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看看，你们都没出息！不供我养老，好，我自己来！＂我拍桌而起，茶碗里的水晃出几滴，洇湿了八十年代的老式塑料桌布。

＂看看，你们都没出息！不供我养老，好，我自己来！＂我拍桌而起，茶碗里的水晃出几滴，洇湿了八十年代的老式塑料桌布。

两个儿子面面相觑，一时间，满是裂纹的老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格外清晰。

1986年，我退休那年，正好56岁，杨家老屋的门楣上刚换了新对联，＂和顺一门乐，勤俭万事兴＂。

转眼二十年过去，如今我已是杨家老宅里的一片古树，根深叶茂，却也枝桠疲倦，满是沧桑。

记得那年，大儿子杨国栋刚从纺织技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县里的国营纺织厂做技术员，每月工资四十多块，在当时已经是个体面收入。

小儿子杨国梁则是镇上农业中专毕业，在乡镇企业当会计，穿着卡其布中山装，骑着二八自行车，村里人见了都羡慕。

那时的日子虽不富裕，油盐酱醋样样要计算着用，但铁饭碗端着，心里踏实，每到月底，两个儿子总会拿出一部分工资贴补家用。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听着院子里知了的鸣叫，说说笑笑，倒也其乐融融。

我和老伴儿含辛茹苦把两个儿子拉扯大，盼着他们能成家立业，给我们养老送终，这是我们那代人最普通不过的心愿。

退休那年，老伴儿突发脑溢血，医院抢救无效，走得太突然。

那天，天空下着瓢泼大雨，医院走廊上的日光灯一闪一闪的，刺得人眼睛生疼。

＂没能救回来，节哀吧。＂医生摘下口罩，轻声说道。

回家路上，我恍惚间仿佛还能听见老伴儿的叮嘱：＂老杨，你得保重身体，咱们老了还得看儿孙满堂呢。＂

我一个人守着两间老屋，檐下的喜鹊窝空了又满，满了又空。

儿子们轮流来看我，隔三差五地带些肉啊、水果啊什么的，倒也不算太寂寞。

直到他们各自成家，日子才慢慢变了样。

大儿子娶了城里人，媳妇李芸是百货公司的营业员，平日里扎着马尾辫，穿着洋气的的确良衣裙，爱干净讲究。

每次来我这乡下老屋，她都皱着眉头，嫌弃家里的土炕凉，嫌弃我做的饭菜没有＂讲究＂，连端饭碗的姿势都透着一股子不自在。

＂爸，您这井水还是别喝了吧，谁知道有什么细菌，我们带来的矿泉水您喝。＂李芸递给我一瓶塑料瓶装水，目光嫌弃地扫过院子里那口老水井。

我不说什么，只是笑笑，把那瓶水放在一边，继续喝我的井水。

这口井可是我和老伴儿当年用小推车推着石头，一锹一锹挖出来的，井水清甜，村里人都说好。

当年队里分水都靠＂水轮＂，常常要半夜起来排队，老伴儿心疼我工作辛苦，就提议在院子里挖口井。

＂夏天有凉水喝，冬天洗菜做饭也方便，还能浇地里的菜。＂老伴儿说着，手上已经拿起了锹。

那年夏天，我和她一起挖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在七月的一个傍晚，看到了清澈的井水。

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捧起第一瓢水，尝了一口，笑着说：＂甜，比蜜还甜！＂

想到这些，我怎能不喝这口井水呢？

＂爸，您就搬到县城和我们一起住吧，这乡下太偏了，您年纪也大了。＂国栋常劝我，声音里有几分诚恳，却也有几分敷衍。

我知道他是好意，但我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那些和老伴儿一起栽的果树，舍不得院子里的那只老黄狗。

更重要的是，我总感觉媳妇对我不太热情，虽然她表面上客客气气的。

有一次，我去他们县城的家住了几天，发现他们家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最小的那间被改成了储物间，连个床都没有。

我只能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半夜起来上厕所，还要摸黑走过整个走廊，生怕吵醒他们。

＂爸，您要不要看电视？我给您调到戏曲频道。＂李芸一边说，一边把音量调得很小，然后匆匆进了卧室。

我一个人坐在黑暗的客厅，电视屏幕的光映在我皱纹纵横的脸上，心里明白：这不是我的家。

小儿子家的情况更复杂。

国梁的媳妇王丽贤惠能干，做一手好饭菜，见了我也笑脸相迎，但他们家房子小，才两室一厅，加上有个上小学的孙子，实在挤不下我。

每次去小儿子家，孙子都要让出他的小床给我睡，自己打地铺。

看着孙子委屈的小脸，我心里不是滋味，总是找借口提前回村，不敢久住。

＂爷爷，您别走啊，我不嫌挤的。＂孙子拉着我的衣角，眼里满是不舍。

我揉揉他的头，把准备好的两块钱塞进他的小手里：＂爷爷回去还要喂鸡喂狗呢，改天再来看你。＂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和儿子们的距离反而越来越远。

尤其是1995年后，大儿子的纺织厂面临改制，不景气的消息越传越多。

工人们每天愁眉苦脸，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待岗＂的。

国栋下了岗，只拿着微薄的生活费，心情烦躁，见什么都不顺眼。

国梁的单位情况也不妙，乡镇企业风光不再，加班到深夜是常事，却总是被拖欠工资。

他们来看我的次数越来越少，有时一个月也见不到一面。

我能理解他们的难处，但心里总有些失落。

记得老伴儿还在时，常说：＂咱们养儿不就是为了防老吗？等老了，儿孙绕膝，多享福啊！＂

现在看来，这话像是一场遥不可及的梦。

转眼到了2000年，我已经七十出头。

手背上的青筋凸起，像山路一样蜿蜒。

屋后的那棵苹果树已经两年没结果了，和我一样，年纪大了，力不从心。

那年春节，两个儿子都回来了，一个比一个沉默寡言。

吃完年夜饭，他们欲言又止，最后大儿子清了清嗓子，带来了一个让我心寒的消息。

＂爸，我和您大嫂商量好了，我们家空间小，不太方便照顾您。＂国栋眼神闪烁，不敢直视我的眼睛，＂您的退休金也不多，我们每个月可以给您些生活费，您看行吗？＂

一个月三十块，他们两兄弟一人出十五，我默默算了下，刚够买点油盐酱醋，剩下的钱只够吃馒头咸菜了。

国梁也跟着说：＂爸，我家的情况您也知道，房子小，孩子也要上学，确实照顾不了您。＂

他的眼神游移不定，声音越来越小：＂要不，您去敬老院试试？听说县里新建的那个条件挺好的。＂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

养儿防老，到头来却要去敬老院？

敬老院！那不是没人管的老人才去的地方吗？

我想起隔壁村的老刘，儿子出了远门，老两口进了敬老院，不到半年，老刘头就郁郁而终了。

临终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想回家...＂

我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沉默地喝着茶，手微微颤抖，茶水洒在了八仙桌上。

眼前浮现出我和老伴儿当年为了供他们上学，省吃俭用的情景。

那是1975年，国栋要考高中，国梁也上初中了，学费、书本费加起来是个不小的数目。

我是乡里的小学老师，每个月工资才三十多块，老伴儿在生产队干活，一年到头才挣几十个工分，收入都不高。

为了凑钱，老伴儿每天凌晨四点起床，推着自行车去镇上卖自家种的蔬菜，就着昏暗的马灯，在露水还没干的田间小路上艰难前行。

我下了课就去帮生产队修水渠，晚上还在煤油灯下批改作业到深夜，眼睛熬得通红。

那时家里穷，馒头和玉米面饼是主食，煮一锅白菜汤，就着馒头，一家人能吃一整天。

肉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平时的荤腥不过是锅里飘着的几片猪油渣。

我们吃的是糠菜混杂的粗粮，穿的是补了又补的衣裳，省下的每一分钱都给孩子们买书本、交学费。

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老伴儿的棉袄旧得不成样子，领子磨得光秃秃的，袖口都破了。

我想给她买件新的，她却说：＂别买了，再穿两年没事，咱们得把钱留着给孩子交学费。＂

那年冬天，她一直咳嗽，我偷偷去供销社买了两块糖，让她含在嘴里，缓解咳嗽。

她舍不得吃，偷偷包起来，分给两个儿子：＂学习累了就吃一块，甜甜的，有精神。＂

想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儿子们长大了，会记得父母的付出，会尽孝道。

没想到，他们却把我当成了负担。

＂我知道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自己会考虑的。＂我平静地对他们说。

两个儿子松了口气，似乎卸下了重担，匆匆吃完饭就走了。

临走时，大儿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放在桌上：＂爸，这是我和弟弟凑的一百块，您留着用。＂

我没有去碰那个红包，任它静静地躺在八仙桌上，像一片落叶。

独自一人的夜晚，我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月光如水，清冷而沉寂。

老黄狗蜷缩在我脚边，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从口袋里掏出老伴儿留下的那张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四个角都卷了起来。

照片上，我和老伴儿站在中间，两个儿子一左一右，站得笔直，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

那是1980年，大儿子刚上高中，小儿子上初中，我们特意去县城照了这张全家福，花了整整五块钱。

老伴儿疼爱地说：＂以后孩子们有出息了，我们也跟着享福了。＂

如今，老伴儿走了，孩子们有了自己的家庭，这个院子只剩下我和老黄狗相依为命。

正在我黯然神伤之际，院门被推开，发出＂吱呀＂的声响。

隔壁的老王提着一个马灯，慢慢走了进来。

他比我小几岁，退休前是乡里的农机站站长，在村里很有威望，留着八字胡，走路一瘸一拐的，是年轻时修拖拉机留下的老毛病。

＂老杨，大过年的，怎么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老王放下马灯，从怀里掏出一个扁平的酒瓶，＂来，喝两口？＂

月光下，酒瓶里的液体闪着琥珀色的光。

我摇摇头：＂心里烦，不想喝。＂

＂我猜也是，看你儿子们回来的匆忙，走得又急，准是又惹你生气了。＂老王自顾自地倒了两杯，递给我一杯，＂不喝白不喝，这可是我自己酿的米酒，比供销社卖的强多了。＂

酒入愁肠，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王。

老王听完，重重地＂哼＂了一声：＂现在的年轻人啊，忘本！当年你们夫妻俩怎么把他们拉扯大的，他们都忘了！＂

我苦笑着摇摇头：＂话也不能这么说，他们也有难处，城里房子小，工作忙...＂

＂得了吧，你就是太心软。＂老王打断我，眼睛亮得出奇，＂我有个主意，你那块荒地不是闲着嘛，咱们可以种些时令蔬菜，现在城里人都喜欢吃绿色食品，说不定能赚点钱。＂

我摇摇头：＂我一把年纪了，折腾不动了。再说，种菜能赚几个钱？够塞牙缝的吗？＂

＂你别小看这个！＂老王兴奋地说，抬手在空中比划着，＂我侄子在县城开了个＇绿色食品＇专柜，专门收购咱们农村的土特产，价钱比市场上高一倍呢。＂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仿佛看到了金灿灿的前景：＂再说了，种地本来就是咱们老农民的本行，手艺都在骨头里呢，总比在家里干坐着强。＂

他的话让我心里一动。

确实，我虽然是退休教师，但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对土地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我家后面那块荒地有五亩多，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因为位置偏远，一直没人耕种。

如果真能把它开发出来...

＂行，我明天就去看看那块地。＂我做了决定，眼神中多了几分神采。

第二天一早，我和老王拿着锄头、镰刀去了那块荒地。

初春的晨雾还未散尽，荒地上的露水打湿了我们的裤脚。

多年无人耕种，杂草丛生，还有些小灌木，荒草有半人高，隐约能看见早年的田埂轮廓。

但土质不错，黑黝黝的，捏在手里油润细腻，散发着泥土的芬芳。

＂这地好啊，肥力足，适合种菜！＂老王兴奋地说，声音在晨雾中回荡。

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清理荒地，除草、翻土、做畦，每天从天不亮干到太阳落山。

我许久没干过这么重的体力活，手上起了血泡，背也直不起来，晚上躺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疼。

但这种疼痛却让我感到久违的充实和满足。

村里人看见我们每天干得热火朝天，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杨老师，您这是要种啥呀？＂村里的老张问道，眼神里透着怀疑。

＂种菜呢，到时候您尝尝我的绿色蔬菜。＂我笑着回答。

他们都觉得我这把年纪了，突然折腾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有人说我是＂老骥伏枥＂，有人说我是＂老来疯＂，议论纷纷。

我不管这些，只埋头干活。

清理完荒地后，我们开始播种。

我选了些当季的蔬菜：青菜、萝卜、茄子、辣椒，还专门留了一小块地种有机西红柿——这是老王侄子特别交代的，说城里人最爱吃。

春去秋来，我每天早出晚归，忙着照料那片菜地。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露水上，闪闪发亮，好像给每片叶子都镶上了金边。

我蹲在地里，小心翼翼地摘除病叶，看着嫩绿的新芽一天天长大，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

村里人经过菜地，都会停下来赞叹几句：＂杨老师，您这菜长得真好啊！＂

＂那是，我这可是纯天然的，一滴农药都不打！＂我骄傲地回答。

虽然劳累，但心情却比以前好多了。

土地给了我力量，让我感觉自己还有用，还能创造价值。

第一批蔬菜收获的时候，老王帮我联系了他侄子。

我们把新鲜的蔬菜装在竹篮里，用露水冲洗过的大叶子盖在上面保鲜，然后用自行车驮到县城。

老王侄子的＂绿色食品＂专柜就设在县城最繁华的街道上，门口还挂着＂无公害农产品＂的牌子。

果然如老王所说，这些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的＂绿色蔬菜＂很受欢迎，价格比一般菜高出不少。

＂叔，您这菜太好了，这个周末能不能再送一批？我们店里的顾客都等着呢！＂老王侄子高兴地说。

我第一次赚了三百多元，心里美滋滋的，回家路上还特意买了两斤猪肉，犒劳自己和老黄狗。

那晚，我坐在院子里数着钱，一张张崭新的人民币在月光下泛着淡淡的青色。

想起儿子们给我的那一百块钱，我不禁笑了：我靠自己的双手，一样能活得有尊严！

渐渐地，我的蔬菜有了点名气，常有附近镇上的人专门来买。

有一次，一个穿着讲究的中年妇女，骑着摩托车来到我的菜地，说是听说了我的＂绿色蔬菜＂，特意来买些回去。

＂老人家，您这菜真好，一看就是用心种的。＂她夸赞道，＂我家娃娃挑食，只吃您这种没打药的菜。＂

我心里暖暖的，干劲更足了。

一年下来，除去成本，我竟然净赚了近两千元，这在当时的农村是笔不小的收入。

更让我惊喜的是，干活使我的身体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以前常犯的腰痛、头晕等毛病反而少了，连村里的赤脚医生都说我比同龄人硬朗多了。

＂杨老师，您这是找到＇长寿秘方＇了！＂他笑着说，＂就是别太累着，量力而行。＂

医生说这是因为我有了规律的活动和阳光照射，对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好处。

两个儿子得知我种地赚钱的事，态度也有些变化。

那年中秋节，他们一起回来看我，惊讶地发现我的院子焕然一新：漏雨的屋顶修好了，院子里铺了青砖，厨房的灶台也翻新了，煤油灯换成了电灯，还添置了台十四英寸的彩电。

＂爸，您这是...？＂国栋惊讶地看着焕然一新的家，嘴巴张得老大。

＂自己赚的钱，自己花。＂我笑着说，心里有点小得意。

国梁更是瞪大了眼睛：＂您真的靠种菜赚了这么多钱？＂

我没直接回答，只是把他们领到后院，指着那片生机勃勃的菜地说：＂这就是我的＇摇钱树＇。＂

菜地里，西红柿红艳艳的，辣椒青绿青绿的，一行行整整齐齐，每一畦都修葺得方方正正，一看就是用了心思的。

那天，我做了一桌子菜，全是自己地里种的：炒青菜、西红柿鸡蛋汤、茄子煲、凉拌黄瓜...色香味俱全。

两个儿子和儿媳妇们吃得赞不绝口，连平时挑剔的大儿媳也说：＂爸，您种的西红柿真好吃，比市场上卖的香多了。＂

吃完饭，国栋有些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爸，您看您现在这么能干，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我笑而不语，心里明白，他们的态度转变，不仅仅是因为我能自食其力了，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的价值。

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被人当成没用的负担。

第二年春天，我的＂事业＂更进一步。

在老王的建议下，我开始尝试种一些反季节蔬菜和特色农产品。

我们用简易的塑料大棚种起了冬春反季节蔬菜，又在地头养了几箱蜜蜂，用家里的老罐子装蜂蜜，贴上手写的标签：＂纯天然土蜂蜜，杨老师出品＂。

酿的蜂蜜纯正天然，很快在县城打出了名气，供不应求。

这年夏天，镇上来了个＂农村能人创业展览会＂，老王非拉着我去参加。

我带着自己的蔬菜和蜂蜜，搭了个简易摊位，没想到一天下来，所有东西全卖光了，甚至有人加钱预订下一批。

镇长还亲自过来，握着我的手说：＂杨老师，您这是做了件好事，为咱们镇上的＇绿色食品＇事业做出了贡献！＂

他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我想了想，说道：＂能不能帮我修一条进荒地的小路？下雨天泥泞难行，推车都推不进去。＂

镇长当场拍板，答应帮我修一条水泥路。

回到家，我算了一下账，这年净赚了近五千元，在村里算是个小＂富翁＂了。

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晚年的价值和乐趣。

时间如流水，一晃又是三年过去。

我的＂绿色农场＂越来越有名气，不仅蔬菜畅销，我酿的蜂蜜和自制的咸菜也很受欢迎。

我还和老王一起开始尝试种一些中草药，找了县中医院的老中医指导，进展很顺利。

那个名叫＂杨老师的农场＂的小牌子，成了我们村的一道靓丽风景。

这期间，两个儿子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他们不再把我当成负担，而是经常来帮忙，有时甚至会带着城里的朋友来参观我的＂农场＂，脸上是掩饰不住的骄傲。

小儿子的儿子，我那个孙子，每到周末就吵着要来爷爷这里玩，说爷爷家的蔬菜好吃，院子里玩得开心。

＂爷爷，我长大了也要种蔬菜，和您一样！＂孙子奶声奶气地说，眼睛亮晶晶的。

我摸着他的头，笑得合不拢嘴：＂那爷爷就等着你来接班啦！＂

我把赚来的钱分成三份：一份用于扩大生产，买了台小型耕地机，省了不少力气；一份存起来防老，藏在那个老式衣柜的夹层里，整整齐齐码着。

还有一份...我打算做一件事，一件我计划很久的事。

2006年初，我请了村里的几个木匠和泥瓦匠，开始修缮老屋。

不仅把漏雨的房顶全部换新，还在院子边上增建了两间新房，宽敞明亮，一间作为客房，一间准备做农产品储藏室。

院子里的老槐树下，我还砌了一个小凉亭，夏天可以乘凉、聊天。

两个儿子得知后，都赶来帮忙。

看着他们挥汗如雨地干活，国栋脱了上衣，露出晒得黝黑的膀子，国梁戴着草帽，手脚麻利地搬砖，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欣慰。

＂爸，您打算住新房吗？＂国栋擦着汗问。

我摇摇头：＂新房是给你们准备的。＂

我指着那两间崭新的屋子，＂你们不是总嫌我这老屋住着不舒服吗？现在有了新房，你们回来住就方便了。＂

国栋愣住了，眼圈有些发红：＂爸，我...＂

＂别说了，做儿子的，就应该常回家看看。＂我拍拍他的肩膀，感受到他肌肉的结实，欣慰地笑了，＂家，永远是你们的港湾。＂

国栋低下头，肩膀微微抖动。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吃着我种的蔬菜，喝着自酿的米酒，聊到深夜。

满天繁星，像无数个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这个重获温暖的家庭。

月光如水，洒在我们身上，仿佛回到了孩子们小时候，我和老伴儿还在一起的日子。

大儿媳妇李芸主动帮我收拾碗筷，还夸我的厨艺：＂爸，您这手艺比饭店里的师傅还好呢！＂

小儿子的孩子在院子里追逐打闹，笑声清脆，像银铃一样悦耳。

＂爸，我们想和您商量个事。＂国栋和国梁对视一眼，郑重地说。

＂什么事？＂我问，心中隐约有些猜测。

＂我和弟弟商量好了，以后我们轮流回来陪您住几天。＂国栋的声音有些哽咽，＂您种地辛苦，我们也应该多帮忙。再说，孩子们也想多和爷爷在一起。＂

我笑了，但没回答，只是点点头。

心想，这就够了，这就是我想要的。

国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爸，这是我和哥的一点心意，您收着。＂

我摆摆手：＂不用了，我现在不缺钱。＂

我指着满院子的果树和菜地，＂这些就是我的＇养老保险＇，比什么都靠谱！＂

如今，我已经76岁了，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

我的＂绿色农场＂已经成了村里的一张名片，常有城里人专程来买农产品，甚至有记者来采访我这个＂农耕达人＂。

两个儿子如他们所承诺的那样，每个月都会回来住几天，帮我打理农场。

他们的态度和以前大不相同，常常主动问我需要什么，要不要去城里看病，家里有什么要修缮的。

更让我欣慰的是，孙子孙女们都喜欢来我这里。

他们喜欢听我讲村里的故事，喜欢跟我一起在地里劳作，品尝刚摘下来的新鲜蔬果。

我看着他们天真的笑脸，仿佛看到了老伴儿当年的期盼：坐在树下乘凉，看着孙子孙女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

有时候晚上，我坐在院子里抽旱烟，老黄狗趴在我脚边酣睡，我仰望星空，会和老伴儿说说话。

＂老伴儿，你看见了吗？孩子们都回来了，院子里又热闹起来了。＂

我轻声说着，仿佛她就坐在身边，＂你说的没错，人这一辈子，赚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在一起。＂

前几天，村里来了个年轻人，说是县电视台的，要给我拍个短片，说我是＂乡村振兴的榜样＂。

我笑着婉拒了：＂我就是个普通老农民，哪里当得起什么榜样？＂

但我心里明白，当年那个让两个儿子后悔的决定，其实很简单：我决定靠自己的双手，活出了老年人的价值和尊严。

我没有怨恨儿子们的不孝，而是用行动证明，老年人依然可以创造价值，依然可以活得精彩。

最重要的是，我找回了家的感觉，找回了亲情的温暖。

前天，大儿子来电话，说他们决定在中秋节时全家搬来老家住几天。

我放下电话，看着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它见证了我们家的起起落落，如今依然枝繁叶茂。

我想起老伴儿常说的一句话：＂种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

我种的不是梧桐树，而是一颗爱与尊严的种子。

现在，这颗种子已经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不是吗？人这一辈子，归根结底，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来源：禅悟闲语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