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南海西北陆坡两处明代沉船的发现，是近年来水下考古领域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之一。202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的这两艘沉船（编号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与“二号”），为研究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海洋贸易与技术交流提供了关键物证。相较于1987年发现的“南海Ⅰ号”南
中国南海西北陆坡两处明代沉船的发现，是近年来水下考古领域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之一。2023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的这两艘沉船（编号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与“二号”），为研究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海洋贸易与技术交流提供了关键物证。相较于1987年发现的“南海Ⅰ号”南宋沉船，此次发现的沉船不仅所处海域更深——位于水深1500米的海底，更因其货物构成的鲜明对比而引发学界关注。一号沉船以出口瓷器为主，二号沉船则装载东南亚原木，两船相距仅十余海里，暗示着当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已形成双向贸易的固定航线。
关于一号沉船的年代，考古人员通过对船体木材的碳十四测年及瓷器纹饰的比对，确认其沉没时间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船舱内清理出的瓷器超过十万件，涵盖青花瓷、绿釉器、酱釉罐等多个品类。其中景德镇窑产品占比约六成，漳州窑瓷器约占三成，其余为福建其他窑口烧造。这批瓷器的特殊价值在于其明确的定制化特征：例如一件青花象形执壶，壶身绘有缠枝莲纹，壶嘴设计为象首造型，与阿曼国家博物馆藏16世纪阿拉伯银壶几乎一致；另一批绿釉罐的器型则与菲律宾八打雁省出土的同期陶罐高度相似。此类器物的集中出现，印证了明代外销瓷“依样订制”的生产模式。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江建新指出，正德年间景德镇民窑已出现专门承接海外订单的“洋器户”，其产品需根据外商提供的木模或图纸调整器型与纹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发掘中首次确认了13件珐华彩瓷器的存在。这类瓷器以蓝、绿、紫三色为主，采用堆塑、镂空等复杂工艺，代表性器物如一件高42厘米的孔雀牡丹纹大罐，罐身以镂空技法表现缠枝牡丹，花瓣处贴有金箔，罐颈则堆塑东南亚风格的回形纹。珐华彩原为山西地区创烧的低温釉陶，明中期经景德镇工匠改良后转为瓷胎烧造。此次发现的贴金镂空工艺，在东南亚古代金属器中常见，却鲜见于中国本土瓷器，表明当时工匠可能吸收了来自暹罗（今泰国）或占城（今越南中部）的技法。这与万历年间文人王世懋在《闽部疏》中的记载相呼应：“漳窑工巧，渐效番邦之技。”此类融合中外元素的瓷器，在印度奎隆港遗址、波斯湾霍尔木兹古城均有残片出土，证实其目标市场为海外消费群体。
二号沉船的考古发现同样具有重要价值。该船经鉴定为弘治年间（1488-1505年）沉没，船货以未经加工的原木为主，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确认包含交趾黄檀（俗称老挝红酸枝）、大果紫檀（缅甸花梨木）等东南亚特有树种。这些木材的规格与明代宫廷档案记载高度吻合：例如《工部厂库须知》记录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为修建奉先殿，“采办交趾木二百根，径二尺以上”。明代家具研究专家杨耀曾指出，紫檀木在永乐时期尚属罕见，至正德年间因海禁松弛，开始大量输入中国。
这与二号沉船的年代特征一致——该船装载的紫檀木平均直径达35厘米，远超东南亚原生林的常见尺寸，推测来自人工培育的皇家林场。此类硬木的输入，直接推动了明式家具的工艺革新。苏州东山镇出土的万历年间楠木交椅，其靠背透雕纹样与柬埔寨吴哥窟石雕中的莲花纹存在明显共性，暗示着原料输入与纹饰传播的同步性。
此次考古的技术突破同样值得关注。与“南海Ⅰ号”在24米浅海实施的整船打捞不同，南海西北陆坡沉船位于1500米深海区，常规水下考古手段难以实施。项目团队采用“深海勇士”号载人深潜器进行精细测绘，并结合自主研制的“水下考古机器人”完成文物提取。该机器人配备柔性机械臂与负压吸附装置，可在不扰动海底沉积物的前提下提取脆弱文物。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周皓透露，团队首次应用了激光拉曼光谱原位检测技术，在海底直接分析瓷器釉面成分，确认漳州窑瓷器的钴料源自云南与缅甸交界处的勐卯矿区，这与明代陆容《菽园杂记》所述“漳瓷青花取料滇缅”的记载完全吻合。
在军事技术领域，明代火器的演变同样折射出海洋活动的影响。洪武十三年（1380年）颁布的《军器则例》规定，每百户所须配备火铳10支、火药20斤，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兵部统计全国卫所火铳总数已达12.5万至18万支。这一数据得到出土实物的支持：1972年河北宣化明墓出土的洪武二十五年造手铳，铳身铭文标注“骁骑右卫胜字四百五十三号”，显示当时火器已实行标准化编号管理。水军装备方面，宁波天一阁藏《筹海图编》记载，四百料战船需配碗口铳4门、手铳40支，火器与冷兵器比例达到1:9，标志着明代水师战术从接舷战向远程火力压制的转型。
永乐七年（1409年）神机营的组建，则是火器部队制度化的关键节点。该部队编制参照五军营体系，设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五军，士兵专习火器操作。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二年（1414年）征漠北之役中，神机营以“三段击”战术配合骑兵冲锋，即三列火铳手轮番射击，待敌军阵型混乱后由骑兵突袭。这种战术比欧洲哈布斯堡王朝1522年首次使用火枪方阵早一个多世纪。值得注意的是，神机营的火器配备具有显著的海陆双重特性：除常规手铳外，还列装专为舰船设计的“子母铳”，其可拆卸式后膛结构便于在狭窄船舱内快速装填。南京牛首山明代沉船遗址出土的3门子母铳，铳身预留的卡槽与福船甲板上的固定装置完全匹配，证实此类火器专为水战设计。
明代火器技术的发展并非孤立现象，其与海上贸易存在深刻关联。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舰队首次抵达广州后，明朝工匠迅速吸收欧洲火器技术。嘉靖年间仿制的佛郎机炮，射程可达500步（约750米），远超传统碗口铳的200步。但技术转化过程存在明显局限性：北京军事博物馆藏嘉靖二十三年造铜佛郎机，炮身出现多处裂痕，经检测为铜锡比例失调导致的金属疲劳。这种现象与《天工开物》所述“官局铸铳，铜六铅四”的配方偏差有关——实际出土火器的铜含量普遍低于官方标准，反映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作坊的偷工减料。至万历末年，明朝火器技术已落后于欧洲，这与同期欧洲火器作坊的标准化生产形成鲜明对比。
从更宏大的时空维度观察，南海沉船所属的明代海洋活动，实为海上丝绸之路千年演进的延续。唐代“黑石号”沉船（1998年发现于印尼勿里洞岛）载有5.6万件长沙窑瓷器，其中部分碗底墨书“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明确标注产地与市集信息；宋代“南海Ⅰ号”沉船出土的德化白瓷，器底常见“丙子年潘家造”等匠户标记，显示民营窑场已形成品牌意识；至明代，漳州窑瓷器普遍使用“万福攸同”“富贵佳器”等吉语款识，这类程式化标语实为应对海外市场批量订单的产物。南海西北陆坡沉船的发现，恰填补了15世纪末中国与东南亚贸易航线转型期的空白——此前学界多依据《顺风相送》等航海针路簿推测航线走向，此次发现的沉船位置，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张燮《东西洋考》所述“自漳州月港至占城，过七洲洋，转西北行”的记载完全契合。
文化互鉴的痕迹在贸易品中尤为显著。泰国洛坤府帕西讪寺的16世纪壁画中，湿婆神像身着明式铠甲，手持三叉戟的造型却保留印度教特征；斯里兰卡加勒港发现的“郑和布施碑”（1911年出土），以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铭刻，记载永乐七年郑和船队供奉佛寺的事迹，而同期僧伽罗文《库鲁内格勒王室谱系》却抱怨“中国商船强售佛像，与吾邦佛法相悖”。这种矛盾性在物质文化层面更为直观：菲律宾苏禄群岛出土的嘉靖青花军持，器型为伊斯兰净手壶，纹饰却是道教八卦纹；阿拉伯半岛佐法尔遗址发现的正德年制青花盘，中心绘阿拉伯文“万物非主，唯有真主”，边缘却装饰佛教八宝纹。此类混融风格，实为适应不同市场需求的主动调整，景德镇考古研究所的模拟实验表明，同一窑炉可同时烧制伊斯兰风格与佛教主题瓷器，仅需在装烧时刻意区隔匣钵位置。
朝贡贸易体系的复杂性，在考古发现中愈发清晰。传统文献如《明会典》强调“厚往薄来”的政治象征性，但实物证据揭示其经济实质。成化年间《皇明条法事类纂》收录的奏折显示，琉球使团在福建私下交易瓷器，被地方官查获的走私品就达两千余件；与此对应的是，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瓷器90%为民窑产品，且普遍存在叠烧粘连、釉面开裂等瑕疵，显然属于“次等货”，这类瓷器在朝贡赏赐清单中从未出现，却广泛见于东南亚市集遗址。荷兰东印度公司1609年的报告提及：“中国商船运至巴达维亚的粗瓷，价格仅为官窑的十分之一，土著首领乐用此类器物。”这暗示着官方朝贡与民间贸易构成互补体系：前者满足政治象征需求，后者承担实际商品流通。
军事威慑作为贸易保障的手段，亦有考古线索可循。马六甲三宝山发现的明初驻军墓地，出土铁剑、火铳等兵器，与《马来纪年》所述“中国将军驻满剌加，兵士皆持喷火铁管”的记载相符；南非开普敦海域发现的葡萄牙圣本托号沉船（1622年），打捞出万历青花瓷200余件，同时期葡萄牙文献记载：“中国巨舰常以雷霆之器震慑诸港，其声若霹雳。”这种军事存在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明朝水师的巡逻确实遏制了海盗活动，马尼拉西班牙总督1586年的报告提到“吕宋至漳州航线，凡有明军旌旗处，海盗绝迹”；另一方面，过度武力展示也引发局部冲突，爪哇井里汶遗址出土的隆庆年间铁炮，炮身铭文显示为“备倭”所用，而同一地点发现的葡萄牙火绳枪残件，则暗示欧洲势力已开始渗透该区域。
重新审视明代海洋活动，必须摒弃非此即彼的评判框架。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既携带赏赐各国的丝绸、瓷器，也运送用于修建海外仓廪的硬木；民间商船在走私贸易的同时，客观上传播了犁具铸造、水利修建等生产技术。这种多重性质的交织，恰是前现代全球化进程的典型特征。当前“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考古合作，如中肯联合拉穆群岛考古项目，已在帕泰岛发现明代青花瓷与非洲本地陶器的共存地层，这为理解不同文明的互动模式提供了新的视角。正如英国考古学家杰西卡·罗森所言：“海底的瓷器碎片与陆上的碑刻文献，终将在人类文明的拼图中找到彼此的位置。”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