出这个名字时，声音有些发抖，仿佛这三个字有千斤重。

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很陌生，但看父亲的反应，似乎有什么特别含义。

＂他是谁？＂我问道，心里已经开始不安。

父亲起身，从里屋的老柜子里拿出一个旧布包，上面绣着＂丁＂字，显然年代已久。

他从里面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递给我。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眉目与父亲相似，穿着一件粗布棉袄，站在一艘小渔船旁，脸上带着豁达的笑容。

＂这是你大伯，我的亲哥哥，丁长山。＂父亲说，声音低沉，＂他比我大三岁，是个好渔民，也是个好哥哥。＂

父亲拿出一支放了多年的大前门香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屋子里顿时烟雾缭绕。

＂1964年，你大伯在湖里救了一个落水的小孩，那天风大浪急，别人不敢下水，你大伯二话不说就跳下去了。＂

＂他把孩子救上来后，自己却被湖水呛得生了重病，高烧不退。当时乡里没有好的医生，必须送县医院救治。但是，当时管渔业的邱德才就是不肯批条子，说什么公家的车不能随便用，要等第二天。＂

＂我跪在他面前求了一晚上，他还是不肯，最后眼看着你大伯等不及，夜里就...＂

父亲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

母亲默默地递过一块毛巾，擦了擦父亲的脸，在一旁低声啜泣。

父亲喘了口气，继续说：＂大伯走的那天，才二十三岁，刚订了亲，连媳妇都没娶上。＂

＂这和李明辉有什么关系？＂我不解地问，心里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

＂邱德才就是李明辉的外公，当年他是公社的渔业队长，管着整个洪泽湖区域的渔民。你大伯走后，我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原谅邱德才及其家人。＂

＂现在，你要嫁给他的外孙，我怎么能答应？！＂父亲激动地说，一拍桌子，碗筷都跳了起来。

我愣住了，没想到竟是这样的原因。

眼前浮现出李明辉温和的笑容，那么善良，那么尊重人，和父亲描述的邱德才判若两人。

心里不由得一阵绞痛，我感到自己被推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爸，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李明辉和这件事无关啊。＂我试图辩解，＂他出生时，这事都过去十几年了。＂

＂血脉相连，他体内流着邱德才的血！＂父亲语气坚决，＂丁家的血海深仇，不共戴天！＂

我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突如其来的旧恨，让我措手不及，也让我明白了为什么父亲会如此坚决地反对我的婚事。

夜深了，屋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电视里的春晚也进行到了高潮，家家户户都在欢庆新年的到来，唯独我们家笼罩在沉重的氛围中。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第二天一早，我决定去拜访村里的王大爷，他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已有八十多岁，当年的事情或许知道得更清楚些。

王大爷住在村东头，一间青砖小瓦房，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梅树，此时正开着花，雪白的梅花点缀在枝头，格外精神。

屋子虽小但收拾得很整洁，墙上贴着一幅《五谷丰登》的年画，色彩鲜艳。

见到我，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让他老伴沏了茶，用自家晒的野菊花泡的，淡黄清香。

＂王大爷，我想问您一件事。＂我开门见山地说，＂您知道我大伯丁长山的事吗？＂

王大爷显然没料到我会问这个，他放下茶杯，严肃地说：＂你爹告诉你了？＂

我点点头，把昨晚听到的事情大致复述了一遍。

王大爷摸着花白的胡须，叹了口气：＂你爹说的没错，但也不全对。当年确实是邱德才没批条子，但不光是他的责任。＂

听了这话，我身子不由得前倾，想听个明白。

王大爷接着说：＂那时候条件艰苦，公社就一辆拖拉机能当车用，那天正好拉化肥去了外村，确实一时半会儿调不回来。邱德才是按规矩办事，那时候特别讲纪律，没有队长批条子，生产队的牲口或者器械，谁也不敢随便用。可规矩有时候就是害人，死板起来不懂变通。＂

王大爷抿了一口茶，继续道：＂不过后来，邱德才也很后悔，还亲自给你爷爷奶奶送了一面＇见义勇为＇的锦旗，想资助你爹读书，但被你爷爷拒绝了。那时候你爷爷的脾气也犟，说什么＇拿你的东西，我儿子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我听得入神，这些细节父亲从未提起过。

＂其实，邱德才不是坏人，就是太死板，太讲规矩了。＂王大爷继续说，＂后来他自己也吃了不少苦头，文革时被当成走资派，戴了高帽子游街，听说还下放到农场劳动了好几年。你爹这么多年放不下，我能理解，兄弟情深嘛，可恨一辈子也挺累的。＂

王大爷说完，伸出布满老年斑的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闺女，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离开王大爷家，我的心情更加复杂了。

回到家里，父母正在院子里忙活着，准备蒸年糕。

看到我，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计，欲言又止，眼神中满是担忧和不忍。

＂妈，我刚才去了王大爷家。＂我说，看到母亲眼中闪过一丝了然。

＂他跟你说什么了？＂母亲小声问，不时看向正在劈柴的父亲。

＂他说当年的事情不全是邱德才的错，还说后来邱德才也很后悔，还来道过歉......＂

母亲叹了口气：＂你爸这个人啊，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你大伯是他亲哥哥，从小照顾他长大，在他心里就跟神仙似的。你大伯走得早，你爸觉得对不起他，这么多年，逢年过节都要给你大伯上香，说说话。那种兄弟情，你不懂。＂

正说着，父亲走了过来，脸色不太好看。

＂又去打听什么了？＂他冷冷地问。

我鼓起勇气说：＂爸，我能理解您的痛苦，但李明辉真的是个好人。他和他外公不一样，他温和、体贴，从不摆架子。您可以恨邱德才，但不能把这份恨延续到无辜的后代身上啊。＂

父亲没说话，转身进了屋。

看着父亲僵硬的背影，我心里五味杂陈。

母亲拉着我的手，轻声说：＂你爸脾气倔，但心软。给他点时间吧。＂

晚饭时，我帮母亲做了几个拿手菜，包括父亲最爱吃的红烧鱼和糖醋排骨。

饭桌上，气氛依然有些紧张，但比前一天好多了。

吃完饭，我主动收拾碗筷。

洗碗时，父亲走到我身边，递给我一条毛巾擦手，这是他这两天第一次主动接近我。

＂你王大爷跟我提过一次，说邱德才不全是故意的。＂父亲突然说，＂但每次想到你大伯临走前痛苦的样子，我就无法原谅。他呼吸困难，嘴唇都变成紫色，眼睛瞪得大大的，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却说不出来。＂

父亲的声音微微颤抖：＂那时候我才十八岁，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离开。＂

听着父亲的话，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父亲的痛苦，第一次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失去之痛。

＂爸，我理解您的感受，真的理解。＂我拉住父亲粗糙的手，＂但李明辉是无辜的，他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您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心里的伤痛有减轻吗？这样的仇恨，只会让您自己更痛苦啊。＂

父亲没说话，只是望着窗外发呆，月光下，他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

正月初二，李明辉打电话来，说他很担心我，想来看看。

我犹豫再三，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并请他不要急着过来。

＂我不知道我外公当年做了这样的事。＂电话那头，李明辉的声音充满了震惊和自责，＂外公在我十岁那年就去世了，他很少提起从前的事。我应该亲自向你父亲道歉。＂

我劝他暂时不要来，给我父亲一些时间。

＂不行，我必须去。＂李明辉坚持道，＂这是我们家欠下的债，我应该面对。＂

挂了电话，我心里既感动又担忧，不知道父亲会有什么反应。

接下来的几天，我留在家里，帮父母干活，陪他们说话。

尽管父亲的态度仍然坚决，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在慢慢变化。

有时候他会不经意地问起李明辉的情况，尽管语气仍然冷淡，但至少愿意提起了。

一天晚上，我无意中听到父母在房间里低声交谈。

＂老丁，你就别固执了。秀兰是我们的独生女，她好不容易找到个好人家，你非要拆散人家？＂母亲说，声音虽低却很坚定。

＂这不是固执，这是原则问题！＂父亲反驳道，声音里却没有了平日的强硬。

＂都三十多年了，活人总不能被死人牵着走啊。＂母亲叹气道，＂再说了，那个李明辉真的不错，秀兰工友春花的表姐就在供销社，说李明辉人品好，工作认真，从来不仗势欺人，领导安排他去进货，从不贪污克扣一分钱，街坊邻居提起他都夸好。＂

房间里沉默了一会儿。

＂长河，我知道你心里还有你哥哥，我也想他。＂母亲继续说，声音更加柔和，＂但是长山若地下有知，也不会希望你因为他而阻挡秀兰的幸福啊。你想想，咱姑娘这么懂事，这些年在外面工作，有了钱不忘家里人，哪个月不给咱寄钱回来？她对咱多好啊。＂

我听到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但没有再说话。

正月初五早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帮母亲劈柴生火做早饭。

忽然，院子里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疑惑地放下手中的活计，走去开门，没想到门外站着李明辉，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脸被寒风吹得通红。

＂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拉着他的手急忙往屋里走，＂快进来，外面冷。＂

李明辉却站在原地不动，神情严肃：＂我必须亲自向令尊道歉。我外公做的事，我有责任承担。＂

就在我们说话间，父亲从屋里出来了。

他看到李明辉，先是一愣，满是老茧的手下意识地握成了拳头，脸色变得铁青。

李明辉没有退缩，放下手中的东西，走上前，深深鞠了一躬：＂丁叔叔，我是李明辉。我来是想为我外公当年的行为向您道歉。虽然我当时还没出生，但血脉相连，我愿意承担这份责任。＂

父亲冷冷地看着他，眼睛眯成一条缝，没有说话。

屋里的母亲探出头来，看到这一幕，也惊得说不出话来。

李明辉继续说：＂我昨天专门去县档案馆查了资料，了解了当年的情况。我外公确实有错，因为他的固执和死板，耽误了救治丁大伯的时间。这个错误，作为他的后人，我深感愧疚。＂

李明辉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双手递给父亲：＂这里面是我查到的所有资料，包括当时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还有我外公后来的检讨书。他确实做错了，但他也付出了代价，后半生都活在愧疚中。＂

李明辉的声音有些哽咽：＂如果您因此而恨我，我完全理解。但请您不要阻止秀兰追求自己的幸福。如果您实在无法接受我，我可以退出，但请您相信，秀兰是个好姑娘，她值得更好的生活。＂

院子里一片寂静，连鸟叫声都显得那么清晰。

父亲的表情变得复杂，眉头紧锁，嘴唇微微颤抖，但他依然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那个信封，久久不肯接过。

最后，他转身回到屋里，重重地带上了门。

李明辉垂下头，脸上写满了失落。

我心疼地看着他：＂你已经很勇敢了。我爸是个要面子的人，给他点时间消化吧。＂

母亲这时走过来，接过李明辉手中的信封，低声说：＂小伙子，你有心了。别着急，你先去村里的招待所住下，我会和你秀兰爸好好说说的。＂

晚上，李明辉住在了村里的招待所。

我怕父亲生气，不敢多提这事，只是默默地做饭、洗碗，尽量不惹他不高兴。

出乎我意料的是，父亲晚饭后主动提起了李明辉：＂那小伙子今天来，有点胆量。＂

虽然语气不冷不热，但这已经是父亲第一次正面评价李明辉了。

我心里升起一丝希望：＂爸，他是真心来道歉的，而且他人真的很好，绝不是您想象的那种城里人。＂

父亲摇摇头：＂你还小，不懂事。人心不好看。＂

＂爸，您给我一个机会，也给他一个机会，好吗？＂我鼓起勇气问道。

父亲没回答，只是拿起那个信封，转身回屋去了。

母亲给我递了个眼色，示意我别急，随后端着热水给父亲送去。

我悄悄跟到门口，听到母亲的声音：＂老丁，你就看看吧，知道真相总比活在猜测里好。＂

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后，传来纸张翻动的声响。

正月初七这天，村里办集市。

我和母亲去赶集，买了些年货和日常用品。

回来的路上，母亲突然说：＂你爸昨晚看了那些资料，一直看到半夜，后来还翻出了你大伯的旧照片看了很久。＂

＂他怎么说？＂我急切地问。

母亲叹了口气：＂他没说什么，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心里有道坎，过不去。不过，我看得出，他对那小伙子的印象还行，至少觉得人家有担当，有勇气。＂

正当我们说话间，村口传来一阵欢声笑语。

走近一看，竟然是李明辉正帮村里张大爷修理收音机。

老人家围着他，不停地夸：＂小伙子手真巧，城里来的就是不一样！＂

李明辉笑着说：＂张爷爷过奖了，我从小就爱捣鼓这些。对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七十有八了！＂张大爷骄傲地说，＂打小就在村里，和你秀兰他爹是发小，当年一起下过湖摸鱼呢！＂

看到我们过来，李明辉站起身，有些不好意思：＂我闲着没事，就帮村里人修修东西。＂

＂你倒是会讨人喜欢。＂我小声说，心里却甜滋滋的。

母亲冲着李明辉点点头，是个满意的眼神。

回到家，我们意外地发现院子里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柴草整齐地垒在墙角，水缸都灌满了水。

屋里，父亲正坐在堂屋的桌子旁读报纸。

母亲探头看了看：＂老丁，家里谁来过啊？＂

＂那小伙子。＂父亲头也不抬地说，＂一早就来，二话不说就开始干活，也不知道谁让他来的。＂

我心里一惊：＂他人呢？＂

＂下地去了。＂父亲淡淡地说，＂听说咱家地里的水沟淤了，他拿着锄头去挖了。＂

我急忙放下东西，就要往地里跑。

父亲终于抬起头：＂别去了，他快回来了。路上碰见了王大爷，说是请他来喝茶，下象棋呢。＂

＂爸，您看......＂我小心翼翼地试探。

父亲瞪了我一眼：＂看什么看？人家来帮忙，难道我还能赶人走不成？＂

父亲的话虽然硬邦邦的，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态度已经松动了不少。

傍晚时分，李明辉回来了，手上都是泥土，衣服也湿透了，但脸上的笑容却格外灿烂。

＂丁叔叔，我回来了。＂他站在门口喊道，声音清亮。

父亲＂嗯＂了一声，放下报纸：＂洗洗手进来，吃饭了。＂

这是父亲自李明辉来到村里，第一次主动邀请他进门。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得差点打翻汤碗。

晚饭时，父亲破天荒地给李明辉倒了一杯白酒：＂天冷，喝点暖身子。＂

李明辉感激地接过酒，一饮而尽。

饭桌上，他主动说起了县里的情况，说供销社最近进了新品种的化肥，可以提高鱼塘产量，等开春了可以送点来让父亲试试。

父亲竟然认真地听着，还时不时问一两句。

饭后，父亲居然主动提出要和李明辉单独谈谈：＂小伙子，陪我到屋后走走。＂

他们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我和母亲在屋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生怕他们会起争执。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才回来。

李明辉的表情严肃但平静，父亲的眼圈有些发红，但脸上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怒气。

＂明天我和你爸去趟城里。＂父亲突然对我说，语气平静。

＂去城里？＂我一头雾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去见见他父母，顺便看看他住的地方。＂父亲说，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强硬，＂结了亲的人家，总要互相走动的。＂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向李明辉，他对我微微点头，眼里满是欣慰。

母亲也惊讶地看着父亲，嘴巴张得大大的，一时说不出话来。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想知道父亲和李明辉到底聊了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半夜起来喝水时，我看到父亲还坐在堂屋里，面前摊着一本旧相册，一只手拿着一张发黄的照片，另一只手盘着一串核桃。

＂爸，您还没睡啊？＂我轻声问。

父亲抬头看了我一眼，招了招手：＂来，坐下。＂

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

相册上是父亲和大伯的合影，两个年轻人站在渔船旁，笑得阳光灿烂，手里举着刚捕获的大鱼，意气风发。

＂你大伯比我能干多了。＂父亲突然说，声音里带着无尽的思念，＂打鱼、补网、造船，样样都行。他说过，等我长大了，要教我造一艘大船，带全家人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可惜，他没等到那一天。＂

我默默地听着，不敢打断。

＂他走的那天，正好是除夕，和今年一样，下着小雪。＂父亲继续说，眼睛直视着照片，＂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长河，别恨人家，都是命＇。可我当时年轻气盛，发誓要为他报仇，结果这一恨就是三十年。＂

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这些年，我一直活在仇恨里，总觉得对不起你大伯。但今天和那小伙子聊完，我忽然明白，你大伯若是在天有灵，肯定不希望我这样。他最疼我，肯定希望我过得好，希望我的女儿也过得好。＂

父亲轻抚照片上大伯的脸：＂你知道那小伙子今天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如果我不原谅他，他可以永远不踏入我家门槛，但他希望我能给你幸福。他说他愿意搬到村里来住，和我们一起照顾你大伯的坟，尽一个后辈的责任。＂

父亲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秀兰，爸对不起你。爸不该因为自己放不下的过去，耽误你的幸福。李明辉这孩子，是个好孩子。＂

我也哭了，扑进父亲怀里：＂爸，谢谢您。您放心，我和李明辉无论住在哪里，都会经常回来看您和妈妈的。＂

父亲拍着我的背：＂去吧，好好休息。明天还要早起呢。＂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衣服——一件藏蓝色中山装，那是他结婚时穿的，平时舍不得穿，只有过年才拿出来，熨得笔挺。

母亲给我们准备了厚厚的一包蒸饺和卤蛋，塞进李明辉的包里：＂路上饿了吃。＂

村里人看到我们三个一起出发，都投来好奇的目光，几个婶子凑到我母亲跟前打听情况，母亲笑而不答，只说：＂有福之人天不负啊。＂

汽车颠簸了两个小时，我们到了县城。

在李明辉家里，父亲见到了李明辉的父母，是一对典型的知识分子，温文尔雅，说话都带着浓浓的书卷气。

李明辉爸爸是中学教导主任，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看就是个认真严谨的人；李明辉妈妈是语文老师，大方贤惠，一进门就亲切地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一点架子都没有。

最让我意外的是，李明辉家里还住着已经年迈体弱的邱德才老人，原来他去年底从敬老院接过来一起住的。

见到邱德才时，父亲的表情复杂，身子微微颤抖，手紧紧握成拳头，我一度担心他会控制不住情绪。

但最终，父亲深吸一口气，伸出了手：＂邱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邱德才颤抖着握住父亲的手，老泪纵横：＂丁老弟，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愧疚在心。当年若不是我死守规矩，或许你哥哥就不会走。我对不起你们全家啊。＂

邱德才说着，竟然要给父亲跪下，被李明辉急忙扶住。

＂您这是做什么？＂父亲连忙上前搀扶，＂您年纪大了，该歇着。人死不能复生，恨也没有用。我弟弟在天之灵看到我们现在这样，应该会欣慰的。＂

那一刻，我感到一股温暖的力量充满全身。

看着父亲和邱老相握的手，我仿佛看到了一座横亘在心头多年的大山轰然倒塌，阳光终于洒进了尘封已久的角落。

一个月后，李明辉和我在县城举行了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没有铺张浪费，但亲朋好友齐聚一堂，其乐融融。

父母和李明辉的父母坐在一起，相谈甚欢，仿佛多年的老友。

父亲甚至主动敬了邱老一杯酒：＂老哥哥在天之灵看到今天，该多高兴啊。＂

新婚之夜，李明辉告诉我，他和父亲单独谈话时，父亲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必须在秀兰和你的亲人之间做选择，你会怎么选？＂

我紧张地问：＂你怎么回答的？＂

李明辉笑了笑：＂我说，我会尽一切可能不让这种情况发生。但如果真的无法避免，我会尊重你的选择，支持你的决定，因为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然后呢？＂我追问道。

＂你爸沉默了很久，最后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这个回答，你大伯会喜欢的。＇＂

如今回想起那个特殊的春节，我常常感慨万千。

一场看似无法跨越的仇恨，最终被理解与宽容化解。

父亲放下了心中的重担，我和李明辉也走到了一起。

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回老家过年，陪父母守岁、包饺子、放鞭炮。

父亲已经不再提起那些过往的伤痛，而是更多地讲起他和大伯年轻时的快乐故事。

他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笑容也更加轻松自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和李明辉的小家也渐渐有了新的成员。

1994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

李明辉坚持给他取名叫＂丁长风＂，取＂长河长山生长风＂之意，纪念那两位再也无法相见的兄弟。

当父亲第一次抱起小长风时，那粗糙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托着孩子，眼中满是慈爱，嘴角微微上扬，那是我从未见过的幸福表情。

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这就是生活的意义——在无数的磨难与隔阵中，寻找理解与和解，让爱战胜仇恨，让宽容代替偏执。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坎，跨过去，天空会更蓝，大地会更广。

人这一生，终究要学会原谅与被原谅，学会放手与重新开始。

就像父亲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生活不是活在过去，而是向着未来。你大伯若在天有灵，一定希望我们都好好的。不能总看着后脑勺走路，那样会碰墙的。＂

是啊，活着的人要好好活，这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而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把爱的人拴在身边，而是祝福他们飞得更高更远，然后在日暮时分，为他们点亮一盏归家的灯。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