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散伙？＂我捏着凉毛巾坐回床边，妻子的四个字让六十三岁的我如坠冰窟，＂老伴，你说什么？＂
夜半情事
＂散伙？＂我捏着凉毛巾坐回床边，妻子的四个字让六十三岁的我如坠冰窟，＂老伴，你说什么？＂
秀兰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眼睛看着天花板而不是我，＂我说，咱们搭伙这么多年，要不分开睡吧。＂
我叫陈国强，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是一家国营机械厂的工程师。
妻子王秀兰比我小两岁，一直在街道办工作到退休，是个热心肠的＂老娘舅＂，总爱在单位里给人调解纠纷。
我们是七九年经人介绍认识的，那年我二十七岁，她二十五岁，都是单位里的積極分子。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城市，大家的心情都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到处都是＂赶上时代＂的口号和奋斗感。
记得相亲那天，我穿着从供销社好不容易买到的＂的确良＂衬衫，头发用水抹得油光锃亮，手里攥着两张电影票——《小花》，当时轰动全国的热门影片。
秀兰穿了一条蓝色的确良的连衣裙，头上别着一朵红花，腼腆又大方，一笑露出一颗小虎牙，那一刻我就知道，这辈子非她不可了。
工厂里办集体婚礼那天，我们分到了厂宿舍，一间十二平米的小屋，屋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个衣柜和一张方桌，但那时候的我们觉得这就是天堂。
四十年过去，头发花白了，腰也弯了，但日子过得平和踏实，就像我们床头柜上那个走了四十年的上海产钻石牌闹钟，不紧不慢，但从未停摆。
我一直有熬夜看新闻的习惯，特别是退休后，常看到深夜，有时候会看《新闻联播》重播，有时候会看谍战剧。
秀兰习惯早睡，她总说：＂你小点声，别把我吵醒，明天我还要去老年大学学书法呢。＂
我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挪到客厅，调低电视音量，等困了再蹑手蹑脚回到床上，连呼吸都放轻，生怕打扰她的梦乡。
前些年还好，不知从何时起，我渐渐有了老年人的通病——前列腺肥大，频繁起夜。
刚开始一晚起一两次，后来发展到三四次，每次起夜都像执行什么特殊任务一样，摸黑前往卫生间，摸索着开关，憋着尿不敢冲马桶，就怕惊醒老伴。
＂啪嗒＂，身后卧室的灯亮了，把我影子投在墙上，像个做贼的老头。
＂国强，你去几次厕所了？＂那天凌晨，秀兰双手扶着床沿坐了起来，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问我。
她的脸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疲惫，乱蓬蓬的白发让我想起我们年轻时她喜欢扎的马尾辫，如今却只能靠发卡固定。
＂没数，可能三次吧。＂我挠挠后脑勺，不好意思地说。
她叹口气翻了个身，没再说话，肩膀在被子下微微耸动，不知道是气的还是累的。
第二天早上，她比平常起得晚了，眼下挂着两个黑眼圈，像熊猫一样，平时利索的动作也变得拖沓起来。
她倒了杯热水放在我面前，语气平淡：＂老陈，咱们搭伙四十年了，我琢磨着，要不分开睡吧，你这半夜起来起去的，我一晚上都睡不好。＂
＂搭伙＂这个词刺痛了我。
在我们那个年代，＂搭伙＂常用来形容临时结合的夫妻关系，而＂散伙＂就意味着分离。
我们厂有个老刘，五十岁那年和老伴因为一点小事＂散了伙＂，之后整个人就像霜打的茄子，蔫了，没几年就去了。
心里一慌，我竟理解成了她要和我分开，四十年的生活在脑海中闪回，从相识、结婚、生子到如今的白发相守，一切都可能因为我的＂夜里不安宁＂而结束。
＂秀兰，我...＂我突然说不出话来，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我看着面前这个陪我走过大半生的女人，突然感到一阵恐慌，老年人对孤独的恐惧一下子涌上心头。
＂我随便说说的，你别当真。＂她看我脸色不对，赶紧补了一句，转身忙活起来，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疲惫和无奈，这不是一句敷衍能掩盖的。
那天下午，我在小区的长椅上坐了很久，看着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和满头银发的老人，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对老夫妻慢悠悠地走过，老太太搀扶着老头子，说着什么＂又忘吃降压药＂，老头不耐烦地摆手，但还是乖乖从口袋掏出药盒。
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意识到，我和秀兰也早已不是当年的年轻小俩口了，我们都老了，有些事情是必须面对的。
接下来几天，我开始偷偷找办法解决问题。
我减少晚上喝水，电视看到九点就关，尝试各种偏方，老葛头告诉我喝板蓝根能＂清热＂，我就买了一大包；小区门口卖保健品的说灵芝孢子粉好，我就攒下三五块的零钱买了一小罐。
我甚至从旧货市场淘了个特大号的搪瓷便壶放床边——就是那种我们小时候见过的白色的，上面还有蓝色花纹的老式便壶。
但效果都不明显，我依然要起夜，只是尽量动作轻些，有时把便壶拿到客厅去倒，免得冲水声吵醒她。
秀兰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但什么都没说，只是每晚都显得特别疲惫，有时候我半夜醒来，发现她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们宿舍区的老刘头听说了我的情况，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一小瓶黑乎乎的药：＂老哥，这是我从乡下带回来的虎骨酒，专门治＇老爷们＇那毛病，喝了保你夜里稳当。＂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倒了一小杯，味道又苦又辣，刚咽下去就觉得胃里翻江倒海，吐了个底朝天，差点没背过气去。
＂老陈，你干啥呢？咋吐得这么厉害？＂秀兰闻声赶来，看见那个小酒瓶，脸一下子沉下来，＂你这是喝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想把自己整出病来是不是？＂
她接过酒瓶闻了闻，气得直摇头：＂一股子酒精和中药味，谁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就敢往肚里灌？＂
＂我就是想...＂我支支吾吾地说不出口。
＂想什么想！＂她突然提高了声音，这在我们四十年的婚姻中是极少见的，＂有什么事不能和我商量？非得偷偷摸摸的？＂
我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低着头不敢看她，就像当年在厂里被领导批评的时候一样。
秀兰看我这样子，叹了口气，语气软了下来：＂老陈，咱们都一把年纪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什么事不能明明白白说？非得这样折腾自己。＂
这是秀兰第一次对我发这么大的火，我突然意识到，我的隐瞒和胡乱尝试不仅没解决问题，反而让她更加担心和焦虑。
一天下午，趁秀兰去老年大学的空档，我独自去了社区医院。
坐在挂号窗口前，我脸上发烧，支支吾吾地跟护士说不出来意，最后还是一旁排队的中年人看不下去了：＂大爷，你是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去五号诊室。＂
排队的人都笑了，我尴尬得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头上的汗珠啪嗒啪嗒往下掉。
那个高高瘦瘦的年轻医生倒是很和善，听我结结巴巴地描述症状，还安慰我说这很常见，不用害羞。
经过检查，医生说我确实有轻度前列腺肥大，给了我些药物和生活建议。
＂叔，这病不用太担心，按时吃药，少喝水，别吃辛辣刺激的，尤其晚上，另外适当锻炼，走路、打太极都行。＂他边写处方边说，＂最重要的是规律作息，早点睡，少熬夜。＂
我暗暗松了口气，至少问题有解决的希望了，拿着药和诊断单走出医院，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回家路上，我经过花鸟市场，看到一家小花店里的康乃馨特别鲜艳，想起秀兰最爱这种花，就买了一束。
花店老板娘调皮地问：＂老大爷，今天什么日子啊？买花送老伴？＂
＂就是想给她买束花。＂我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看您挺面熟的，是不是住北门那个老宿舍区？＂花店老板娘包花的手停了下来。
＂是啊，咋了？＂我有些奇怪。
＂那您老伴儿是不是姓王的？经常穿一件蓝格子衬衫？＂她继续问。
我点点头，更惊讶了。
＂哎呀，她前几天来我这买过花，还问了老年人睡眠问题呢！＂老板娘笑着说，＂我给她推荐了薰衣草香包，说是能助眠。＂
我一下子愣住了，原来秀兰也在为我们的问题想办法。
推开家门，秀兰正在翻我的抽屉，听见声音回过头，看到我手里的药袋和诊断单，她眼圈红了。
＂你这人，有病怎么不和我说？＂她声音哽咽，眼睛里有心疼也有责备，＂我只是想分房睡，没说要分开生活啊！＂
我这才明白自己误会了＂搭伙＂的意思，心里的大石头彻底落了地，嘴角不由自主地上扬。
＂傻啥呢，笑得跟老猴似的。＂她嘴上嫌弃，手却接过我的药袋仔细查看。
＂医生说问题不大，按时吃药，过段时间就能缓解。＂我握住她的手，＂咱们都老了，有些事情咱们得适应。＂
她点点头，眼里的担忧和心疼让我感到温暖，然后突然注意到我手上的花：＂买这干啥？又不是啥日子。＂
＂就是看见了，想起你喜欢。＂我把花递给她，＂听说你去买薰衣草香包了？＂
＂谁告诉你的？＂她脸一红，像当年害羞的姑娘，＂我就是睡不好，想试试。＂
当晚，秀兰把我买的药分成小包，贴上标签：＂早＂＂中＂＂晚＂，还特意给我找了个小闹钟，提醒我按时服药。
我们第一次开诚布公地讨论起＂起夜＂这个话题，虽然有点尴尬，但心里都踏实多了。
＂要不我睡客厅吧，别影响你。＂我提议。
＂那怎么行，客厅冷，再说了看病还要人照顾呢。＂她坚决不同意，反而把自己的枕头拿到我床边说，＂我再陪你睡几天，等你好些咱再说。＂
按照医生的建议，我开始了规律的生活：晚上八点吃药，九点关电视，减少水分摄入，白天则跟着小区的太极拳队活动筋骨。
秀兰也变得更体贴了，每晚都在床头放一杯温水和药，还买了那种很贵的无声拖鞋，说是让我起夜时穿。
一周后，我的情况有了明显好转，起夜次数减少到一到两次，而且动作也更麻利了，基本不会吵醒秀兰。
但她还是会在我回到床上时轻声问：＂上厕所去了？舒服点没？＂
我知道她其实是被我吵醒了，但她假装自己刚好也醒了，不想让我有心理负担。
＂好多了，你接着睡吧。＂我轻声回答，然后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心里满是感动。
有一天晚上，我如往常一样起夜，蹑手蹑脚地回到床边，发现秀兰手里攥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录着我每天起夜的情况和药物反应。
这个发现让我鼻子一酸，四十年来，我们经历过贫困、疾病和孩子的离家，但从未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到＂相濡以沫＂的含义。
我们的儿子国庆从外地打来电话，得知我生病的事情后很担心，要赶回来看我，被我们婉拒了。
＂爸，您那边有啥需要帮忙的？我立马订机票回去。＂电话那头，儿子急切的声音传来。
＂不用不用，小毛病，老太婆照顾得很好。＂我笑着回答，看了一眼在一旁听电话的秀兰，她也对我笑笑，一副＂你看我多能干＂的表情。
＂那好吧，您可得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别硬撑。＂国庆不放心地叮嘱。
挂了电话，秀兰舒了一口气：＂幸好咱们没让他回来，这一来一回多折腾。＂
我点点头：＂是啊，咱们老两口的事儿，自己解决就行。＂
厂里老刘听说我吃药的事，特意来家里看望，带了一袋子水果，没想到一进门就看见秀兰在教我打太极，两人在客厅里摆着＂白鹤亮翅＂的姿势，笑得前仰后合。
＂老陈啊，看你这样子，病好多了？＂老刘放下水果，笑呵呵地说。
＂什么病不病的，就是上了年纪的毛病，慢慢调理呗。＂我不好意思地应着。
＂还是老大姐照顾得好啊！＂老刘看着秀兰，竖起大拇指，＂要是我那口子有您一半细心，我也不至于一个人守着个空房子了。＂
秀兰不好意思地挥挥手：＂去去去，净说些没用的。＂
送走老刘，秀兰若有所思：＂老刘自从＇散伙＇后，真是老了十岁。＂
＂是啊，＂我轻声回应，＂能白头偕老的伴儿，是福气。＂
秀兰突然凑过来，小声说：＂老陈，我跟你说个事儿。＂
＂啥事这么神秘？＂我好奇地问。
＂我去社区医院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有些耳鸣，这段时间睡不好，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她有些不好意思，＂我还以为全是你起夜的缘故呢。＂
＂你啥时候去的医院？怎么不跟我说？＂我有些惊讶。
＂就前几天，你去超市那会儿。＂她低头摆弄着手指，＂我也不想让你担心，咱俩半斤八两，都瞒着对方看病。＂
我们相视而笑，都为自己的＂小秘密＂感到好笑又感动。
晚上，我们依旧睡在一起，只是床头多了两个小药盒，一个是我的前列腺药，一个是她的耳鸣药。
她把自己的枕头挪回原位，小声说：＂老陈，其实我想通了，咱们一辈子都在一张床上睡，这会儿分开算什么事儿？你起夜我就起夜，大不了白天补觉。＂
我摇摇头：＂那怎么行，你耳鸣就得好好休息，我要是老打扰你，病情加重怎么办？＂
＂那你有啥打算？＂她问。
＂咱家不是有个小次卧嘛，我收拾收拾，睡那屋去。＂我拍板说，＂等咱俩都好些了，再商量。＂
第二天，我们一起收拾了小次卧，铺上新买的床单，连老旧的台灯都换成了亮度可调的新款。
搬去小次卧的第一晚，我躺在床上，看着陌生的天花板，心里空落落的。
四十年来第一次分床睡，那种失落感比我想象的要强烈得多。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经过主卧门口，听见秀兰在翻来覆去，知道她也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在厨房煮粥，秀兰顶着两个黑眼圈走进来：＂你睡得怎么样？＂
＂挺好的，＂我撒了个谎，＂你呢？＂
＂我也挺好。＂她也明显在撒谎，眼圈比昨天更黑了。
我们就这样各自睡了将近两周，药物开始起效，我起夜的次数明显减少，她的耳鸣也有所缓解。
但我们都瘦了一圈，茶饭不思，连社区组织的老年活动也提不起兴趣。
一天晚上，我照例去小次卧睡觉，刚躺下不久，就听见轻轻的敲门声。
＂进来。＂我坐起身。
秀兰推门进来，手里捧着一个旧枕头——那是我们结婚时用的老枕头，已经泛黄，但被她收得很好。
＂老陈，我睡不着。＂她站在门口，像个迷路的孩子。
＂我也是。＂我坦白道。
她坐到我床边，轻声说：＂四十年了，习惯了有人在身边，突然没了，浑身不自在。＂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这样呢。＂我笑了。
＂不如......＂她犹豫了一下，＂你回来睡吧，大不了你起夜我戴耳塞。＂
＂那不行，影响你休息。＂我坚持。
＂要不，我搬来和你一起睡小床？＂她突然提议。
我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这单人床哪睡得下咱俩啊？＂
＂试试呗，年轻时候不也挤过吗？＂她狡黠地笑了，一下子又像回到了年轻时候。
就这样，我们带着各自的药盒和老枕头，挤在了小次卧的单人床上，我起夜时她会醒来，但不再抱怨，只是轻声问我要不要帮忙；她耳鸣犯了，我会轻轻按摩她的耳朵和太阳穴，直到她再次入睡。
一个月后，医生说我的情况明显好转，可以逐渐减药了；秀兰的耳鸣也控制住了，不再严重影响睡眠。
＂看来老两口的＇分床危机＇解决了？＂医生笑着问。
＂没分成，反而挤一张小床去了。＂秀兰不好意思地回答，引得诊室里的人都笑了。
回到家，我们把主卧的大床收拾好，又把两个枕头并排放在床头。
＂老陈，＂秀兰突然郑重其事地说，＂以后有啥事咱们都直说，别藏着掖着，行吗？＂
＂行。＂我点点头，拉起她的手，＂咱们还能＇搭伙＇多少年？得好好珍惜。＂
＂谁跟你＇搭伙＇了？＂她佯装生气，＂那是＇结发夫妻＇！＂
＂对对对，结发夫妻。＂我笑着纠正自己，心里暖烘烘的。
四十年，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年轻时候熬过了苦日子，如今也能一起面对衰老带来的不便。
在暮年时光里，我们学会了一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婚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互相体谅，共同面对那些悄然而至的衰老与不便。
我看着秀兰在灯下理着抽屉里的药盒，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明亮，心中涌起一阵温柔。
＂老伴，＂我轻声唤她，＂你说，咱们这辈子，值得吗？＂
她头也不抬，只是用一贯调侃我的语气说：＂你说呢？大半辈子的苦都吃了，这会儿还问值不值得？＂
然后，她转过头，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笑意如当年一样明媚：＂能找个起夜都这么小心翼翼的老头子，当然值得。＂
来源：恋过的美丽风景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