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历史的长河中，金朝常常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政权，其光芒似乎被唐宋的辉煌所掩盖。然而，金朝在政治、文化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法律与科举制度上的创新与完善，不仅对金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使其 “典章文物比隆唐宋”，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今天

在历史的长河中，金朝常常被视为一个过渡性的政权，其光芒似乎被唐宋的辉煌所掩盖。然而，金朝在政治、文化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就，尤其是在法律与科举制度上的创新与完善，不仅对金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使其 “典章文物比隆唐宋”，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阶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朝，探寻《泰和律义》与科举制度背后的故事。

金朝建国初期，其法律体系处于一种混乱的过渡状态。女真族在崛起过程中，虽然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在法律制度方面，却未能及时形成统一而完善的体系。当时，女真旧俗中的习惯法与辽宋之法相互交织，在不同地区和人群中并行适用。在女真族聚居地，传统的习惯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习惯法往往基于部落的传统、习俗和长老的裁决，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而在原辽宋统治区域，当地民众则继续遵循辽宋时期的法律规范 。这种法律体系的混杂，导致了司法审判的混乱。同一行为在不同地区或不同人群中，可能会受到截然不同的法律评价和处罚，这使得法律失去了统一的标准和权威性，也给社会秩序的维护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法律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金朝的统治根基，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建立一套统一、完善的法律体系，成为金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金章宗时期，金朝国力达到鼎盛，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发展，这为大规模的立法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金章宗深知法律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于是，他毅然决定启动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 —— 编纂《泰和律义》。他任命了一批精通法律、学识渊博的大臣，组成了专门的编纂团队。这些大臣们以唐朝的《唐律疏议》为蓝本，充分借鉴了这部被后世誉为中华法系最高典范的法典的立法经验和法律原则。《唐律疏议》以其严谨的结构、完备的内容和成熟的法律理念，对后世封建王朝的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时，编纂团队还结合金朝的国情和社会实际，对当时的法律规范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整合。他们深入研究了金朝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民族特点和社会风俗，力求使新的法典既能体现中原地区先进的法律文化，又能适应金朝的统治需要。在编纂过程中，大臣们反复讨论、斟酌每一条法律条文，对其进行细致的修改和完善，历经多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了《泰和律义》的编纂工作。这部法典凝聚了众多法律专家的智慧和心血，其编纂过程的严谨性和系统性，充分体现了金朝统治者对法律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

《泰和律义》共计 12 篇 563 条，内容涵盖了刑事、民事、官制等多个领域，是一部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的法典。它的篇目与《唐律疏议》相同，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 12 篇 。在刑事方面，对各种犯罪行为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分类，并规定了相应的刑罚，包括笞、杖、徒、流、死等五刑，刑罚的种类和适用标准较为细致和严格，旨在维护社会的治安和稳定；在民事方面，对土地、财产、婚姻、继承等民事关系也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保障了民众的基本民事权益；在官制方面，对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奖惩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明确了官员的职责和权限，有助于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泰和律义》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是它将儒家的 “礼” 与女真传统习惯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儒家思想自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其 “礼” 的观念深入人心，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也日益深远。在《泰和律义》中，许多法律条文都体现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如强调孝道、维护尊卑等级秩序等。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子孙对长辈的尊敬和服从等，都在法律中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同时，法典也保留了女真族一些传统的习惯法，如在婚姻制度中，保留了女真族的一些婚姻习俗，体现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和传承。这种融合不仅丰富了法典的内涵，使其更具适应性和包容性，也为金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金朝科举制度的起源，可追溯到金太宗时期。当时，金朝刚刚崛起，迅速占领了大片辽宋故地，统治区域内民族众多，文化差异巨大。为了巩固统治，吸纳汉族士人参与政权管理，金太宗于天会元年（1123 年）十一月下诏开科取士 。此时的科举，尚处于初创阶段，考试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录取名额，一切都以满足当时的政治需求为出发点，主要目的是快速选拔出一批熟悉当地情况的汉族士人，以安抚新归附的地区。

随着统治的逐渐稳定，金朝科举制度在熙宗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熙宗在词赋和经义科的基础上，增设了明经、法律、经童等科，丰富了科举的科目设置，使选拔人才的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他正式确立了三年一试和乡、府、省三级考试制度，这标志着金朝科举制度开始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考试流程的明确，让士子们有了更清晰的奋斗目标和准备方向，也使得科举选拔的人才质量更有保障。

海陵王时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 “南北选” 合并为一，全国统一实行 “通选” 制度，消除了地域差异带来的选拔不公，使科举制度更加公平公正。他还取消了经义、明经、经童等科，只保留词赋和律科取士，并增设殿试一级考试，将原来的三级考试发展为四级考试。殿试的增设，不仅加强了皇帝对人才选拔的直接控制，也提高了科举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让科举出身的士人对皇帝更加忠诚。

金世宗时期，金朝的科举制度又迎来了一次重要变革。世宗非常重视女真族的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他设立了女真进士科，专门选拔女真族人才。这一举措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为女真族子弟提供了一条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促进了女真族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也加强了女真族在金朝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使金朝的统治更加稳固。为了配合女真进士科的设立，世宗还设立译经所，将汉文儒学典籍翻译成女真文字，方便女真人学习儒家经典，提高女真民族文化素质 。在考选女真进士时，世宗还加试弓箭等项目，以保持女真人纯厚尚武之风，使女真进士既具备文化素养，又不失勇武精神。

金章宗即位后，在继承前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系列完善和创新。在录取人数方面，他大幅增加了科举的录取名额，让更多的士人有机会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这一举措不仅满足了金朝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也激发了社会各阶层读书求学的热情，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在科目设置上，章宗进一步丰富了科举的科目。他增设了制举，包括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弘材、达于从政等科，这些科目更加注重选拔具有特殊才能和品德的人才，为国家招揽了各类优秀人才。他还对考试内容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使科举考试更加注重考察考生的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选拔出的人才更能适应国家治理的需要。

章宗还大力推行察举制和保举制，作为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察举制通过地方官员的举荐，选拔那些在地方上有突出才能和品德的人才；保举制则要求官员对被举荐者的品行和能力负责，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举荐人才的质量。这些制度的推行，拓宽了人才选拔的渠道，使更多的人才能够被发现和任用，为金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金朝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度打破了女真贵族对仕途的垄断，为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士人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出身贫寒的士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凭借自己的才学进入官场，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这种阶层流动机制，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

科举制度的推行，也激发了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为了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人们纷纷重视教育，兴办学校，培养人才。金朝的学校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学校，包括国子监、太学、府学、州学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教育体系。学校不仅传授儒家经典和文化知识，还培养学生的品德和才能，为金朝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

科举制度还促进了文化的融合与繁荣。在科举考试中，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这使得儒家思想在金朝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深入发展。女真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士人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科举制度也推动了文学、史学、哲学等文化领域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作品和学者，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泰和律义》作为金朝的基本法典，为科举制度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它对科举考试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详细而严格的规范，从考生的资格审查，到考试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形式，再到考官的选拔和职责，以及考试结果的评定和公布，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考生资格审查方面，《泰和律义》规定，考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严禁品行不端、有犯罪记录或违反封建礼教的人参加科举考试。这一规定确保了参加科举的考生在道德和文化层面都符合基本要求，为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奠定了基础。

对于考试过程中的舞弊行为，《泰和律义》更是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一旦发现考生有作弊行为，如夹带、抄袭、请人代考等，将立即取消其考试资格，并给予相应的刑罚，包括杖刑、徒刑等。考官如果接受贿赂、泄露考题或在评卷过程中徇私舞弊，也将受到严惩，轻者革职查办，重者可能面临牢狱之灾甚至死刑。这些严厉的法律制裁，有效地维护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保证了选拔人才的质量。

科举制度不仅是选拔官员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和选拔法律人才的重要机制。在金朝的科举科目中，律科是专门为选拔法律人才而设立的。律科考试内容主要包括对法律条文的理解、阐释和应用，要求考生熟悉《泰和律义》等法典，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较强的法律实践能力。

通过律科考试选拔出来的法律人才，被充实到金朝的司法和行政体系中。他们在各级司法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如大理寺、刑部等，负责审理案件、解释法律、制定司法政策等工作。这些科举出身的法律人才，凭借其专业的法律知识和较高的文化素养，为金朝的法律实施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司法实践中，严格依照法律条文进行审判，确保了司法的公正和公平；同时，他们也根据实际情况，对法律条文提出修改和完善的建议，推动了金朝法律制度的不断发展。

科举制度中的其他科目，如进士科，虽然不以法律为主要考试内容，但考生在学习儒家经典和参加考试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一些与法律相关的知识。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和伦理观念，这些观念与法律相互渗透，对考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许多进士出身的官员，在担任行政职务时，也能够运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和法治观念，处理政务、解决纠纷，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推动法治建设做出贡献。

《泰和律义》与科举制度在金朝的发展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动了金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使其 “典章文物比隆唐宋”。

从政治方面来看，《泰和律义》的颁布实施，为金朝建立了一套统一、完善的法律体系，规范了社会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科举制度则为金朝选拔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进入官僚体系后，凭借其才能和智慧，为金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他们在政治决策、行政管理、司法审判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金朝政治制度的完善和运行。

在经济方面，稳定的法律环境为金朝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泰和律义》对经济活动进行了规范和调整，保护了产权，促进了贸易和商业的繁荣。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在经济管理领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金朝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

文化方面，科举制度的推行激发了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大量士子为了参加科举考试，刻苦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化知识，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也对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传播，使法律观念深入人心。《泰和律义》所体现的法律文化，与儒家文化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金朝文化特色，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金朝的《泰和律义》与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关键作用，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法律依然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平正义的基石。《泰和律义》中强调的法律权威性、稳定性以及对社会关系的全面规范，对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重视法律体系的完善和更新，使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在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注重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进的法律理念，实现法律与道德、文化的有机融合。

人才选拔是国家发展的关键环节。金朝科举制度所体现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原则，在现代人才选拔中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无论是公务员考试、企业招聘还是各类专业人才选拔，都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为各类人才提供平等的机会，让真正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金朝科举制度注重选拔具有实际能力和综合素质的人才，这也提醒我们在现代人才培养和选拔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以适应社会发展对多元化人才的需求。

《泰和律义》与科举制度的完美结合，共同铸就了金朝的辉煌。这启示我们，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各项制度之间应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法律制度为人才选拔提供保障，人才选拔制度则为法律的实施和完善提供人才支持，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回顾金朝的历史，我们看到了《泰和律义》与科举制度的独特魅力和重要价值。它们不仅是金朝 “典章文物比隆唐宋” 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历史，汲取历史的智慧，为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在当今时代，我们应当以史为鉴，不断探索和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

来源：胖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