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计划和黄宗贤院长对谈已经很长时间，但黄院长从草原到雪域高原、从西北大漠到江南水乡，辗转四面八方，在不同的学术讲座上发表他的艺术学理论见地、在美术与设计论坛上挥斥方遒，且不时在草原、山林、湖泊之间写景描画，难有空暇。因此，延宕至今终于向黄院长发出邀请，他慨然应允

计划和黄宗贤院长对谈已经很长时间，但黄院长从草原到雪域高原、从西北大漠到江南水乡，辗转四面八方，在不同的学术讲座上发表他的艺术学理论见地、在美术与设计论坛上挥斥方遒，且不时在草原、山林、湖泊之间写景描画，难有空暇。因此，延宕至今终于向黄院长发出邀请，他慨然应允，才能有这一次深入对谈的难得机会。之所以热切地邀请他来对话，是因黄院长出身于美术领域而有着宽阔的视野，在美术史、艺术史、艺术理论研究上颇有建树。比较特别的在于，他还有深厚的创作基础，同时有综合性大学和专业艺术院校的任职经历。此外，中国的艺术发展包括美术史论的发展，在时代的变更之中也有多样的景观。因此，也特别希望从黄院长的感知中获得启发。

（文/周星，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师大艺术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北师大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主任；来源：艺术教育杂志）

一、坚守教学科研，不懈进取

周星：黄院长，请给我们大致介绍一下，您从求学到学术研讨，到承担各项职务的基本经历，以及在这其中有什么样的所得和感知。

黄宗贤：我在艺术教育与艺术研究领域摸爬滚打很长时间了，经历似乎很丰富，其实也很简单。我就是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艺术教育岗位和一直坚守艺术研究的教师。在几十年的过程中，长期担任学院的行政职务，也一直在艺术教育和艺术研究领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兼任了一些学术职务。但可以说教师是我唯一的身份。从教已有四十多年，从青春岁月到花甲年龄，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课堂、育人的岗位。在漫长的教师生涯中，基本做到了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一线教学，倾情三尺讲台。数十年来，我在担任硕士、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同时，重视并乐于担任本科教学工作。长期以来除从事本科专业课程教学外，还领衔开设了多门全校艺术类公选课平台课，参与教育部组织的高雅艺术进校园全国巡回演讲，主讲了数百场面向学生和社会听众的有关艺术和美育的学术讲座。可以说从内蒙草原到雪域高原、从西北大漠到江南水乡，都留下自己教学、讲学的轨迹。对于艺术和审美教育，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因为在我看来，艺术和审美教育不仅仅是学校和社会的需要，更是自我心灵的需要。这一辈子能与艺术和艺术教育结缘，真是一件幸运的事。还有哪个专业比艺术和艺术教育更能给人以快乐和自由？正因如此，我不仅始终如一坚守高校一线教学，履行教书育人的天职，而且关注并参与基础艺术教育工作。近几年我最高兴的事是自己主编的《高中美术鉴赏》在国内被普遍采用，获得了国家首届教材建设奖，同时我担任了人民美术出版社新编《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美术教材》和《高中艺术教材》两套教材的总主编。做基础阶段艺术教材工作，对于自己的科研绩效没有任何作用，但我相信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一本专著可能是小众的，而一套好的教材能惠及很多人甚至几代人。无论是大学艺术教育还是大众美育，抑或基础艺术教育，对于人和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艺术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我力求通过美的知识传播实现智性与美感的开启，通过艺术与学术训练培育创造性思维，通过艺术教学与美育的过程塑造完善人格。

残荷，油画，150×140cm，2025

海之南，油画，80×60cm，2023

二是坚持教学创新，增强教学魅力。有好的愿望和坚守，未必就能取得好的成效。我认为教学的魅力与效果是很重要的，而魅力与效果来自于教学的创新。在教学中，我力求在教学内容上做到基础性与前沿性、知识性与探索性、整体性与专题性三个结合。在教学风格上力求做到理性之思与感性之悟、学理探讨与思想启发的并行。在教学方式上力求引领性与互动性、直观性与生动性并重。作为一名艺术教育工作者，我也注重艺术教育的理论探讨、教育改革和教材建设。我先后在《美术观察》《艺术教育》等重要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探讨当代艺术教育现实与理论问题的文章，并承担了教育部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和新文科教改项目等。在教学上的付出和教学改革上的探讨，不仅受到学生欢迎，也获得学界的认同，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二十余年来，我还主持了多项教育部教改项目，主编了多套全国性的高校艺术教材，是国家一流专业建设和一流课程负责人，主持的教改项目曾获得省部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

三是坚持教研互动，提升教学质量。在高校经常会有人说：有的人科研一般，但教学很好。也常有人批评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我认为这些现象的存在是必然但并非是正常的现象。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是高校教师的天职，两者相辅相成。没有科研作为基础的教学一定不会成为优质教学，反过来，在教学中与学生交流发现的问题，可能更有学术价值。恪守这种认识，长期以来不管自己的教学和行政工作多么繁忙，我从来没有松懈过对艺术的研究。我的艺术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艺术史、艺术学理论和艺术批评等几个方面。

界，油画，160×90cm

陇上，油画，80×60cm，2024

作为一名艺术史论学者，我并不局限于某一具体的研究领域，而是在对中国艺术史的整体观照中，强化研究重点。在古代美术史研究领域，出版了《中国美术史纲》《佛陀世界》《中西雕塑艺术比较研究》等专著。当然，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是我的重点研究领域。二十余年来，我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中国抗战艺术史》（多卷本）、国家艺术科学和教育部社科项目《中国抗日战争美术图史》《抗战时期美术思想研究》《大众化思潮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换研究》《民族想象与国家认同——新中国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研究》《“本土西行”与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研究》等。出版了《大忧患时代的抉择——抗战时期大后方美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美术图史》《抗战陪都艺坛辑佚》等著作。在《文艺研究》《美术》《美术研究》《美术观察》《艺术教育》等国内重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百篇现当代美术史的文章，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在着重研究现当代美术史的同时，积极介入艺术学理论、艺术批评的研究和参与批评实践。本人主编了《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视觉研究与思想史叙事》(上、下)，撰写了《艺术批评学》等著作。参与了中宣部、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艺术学概论》的编写工作。近年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系列关于当代美术的评论文章，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和流弊，从学理上予以剖析评价，力求体现学者应有的理论担当意识。长期以来，我积极参与国内重要的艺术史论和艺术批评及艺术学科建设研讨会，也牵头召开了系列学术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围绕艺术学理论和美术学的前沿话题展开讨论，对推进学科建设与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从教和艺术研究四十余载，培养了一大批学生，产出了一些成果，这些都获得了社会的认可，这些年来先后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获得全国杰出教学奖和宝钢优秀教师奖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教学与科研生涯中我虽获得了许多奖励与荣誉，但一届届茁壮成长的学生，才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周星：您坚持的三件事，也是许多长期在一线从事高校教学科研的工作者优良的品质。听到您对于坚持教学一线、坚持教学创新和坚持教研互动的具体化行动，还是很感动，这也的确成为一种典范。

二、综合性大学艺术发展建设的要诀

周星：在您的经历中，似乎和四川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长期担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您对于综合性大学艺术人才的培养有什么样的心得？关于综合性大学对于艺术专门性的技能技巧培育和对人文观念的强调等，您有什么样独特的体会？

黄宗贤：是的，数十年来我的主要工作单位是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学院。从年轻时候做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到担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我从事学院行政管理工作三十余年。我认为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因为我们见证了也参与了中国艺术教育变革、发展的过程。综合性大学开办或恢复艺术专业、发展艺术学科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中才出现的景观。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许多院校都开办艺术专业，包括那些以前视艺术为“形而下”的小儿科而不屑一顾的名牌综合性大学。一些有相当实力和影响的大学为完善学科结构而给艺术教育以一席之地，并以其自身的魅力招贤纳才充实教师队伍，这是艺术教育的荣幸。因为艺术专业在这些学校的开设获得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撑，赋予了艺术浓郁的人文主义色彩。艺术在获得尊严的同时，也为这些学校增添了灵光。

综合性大学设置艺术专业和学科，毫无疑问是完善中国艺术学科体系的重要举措。与专门艺术院校和师范大学艺术专业不仅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且还显示出独特的地位和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综合大学可以为艺术专业和学科提供强大的学术支撑，特别是提供丰厚的人文学术资源。我始终认为，艺术作为人文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底部构架应该有人文学科的支撑，技术性仅仅是依附在这个构架层面上的，艺术家若没有将内在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情感文本化的技能就不能称其为艺术家，而没有人文学养的艺术家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艺术与人文精神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艺术史上诸多著名的书画家，他们的第一身份是文人，少有以专门写字、画画为专业或职业的。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艺术家就开启了知识分子化、学者化的身份转换，艺术家成为思想、观念的视觉建构者。

当今，由重技术的训练向重观念和创造性思维培养的转换，已经是当代艺术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这种趋势与当代艺术的发展潮流同频共振。当代艺术更倾向于人文艺术。在当代艺术创作实践中，因为受到人工智能和科技化等技术的影响，媒介的开放性带来语言表达、形式构建的多样性，使传统的手工创作艺术模式逐渐转向一种多元化的艺术方式，从而引发了对当代艺术家的身份、主体、审美价值和意义的探讨。这一急迫形势，使当代艺术家必须有意识地强化自身的学者化、知识分子化身份。在这种身份转换或塑造过程中，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在当今，如果依旧用空洞、直白、无内涵的过程塑造艺术，将无法与当代审美评价体系相呼应，也无法创造出引发更多人产生共感性的艺术作品。最近，随着《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影视市场直冲云霄以及在业内引发的巨大反响，再加上《流浪地球》系列以及《黑神话：悟空》等作品赢得的广泛赞誉，饺子、郭帆、冯骥等这些当今中国影视与游戏领域新星的创造力与成长背景，引发大家的热议和广泛关注。他们都非专门艺术院校毕业，而是曾就读于综合大学或其他专业领域。在读期间，他们没有经历过系统化的所谓专业训练。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在于综合的人文修养、敏锐的洞察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对新技术新媒介超强的掌控能力以及出色的团队合作管理能力与合作精神。这表明，在当代艺术体系中，检验艺术人才创新能力的尺度已经不再仅仅是技术上的革新，而是对当代精神的敏锐而深刻的把握，并有一种将新锐的思想、对社会的评判、对生活的感受转化为形式的能力，一种对本土文化艺术精神的深刻领悟和与世界文化艺术对话的能力。

牛津的树林，油画，160×90cm

望海，油画，60×50cm，2025

锡林格勒，油画，80×60cm，2024

为此，我们相信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与学科，有其独特的优势。我们更要看到，艺术人才的培养未必是艺术专业的独门绝学。可以说，当今区隔艺术的学术性与专业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不仅没多大意义，而且也难以顺应艺术发展的态势。其实，在整个当代艺术界，一些并没有经过所谓艺术专业训练的人却十分活跃，他们可能是电脑工程师、生物学家、诗人或哲学家，他们用不同的媒介和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总而言之，艺术创作从来不是艺术家独享的权利，在今天更不是。思想观念的培育、人文精神的塑造、创新性思维的激活、创作能力的强化，才是艺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在这些方面，综合型大学自有其优势。

当然，思想性、观念性、人文性并不能取代作为“术”的作用与价值。百年前，蔡元培先生对“学术”有过明确的界定，学是研究，术是方法。两者并行，共存互动。他认为有学无术固然不完整，有术无学更不可取。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与学科在强调人文性的同时，也不要忽略“术”的价值。强调艺术的文化性和精神性并不意味着对艺术技巧的蔑视，更不意味着在艺术教育中对学生形式创造能力培养的忽视。对物质材料加工制作能力的锤炼，对将文化态度和内在心灵感受转化为视觉形式能力的培养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也必然是综合性大学艺术教育的重要内容。只不过在今天的艺术专业教学中，不应再拘泥于用传统材料以及对这种传统材料的改造技能的训练，而应该培养学生去认识、发现、利用新媒介的能力，用新的创造性语言与形式有效地表达对世界、对自我、对人生的认识与态度。

总之，数十年的艺术教育格局的变化与发展，已经证明综合性大学艺术人才培养模式为中国当代艺术教育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而且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周星：在四川大学这样重要的综合性高校担任艺术学科带头人，我深深感佩于您对艺术深刻的见解。您的视野宽广，对于道与术之间关系的理解真正抓住了当下中国艺术在人工智能时代发展的最重要的东西。尤其是您认为艺术作为人文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底部构架应该有人文学科的支撑，技术性仅仅是依附在这个构架层面上的东西；艺术与人文精神从来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等，都富有启发性。

三、感性与理性的平衡之道

周星：您作为艺术专业科班出身，卸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后，开启了一个视野更为宽阔的学术追求，担任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学术院长及其学术研究刊物主编。您对于这样的跨度以及其中专业性艺术院校的艺术创作、科研教学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样的体会？近年来，我们也更多地在公众场合看到您重新操持起绘画创作、写生。关于创作与理论和学术之间的关系，您应该深有体会，能给我们做一些辨析吗？

黄宗贤：在卸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职务后，我在四川大学的学术和教学工作依然在持续，且工作量每年都超额完成。成渝不分家，推进成渝双城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国家战略。有朋友说我是用行动参与成渝双城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发展。这些年，在参与四川美术学院的专业和学科建设以及相关学术活动中，自然要以综合大学的艺术学科与专业艺术院校相比较。比较中我强烈感受到两者各有优势，有相互不可取代的特点。

传统型的专业艺术院校专业优势是明显的。除了在管理方式上及艺术价值评判上的认同感容易趋于一致外，专业艺术院校由于长期的积淀，在艺术创作的人才储备、在开展艺术创作的力度上、在专业教学的设施设备配置与建设等方面是综合大学艺术学科难以比拟的。反过来，我们必须思考在综合性大学里作为一个学院建制的艺术学院，没有必要建构小而全的办学模式，应该集中精力办好艺术人文类专业和特色专业，应该着力抓好艺术研究。否则，在专业创作的规模和门类方面，综合性大学是难以与之抗衡的。曾经一度在艺术学学科点的建设以及艺术研究方面，综合性大学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学科新目录出台以后，专业艺术院校的办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科建设与艺术研究的短板正在被充满变革激情的专业艺术院校加以弥补。就我兼职的四川美术学院来看，近几年学科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不仅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拥有了四个艺术类的博士点，而且艺术研究得到高度重视。2024年，该校获得的全国性课题立项数排全国第一，改写了自己的历史，也超越了众多的艺术院校和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艺术创作与艺术研究在这个学校真正形成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发生这种变化，除了办学观念和思维的变化外，与这些年来为了申报博士学位授予点而加大师资结构调整的力度不无关系。近年来，相当数量的具有博士学位的年轻教师充实到师资队伍中，艺术研究和艺术创作的力量得以平衡与强化。无疑，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研究和艺术创作队伍的规模，是综合性大学艺术学科望尘莫及的。

这种情形的出现，特别是艺术类专业学位的设置，反过来倒逼综合性大学的艺术专业和学科，要更加明确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发展定位。充分发挥多学科相互融合交叉的优势，特别是强化艺术研究的能力，办好艺术理论类专业，推进艺术研究。可以说，在艺术研究方面，综合性大学是完全可以与专业艺术院校抗衡的。

谢谢周教授注意到这些年来我似乎时常在画画。画画既是顺理成章的事，也是一种“假象”。所谓顺理成章，因为我本科学的是油画，画画是我的本行，后来因为从事艺术史、艺术理论的研究和艺术批评等，画画反倒成我的业余爱好了。因为是业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见缝插针的事，是一种没有压力的休闲方式。许多朋友看到的我的画作，一般都是与家人在休假的短暂时间里的“涂鸦”。无所顾忌，画画就成为自由自在的事了。所谓的“假象”，是说由于教学和艺术研究、艺术活动繁忙，专门画画的时间并不多。但是，我从来没有疏离过，更没有遗忘过画画。在我看来，人的一生会追求许多，也要遗失或遗忘许多，凡遗失或遗忘的可能之于自己本来就不是太重要的东西。但是，在人生的长途跋涉中，有的东西你可能有些时日无暇顾及与打理，它与你却始终不弃不离，如影相随。绘画之于我，就是一种时而蛰伏又时而被激活的挥之不去、割舍不掉的情结。长久沉浸于理性之思与携文字进行精神之旅的我，偶有画作在朋友圈中呈现，不免让一些不太熟悉或交往不深的朋友有些诧异，总会叩问，在繁杂的事务与文字表达之余，为何生发出作画的雅兴与激情。其实，我何曾游离过艺术。自喜好涂鸦的童年开始，艺术就成了我永恒的精神梦乡。无论是借助于具有理性之思的文字，还是操动起激荡着感性活力的画笔，我都乐此不疲地行进在通向精神梦乡的路途上。

乡村晨曦，油画，60×50cm，2025

雪色菩萨岗，油画，60×50cm，2025

理性之思需要有一个逻辑起点，力图建构一个理论框架，而画画似乎没有预设，更倾向于感性的释放。我认为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对于人很重要。做学术研究和偶尔画画，就是自己寻求平衡的一种方式罢了。自己在写生或创作中，并非是无所思的“涂鸦”。我的画作更关注的是时空流转对生命样态的影响。生命在时光中的沧桑感、颜面斑驳的时光痕迹，最能引起我的关注，也最能引发心灵的悸动。人是时空的存在物，艺术家对时间的流逝、空间的挪移对于生命的影响和感觉的改变应该有一种敏锐感。我在画面中不会去表现眼睛觉得好看的事物，更着重的是通过色彩、线条、形式去建构、去呈现自己对生命的敏锐体验和观照。我在写生或者创作过程中比较喜欢对具有沧桑感的事物的表达，比如，断墙残垣以及老建筑、老街的痕迹等。在异域或者异地时，最容易打动我的便是自然和人造物中的岁月痕迹。时间赋予了这些物象第二生命特征，给人一种沉重的历史感和厚重感，进而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思考、对时空的感怀。“感时”“忧世”是中国传统文人一种割舍不掉、挥之不去的情怀，因为人是时空的存在物，生命的状态也是最能够打动我们的。我曾说过，一个人不能不去江南感受杏花烟雨、小桥流水的优雅精致，更不能不去西北体会金戈铁马的浩瀚、长河落日圆的壮阔悲怆，在这里更容易引发我们对个体生命的思考。在辽阔空寂的空间里，最能体会到人的渺小、生命的短暂，也能激发出生命的意志。正因为感时忧世的情怀，使我对残荷一类的景象特别敏感。在残荷败叶里我看到一种灿烂、一种生命流转轮回的状态。生命在每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魅力。残荷从表面形态看是一种衰竭和结束，但是这种衰竭与结束并不是走向死亡，而是一次蛰伏。就像冬眠的小精灵，它预示着或者蕴藏着一种新的能量，是为了重新的灿烂。一花一叶既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更是所有生命的状态。正是在这种流转、轮回之中，生命才显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一成不变是任何事物的常态，那么这将失去很多的精彩。春天的花美得郁郁葱葱，夏天的花美得浓烈灿烂，而到了秋冬，它在寒霜中的傲然不也是一种更深刻的美吗？我想，感时忧世的情怀是人的隐幽心灵世界中不应消失的情怀，应该是一直鲜活存在的一种感觉。表达这种感觉，我总觉得视觉的力量超过文字表达。

很庆幸自己时常有作画的冲动。德国哲学家席勒曾说：“论勤奋你不及蜜峰，论敏捷你更像一只蠕虫，论智慧你又低于高级的生物，可是人类啊！你却独占艺术。”在席勒看来，创造艺术和享受艺术是上天赋予人的一种权利、一种责任。艺术伴随着人的诞生而诞生，也伴随着人的成长而变化。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可能要遭受没有阳光的日子，要经历饥不裹腹的困苦，可是却难以寻找没有艺术的时光。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人也可能创造最灿烂的艺术。人在艺术中，或使情感得到最充分的表达，或使想象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或使困惑的灵魂获得超然的快感，或使压抑的心绪化为超越的羽翅。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不会真正搁置画笔，况且朱光潜先生还说过“不懂一艺，莫谈艺”。创作实践之于我的艺术研究与艺术批判而言，是相得益彰的事。倘若有条件作画，何乐而不为呢？

周星：这个问题的交谈让我十分感动。因为您袒露的不仅仅是从事艺术教育的不舍的意志，更深植一种诗意的人文情怀、人生忧戚的真实感，还有对于艺术创作崇高性的真切感怀。艺术成就了您永恒的精神梦乡，而您对生命的思考、对时空的感怀、对感性与理性的平衡等重要性认识，都令人难忘。

四、艺术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同频共振

周星：黄院长，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来看。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共同在整个艺术教育界和艺术创作界耕耘多年，对于中国艺术教育多样复杂的状况深有体会，您怎么看？在艺术的专业化和实践技能培养之中，艺术学理论应该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是专业性的院校，还是综合性的院校，其艺术专才的培养一定既有同也有异。您如何看待中国艺术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之中的核心使命？

云水间，油画，80×70cm

黄宗贤：的确，谈到中国艺术教育的多样复杂性，我们都是深有感触的。我认为多样与复杂恰恰是艺术和艺术教育发展进步的体现。今天艺术的功能在不断发生转换，艺术与社会、与人们的精神生活有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因而，需要不同类型的艺术人才，需要建构艺术人才培养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模式。一花独放不是春，多样总比单一好，复杂总比固化好。就如艺术学科专业目录，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得以新的调整，将艺术类博士培养分为专业和学术以及交叉学科几种类型，这体现分类管理、分类培养的原则与特色。这样或许更有利于不同艺术人才的培养。不过，分类指导培养，并不意味着不同类型之间没有共同性的核心问题的存在。

无论是艺术创作人才还是研究人才，其实都是艺术人才，都是艺术的生产者。只不过各自生产的产品形态有所不同，又有同一性。不同在于创作型艺术人才着重艺术的形式生产，而学术型人才则主要从事理论建构。其实，形式生产也好，理论建构也好，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艺术都是一种精神生产。当然，艺术生产不同于一般的精神生产，但是，艺术首先是一种精神生产。艺术专业、门类不同，艺术生产的媒介和方式、呈现的形态也有差异，但是思想性、观念性、精神性建构是创作实践主体的首要任务。艺术创作是人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生产。艺术作品是创作主体的精神、思想、观念、情感、心绪“物化”的结果。艺术类博士研究生是最高的学历，因而学养的提升、知识结构的完善、视野的开阔、观念与精神建构是最重要的任务。技术性训练并非是培养的核心内容。不管是什么学科、专业的博士，应该是一个博学之士，“博”之含义为大、广、通。

所以，专业博士点的设置绝不是削弱学生艺术理论建构能力的理由。长期以来，我国艺术院校在学生培养过程中，本来就存在艺与术、理论与实践不平衡的现象，存在着重术轻艺、重实践轻理论的现象。艺术专业博士设置后，有可能使理论与实践脱节、艺与术分离变得堂而皇之。事实上，现有的艺术类博士研究生培养中，存在学术含量不高、理论创新能力不强、研究能力薄弱的问题，如果不以完善的机制对这种问题加以防范，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能力的下滑，就有可能不再是个别现象。如果以专业性为由，忽略博士研究生艺术理论素养的提升，弱化观念建构、研究能力的培养，不仅与专业博士点设置的初衷相悖，也与当代艺术的发展相悖。艺术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思想；没有思想的技巧是雕虫小技。艺术需要激情，同样需要理性的思考。艺术永远是伴随着思想前行的。

由此，我认为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艺术院校、艺术的什么专业，无论是培养什么类型的艺术人才，艺术的理论建构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任务。在今天的艺术和艺术教育界，时常要发生关于艺术学理论的内涵与边界的论争。不同学者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没有一个独立于具体艺术门类的所谓一般的或者说共性的艺术学理论，而只有具体门类的艺术学理论，如音乐理论、美术理论、戏剧理论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艺术之所以称为艺术，说明不同的艺术门类之间一定有共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有超越具体门类的一般的艺术学理论的存在。这种理论着重于对艺术的本质、规律和特点的探讨，而不是对具体艺术门类问题的探讨。持前种观点的多为某一具体艺术门类的史论学者，如美术史、音乐史、电影史、戏剧史等；坚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多为长期从事整体的文艺学或美学研究与教学的学者。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意义不大，之所以发生这种争议，还是相互间理解认识上的差异造成的，当然，也不排除学术的本位主义的态度。

我认为，任何学术研究都可以以小见大，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分析到抽象概括。谈论艺术的共性问题，当然可以从具体的艺术谈起，而且应该倡导以小见大、由个性分析到共性把握的研究方法。即便是黑格尔在划定他心目中的艺术史的时候，也是从建筑、雕塑、绘画等具体门类谈起的。他关于艺术的本质、特征、风格问题的阐述，往往也是从具体艺术门类展开的。那种认为艺术史只能是整合式的，而非具体艺术门类的艺术史才是艺术史，只有关涉“整体性”艺术的理论才是艺术理论的看法，是狭隘的，甚至是荒唐的，更是与当今学术的发展相悖的。

当今学界，特别是人文学科，在不断地跨界，不断地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中拓展自己的领域与疆界，使自身的研究对象、范畴、方法不断延展，并由此取得了许多突破性成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去推进，无论是宏观研究还是微观审视，无论是关于艺术的整体性哲理思考，还是具体艺术问题的探讨，无论是试图构建整体的艺术史，还是谈论具体艺术门类的艺术史问题，在我看来都是艺术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艺术理论与艺术的其他门类划分，不都是人为的结果吗？对于艺术学理论的内涵、边界的理解最好以开放的态度来对待。推动中国艺术理论研究的发展，不在于是共性还是个性观照，是宏观还是微观的审视，而在于在文明互鉴的视域下，立足中国现实，聚合中国艺术经验，强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理论建构与话语建构。

没有对艺术实践经验的观照、凝练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支撑的实践可能是苍白的。只有艺术的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在更高层度上的同频共振，中国的艺术学科才会有新的推进。

周星：在和您长期的交往中，我们也不断切磋过此问题，但这一次我觉得是最全面也是最辩证地体现出您对于学理和专业指向性、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之间关系的理解，我高度认同。

五、媒介变迁与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担当和作为

周星：我们都在面对着时代的变化，无论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都给予艺术创作、艺术人才培养以及更宽泛的艺术教育带来冲击。您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艺术教育、艺术专业人才培养和艺术学理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使命？

黄宗贤：周教授的这个问题很应景，也是置身于当下的我们必须正视与回答的问题。最近，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我针对您谈到的问题交流了我的感受，提出了同样的话题。我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革命尚未谢幕，呼啸而来的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让世界振动连绵，给人们欣喜，也让人们嗟叹甚至焦虑。这种情形中，我们必然要叩问：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应有什么样的底色与品格？艺术教育何为？艺术教育何能？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数字技术强烈地冲击着艺术界。基于人工智能基础上的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新媒介更多地介入艺术，改变了艺术的表现形态、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在表现形态上，艺术不再囿于单一媒介的表现，出现许多新型的艺术空间和艺术形态。各种数字化的新型社会文化空间，如虚拟的艺术社区、文化社区、艺术社交平台等空间应运而生。艺术成为整个文化及虚拟文化环境空间的一部分，形成各种不同的新型艺术空间传播渠道。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新的艺术功能，并且通过媒介融合将视觉、听觉、触觉甚至嗅觉综合起来，给人集约式的审美体验。就造型艺术而言，架上绘画受到严重挤压，而新媒介艺术、综合艺术或实验艺术成为主流。新型艺术形态也改变了艺术接受方式，当代艺术以其“剧场性”“场域性”特征与现代主义艺术拉开距离，让观众获得参与式、互动式、沉浸式的全新审美体验。

新媒介促进了当代艺术形态与空间的快速转换，但是，在强大的技术力量面前，艺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被“异化”，其主要表现就是“景观化”和“视觉嘉年华”现象突出。关于在新技术下艺术的异化现象，我已有专文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必赘述。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正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于当代艺术和艺术教育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其促进艺术和艺术教育发展的新机遇。对于新技术的冲击无须焦虑，更不必恐慌。如果我们纠缠于这些问题，就可能杞人忧天和自我迷惑，因为艺术需要媒介，但是媒介并不等于艺术。人类的艺术史也可以说是与媒介技术互动的历史。每一次技术媒介的发展都为艺术的变革创新带来新的机遇。技术媒介的创新发展没有止境，因而艺术的创新发展也无止境。不过，我们要看到万变中不变的艺术价值。也就是说，不管艺术的媒介和语言有什么变化，艺术作为心灵律动的符号、通向他界的方舟、介入社会的力量、人格塑造的方式的价值取向是不会变动的。

渡，丙烯，160×80cm

墙，丙烯，90×70cm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数字化时代的艺术教育，必须坚持三个并重，避免三种现象，拓展五个创新维度。所谓坚持三个并重，就是感性激活与理性培育、精神观念塑造与技术媒介创新、智性开发与人性润泽的并重。所谓避免三种现象，就是避免以工具理性取代人文理性、以功利主义取代精神培育、以娱乐至死取代人格塑造。

我所说的拓展艺术教育创新的五个路径，一是高扬人文精神。艺术作为人认知与掌握世界和确证自己的特殊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行为和文化观念的视觉呈现。无论中西，艺术的发展都经历了从与一般的物质生产性的制作技术混为一体的“技艺”向作为精神性生产的视觉文化的转换。艺术，特别是当代艺术的文化性和精神性特质更为凸显，因而人文精神的培育是艺术教育的底盘与底色。二是重视思维训练。前面我已谈到，在当代艺术教育中，技术、技巧训练不应该是最重要的内容。当代艺术教育由重技术的训练向重观念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转换，由学科中心论向人文艺术的转换已成趋势。传统的以技术技巧规训为主的艺术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艺术人才。三是力推跨界融合。这些年来，整个学术界都在力求冲破原有的学科边界，以跨学科的视野和方式去拓展学术的广度与深度，学科边界的模糊、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已成为一种趋势。艺术学科内部比其他学科更是充满了超越门类、超越专业疆界的激情与践履精神。艺术教育中那种“画地为牢”，各自独守自留地耕作的方式是难以培养出创新性艺术人才的。四是关注新兴媒介。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是一个用技巧重新组织过的世界”。今天的艺术专业教学应该培养学生去认识、发现、利用新媒介的能力，用新的创造性语言与形式有效地表达对世界、对自我、对人生的认识与态度。五是强化介入能力培养。基于当代艺术生产机制的转换以及数字技术等新技术新媒介更多介入艺术，因而，艺术教育中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技术操作能力的提升，而是更为广泛的对应能力、适应能力、创意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至于在人工智能技术时代，艺术学理论应该有何担当和作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在这里我只能强调艺术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应该强化回应现实的能力。我们必须看到，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以及与现代艺术相比，在创作动因、生产机制、空间、媒介、语言、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向。如在艺术创作动因或者说功能方面，当代艺术由重个人心性、情感的抒发或仪式化的表达，转向介入生活、介入社会，担负起了美化生活和社会文化批判与建构的使命。在艺术空间转向方面，最凸显的特征就是由私密化和体制化空间向公共空间、公共领域转向，因而公共艺术、艺术乡建、社区艺术、网络艺术等成为热门话题。面对这些转向，艺术理论研究者应该主动去观察、思考、探讨，建构与之相适应并且具有引领性的艺术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唯有如此，艺术理论才更有价值和生命力。

总之，在人工智能不断突进的时代，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中国艺术教育挑战与机遇并存。再次感谢《艺术教育》杂志和周教授的邀请以及问题的设计，在春天有这场愉快的交流是美好的。

周星：当下艺术不可避免地面对媒介变迁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冲击。您的认识是很深邃的，即数字化时代的艺术教育必须坚持三个并重、避免三种现象、拓展五个创新维度。而坚持价值引领、高扬人文精神、加强交叉融合、优化学科结构、强化特色优势、坚守人格塑造的价值追求，艺术教育在新时代必然有新的作为和新的发展。这些观点何其端正而透彻！

画家简介

黄宗贤，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抗战艺术史》（多卷本）首席专家，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入选者，全国杰出教学奖获得者，首届国家教材奖获得者。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学术院长，四川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学术院长，教授（二级），美术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美术学、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导师，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美术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艺术教育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美术专业教指委委员，高校美术教育学会 常务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高校美术专业教指委主任，特聘巴渝讲席教授，《当代美术家》主编。

著有《中国美术史纲》、《中国抗日战争美术图史》、《中西雕塑比较研究》、《普通艺术学》、《艺术批评学》、《佛陀世界》、《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等十余部。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美术观察》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文章200余篇。

来源：文化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