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和森，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者与坚定的革命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压迫。他的帝国主义观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又紧密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提出“反帝必反封建”的斗争纲领，
【摘要】蔡和森，作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驱者与坚定的革命家，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与深厚的理论功底，系统剖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压迫。他的帝国主义观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石，又紧密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提出“反帝必反封建”的斗争纲领，强调工农联合与国际协作的双重路径。本文从历史渊源、理论阐发与实践影响三个维度，深入探讨蔡和森帝国主义观的形成脉络、核心内涵及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独特价值，并立足当代全球化语境，重新审视其思想的现实启示。
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与阶级革命
——蔡和森反帝思想的多维解读
张廖平 朱炜泽 卢景洋
一、蔡和森帝国主义观的历史渊源与理论背景
20世纪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中国风雨飘摇。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关税主权、划分势力范围，并依托买办阶层和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形成对中国社会多层面、系统化的剥削与压迫。面对外有帝国主义不断蚕食内政、肆意掠夺资源，内有军阀割据与封建残余势力相互勾连的乱象，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的思潮中纷纷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蔡和森正是这样的青年革命者，他对民族独立的渴望与对不平等世界格局的思考，形塑了他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蔡和森目睹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利益的出卖，看清了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掠夺与瓜分弱小民族的真实面目。这种切身的民族耻辱既冲击着他的爱国情怀，又激发出他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深层质疑。彼时的新文化运动呼唤民主与科学，启迪青年知识分子反思传统封建思想；蔡和森不但接受了这些观念，更把救国与改造社会的热血冲动提升为系统思考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内在动力。由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就学时便与毛泽东、何叔衡等人过从甚密，在彼此的切磋与砥砺中，青年蔡和森逐渐认识到中国之所以长期饱受内忧外患，固然与封建势力顽固不化相关，但更深的桎梏在于外来资本与帝国主义的合谋挟制，中国若想自立于世界，便不能绕开对帝国主义的坚决反抗。他在1919年踏上赴法勤工俭学的旅程，于欧洲目睹了一战后资本主义各国在经济恢复与殖民扩张上的种种手段，又亲身体验到西方列强对异族的偏见与打压。在与周恩来、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讨论交流之际，他愈加意识到，帝国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是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各层面对外延伸的综合形态；尤其对于像中国这样尚未完成近代化改造的弱势民族，帝国主义的压迫往往更为惨痛。这种鲜明的表述，足见他对外来侵略蔓延方式的深刻揭示。蔡和森在法国期间广泛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并逐步接触到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理论营养在他内心迅速发酵，与他对中国悲惨现实的感性认知激烈碰撞，最终汇成日后他鲜明的帝国主义观。只有深刻辨析帝国主义的本质，认清其在中国与本土封建势力、买办势力之间形成的勾结网络，才能真正谋划一场兼具民族独立与社会革命内涵的深刻变革。
蔡和森形成鲜明且较为系统的帝国主义观，离不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论述之深入研读与创造性吸收。早在留法时期，他便通过勤工俭学社团和工人俱乐部的讨论氛围，接触到《共产党宣言》以及零散的《资本论》摘译，逐渐领会到资本逐利的本性如何推动欧洲列强不断向外殖民、争夺原料地和市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论述中，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并非仅仅由发明创造或商业扩张所驱动，还与资本家阶级追求最大剩余价值的贪婪相辅相成。由此，帝国主义被揭示为资本在本国境内利润率趋于下降后，对外寻求更廉价资源与更广阔销路的一种必然结果。在这个基础上，蔡和森阅读列宁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通过详实的数据与案例，明确指出帝国主义具有金融垄断、资本输出、国际卡特尔与托拉斯盛行、国际瓜分世界等特征。这部著作无疑对认清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方面，他被列宁对帝国主义内在机制的剖析所折服，资本在攫取超额利润的冲动下，不断通过金融资本、银行与工业的结合形成庞大的垄断集团，再以资本输出的方式扩展剥削链条。他深刻指出：“中国之大患不仅在军阀，尤其在外国帝国主义。军阀在中国的势力根基业已动摇，而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根深蒂固，方兴未艾”[1]。另一方面，他高度认同列宁所强调的帝国主义与战争之间的必然联系。他在评价袁世凯时指出：“外国帝国主义扶植旧势力以图自便的捧袁空气之压迫……形成十年以来军阀专政和军阀割据的封建残局”[2]，深感中国之所以陷于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列强刻意维持分裂，以利于各自势力在不同地区布局，榨取不对等的经济特权。然而，蔡和森并没有止步于简单的“接受”或“诵读”。他努力将列宁式的帝国主义论套用在中国的具体情境中进行本土化改造。列宁认为，被压迫民族要取得独立和解放，必须联合广大工农群众进行反帝革命；但俄罗斯在十月革命前毕竟仍是欧洲较成熟的工业国之一，而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远远落后，且军阀割据、农民文化水平低下、社会结构极为复杂。这种差异促使蔡和森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更深刻思考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买办势力的勾结乃是中国当下最突出的现实症结。他写道：“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辛亥革命，完成辛亥革命者只有工农。”[3] 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借着国民党做工具，更残酷地统治现在的中国”。蔡和森特别强调，反帝必须与反封建、反买办相结合。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和金融资本控制中国市场和关税，扶植各地军阀并从中牟利；而地方军阀则借助外来武器和资金维持其统治，进而在国内横征暴敛；买办阶层更甘愿沦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通过对工农的榨取与剥削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丰厚的利润回报。这种内外勾结的链条，构成了帝国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并肆意横行的直接根基。
因此，他在批判帝国主义时，常常以“打破封建军阀与列强联手的压迫体系”为突破口，强调“反帝必须与反封建、反买办并举”。与列宁把推翻沙皇、打破地主阶级统治视为与反对帝国主义同等重要的思路颇为相似，但蔡和森更注重揭示中国农民在反帝运动中的潜在爆发力。正因大多数农民直接受地主和封建势力的剥削，一旦认识到军阀和列强密切勾连，他们的斗争热情就可能在最短时间内被激发出来。这与毛泽东后来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某种程度上，蔡和森可被视为这个道路思想的早期呼应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必须让农民意识到军阀与列强勾连的本质，以激发他们的斗争热情。在他看来，农民因直接受地主和封建势力的剥削，一旦觉醒，他们的反帝斗争潜力将无可估量。这与毛泽东后来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蔡和森的观点无疑为中国革命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重要启发。
二、蔡和森帝国主义观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阐发
（一）蔡和森对帝国主义性质的界定
蔡和森对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解，最初便根植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著作的研读与思考，但他并不满足于抽象的理论推演，而是在中国社会特殊环境下将其加以延伸、辨析。他多次在文章与书信中揭示，帝国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或政治概念，而是凝聚了经济扩张、军事干预、文化渗透三位一体的霸权形态。他在《向导》中提到英国时：“功德是有的：最先是用大炮轰破中国的门户与‘体面’，强迫中国人吃他的鸦片烟，买他的商品；复次是敲诈大宗赔款，割据香港九龙……霸占各大通商口岸，以至划定扬子江、西藏……为他的势力范围；复次是握住关税盐务及中国一切经济生命的最高权”[4]。这样的话语清晰表明，蔡和森不仅洞见到列强凭借经济与军事优势控制中国，也从更深层面意识到“文化”与“教育”对于依附体系的强化效应。他首先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受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启发，他认为工业发达国家在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便将资本输出与产品倾销同时施加于落后国家。蔡和森在《向导》中提到：“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经济落后国有一种必然律：私人资本主义不能独立发展，必须仰仗并附属于外国资本之下才能发展。”[5]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工商业资本家也逐渐步入了这一轨迹，通过“中英合办”“中美合办”的大公司结构，与外国资本发生明暗勾结，最终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由此可见，蔡和森不仅敏锐地揭示出资本扩张动力，也警惕帝国主义通过特许权、关税协定以及银行贷款等形式攫取经济收益的深层次危害。经济扩张若没有军事后盾往往难以持久，因而帝国主义势必带有“军事扩张”的属性。蔡和森在论述中明确提到：“英国帝国主义何以敢于这样坚决呢？……现在英国主张用下列方法以强逼其承认：(一)海军示威，即由各国派遣军舰，驰入中国各港；(二)增加各国驻华之军队；(三)延缓华会条约之实行。”[6]这些实际行动充分体现了“炮舰政策”如何成为帝国主义“经济—政治”霸权的根本保障。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文化输入和教育渗透同样具有深远影响。他写道：“‘东方文化’的荒谬，‘欢迎太戈尔’的狂热，莫不为外国帝国主义从物质侵略到精神界的反映。”[7]蔡和森敏锐地意识到，文化渗透不仅是经济与政治控制的附庸，更削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独立和解放的信心。由此观之，蔡和森对帝国主义性质的界定实际上形成了一条绵密的分析链条：以经济为起点，连接军事威慑与政治操纵，最终延伸至文化教育的深度控制。帝国主义的系统性压迫是中外反动势力合流后给中国套上的多重锁链，单靠局部的抵制或表面革新并不足以摆脱。在彼时的思想语境下，这种见解已相当有前瞻性。许多同时代人或专注于喊“反帝”口号，却缺乏深层逻辑思考；蔡和森则在马克思列宁的启发之上针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案例加以本土化地剖析与批判，从而为他之后提出“反帝必然反封建”的主张奠定了理论基调。
（二）蔡和森反帝思想的本土化与创造性
蔡和森在反帝理论的本土化进程中，最具创造性的一点，正是他强调将帝国主义批判与中国的工农运动紧密结合，并在这一过程中充分汲取苏俄革命的宝贵经验，同时又兼顾自身的社会现实。这番言语实质上点明了工厂罢工、农村抗租抗税等具体实践为什么在当时具有迫切意义。正因为帝国主义渗透到经济结构的方方面面，基层群众若要争取基本生存权，便不得不正面抵抗来自外资资本的桎梏与地主豪绅的合流压迫。唯有让工人和农民意识到帝国主义侵略与本地割据势力的勾结，直接影响其日常生计，才可能将反帝舆论真正扩散到社会最广大的阶层，而不局限于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事实上，蔡和森早在主持湖南青年运动期间就协助组织了一系列与工人权益相关的集会，呼吁通过罢工来抗议外资纱厂的盘剥。“最近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武力和外交的压迫政策来干涉上海日本纱厂纯经济性质的罢工，尤足以代表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从新进攻的特性。”[8]如此露骨的指明背后势力，不仅仅是要鼓动群众的情绪，也体现了他对工人运动的政治潜能有清醒判断：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往往离不开本土官僚买办阶层的协同。这种“把帝国主义批判融入具体工农运动”的策略在当时颇有实效，也为中共后来在农村开展更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提供了早期范例。不同层面的民众在情感和利益上更能被激发，继而对“反帝—反封建”形成共鸣，共同构筑起反抗外来压迫与内部腐朽势力的广泛联合战线。与此同时，蔡和森对苏俄在反帝政策上的探索也保持着高度关注与理性思考，这使得他的反帝思想具备了一种浓厚的国际主义情怀。他曾撰文赞扬苏维埃政权废除旧俄帝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视其为“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同时主张与被压迫民族建立平等互助的国际联合。藉此，他高度肯定了苏俄对帝国主义的强势抵制。但是他也认识到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迅速确立了工人阶级政权，而在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农民文化素质参差，尚缺乏统一的革命政府和成熟的工业基础，难以一步到位地复制苏俄模式。
三、蔡和森帝国主义观的实践影响与历史评价
蔡和森的反帝思想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更在实践中深刻塑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斗争策略。在国民革命时期，他通过《向导》等刊物发表大量时评，将反帝主张与工农运动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例如，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蔡和森迅速撰文揭露英、日帝国主义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剥削，指出罢工不仅是经济抗争，更是“打破列强在华特权链”的政治觉醒。他呼吁中共以工人运动为突破口，联合农民与城市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统一阵线。这一主张直接影响了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组织策略，促使罢工浪潮从上海蔓延至全国，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反帝群众运动。此外，蔡和森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实践亦具开创性。他深入湘南农村，揭露地主阶级与外国资本勾结压榨农民的真相，提出“抗租抗税”与“反帝废约”并行的口号，为后来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战略提供了早期经验。
蔡和森的反帝思想虽闪耀着异彩，但仍然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他未能系统化地梳理出一个完整的帝国主义研究框架，更多是依托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论述与自己的观察，用零散文章与书信进行阐明。彼时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实地调研资料有限，再加上党内工作繁重，他也无法像列宁那样运用详实的经济数据展开深度研究。因此，读他现存文献可见，其对帝国主义的归纳与批判虽有锐度，却还算不上精密。再者，他早在1931年便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未能见证中共此后在农村和全国范围内如何将反帝运动推进到更高阶段，许多构想与设想只能停留于“潜在火花”的状态。然而，若将其思想放置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下重新打量，却依然能获得不少启示。当今世界，帝国主义形态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武装侵略和商品倾销，更可能以经济霸权、科技垄断、文化殖民等隐蔽且高效的方式继续扩张。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资本、贸易规则、国际舆论方面被西方主导的体系裹挟，丧失关键资源和话语权。在这方面，蔡和森对帝国主义“一体多面”的概括，尤其提及经济、政治、文化三管齐下的压迫形态，恰恰为我们理解当代强权政治提供了历史镜鉴。这几乎可以直接映照当今一些国家陷于外资控制与文化软实力冲击的现象。更值得人们铭记的是，蔡和森始终强调反帝国主义必须立足本民族主体的觉醒与自主发展，而又不排斥国际主义协作。他提倡与其他被压迫民族联手，也致力在苏俄等社会主义力量中寻找外援经验，但核心仍是“内因为本”，注重工农与国民主体性的提升。他曾讲：“外助再多，若失民族自信之根，亦将为人所制。”[9]在当下中国继续奋力推进自主创新与民族振兴、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这番箴言依旧让人感到弥足珍贵。
回望蔡和森的一生，他将自己的青春和理想投入到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事业中。尽管他的反帝思想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但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革命精神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他在《社会进化史》讲义中勾勒的“反帝叙事框架”，到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球传播，历史的长河印证了思想火种的永恒生命力。当我们站在粤港澳大湾区眺望维多利亚港，既能看到蔡和森当年笔下的“列强战舰”早已不见踪影，也能从他未竟的手稿中，读到对民族复兴之路更为深邃的期许。今天，当我们回顾蔡和森的反帝思想时，不仅仅是在缅怀一个革命先烈，更是在从他的思想中汲取力量，推动中国在全球化时代中坚持自主发展，抵御外来压力，昂首迈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征程。
注释：
[1]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409页.
[2]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102页.
[3]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777页.
[4]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328页.
[5]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117页.
[6]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328页.
[7]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435页.
[8]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710页.
[9] 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03，第242页.
【作者简介】张廖平，哈尔滨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朱炜泽，澳门科技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双峰县青联委员。卢景洋，许昌市青联委员、团建安区委常委、区青联副秘书长。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