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翠翠年少时，很多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穿着白白的裙子、一双红色的皮鞋，把我静静地放在棺材里。我觉得我不配在阳光下生活，活一天是一天。”

本文转自【中央广电总台中国之声】；

在山西省临汾市

有中国唯一一所

专门收治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的

全日制学校

62岁的郭小平是学校的创办者

从20年前的爱心小课堂

到如今的红丝带学校

90多名学生先后就读于此

总台记者记录了

学生翠翠和郭小平的三次相遇

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在传染病医院

那时，郭小平是院长，翠翠是病人

翠翠年少时，很多次想象过这样的场景：“穿着白白的裙子、一双红色的皮鞋，把我静静地放在棺材里。我觉得我不配在阳光下生活，活一天是一天。”

多年后，身穿嫁衣，脚踩绣鞋，身边是爱自己的新郎，身后是疼她的伯伯：郭小平。这是翠翠从来没敢想过的。28岁的她，感染艾滋病毒28年。母亲给了她生命，也给了她这种至今都无法治愈的病痛。得知妈妈确诊艾滋病那年，翠翠刚刚背起书包挤进教室。

翠翠：村里的小孩都指着我说，你是艾滋病，还吐唾沫。后来有一次校长跟我爸聊天，说你家孩子不能在学校读书了，如果再读书的话，就没有学生去这个学校上了。

被劝退的翠翠只好回家，等待一个能给她治病的医生，或者一所可以接纳她的学校。

62岁的郭小平，生在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的一个农民家庭。读大学之前，他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医生。

郭小平：那时考学校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能够转成城市户口。学校一毕业，我就分配到乡镇医院了。

△临汾红丝带学校创始人郭小平

从乡镇到县城，从县城到市里，2000年前后，他已经是山西省临汾市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在2003年的一次门诊上，郭小平见到了此前从未收治过的病人。

郭小平：那是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病人，第一个病人来了后，就来了好几个类似的病人。

这些感染艾滋病的家庭中，就有翠翠和她的母亲。2004年，病情严重的翠翠，被送到郭小平所在的医院。

翠翠：我的病毒载量很高，当时没有抗病毒药物，我好像治不好了。郭伯伯跟医生说，治不好也得给我治。

2004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后来，病区变成学校，院长变成校长，病人成了学生。

在那个年代，即便是在传染病医院，艾滋病人也很难为环境所容。

郭小平：翠翠的母亲去世后，就剩下这孩子。她好一点就出院，过两天病了又得住院，反反复复，最后家里人也不接了。

感染艾滋病毒的“翠翠们”，留在了医院。治，也治不好；送，又送不掉，郭小平这个医生，也犯难。“放弃就等于死亡，小孩都六七岁，活活的一条命，谁家孩子不是孩子。”

翠翠：我们的病情差不多稳定一点了，郭伯伯问我，你最想要什么样的愿望，我就说想上学。

多年后再回想红丝带学校的雏形，郭小平承认，当时，只是权宜之计。

郭小平：也不知道孩子究竟能活几天，让孩子高兴一点，咱弄个爱心小课堂，这些孩子一边上学一边治疗。

△爱心小课堂

在医院里腾了一间病房，弄了几个课桌、一块黑板，小课堂就这么弄起来，上课的老师则是下了班之后的护士和医生。2006年，专门针对儿童的抗病毒药物终于上市，孩子们试用了一年多，有效。郭小平手写了一块“红丝带小学”的校牌，挂在病区门口。

那时的郭小平，还身兼临汾市中医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两家院长。这位院长兼校长，在病人和学生之间穿梭奔忙。

郭小平：有时候也疲惫，也累。到了最觉得无助的时候，得想着这些孩子。如果我不坚持的话，他们的学就没得上，他们的命就没了。

△郭小平和孩子们玩耍

意外的是，这样的孩子们，居然也有“明天”。

郭小平：我们跟政府反复沟通，能不能批准正式学校，到2010年，批复成立正式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叫“临汾红丝带学校”，又给了我们一些编制，学校就能招老师了。

他们的第二次相遇，在红丝带学校

那时，郭小平是家长，翠翠是孩子

从最初的小课堂到后来的学校，课桌前的孩子渐渐不局限于本地人。随着学生长大，学校也“长大”了。从只有小学，到有了初中，再到2017年首批孩子参加高考，孩子们越发离不开郭小平，他因此选择离开医院。

郭小平：我把医院辞掉后，来的孩子我就敢收。第一个我有药，有方法让他活着，第二我也有精力了。所以紧接着到2016年的时候，我就有31个孩子了。丢掉两个院长，换来这么多孩子的生命，还有比这性价比更高的？

△郭小平陪伴孩子们

高考的梦想，逐渐清晰，逐渐真实。但，真实的分量有多重？在第一批学生当中，翠翠可能最先意识到，高考对于他们这些艾滋病毒感染者，意味着什么。想到离开红丝带学校直面社会，年幼时的经历是一颗种子，在翠翠心里疯长。

翠翠：我内心很渴望是普通人，但是由于我自己是感染者身份，心态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我去公交站台等公交时，有人在我旁边吐了个唾沫，我都觉得不好受。

对孩子们来说，拥有一个安稳的今天，比梦想一个美好的明天更重要，至少，郭小平是这么看的。

△红丝带学校“共进午餐”活动

2017年的第一天，即将高考的孩子们，送给郭小平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那是联欢活动上孩子们写的一首诗。

同学们：我们盼望着这一天，更害怕着这一天，我们害怕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请允许我们叫你一声“爸爸”，我爱你！

郭小平哭了，但那声“爸爸”，他从来没有答应过。“我说我肯定比你们父母年龄大，叫伯伯就行，不要给孩子这种压力。”

△孩子们为郭小平准备的诗朗诵

校长变成家长，病人成了家人。红丝带把郭小平和翠翠们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的第二次相遇。

把孩子们护在“翅膀”下的郭小平知道，放手，是早晚的事儿。2017年6月，第一批孩子们走进考场。那一年，16个孩子，有15个考上了大学。

高考后的暑假，郭小平给孩子们报了培训班，教他们如何在不暴露感染者身份的情况下，与大学同学友好相处。在其他家长为孩子准备大学用品的时候，郭小平给他们上的第一课，是如何隐瞒。郭小平相信，孩子们不会传播这种痛苦；但他不敢去赌，同学们会正常对待他的孩子。

上大学后，翠翠以为，会和室友们相安无事地度过大学生活，直到她藏好的那瓶药，因为一次意外而暴露。

翠翠：我出去买饭，我的室友帮我叠被子，发现我的药就在旁边。然后我就和她说，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是艾滋病的话，你对我有什么看法吗？然后她抱着我就哭了。

这是害怕？是同情？还是接纳？大学毕业前，翠翠不敢面对的这个问题，有了答案。

翠翠：出来实习的时候，另外三个室友在网上查我的名字，就查到了我的视频。她们说，那个视频侵犯了你的肖像权，故事肯定是随便给你安的！她们其实是知道的。

如果说红丝带学校教给翠翠的最后一课，是如何穿上伪装，隐藏自己，编织更安全的茧房；那么，大学校园教给她的最后一课，就是如何脱下保护色，接纳自己，拥抱更宽广的世界。

病区、学校、阳光房，2023年5月26号，这里挤满了陌生人的祝福。在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见证下，翠翠结婚了。丈夫是红丝带学校的同学；郭小平是婆家人，也是娘家人。婚礼前，郭小平按照习俗，以翠翠家长的身份，给新人送来被褥。

郭小平：没有想到，我们的孩子还能有今天，有这么热闹的场所，能够结婚。仿佛在做梦，还有一点自己偷着乐的感觉。

△翠翠婚礼现场

小时候在小卖部买糖吃，老板害怕翠翠递来的钱上有病毒，把糖放在柜台上，没要钱。二十年过去，他们想悄悄品尝属于自己的甜蜜，台下的陌生人，却持久地为他们鼓掌。

翠翠本想借着自己的婚礼，向大家说点什么，准备了很久的发言内容，站在台上，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

△翠翠婚礼现场（左起小凡、翠翠、刘丽萍、郭小平。）

他们的第三次相遇，在红丝带学校

那时，郭小平是校长，翠翠是老师

年幼时，翠翠吐药、扔药，一度产生了耐药性，那时的未来似乎就是无药可治。年少时，翠翠想做一名老师，又不得不接受现实。但2022年，翠翠辞掉原先的计算机工作，回到了红丝带学校。

从学生变成老师，校长成了同事。2022年，这是他们的第三次相遇。

翠翠：我感觉我是个幸运儿，虽然童年是在与病毒抗争，但是每个人生都不一样，体验不一样。我原来感觉我好像活不了那么久，后来，体验过大学校园之后，我结了婚，觉得自己的命，很长。

有的孩子参加工作，有的孩子读研究生，有的孩子合伙创办了公司，也有的孩子结婚生子。逢年过节，他们把下一代领到郭伯伯跟前，喊一声“郭爷爷”。

郭小平：有俩孩子结婚，生孩子时做母婴阻断，孩子都是健康的，一个七岁了，一个不到一岁。我鼓励每个孩子去谈婚论嫁，因为我们完全可以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郭小平和孩子们在一起

郭小平和翠翠都记得，2004年在病房里的那次相遇，站在当时的起点上，他们都没有面对明天的勇气。如今，郭小平说，他好像能看到和红丝带告别的那一天。

郭小平：红丝带学校将来没有了更好，这说明我们的孩子能融入普通学校了，更有可能说明我们没有这种疾病了。

62岁了，郭小平觉得往后的每一天，都是盼头。“我觉得我挺富的，因为我们是用生命走过来一段历程。他见我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寄托于我；我见他的时候，已经注定我要承担他生命的这种责任。”

多年来浇出来的枝繁叶茂，有郭小平从容地从孩子碗里挖来的一勺饭，有郭小平日复一日“好好吃药”的叮嘱，有郭小平听见那一声“爸爸”的动容。20年来，他照顾着近百名感染病毒的孩子，是孩子们的郭伯伯，也是“父亲”。

记者丨马靖宇

来源：环球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