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约两千年前，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认为忧郁症（melancholia）——由体内“黑胆汁”（blackbile）过多引起的抑郁——会促发癌症。从那时开始，大量研究者研究了癌症与心灵的关系，其中有人提出易患癌症的人格，

大约两千年前，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盖伦（Galen）认为忧郁症（melancholia）——由体内“黑胆汁”（blackbile）过多引起的抑郁——会促发癌症。从那时开始，大量研究者研究了癌症与心灵的关系，其中有人提出易患癌症的人格，或称C型人格（“TypeC”personality）。

现今大多数研究者反对癌症倾向型人格的观点。但压力和其他心理因素会对癌症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什么影响，这一问题仍未解决。有超过百项的流行病学研究（其中一些涉及上万人）已将抑郁、低社会经济地位和其他的心理压力来源跟癌症风险的提高和已患癌症人群的预后变差关联到一起。然而，文献中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特别是在前者相关的研究中。

在近几十年间，科学家尝试从另一角度解决这一问题：用细胞和动物做实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健康心理学家JulienneBower说，这些实验揭示了压力改变肿瘤的重要机制。作为共同作者，她2023年在AnnualReviewofClinicalPsycholog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大脑和免疫系统之间关联的研究，其中也包括癌症。这些研究正在显示，“心理学因素可以真正影响肿瘤生物学的一些方面，”她说。另一方面，动物和人身上的研究也提示，阻断压力的化学信号可能可以改善癌症的预后。

当今，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一旦某人患上了癌症，心理学因素就会影响癌症的进程。纽约罗斯威尔公园综合癌症中心（RoswellParkComprehensiveCancerCenter）的癌症免疫学家ElizabethRepasky说，“我想不会有人觉得即使轻微程度的慢性压力，也会对肿瘤的生长有如此消极的影响。”

癌症患者会经历一系列与疾病本身相关或无关的压力。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它们可能会影响肿瘤的生长和转移。图片

起点从病毒研究开始

人们对压力和癌症生长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兴趣，部分原因来自压力如何影响人体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反应的研究。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UCLA的基因组学研究者SteveCole和他的团队研究了为什么高度压力之下的HIV感染者倾向于出现更差的结果，包括更高的病毒载量和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更差的反应。

Cole的团队发现了压力可能恶化HIV感染的几条路径。在猴子实验中，他们发现，比起没有经受压力的动物，经受压力的动物的淋巴结与交感神经纤维有多得多的连接——后者执行身体的“战斗或是逃跑”反应。淋巴结包含免疫细胞，而神经纤维会削弱这些细胞的抗病毒功能，进而导致猴和猩猩的HIV病毒复制增加。

淋巴结不仅是免疫细胞的巢穴，也充当机体的“排水系统”。这个排水系统通过一个包含淋巴结的组织器官网络将毒素冲走，这个网络就是淋巴系统。重要的是，癌细胞会劫持这个系统，利用它将其自身转移到机体的其他位置。参与该HIV研究的Cole组的一位博士后，EricaSloan就想，那么压力，通过交感神经系统，可能也会影响癌症患者的淋巴结。

Sloan后来成为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一名癌症研究员，她通过小鼠实验进一步发现，慢性压力会增加淋巴系统和乳腺肿瘤的连接，让癌细胞更容易蔓延。令人惊讶的是，用一种β受体阻滞剂治疗——它能够减弱交感神经系统中的关键分子（例如去甲肾上腺素）的活性，可以预防上述情况。

其他研究显示，压力可以导致分子层面的改变，特别是在免疫系统中，进而影响癌症的演化。有一些研究显示，当压力导致炎症（一般由外伤和感染引发的广泛的免疫反应）时，它会促进肿瘤的生长。

压力也会抑制积极与癌细胞作斗争的免疫细胞的活性。21世纪初，爱荷华大学行为科学家SusanLutgendorf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卵巢癌患者中，抑郁和焦虑与抗肿瘤免疫细胞受损相关。在另一项关于卵巢癌患者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缺乏社会支持与一种生长因子水平升高有关，这种生长因子可以刺激肿瘤周围血管生长。而这种生长称为血管发生（angiogenesis），新的血管可以向肿瘤输送养分，并且就像淋巴系统，肿瘤可以借此通路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分。

Lutgendorf和同事此后也发现，压力大的情况对患有卵巢癌的小鼠也有类似的作用——促进肿瘤血管发生和癌细胞转移。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这些效应可以被β受体阻滞剂逆转。其他研究团队在其他类型癌症（包括血癌和前列腺癌）的啮齿动物实验中观察到了类似现象——阻断压力信号可以抑制癌症发展。另外，研究者发现，在小鼠实验中提高压力激素的水平，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可以让原先处于休眠状态的癌细胞重新开始分裂并形成新的肿瘤。

这类研究正在揭示，压力可以触发一系列生化变化的级联反应，改变癌细胞环境从而促进其扩散。“压力信号转导和压力生物学确实对这些过程有重大影响，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威斯康星医学院的癌症精神病学者JenniferKnight说道。

阻断压力信号

如果压力会让癌症恶化，怎么才能让这个过程停下来？新的治疗方法正逐渐地出现。

半个世纪以来，临床医生一直在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高血压。通过搜寻病历数据，研究者发现患者在确诊癌症时如果已经有在服用某种β受体阻滞剂，其治疗效果相比没有使用的患者通常会更好，例如存活时间更长。

在过去的几年中，几项临床试验（多数是小规模的早期试验），已经开始直接测试β受体阻滞剂是否会让癌症病人受益。在一项对照研究中，特拉维夫大学（TelAvivUniversity）神经生物学家ShamgarBen-Eliyahu领导的研究团队，对患有结直肠癌或乳腺癌的病人手术五天前联合使用普萘洛尔（propranolol）和抗炎药。研究团队选择了这个时间节点是因为早前的研究显示，虽然手术可以去除肿瘤，但手术也会反之为肿瘤的转移提供机会。所以他们推断，阻断压力对肿瘤转移的任何潜在影响，可能对病人的长期预后是至关重要的。

这项试验包括几十位病人，结果显示，接受药物干预的病人，其肿瘤细胞转移（metastasis）相关的分子标志物更少，并且炎症反应更小，而抗肿瘤的免疫细胞数量增加。对于结直肠癌患者，还有迹象暗示这些干预措施可以减少癌症复发：手术三年后，16例接受干预措施的患者中有2例复发，而18例没有接受干预措施的患者中有6例复发。

其他研究测试了单独使用β受体阻滞剂而不与抗炎药联用的效果。2020年，Sloan和同事发表了一项包括60位乳腺癌患者的研究，其中随机分配一半人在手术前一周给用普萘洛尔，另一半则接受安慰剂。他们也发现实验组的肿瘤细胞有更少的转移相关生物标志物。

减少压力的β受体阻滞剂也可能对其他癌症的治疗有益处。2020年的一项研究中，Knight和她的团队观察了25位正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myeloma）病人中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效果：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病人更少发生感染，并且血细胞恢复更快——虽然该项研究的规模太小，不足以评估临床效果。另外在一项包含9位转移性皮肤癌的病人的小规模试验中，Repasky和同事发现了β受体阻滞剂可能增强肿瘤免疫治疗的有效性。

培养状态下的乳腺癌细胞。在小规模临床试验中，研究者发现使用β受体阻滞剂的乳腺癌患者的肿瘤有更少的转移相关生物标志物，更少炎症和更多抗肿瘤的免疫细胞。图片

尽管β受体阻滞剂很有潜力，然而人们不清楚它是否真的会对所有种类的癌症有帮助，比如肺癌和某些亚型的乳腺癌。有一些患者服用这类药物后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特别是一些患有哮喘或者心脏疾病[例如心动过缓（bradycardia）]的病人。

Repasky表示，更重要的是，这些药物只是阻滞了压力的结果，而非压力的源头。因此可能需要药物与正念（mindfulness）、心理咨询和其他更接近问题根源的减压策略联合使用。

这样的干预也在推进中。Bower和她的团队已经开始对乳腺癌幸存者进行心身干预（mind-bodyinterventions）的临床试验，包括例如瑜伽和正念冥想，希望可以改善健康并促进疾病持续消退。他们发现这些疗法可以减少循环中的免疫细胞的炎症反应，并且推测这些措施可能帮助减少肿瘤复发。

突破障碍

最终，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确立β受体阻滞剂和其他减少压力的干预措施对癌症患者生存结果的影响，且确定这样的效果可能持续多久。研究者认为，治疗的时机和所治疗癌症的种类，可能影响这些治疗方法的效果。然而，要回答这些问题，缺乏资金一直是更大规模后续研究面临的阻碍。这些工作还没有得到药企和其他支持大型肿瘤学研究的机构的支持，Knight谈道。

并且现在，压力到底会不会像古希腊人曾说的那样，一开始就增加人的患癌风险，还是个谜。将压力与患癌风险关联起来的流行病学研究常常被其他因素所复杂化，例如吸烟，营养不良和糟糕的医疗条件。

“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说，‘如果你压力很大，你就会得癌症。’”迈阿密大学米勒医学院临床心理科医生PatriciaMoreno说道，她也是2023年发表在AnnualReviewofPsychology上的一篇关于癌症的压力管理干预文章的共同作者。

但对于已经确诊癌症的患者，许多研究者主张现在证据已经足够强，已经可以将压力管理纳入到临床治疗中来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临床心理科医生BarbaraAndersen表示，平均来说，癌症患者并没有受到他们所需要水平的减压心理治疗。虽然不是对每个病人来说都是必需的，但许多人可以从心身干预中获益，她说，“我不是在说心理治疗是第一要务，但它也不应该被排在最末位。”

来源：九龙健康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