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果你的答案倾向于第一类，你或许是一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坚信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如果你的答案倾向于第二类，或许你更倾向于用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关注制度演变和组织机制的变革。

首先，抛出一个问题：你觉得当今世界是在人类的乐观进步中，还是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如果是后者，你认为主要的困扰是什么？是娱乐至死？道德滑坡？虚无主义？还是躺平与脆弱？增长乏力？内卷过度？巨头垄断？债务危机？贫富分化？国家霸权？战争狂热？技术控制？

如果你的答案倾向于第一类，你或许是一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坚信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存在。如果你的答案倾向于第二类，或许你更倾向于用政治经济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关注制度演变和组织机制的变革。

如果你的答案在第三类中，那你是一位极具现实感的人，清楚地看到当下各地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威胁着人类数十年来的安稳与和平。

或许你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今天的世界正经历一种总体性的危机，甚至需要像一个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那样，出现一种能够对世界进行整体解释和引导的新思想方法与精神蓝图。这些问题虽然沉重，但并非脱离日常生活，它们是我们每天所经历的生活、经验、情感、行为与表达背后的引子，影响着我们的行为、表达、情感与经验。而这一切，都应归结为两个字：冷静。

人类是一种有精神性的生物。虽然我们首先是动物，但与动物不同的是，我们拥有独立的精神，能够在精神的引导下选择生存或死亡。人类历史悠久，但拥有独立精神的历史却并不长。在公元前几百年，即大约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古代中国和古代印度，几乎同时出现了一种超越性的突破，各地的民族开始关注终极关怀，产生了独立于社会的灵性追求：宗教、哲学与道德。这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最早注意到的现象。道德、宗教和哲学，并不因某个国家、某个社会或某种制度的衰败而终结，而是深深扎根于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之中，发展成为丰富的人生智慧、处世法则和独立学科。

人类第一次集中回答了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什么样的？一种真、善、美的生活又该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塑造了各个民族的主体性。中国的主体性，源自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修身处世之道、法家的权谋之术、道家的超脱智慧、墨家的侠义担当，经过两千年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主体。儒家强调现实，关注人际伦理，缺乏宗教情怀，后来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秩序与家族辈分，后来的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四处宣讲，劝诫君主，当政者若不尊重君道，孔子则毅然离去，绝不屈从，这种自尊与傲气，后来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又何尝没有？

儒家的贡献在于，在政治哲学上，孔子之后，人们第一次将民众的心声与政权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而后的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发展出具有平等主义倾向的政治理想。人性善的含义是什么？孟子认为，每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这些是仁爱、正义、礼仪和智慧的起点，顺此发扬，自然会如此，若做不到，就应反躬自省，“反求诸己”。既然每个人都能够反躬自省，这就说明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能力，能够自我负责，因而拥有自主意志与生命尊严，因此每个人在普遍意义上都是极其重要的。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便是“民本”的由来。既然以民为本，那么，君主不是目的，民众才是。要使民众拥有恒产以有恒心，有恒心者必有同理心，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便是大同：一个古老而持久的美好理想。然而，法家则截然相反，韩非子否认人有崇高的向善精神，他的权力哲学以君主为依归，否定信任、仁爱与正义，极尽所能地利用人的动物性，以编户齐民、连坐举报、严刑峻法编织一套冷酷的制度，通过疲民、弱民、愚民，成就君主对社会的绝对控制与战争动员。在苛政暴政之下，退出的智慧应运而生。与其追求名利而卷入权力游戏，丧失本性，不如在精神上超脱物外，物我两忘。比起供养于太庙的祭祀的牛，像庄子那样，做一只自由的猪岂不无忧无虑？这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取向，在后来的乱世中一次次出现，帮助人们避世，成为心安理得、自我保全的等客。这些深刻而有力的思想，诞生于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分封制崩溃，贵族衰落，平民阶层崛起，集权性的早期国家开始形成，最终在秦朝实现统一，完成了制度的定型。

此后的中国，大致维持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帝制结构。中国的主体性非常坚韧，直到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国，坚固的中华在遭遇现代性时，碰撞出自身的不堪。在国家危机中，人们普遍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落后、贫困、愚昧、散乱与专制，强烈的动力促使古老的中国迈向现代性。

那时，中国再次群星闪耀，涌现出一大批诚实思考、大胆言谈、勇敢行动的思想家：如蔡元培，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七次辞职，不愿成为权力的附庸；如胡适，孜孜不倦地传播自由，最终却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如陶行知，拆掉校门，在车夫、渔夫、乞讨孩子与饭馆厨子中进行教育，批判只教学生劳心而不劳力的教育为“吃人的教育”；如费孝通，在乡土中进行世界级的研究；如陈独秀，果敢思考，决然转身成为革命家，献身于理想；如梁启超，给无数后来者以滋养与动力的求变者，从不拘泥于成败，始终保持热情；如如何震，这位中国最早的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不仅探讨“民族国家命运”的主流问题，更早于波伏娃42年洞察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还有鲁迅，这个深邃、坚韧的灵魂，令人为之震撼。

总的来说，后发国家的现代性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如何迅速实现工业化？如何摆脱帝制，建立民族国家？如何扩大政治参与？在危机时代，思想家们以不同方式作出回应。

作为后来者与追赶者，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主要是学习并模仿第一波现代性的成果。那么，什么是第一波的现代性？它起源于十六、七世纪的西方，成熟于十八、九世纪。在这一时期，现代国家开始形成，王权集中，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渐建立；劳动分工、市场经济、自由主义开始流行，以实现资源分配效率的最大化；基本法治原则奠定，以保证市场的公平；政党政治方式产生，以解决利益团体的不同诉求；理性成为组织的基础，以促进效率与进步。

卓别林曾说过一句名言：人生近看是悲剧，远看则是喜剧。人类文明已历千年，我们拥有长远的视野，但这种幸运并非唾手可得，而是需要转化为长远视野的能力。

来源：厚德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