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京时间5月12日下午3时，《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正式公布。双方承诺将采取措施，同步调整关税税率。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全球关注，各国股市应声上涨。这一声明能否为中美双方过去七年间的贸易博弈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它能否触及中美贸易乃至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真
持续数月的中美贸易争端，终于迎来转折点。
北京时间5月12日下午3时，《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正式公布。双方承诺将采取措施，同步调整关税税率。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全球关注，各国股市应声上涨。这一声明能否为中美双方过去七年间的贸易博弈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它能否触及中美贸易乃至整个国际贸易体系中的真正问题之所在？
就在本月初，美国多家报刊转载了著名经济学家辜朝明于去年秋季发表于International Economy的一篇文章，《亚洲货币计划：从特朗普手中拯救自由贸易的出路》。在这篇文章中，辜朝明明确指出，特朗普政府所采取的保护主义政策的根由在于其长期贸易逆差导致制造业等行业严重受损，而美政府受一系列经济学谬误的影响，未能及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认为，作为自由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亚洲在特朗普保护主义政策之下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团结起来，以集体货币升值换取美国的关税豁免，从而挽救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化进程。
辜朝明（Richard C.Koo），野村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曾任美国纽约联储银行经济学家、东京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著有《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衰退年代：宏观经济学的另一半与全球化的宿命》《被追赶的经济体》等书。2001 年被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授予艾布拉姆逊奖。
辜朝明的这篇文章与其既往经济学理论一脉相承，特别是同他在《被追赶的经济体》中对逆全球化的思考、以及对《广场协议》的分析关联甚大。无论是对于关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人士，还是对于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感兴趣的读者，这篇文章都相当值得一读。为此，我们结合以往辜朝明著作的译本，第一时间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翻译，希望能为各位读者带来有益的思考。
以下为辜朝明《亚洲货币计划》全文的中译版。
贸易逆差与保护主义
公开奉行保护主义的唐纳德·特朗普再度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七任总统，威胁着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的存续。自由贸易体系曾为全球带来空前的繁荣与经济增长，而亚洲或许是受益最大的地区。面对这一变局，亚洲必须审慎选择应对之策。
核心动因
要理解当前挑战的根源，需回溯特朗普连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抛开选举过程中错综复杂的影响因素，自2015年宣布参选以来，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始终是那些因美国持续四十余年的巨额贸易逆差而失去工作与收入的群体。大多数国家都深知长期的贸易赤字将直接削弱GDP（国内生产总值），因此绝不会放任此类赤字持续累积。
1980年至今，美国因累计贸易逆差而损失的收入，相当于其GDP的153%。按当前美元计算，总额高达41万亿美元。这些损失并非由全体美国人平均承担，而是集中于制造业、采矿业和农业等直接与廉价进口商品竞争的行业。强势美元导致这些行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丧失竞争力，相关企业与工人深受打击。
尽管部分观点将贸易赤字归咎于全球化（如产业向新兴经济体转移），但同样面临全球化冲击的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却从贸易中获取收益，并未像美国这般陷入严重的社会撕裂。毫无疑问，上述国家的部分收益，是建立在美元长期被高估的基础之上的。
美国上一次主动纠正美元高估的行动是1985年的《广场协议》。该协议成功降低了贸易逆差、抑制了国内保护主义浪潮，并于1987年以《卢浮宫协议》收尾。然而，在此后数十年中，虽然美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再度被高估，但是华盛顿却再没有采取应对措施。
《卢浮宫协议》之后，直到2015年特朗普参选前，即便美国的累计损失已相当于其GDP的153%，美国政界也一直倾向于忽略美元汇率与贸易逆差问题。但当特朗普宣称要以保护主义政策拯救产业与就业时，大批民众迅速成为其铁杆拥护者。帮助特朗普在2016年击溃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布局，迫使她放弃曾亲自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2021年接任的拜登同样延续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甚至追加新的壁垒，美国两党均已背弃自由贸易理念。
保护主义回潮的根源
自由贸易遭遇抵制的深层原因，在于1980年后政府放任证券资本主导外汇市场，导致贸易失衡的自我调节机制失效。此前，多数国家严格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外汇市场主要由进出口商主导，顺差国货币自然升值，逆差国货币贬值，有效抑制贸易失衡过度扩大。但1980年后，美国证券资本的持续流入叠加放任政策，使美元长期脱离其产业竞争力水平，引发连年的巨额逆差。
强势美元对金融、学术以及媒体等服务行业并未造成损害，却重创制造业与农业。蓝领工人承受了前文所述的高达41万亿美元的收入损失。40年后，这一群体已壮大到足以两度将特朗普送入白宫。同样的逻辑也解释了英国为何在2016年公投脱欧——当时英国的累计贸易逆差达到了其GDP的180%。
历史证明，保护主义将重创全球经济。20世纪30年代，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令全球贸易额暴跌66%。以保护主义取代自由贸易，将对所有人造成冲击，无论是受保护行业的工人，还是推高美元的资本玩家都难以幸免。要挽救自由贸易，必须减少美国国内自认“美元高估受害者”的选民规模。
经济理论的四大谬误
过去37年来，四大经济学谬误阻碍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必要行动。
1.误判自由贸易的损益分配
经济学界长期认为，虽然国家内部存在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与受损者，但受益者的收益足以覆盖受损者的损失，即受益者数量应多于受损者。然而，这一结论成立的前提是贸易平衡或顺差。当一国长期处于巨额逆差（如美国近40年）状态，受损者规模将远超理论预期。在特朗普崛起前，无论是民主党，还是传统共和党人，均未意识到受损者数量可能反超受益者。这里要明确的是，受损者并非自由贸易的受害者，而是美元高估的牺牲品。德国、日本等同样面临全球化冲击的发达国家，在借助自由贸易提升本国GDP水平的同时，并未出现社会分裂的现象。
2.投资/储蓄平衡理论的误导
部分经济学家声称，贸易逆差仅反映“投资＞储蓄”的失衡，美国的逆差源于过度投资与消费，而顺差国仅仅是在填补缺口。他们甚至认为，除非改变美国的投资储蓄结构，否则汇率调整将是无效的。然而，如果上述理论成立，与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制造商本应因国内旺盛的需求而赚得盆满钵满，不会在20世纪80年代遭遇大规模破产。显然，美元被高估才是美国产业衰落的真正推手。该理论也无法解释1998—2001年间美国政府预算盈余却贸易逆差翻倍的现象，与此同时美元正在经历大幅升值。
3.低估政府干预汇率的能力
有观点认为，政府无力撼动日均交易量庞大的外汇市场。然而，1985年《广场协议》中，五国集团（后扩展为七国集团）国家的央行联手令美元贬值一半，直接证伪了这一观点。彼时，保护主义浪潮席卷美国，仅波音与可口可乐两家企业支持自由贸易。里根政府推动《广场协议》的核心逻辑在于：央行无须逐利，可无限印钞压低美元汇率。面对五国集团国家央行的协同干预，逐利资本被迫平仓抛售美元，推动汇率朝政策设定的目标调整。由此可见，央行有能力引导汇率向贸易均衡的方向调整，且顺差国愿意承受本币升值以维护自由贸易体系。遗憾的是，美国之后未再延续此类政策，政经领域几乎已经遗忘《广场协议》的成功经验。
4.教条化市场原教旨主义
反对政府干预汇率的另一理由是“扭曲资源配置”，但该论点仅适用于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国内市场。在国际贸易中，劳动力与资本跨境流动远未达到自由状态；并且自1980年后，资本流动自由化逐渐将外汇市场功能发生异化——从平衡贸易的工具，异化为平衡跨国资本收益的工具。后者需数十年甚至数世纪才能实现均衡，但美元高估与贸易失衡所产生的代价，已催生出足以颠覆自由贸易的政治反弹。历史经验证明，1985年的《广场协议》以最小的通胀代价实现了美元贬值，且未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若放任保护主义蔓延，资本回报率将随着经济效率的崩塌而暴跌，跨境资本流动也将因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而受阻。相较之下，政府通过干预汇率来维持贸易均衡，其收益远大于成本。
可选择的出路
亚洲的两种选择
鉴于特朗普正全力减少美国贸易逆差，而亚洲从自由贸易体系中获益远超其他任何地区。在此情形下，亚洲各国政府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在汇率方面按兵不动，以牙还牙，直面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目前美国和中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战便是这种情况。另一个选择是亚洲各国政府主动推高其对美元的汇率，如此一来，在特朗普政府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力就会有所下降。
在第一种选择之下，没有赢家，尤其是那些从出口导向型增长中获益良多的亚洲国家，其利益将受损。因此，亚洲各国政府必须在当前的贸易战完全失控之前，考虑第二种选择，即调整汇率。
如果某种形式的汇率调整不可避免，那么对亚洲地区来说，最有效且破坏性最小的调整方式，是让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货币兑美元汇率同步上调。如果亚洲所有国家的货币兑美元汇率都上调相同的幅度，那么只有与美国、欧洲相关的贸易会受到影响，亚洲内部贸易将不受影响。
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巨大的。首先，相较于单独调整汇率，亚洲国家在集体决策时对升值的接受度将大幅提高。例如，如果日本在不了解中国汇率政策的情况下被迫上调汇率，那么日本将不希望看到中国为维持国际竞争力而大幅贬值人民币。反之，中国对日本也有同样的担忧。然而，单纯的不情愿并不能解决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汇率问题，如果所有亚洲国家事先知道其他所有国家的货币都在同步升值，那么它们能够接受的升值幅度会更大。
其次，汇率调整的负担将从亚洲出口商转移到美国消费者身上。截至目前，亚洲出口商从未根据本币升值的幅度提高价格，他们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本国市场份额相较于其他国家出现下滑。
不要等待
在理想情况下，美国应像1985年主导《广场协议》般牵头汇率调整。但彼时的里根政府是自由贸易捍卫者，时任财长詹姆斯·贝克（JamesBaker律师出身）亦不受前述经济学谬误束缚。反观拜登政府将强势美元视为“他国难题”，财长耶伦坚持“市场决定汇率最优”，对弱势产业困境漠不关心。这种态度让特朗普精准捕获了逆差受害者的政治能量，最终直接导致哈里斯在2024年大选的失败。
特朗普本人笃信关税是削减贸易逆差、增加财政收入的利器，因此他主动推动汇率调整的可能性极小（尽管他视里根为偶像）。加之美国经济学界仍深陷经济学理论的四大误区，亚洲各国不能坐等其醒悟。
亚洲的破局之策在于：各国需共同提出“集体升值换关税豁免”方案。例如，以本币兑美元升值15%为筹码，换取特朗普放弃加征关税政策。其中的难点在于协调内部立场。作为亚洲的两大出口强国，中日两国竞争激烈，韩国及中国台湾等地，地缘关系复杂，需以共同利益化解分歧。历史经验表明，2004年的类似提议因中日互信不足而搁浅，但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施压力度远超小布什时代，或倒逼亚洲各国达成合作。
团结在一起
目前的提案呼吁亚洲国家携手应对特朗普，这可能会是这些国家有史以来首次达成的团结合作。与欧洲、美洲，乃至非洲不同，亚洲长期以来一直在合作层面很难达成共识。两个经济大国，日本和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一直存在分歧。此外，二战后日本人既不愿意也不能在亚洲扮演领导角色，而中国人则完全拥护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充当亚洲的中心，该地区仍然是分散的，没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将亚洲各国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今天，日本和中国之间，或者韩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是薄如蝉翼。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中国台湾和日本之间没有官方的沟通渠道。
然而，与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是所有亚洲国家共同面临的困境。它们都对美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并受到华盛顿减少顺差的压力。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亚洲国家应该抛开政治分歧，共同拯救自由贸易。美国人不应抱怨，因为正是由于他们未能落实《广场协议》的后续行动，才致使自身遭受在1948年的《关税贸易总协定》提出的自由贸易的反噬。
实际上，笔者曾在2004年初夏向日本货币当局提出类似的建议。当时，它们觉得这个提议十分有趣，但没有进一步推进，因为它们认为中国参与其中的可能性很小。笔者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同样的建议，它们也表示，虽然这个建议很有道理，但它们不喜欢跟随日本的倡议。
这一次，特朗普2.0政府对日本和中国施加的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压力，可能远超2004年布什政府。在这一全新且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中日共同升值本币以避免贸易战、拯救自由贸易，完全符合两国利益。如果两国决定在这一倡议上开展合作，韩国及世界上其他诸多国家都有可能加入。事实上，如果中国想要结束现在与美国正在进行的全面贸易战，这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可行政策选择之一。
如果欧洲国家想要加入这项倡议，我们理应张开双臂欢迎。欧元区已实现货币统一，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时，欧洲各国在欧洲货币体系（EMS）框架下，需精心设计复杂的协调机制，来同步意大利里拉、法国法郎与德国马克的汇率波动。而今时移世易，类似的协调难度或许会大幅降低。
协调技巧
然而，一些技术问题尚待解决。首先，日元是自由浮动的货币，而人民币不是。日元的浮动汇率意味着它的升值过程不可能与人民币完全一致。
但是，日本货币当局或许可以明确表态，在汇率达到特定水平之前，它们不会干预外汇市场。韩国政府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政策。
至于升值幅度，15%～20%或许是比较理想的协商区间。升值幅度低于10%，无须大动干戈；而升值幅度超过25%，则可能对相关经济体造成过高的破坏性。至于日元、新台币等浮动货币的20%应如何计算，建议以过去6个月或12个月的平均值为准。
汇率非普通市场，需以非常手段维护
证券资本与外汇交易者不会关心有多少美国工人因他们的押注而失业，但这些选票正成为扼杀自由贸易的致命武器。1980年后的资本自由化，剥离了外汇市场的贸易平衡功能，政府必须采取如《广场协议》般的强力干预措施，防止汇率过度偏离均衡水平。政策目标并非消除所有双边逆差（这是不可能的），而是确保自由贸易的受益者不被压倒，这一目标仍可企及。近40年的积弊无法一日扫清，但若亚洲能展现领导力，或为全球化存续开辟新局。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