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驴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丝绸之路的文化空间是一幅既相对统一，又异常多元化的图景，虽局部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但其文化发展整体上是连续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化断层，这与丝路贸易上的商业精神与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从全球史视阈出发，家驴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

《单于“六骒”——

驴的丝绸之路文化史》

《史记》中

将“驴”称为 “匈奴奇畜”

“奇畜”西来

天子之宠

从动物史的角度

探讨丝绸之路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张弛 著

ISBN：978-7-100-24198-4

开本：32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定价：68.00元

向上滑动阅览

本书目录

前 言 Ⅰ

第一章 驯化：从野驴到家驴 001

一、野驴的地理分布 001

二、驴的生物特性 012

第二章 驴背上的文明 021

一、法老驴 022

二、驴道商路 031

三、家马东来 037

第三章 驴车邦国 049

一、战车与邮车 053

二、驴与王权 068

三、驴与文学 077

第四章 远征的驴队 088

一、亚述商团 088

二、《变形记》 096

三、驴 乳 112

第五章 驴马之争 118

一、驯化家马 118

二、波斯崛起 123

三、哥诺尔悬案 137

四、驴在中亚 142

第六章 印度河谷的驴鸣 151

一、邪恶化身 152

二、语言学证据 159

三、驴之象征 166

第七章 家驴入华 173

一、“奇畜”西来 173

二、天子之宠 191

第八章 驴骡驰逐 207

一、丝路胡商 207

二、畜 力 216

三、驿 驴 224

四、驴 鞠 232

五、食驴与入药 237

六、隐 喻 245

结 语 255

参考文献 261

后 记 281

驴在人类文明演进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丝绸之路的文化空间是一幅既相对统一，又异常多元化的图景，虽局部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但其文化发展整体上是连续的，没有出现明显的文化断层，这与丝路贸易上的商业精神与文化传播密不可分。从全球史视阈出发，家驴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播，完美诠释了人类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特点。丝绸之路可视为一个将不同文明联合成一个“综合体”的“更大”的文化空间，这需要学界在历史语境下重新审视丝绸之路文化的意义和内容。而本书的主旨，正是意在借助上述视角，探讨家驴在丝绸之路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

作者简介

张弛，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新疆考古、丝绸之路考古与中外文化交流，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东省社科基金等多个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在我馆出版有《明月出天山》《疾病医疗考古初探——新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汉唐时期环塔里木盆地文化地理研究》等多部作品。

结 语

近30年来，人与动物的关系史（histories of 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 relations），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热点。丹·范德萨默斯（Dan Vandersommers）指出，历史学的“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是继历史学的“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之后的又一学术思潮。哈利瑞特·瑞特沃（Harriet Ritvo）认为，动物史（Animal History）研究已经成为欧美史学的主流之一，其“动物转向”的学术趋势包括了环境史、思想史、文化史、科技史和全球史等多个史学分支领域。

过去，国内史学界对动物史关注不多，只有少数学者对与动物相关的特定史料感兴趣。近年来，随着科技考古的不断发展，基因组学、分子考古学、疾病考古学、生物力学等成果不断涌现，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动物学、社会学、文献学、语言学等跨学科综合研究范式逐步确立，全球史视阈下的动物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前沿，构成了一种“集体意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历史，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从动物与人类关系的角度出发，史学的主要门类均会涉及与动物有关的内容。动物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任何重大历史事件中都有它们的身影。认识与理解动物，是人类探索自然、创造文明的重要方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唐奈（Donnell）调查发现：现代城市幼儿在玩耍过程中，会将动物赋予人的属性，从而实现动物的拟人化；而生长在原始森林中的北美梅诺米尼人（Menominee）幼儿，会将自己想象为动物，赋予自身动物的属性。

任何一种人类文明形态，都构建出对动物界的一种想象场域，而这种场域通常围绕几种重要的动物展开，它们看似比其他任何物种更重要，或是与人类之间的联系更突出。这一关系通常非常紧密，并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因此被学术界称作“动物中心圈”（Bestiaire Central）。“动物中心圈”在人类出现不久，就已存在。史前时代晚期的“动物中心圈”一般由本地的野生动物组成，例如欧亚草原常见的虎、熊、狼、鹿、鹰、天鹅、乌鸦、野猪等。随着定居农业文明的产生，驯化家畜开始进入“动物中心圈”，如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出现了牛、驴、狗等；东亚地区出现了猪、犬、鸡等动物。

自家驴驯化伊始，它一直是人类社会与动物彼此互动的见证者。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表明，驴不仅在经济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是人类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家驴的传播研究呈现出全球史的特点，尤其与早期丝绸之路高度重合，拓展了传统史学的领域，成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一）从宏观视角出发，动物的文化交流案例并非孤立个案，需要将之放入复杂的、互动的历史空间中理解，力求避免认识的“片段化”“碎片化”。由于家驴最早驯化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因此全世界有关家驴的术语都可追溯于此；家马的驯化则在欧亚草原完成，因此有关马的术语溯源均与原始印欧语相关。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驴的传入年代要早于马，因此早期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称呼马为“来自山区的驴”（ANŠE KURRA），而我国中原地区马的传入要早于家驴，因此用马的名称“骊”来称呼驴——“漠骊”即毛驴。上述文化现象，在社会人类学中被称为“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

（二）动物史所体现的文化交流方式是多元性的，不同文明区域的动物文化，决定了互相之间交流的机缘存在差异，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照模式。例如在驼鞍技术成熟之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驴车、牛车与骆驼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随着驼鞍的应用及改进，骆驼成为陆路运输最好的交通方式，比牛车省钱，比驴车载重大，且不依赖路况。因此，骆驼最终替代其他运输方式成为伊斯兰时期西亚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以至于当地放弃了轮式车和道路的修缮。而在中古时期的中国，家驴的作用则超过骆驼。由于骆驼单价昂贵，饲养成本高，商人首选家驴作为运输工具。以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克孜尔石窟为例，其壁画中商队使用家驴的图像远多于骆驼。学界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12份唐代过所文书进行分析，发现从安西四镇至长安的胡汉商队的家畜数量以驴最多，其中马21匹、驴106头、牛7头、骡3头、驼5峰。家驴数量是其他驮畜总和的3倍。

（三）动物史所体现的人类社会及技术的发展模式，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中不乏复杂的文化成因。家马驯化的时间是公元前 3500年，家驴的驯化时间更早，二者最初的驯化目的都是为了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家驴用于乘骑、拉车和战争的历史要早于家马。直至公元前2000年，兴起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辛塔什塔（Sintashta）文化人群才将家马大规模用于军事目的，制造出灵活坚固的双轮战车。马拉战车的出现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格局，大量游牧、半游牧及畜牧人群迅速扩张，进入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东欧及印度河谷等地，马拉战车也迅速替代驴车成为战争的重要工具。骑兵的出现则要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辔头、马镳、马衔、缰绳等马具装备大量出现后，骑手才可以真正驾驭马匹——通过对马嘴柔软部分施加压力来控制战马。至于硬质马鞍、马镫、蹄铁的诞生则更晚，至少比首批骑兵的出现再晚1000年。

综上所述，不同文明跨区域间的动物传播，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动物的传播过程，也是文化的传播过程。动物知识的传送者，也是接受者，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知识的建构与重构。原有的动物知识及动物意象，在进入新的环境后，也会重新演绎和生长，甚至形成各种新的多元化的变种。

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