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导致交通瘫痪，照章办事可以造成重大损失。从斯科特和鲍曼的理论入手，王小章阐释了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也即“国家的视角”，并对其进行审视、质疑和批判。国家权力若是居高临下地以为能制定出完全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标准和计划方案并强力推行，就必然形
遵守交通规则可以导致交通瘫痪，照章办事可以造成重大损失。从斯科特和鲍曼的理论入手，王小章阐释了现代国家的“造园”姿态，也即“国家的视角”，并对其进行审视、质疑和批判。国家权力若是居高临下地以为能制定出完全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标准和计划方案并强力推行，就必然形成“理性的僭妄”，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要认识到“理性”的有限性，为各种行之有效的、有价值的民间实践保留生机，才是审慎和必要的。
在对现代国家 （modern state） 和现代秩序的看法上，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无疑是同道。鲍曼曾说，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诸多艰巨的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是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可以说，只要开始将世界的状态分为秩序与混乱 （而不是秩序和另一种秩序） ，就有了现代性；只要抉择唯有在秩序和混乱之间做出，就有了现代性；只要现实存在 （秩序） 是通过设计、操纵、管理、建造而成并因此而持续，便有了现代性。而现代国家，则是设计、操纵、管理、建造秩序的主权机构。“以理性的方式设计的社会是现代国家公然的终极因。现代国家是一种造园国 （gardening state） ，其姿态也是造园姿态。它使全体民众当下的 （即野性的、未开化的） 状态去合法化，拆除了那些尚存的繁衍和自身平衡机制，并代之以精心建立的机制，旨在使变迁朝向理性设计。这种被假定为由至高无上且毋庸置疑的理性权威所规定的设计，为评价当今现实提供了标准。” （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三年版，31页） 如果说，《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 是斯科特对于这样一种国家视角或姿态的反思、质疑、批评，那么，他的《六论自发性》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则是对于作为国家视角或姿态之反面的个人和社会的自发性及其意义的揭示、呈现和肯定。一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作为自觉的“规划”或“方案”，在十八世纪首次进入启蒙思想家的聚焦点。当然，我们可以说，经济、文化、社会、政治诸领域中的现代性起源或发端，可以追溯到更早，但启蒙思想家们将发端于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追求自觉化、系统化了。包含在启蒙思想中的现代性方案所表达的，是一种以对人类理性力量之绝对信仰为核心，以对历史之全面、无限、必然的“进步”的坚定信念为基础，寄托着对于自由、富裕、幸福的未来社会的希望和憧憬的价值理想。这种社会理想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就是对完善、确定、普遍、合乎理性的人为秩序的设计和追求：“现代性在这种秩序的征兆中诞生——秩序在这里被视为一项任务，一种同理性设计、紧密监视和首先是严格管理有关的事物。” （鲍曼：《被围困的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版，6页） “现代性方案”的基本精神，就是要以人为设计和建构的普遍理性秩序，来消除模糊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确立简单易控的清晰性、可预见性和确定性。而步入现代时期以来的各种试图改善人类状况，试图实现“美好社会、健康社会、有序社会之梦想”的宏大的“现代社会工程”，正是在这种现代精神的鼓舞推动下展开的。至于包括各门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科学，其任务就是要以精确、可靠的经验研究成果，来服务于这种社会工程。 从历史上看，这种现代社会工程滥觞于法国大革命。就像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大革命正是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趣，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二年版，182页） 不过，法国大革命仅仅是现代社会工程的发端。尽管托克维尔在此称法国大革命为一种极端“骇人的景象”，但是，在现代性理想的牵引下，在力图实现“美好社会、健康社会、有序社会”之现代梦想和精神的鼓舞下，在此后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以同样的建构理性逻辑来展开和实施的社会革命、社会改造和各种现代社会工程遍及世界各国。在《国家的视角》中，斯科特叙述、分析了一系列这类宏大的现代社会工程或项目，包括科学林业、清晰而简单化的农业、完全的土地所有权、巴西利亚式严格的“科学规划”城市、集体农庄、对人本身按照国家需要进行的改造重塑、坦桑尼亚的乌贾玛村庄、对异文化的同化政策和实践，乃至纳粹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等。当然，不能说这些现代社会工程都“失败”了，恰恰相反，它们中大多数都“成功”地实施了。但是，正因如此，这些在现代国家之“造园姿态”下实施和展开的、其初衷是要改善人类状况的社会工程或项目，才带来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大革命寓言：美德的到来与民主宪法的颁布》（ Allégorie de la Révolution: Arrivée des Vertus et proclamation de la Constitution démocratique ）， 克莱芒·贝尔（Clément Belle）绘（来源：louvre.fr）
不妨举两个例子。早期现代欧洲国家主要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待森林，导致了科学林业率先在普鲁士、萨克森产生，继而遍及法国、英格兰、美国等。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科学林业把森林变得不再是各种各样的植物和动物的栖息地，而只是可以被有效管理的经济资源。森林被清理，矮树丛被清除，树种常常被削减至单一品种，同龄的树被整齐地排列成行，砍伐、拖运、重新种植都成了常规化的程序。森林成了“单一商品的生产机器”。但是，后来显示，许多单一树种的树林在第一轮种植中虽然生长良好，到第二轮时就出现了惊人的退化。多年以后，这种科学林业的负面效应显示出来了，以致在德语中出现了“森林死亡” （waldsterben） 这个新词。另一个例子是最接近于极端现代主义城市的巴西利亚。巴西利亚是作为未来城市、作为可实现的乌托邦而按照精细和统一的方案，从无到有地建成的。在其设计和建造中，所有巴西过去的习惯、传统和实践都被摒弃，因此，它代表的是对以往之巴西的彻底鄙视。巴西利亚是由国家发明的城市，在这里，许多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生活问题都被精细地组织起来。但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是街道、广场的死亡；是真正有活力的自发性公共生活的死亡。巴西利亚不再有作为公众聚集交往之所的街道，只有机械化交通工具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虽然有名义上的广场，但那是“死亡的空间”。巴西利亚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官方指定的空间，小的、非正式的公共空间全都不存在了。有意思的是，伴随着巴西利亚，也出现了一个新词“巴西里特” （brasilite） ，即巴西的炎症。由卢西奥·科斯塔设计的巴西利亚试点计划（ Plano Piloto de Brasília ）方案，左侧为该方案的草图，右图展示了其规划的连接城市各部分的道路轴线（来源：wikipedia.org）
实际上，在斯科特所考察分析的那些现代“项目”中，上述这两个例子并不是结果最为灾难性的。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会有这么多带来灾难性结果的宏大工程或项目？斯科特认为所有这些宏大的现代社会工程或项目及其灾难性结果，都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一是国家出于自身的目的 （如增加税收、强化控制） 而对社会和环境的简单化、清晰化处置和重塑；二是极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即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三是权力集中而没有制约的国家，它有愿望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四是软弱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导言”，7页） 。这四个因素的结合，就构成了前面鲍曼所说的现代“造园国家”。二
“现代思想将人类习性看作一个花园，它的理想形态是通过精心构思、细致设计的计划来预定的，它还通过促进计划所设想的灌木、花丛的生长——并毒死或根除其余不需要的及计划外的杂草来实行。” （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学林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227页） 于是，在造园式的“国家视角”下，人类各种传统上的习性，各种自发的行为方式、习俗、秩序，都需经过国家的甄别，都被置于国家的监管或重组之下。 在经过了这样的甄别、监管之后，那些最终被判定为“杂草芜木”的内容，自然被毫不留情地铲除。斯科特指出，在过去这两个世纪中，各种民间习俗、实践方式以惊人的速度消亡，其灭绝的速度堪与同时期生物物种的大灭绝相提并论。而这种灭绝背后的主导力量，就是现代国家体制。非国家的部落、会社、自治市、城镇的松散联盟、社群等，曾是那些民间习俗、地方性实践方式的承载者，就像未经整治的原生态自然环境曾是无数生物物种的栖息地一样。而现代国家体制的崛起，取代并摧毁了这些承载者，使自己成了唯一的“合法”体制。在人为控制下形成的树林，整齐统一（来源：anarchistlibraries.net）
实际上，这种体制原本也只是发源于十八世纪北大西洋的一种民间实践，如今则以普世制度的方式大行其道。而国家制度一旦确立，便开始将它的国民同质化，有计划有步骤地处理掉国民中偏离“常规”的民间实践。多种多样的地方规约和习俗惯例被国家法律体系取代，所有地方至少在原则上要遵循同一套法律；多种多样的土地使用习惯被国家用来辅助农业税收制度的土地整理、登记、转让制度体系所取代；大量的民间教育途径，如学徒制度、“师父授业”方式、民间医疗传授、宗教传道、私塾教育等，通通被公立学校系统所取代。一切实践都走向“标准化”。而今，推动这种“标准化”的又加上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而它们所推行的那些“标准”，实际上又都来自北大西洋国家。斯科特说：“我们可以不无忧虑地预见在不远的将来，当来自北大西洋地区的商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走下飞机时，迎接他们的都是一套熟悉的秩序——法律、商业规范、监管、交通系统、物权形式、土地所有制。怎么会不熟悉呢？这些秩序本质上都来自他们 的故乡。” （《六论自发性》，94页） 问题是，那些在现代“国家视角”下制定、受到国家权力的支持和推行从而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的“标准”或“规则”，并不一定管用，并且谁若不折不扣地遵循它们，常常反受其害；而作为它们反面的民间实践或经验却反而有效。斯科特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巴黎的出租车司机不满于市政当局在车费和其他新规定上的举措，诉诸一种特别的抗议方式，即合法怠工 （grève du zèle） ：也许是统一行动，也许是不约而同，他们突然开始遵守所有交通规则，结果，巴黎的交通就陷入了瘫痪。出租车司机知道，巴黎的交通之所以能够平稳运转，是因为人们基于实践经验明智地无视了部分交通规则，如果他们不折不扣地在任何情况下都遵守全部规则，就会让交通陷入停顿。这在英语中叫作“照章办事”式罢工 （“work-to-rule” strike） 。另一个“照章办事”式罢工的例子是，在卡特彼勒公司，工人们通过放弃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积累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转而完全遵守由工程师详细规定的工作章程，从而使公司蒙受巨大损失。2016年，巴黎的出租车司机罢工，交通陷入瘫痪（来源：francebleu.fr）
“照章办事”而能构成“罢工”，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那些“规则”或“标准的操作方式”作用于其中的现实社会之实际运行是非常复杂多变的，是任何规章或标准的制定者都不可能事先完全预见的。“在多数经济体和人类事务中，稳定的环境是一种特例而非常态，一旦状况发生可观的改变，既定程式可能就无法适应了。” （《六论自发性》，94页） 这在已经进入了各种不确定性四处爆发全球弥散的“风险社会”的今天，就更是如此。因此，如果规则、标准的制定者自负甚至狂妄地以为凭借自己的“理性能力”和掌握的“科学知识”，就能够洞悉社会和事务一切可能的变化，制定出完全科学合理的规章、制度、标准和计划方案，进而居高临下地凭借国家权力强行推行这些规章、制度、标准、计划方案，要求每一个具体行动者不折不扣地服从它们、执行它们，那么就必然形成“理性的僭妄”，带来灾难性的结果。而规章、制度、标准涉及面越广，这些计划方案越宏大，其带来的危害无疑也就会越大。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分析诊断，今日的“风险社会”，本身就是“理性的僭妄”的产物，是试图以理性建构的人为普遍秩序来消除不确定性、模糊性、偶然性，以粗暴简单的计划来控制复杂多变的环境和过程所带来的那些意外后果，或者说副作用，累积和集中爆发的结果。三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彻底摒弃理性，摒弃一切规章、一切标准、一切正式的制度，更不是说要抛开国家 （政府） 而走向完全的“无政府主义”。因正面呈现出了弊端而完全走向反面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无疑是愚蠢而荒谬的。实际上，《六论自发性》的原书名叫作《对无政府主义的有保留的喝彩》 （ 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 。之所以要“喝彩”或“赞赏”，是因为作为“国家的视角”或“造园国姿态”之反面的民间实践方式、地方经验、传统习俗、社会自发反应等，有其值得重视、肯定、赞赏的功能、生命力和价值。而之所以在“喝彩”或“赞赏”的同时要有所“保留”，是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想完全抛开、否弃国家 （政府） 是不可想象的。不必说“守夜人”的角色必须由国家来承担，其他许多公共事务也都需要国家介入，比如在传统的各种地方性、亲缘性的小共同体逐步松散解体之后，许多福利保障的事务越来越多地需要国家介入；无论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还是市场的失灵，也都需要国家来纠正和弥补；许多关乎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公共计划仍离不开国家的推动，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也并不是一切民间实践、地方经验、传统习俗都是弥足珍贵而值得保留的。斯科特指出：“某些民间实践的消失并不值得惋惜。法国大革命赋予了法国人全国统一标准的公民权，如此就在法国外省废除了民间的封建农奴制习俗，这确实是为人们带来解放的好事。火柴和洗衣机等技术进步取代了燧石打火和搓板洗衣，这意味着更少的辛劳。所以，我们不必急于维护一切民间事物，也不必反对一切普遍事物。” （《六论自发性》，93页） 问题在于，推行一致化、标准化的强大机构常常并不分好坏良莠，它们往往仰仗现代国家的权力，铲除一切被认为与它们那些简单化、标准化、普遍化并可量化的计划和行为方式不一致的民间实践。正是面对现代国家的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为了避免各种各样的自发民间实践方式彻底被“造园国家”所清剿，斯科特为“自发性”辩护：“许多历史变革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临时与自发行为的结果；人类自由方面的显著进步往往不是规范的制度程序的结果，而是未经规划的、不可预测的自发行动，是自下而上打破传统社会秩序的成果。” （《六论自发性》，201页） 那么，如何在“造园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尽可能地维护“自发性”，为各种行之有效的、有价值的民间实践保留生机？斯科特提示了一种方向，即维护和拓展作为公共辩论的政治，或者说，政治的公共辩论性。以科学理性的化身自居的现代国家 （政府） ，总是倾向于将政治化约为标准化的技术，化约为可以量化统计的指标，从而使自己显得客观公正。但实际上，这种化约本身就隐藏着政治或者说权力的作用。为什么要采用和推行这种标准化技术？什么人会因这种标准化技术的采用而受益，什么人会因此受害？为什么被选择来统计的是这些指标而不是其他？随着这些标准化技术的采用以及这些指标的确立，哪些实践领域会从此备受关注或被忽略？哪些能力会因此受到重视，哪些才干则因此不再被看见从而消退？哪些民间实践、风俗会受到冲击甚至消失？哪些“自发性”会受到抑制？所有这些，原本应该在公共领域中加以公开讨论，而现今则在“中立的科学技术”的名义下被消除、被隐匿了，权力转到了掌握技术的机构手中。因此，恢复和拓展公共辩论，重塑作为公共辩论的政治，对于维护“自发性”，保留民间实践的生机是非常有益的，至少，它可以成为后者面临威胁时的缓冲带或“防火墙”。柯布西耶构想的“光辉城市”图景，该设计体现了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秩序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被西方社会抛弃，招致批判和反思（来源：colemanm.org）
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在维护自发性，保留多种多样有其自身功能和价值的民间实践的生机方面，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下面两点也非常重要。第一，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性，认识到自身“理性”的有限性，特别是在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今天更是如此；由此，在许多社会事务的治理应对中，切忌迫不及待地出台和推行一刀切的、普遍的标准化应对方式，而让更加灵活的自发性民间实践来因应各种复杂多变、难以预见的情况。换言之，在治理实践中，不妨借鉴一下“辅助原则”：在面临各种治理问题时，首先让个人对自己负责，在个人无法解决的时候，可以通过自愿合作来解决共同的问题；在自愿合作无法解决的时候，才需要公权力的介入；而在公权力的范围之内，也应当由较小较低的地方性权力机构先来解决问题；只有在下层机构需要更高一层支持的时候，更高一层才出面介入，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国家内部各级机构之间形成递升的辅助关系。第二，在真正需要制定和推行普遍性的标准和规则时 （这在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当然是免不了的） ，也不要立马强行禁止、取缔各种各样的民间实践，这就仿佛开通了一条新路，不要立刻关闭旧路，要给走惯了旧路的人们一个适应期；更何况，就像前面“照章办事”式罢工的例子所显示的，即使是像交通规范这样看似天经地义的“普遍规则”，失去了自发性的民间实践的配合，其本身也会失效，甚至带来灾难性的结果。总而言之，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中，尽可能保持审慎和自我克制，是国家的一种美德。来源：小镇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