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长江出海口为界，清代海船主要分两种。向北面海域（北洋）航行的是沙船，即平底船，因为北部海域风浪相对较小，故可通航。沙船从北方海域南下时，多运豆麦，因此又称“豆船”。往南面海域（南洋）航行的乃是尖底船，因为此段水域风浪较大，尖底船抗风浪性强，此种船只又分为广船
以长江出海口为界，清代海船主要分两种。向北面海域（北洋）航行的是沙船，即平底船，因为北部海域风浪相对较小，故可通航。沙船从北方海域南下时，多运豆麦，因此又称“豆船”。往南面海域（南洋）航行的乃是尖底船，因为此段水域风浪较大，尖底船抗风浪性强，此种船只又分为广船、福船两种。在长江口附近被广泛使用的平底海船，加上在福建等地建造的尖底海船，二者极大促成了中国沿海航运活动的繁盛，以上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沿海航运由此展开。
其中，沪上沙船贸易规模颇大，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南北贸易发达，关东豆、麦每年运至上海者达千余万石，棉布、茶叶等南货运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也不可胜数，货物多由沙船运输。
大豆是北方地区向南方输出的重要物资。大豆运送到南方有各种用途，如制作各类豆制品、磨制成油，豆饼则可以用来肥田。当时上海人由海路前往关东，“每岁四五至”。山东一些地区，如青、莱、登三府等环山沿海之地，土地贫瘠，“种豆之处，十居六七”，每年江苏等处客商载货前来，多买豆运回。山东本地山路崎岖，车运艰难，所产作物不能运往他郡销售，全赖出海，流通民间。由于沙船贸易，“上之以办国课，下之以资日用”。
道光年间协办大学士英和在《海运疏略》中记录，“上海沙船有三千余号”。道光年间包世臣则记录，“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沙船大者可装米一千四五百石，中号可装八九百石，小者可装四五百石。当时每造一船，大者需银近万两，小者也要四五千两，实力强大的船主，甚至拥有四五十艘船。
康熙年间，上海县船户张与可，又名张羽可、张御科等，因开有张元隆洋行，故称张元隆。张元隆拥有海船颇多，后据江苏巡抚张伯行调查，他在上海县有船二十八只，加上冒领照票的船只“当又不止百只”。张元隆富甲一方，他曾自造贸易沙船多艘，走海贸易，结果引发清廷官员打击，致家破人亡。
康熙四十九年(1710)，张元隆领取上海县上字七十三号牌照，在此年六月初六日，装载布匹、瓷器等货，价值数万金，在海关输税后，前往辽东贸易。此时清廷已放开海禁，但出海贸易需要领取牌照（船照）。牌照一年一换，领取牌照时，根据船只大小缴纳费用。牌照主要登记船主姓名、籍贯及前往何处、做何生业，此外也记录舵工、水手的姓名、籍贯及人数。
六月十九日，沙船行至山东文登县马头嘴时，遭遇海盗鸟船两只，海盗们呐喊扬帆，靠近沙船，试图登船抢劫。沙船上携带有护船火炮两门，开炮之后，“贼不敢逼，彼此相持两昼夜”。原来，自开放海禁后，考虑到出海贸易者有被海盗抢劫的风险，清廷大度地许可海船可以携带武器。所配备的武器，根据船只大小与人数，由地方督抚确定，船返回之时，进行武器数量核对，以防变卖流失。
六月二十一日，沙船靠到近岸，船上人员以为附近有汛口水师官兵哨船可来支援。六月二十三日，海盗方面反而得到三艘鸟船增援，而汛口并无水师官兵，客商水手寡不敌众，用小船登岸逃生。海盗登上沙船，搬空货物，将火炮两门一并劫去。至于沙船，则被海盗放火焚烧。
当沙船在山东沿海被劫去货物后，张元隆递交诉状，陈述经过，同时警告官府，海盗可能北上奉天、辽阳等地抢劫，请官方警惕：“凡有封疆职任者，能不为之过计乎？”此时，张伯行已至江苏任巡抚，他对从事海洋贸易的商贾极为厌恶：“先生以吴地滨海，奸商贪利，下洋勾引匪类，出入无忌，终为东南隐忧。”在张伯行眼中，张元隆就是名低贱的商贾，现在却来指点国是，这激起了多疑病患者张伯行的警惕。
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一月初四日，上海县又呈报另外一起海上被劫案。华亭县船户张永升称，他于本年八月二十日前往关东贸易，于九月十八日被海盗抢劫。水手马祖被掳上海盗船，随船行动，后海贼南下在福建沿海被释放登岸。据马祖供称，贼首为郑尽心，副贼乃郑尽海，贼众有六百余人。
郑尽心海盗团伙在北方海域活动猖獗，竟然一路北上，至盛京锦州双岛登岸进行抢掠。当地防御官兵杀死海盗三十六人，擒获一人，才得知海盗头目乃郑尽心。海盗被官兵击败后，从海上退回南方。清廷对此股海盗非常重视，行文沿海各省督抚严加搜捕。
此年年底，根据皇帝指示，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出海巡视。十一月十二日，两江总督噶礼由南京出发，经长江至镇江入运河，十六日至苏州，会晤江苏巡抚张伯行。十七日，督抚各自领兵出发至上海，准备出洋。到了上海后，张伯行发现，自己虽是巡抚，手中也有自己统领的军队“抚标”，但没有水师，无法出海。可噶礼到了上海，却有十余艘大海船可用，且装设华美，于十二月初六日由吴淞江扬帆出海而去。
张伯行无船可乘，停滞不前。他听闻噶礼在上海时，十余条船上的装设皆是张元隆一手操办，船上舵工、水手也是张元隆所调遣。又闻张元隆之弟张令涛，一路随船护送，至宁波入口，一同返回江宁。张元隆“厚督轻抚”，让张伯行心中很是不满，准备加以打击。
就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据崇明县呈报，此年八月初三日，松江水师营弁兵出洋巡缉，盘获赶缯船一只，查验船票系松江府华亭县上海牙行张御科（张元隆）所领。船上有余元亨等舵工、水手共25名，据船票记录都是华亭本县人氏。讯问后发现，舵工、水手有23人系福建籍，有两名系宁波人氏，此外还有搭船福建人9名，客商6名。海船出海，船上人员如果籍贯不符，违背清律，要查拿治罪。
张伯行当即下令，将该船舵工、水手人等由崇明县解来，发上海、常熟、华亭三县究讯。又令署上海县事周葑、常熟县知县章曾印，共同提审张元隆。此前六月、九月的两起海船被劫案，都牵涉张元隆的商船，张伯行本就对张元隆心怀不满，此时张元隆又刻意交好总督噶礼，更让张伯行痛恨。
张伯行甚至怀疑张元隆与海盗郑尽心存在勾结。他不知从何得到小道消息，称康熙四十九年九月间，张元隆听闻海盗郑尽心北上劫掠失败，唯恐与其勾结之事败露，“使伊弟张令涛夤入督臣内幕，多将洋货贿赂”。
康熙五十年(1711)正月，张伯行回到苏州，于正月二十三日行文上海县，提审张元隆。不想上海县在正月二十七日报称，张元隆已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张伯行认为此中必有蹊跷，在患病、身死的过程中，上海县“并无印勘各结申送”。他认为，“张元隆身死是真，则其畏罪可知；若系诈死，其情更属叵测”。张伯行对案件持续追索，使张元隆族人及部分船行中人被捕入狱，甚至有身死狱中者。
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吏部复议后认为：“张伯行畏缩不能出洋，反诬陷张元隆通盗，不审不结，拖毙多人，不能严拿盗贼，迟延命案。又妄行参奏，有玷大臣之职，应如所题革职。”由此可见，张伯行所处理的张元隆勾结海盗案，纯属构陷。
在当时的南北贸易中，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环中国沿海贸易圈。沪上沙船运货北上，载回大豆等土产；福建、广东商人则将糖等各类南货，运至上海，再由上海运货返回。贸易带来了上海的极大繁荣，嘉道年间上海人曹晟记录：“自海禁既开，民生日盛，生计日繁，金山银穴，区区草县，名震天下。”环中国沿海贸易圈的中心，以沿海城市如天津、宁波、福州等为中心，又形成了次一级的小型贸易圈。
乾隆元年 (1736)，长芦巡盐御史三保奏报，过去一年间，进入天津港的福建船只多达78艘，全部由福建商人经营，运载的货物包括松糖、白糖、桂圆、纸张、粗碗等。中国沿海与台湾的航运关系也活跃起来，特别是厦门与台南、福州与淡水之间的航运已成为常态。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新柱奏称，厦门税口委员报告，乾隆十七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期间，从台湾进入厦门的海船有310艘，带来了25400石的食米。
从宁波运回的货物则有砂糖、纸张、席子等。从台州、温州前往宁波的船只，运输木炭、蜜柑、雨衣、明矾等，返回时则运输药品、棉花、油等。宁波每年有110余艘船只，运载竹子、纸张、明矾、木柴等，前往牛庄、芝、锦州、天津等北方城市，返航时运输北方的大豆、豆饼、枣子、花生、花生油等。
沙船、鸟船不仅在中国大陆沿海航行，还航行到海外，为国内商品寻找海外市场。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下半叶，每年有十多艘中国船只定期抵达“闭关锁国”的日本长崎。康熙二十七年(1688)是中国船只抵达长崎数量最多的一年，达到了惊人的194艘。到达长崎的船舶中，来自福州的船舶占总数的23.2%,宁波船舶占16%，来自厦门的船舶占14.4%，来自上海的船舶占11.8%, 来自广东的船舶占8.7%, 这五种船舶占74.1%。当然，在至日本的华船之中，有部分船只是从事沿海贸易时，遭遇风浪漂流至日本。
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海洋贸易繁荣，在康熙帝晚年时却发生改变，被视为逆流。康熙五十五年(1716)，康熙帝称自己“南巡”至苏州、杭州时，见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且中国船只多有运输内地米至海外者，这引起了他的警惕。
另一方面，在施琅收复台湾后，反清魁杰多人“乘船赴小吕宋，转至爪哇、马六甲各处”。且海禁放开后，大批内地民众前往南洋（东南亚），多有定居者，充实了海外华人力量。清廷既担忧海外反清势力壮大，造成威胁，也忧虑华人与西方各国结合，“以窥中土”，冲击内地的统治秩序。对此，康熙帝忧心忡忡地表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务须安不忘危。”
此时康熙帝春秋已高，行事更加保守谨慎。1717年，他推行南洋禁航令：“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喇吧等处，不准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令广东、福建沿海一带水师各营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南洋禁航令颁布后，外国船只不受限制，可以继续前来中国贸易，但在南洋地区定居的华侨两千多人回国。此时中国沿海贸易仍然旺盛，南方的商品持续涌入北方。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直隶总督管理巡抚事务赵弘燮在一份奏折中记录，此年有福建泉州府晋江县双桅洋船一只，船户陈顺兴，水手19名，其中装运客货粗碗15000个、白糖500篓、糖果24桶、冰糖30桶、竹笋26把、鱼翅大小5捆、乌糖4篓，水手带货碗10000个。又有泉州府晋江县双桅洋船一艘，船主蔡兴利，水手19名，装载白糖、冰糖、糖果、粗碗、粗小碗、鱼鳔等货物。
由此份奏折可知，糖类是北方需要的重要商品之一，“在运往天津的南方货物中，糖是第一位的”。
雍正继位之初，曾称赞南洋海禁政策：“十数年来海洋平静，最为得法，惟宜遵守定例，不可更张。”但一些大臣不这么认为，雍正元年 (1723)，户部尚书田从典奏称，有福建海船前来贸易，“偶闻会试举子，竟有随海货船而至者”，由此产生感触，海船所图不过是利润，何不用海船贩米？既可获得数倍之利，也可解决北方缺米问题。
实际上南洋禁航令形同虚设，中国各股海船继续走海南洋，官方也无法查禁。雍正元年(1723)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有21艘，1724年有18艘。雍正二年(1724)，蓝鼎元呼吁解除南洋海禁，他在《论南洋事宜书》中云：“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能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
雍正四年(1726)四月，浙江定海总兵张溥奏称，根据南洋禁令，对所有出海船只严加盘查。但很多华船以出海至日本买铜为借口，实际上多前往吕宋、噶喇吧、西洋一带，每年于十二月、正月之间，由上海或定海挂号出洋，至六月、七月返回。自张溥到任以来，雍正二年到有12只，雍正三年到有7只，所运回货物，俱系燕窝、丁香油、哆啰呢、羽毛缎等项，并无铜斤。查得此项洋船，今年由定海出洋8只，普陀汛出洋有7只，共15只。
雍正五年(1727)，在推行南洋海禁十年后，清廷解除海禁。此次开南洋海禁，重要的考虑是南洋出产大米，而福建、广东沿海缺米，可由南洋等地获得补充。由此中国商船获准前往南洋贸易，打破了葡萄牙人独揽南洋贸易的局面，并与葡萄牙人争夺中国货源。
康熙中期以来，中国沿海及海外航运极为活跃，沙船、鸟船的贸易活动不仅在中国大陆沿海广泛开展，而且在海外也广泛开展。一些从广东、福建开往日本长崎的商船，停靠在上海、宁波、乍浦，以及舟山群岛的舟山、普陀山等地，装卸货物。中国帆船在从长崎返航时，停靠江南各港口，也在江南各港口出售部分日本货物。也就是说，它们没有直接从长崎返回华南，而是在江南沿海停靠卸货，然后返回。
如上所述，清代的中国帆船进行贸易，大多不是从始发地航行到目的地的直线贸易形式，而是遵循始发地到停靠港再到目的地等复杂的航行路线。可以说，这也是从简单、线性的海上贸易形式逐渐向复杂贸易形式转变的时代。
“自17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帆船控制了中国大陆沿海以及东海和南海海域的制海权。最大的原因是朝鲜和德川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禁止本国船只出国，而中国帆船的航行能力超过了这些东亚国家。”
但中国帆船业的兴盛，不过是大清帝国内部的循环及部分内循环对外的放射，并未形成全面的海洋思维与对外开拓的国策，且清廷对华商出海又有着各种打压。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兴盛的中国海外贸易逐渐衰退。
更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南北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兴盛，动力来自民间。中国民间的商业资本与商人，在清廷许可的范围内，以上海为中心，通过南北沿海的贸易完成了内循环，而进一步对外开拓、探索的驱动力，则被官方牢固压制。康熙末期，上海县大海商张元隆被江苏巡抚张伯行迫害，便是例证。
道光十二年(1832)二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派遣船只前往中国沿海探索，“确定帝国北部口岸，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逐渐向英国商业开放”。此次派遣的船只为“阿美士德”号(Lord Amherst), 船长为礼士(Rees), 此外还有胡夏米、甲利（化名）等“中国通”随行。
在上海，胡夏米等人观察了上海内循环贸易的盛况：“在七天之内，共有400艘大小不同⋯⋯的帆船经过吴淞驶往上海。起初几天进口的都是从天津、辽宁等地开来的，主要装载面粉和豆类的北方四桅帆船。后来福建帆船也开始涌到，其数目每天在30艘到40艘之间，其中有许多来自台湾、广州、东方群岛、安南和暹罗的船只。”
这种盛况，是清廷许可范围内的经济内循环，而进一步打开国门，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的全面交流，则是清廷坚决拒绝的。沪上商人在与胡夏米等的交往中，表达了与英国人贸易的愿望。胡夏米等人认为，上海优良的港口和可供通航的发达河道，使上海可以成为整个东亚的商业中心。私下交流时，上海县知县温纶湛甚至对胡夏米表示：“足下定知吾等官民均望准许尔等在此贸易，因双方均可由此获利也。然皇法不允，无可奈何矣。”
“皇法不允，无可奈何”，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商业力量无奈的悲叹！
来源：为了历史指标全高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