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禁烟的那段历史

摘要：1903年初夏，翰林学士恽毓鼎奉命前往开封充任癸卯科同考官。返京路上，他惊讶地看到，黄河沿岸竟然种植着绵延连片的罂粟。在色彩黯淡的豌豆或麦田的衬托下，那些罂粟花开得如此艳丽而惹人注目，让恽学士忍不住赋诗一首：“晓渡黄河走转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

1903年初夏，翰林学士恽毓鼎奉命前往开封充任癸卯科同考官。返京路上，他惊讶地看到，黄河沿岸竟然种植着绵延连片的罂粟。在色彩黯淡的豌豆或麦田的衬托下，那些罂粟花开得如此艳丽而惹人注目，让恽学士忍不住赋诗一首：“晓渡黄河走转车，离家较近转思家。南风十里鸳鸯锦，开遍连畦罂粟花。”

7年后，美国社会学家罗斯也在陕西看到类似的情形，“成片的罂粟花长得如火如荼，异常耀眼。它们的主色调是雪白色，花冠则五颜六色，有紫色、粉色、深红色、猩红色、红宝石色，这些颜色点缀在白色罂粟花上，五彩缤纷，煞是好看……它们就像是技艺高超、美艳绝伦的美女蛇，引诱驱使着众多的追随者”“罂粟花在阳光下摇曳生姿，鸦片种植的繁荣，让人丝毫不会觉察这个国家的暮气沉沉”。

罗斯还观察到，每到罂粟成熟的季节，农民总是先用小刀把球状的罂粟果划开一个口子，然后牛奶一般的汁液就会从小口子渗出；一两天后，汁液会变成棕黄色的胶状物，把这些东西刮下来，就是“原生”的鸦片——事实上，这种未经加工和提纯的鸦片本身就是一种毒药。与粮食作物相比，罂粟的产量十分有限，每英亩只能产几磅鸦片而已（一磅为453克，合不到一斤），但到鸦片出售时，每磅可以卖到2—10美元，是种植小麦收入的数倍。

道光时期，尚未等鸦片战争开战，全国各地早已是烟馆林立，上自王公大臣，下至普通百姓，吸食鸦片竟被视为富贵荣华的标志，就连道光皇帝，也一度沾染成瘾。后来，道光发现吸食鸦片费用甚大，而他又是“史上最吝啬的皇帝”，于是将烟膏毁弃，并处死了最早进烟的太监。戒除烟瘾后的道光不无担忧地说，此物如不禁绝而任由它流行于内地的话，不但亡家，实可亡国！

“禁烟”并非始于道光，早在林则徐虎门销烟之前，雍正朝即有规定，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比照邪教惑众惩处，最高可处绞监候。但荒唐的是，严刑峻法下的鸦片非但屡禁不止，反而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战败而泛滥成灾。据统计，1856年从境外输入的鸦片价值3500万银圆，至最高峰的1879年达到94835箱，合1312万英镑（约5200万银圆），而上海滩的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当时都以贩卖鸦片而闻名。

“洋药”（进口鸦片）潮水般涌入的同时，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则不断外流，这对于一个“银本位”国家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为此，清廷想出了一个“进口替代”的高招，那就是准许本国种植罂粟。这样的话，“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在此思维启发下，就连林则徐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改变了之前的强硬主张，其认为，“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若内地果有一种芙蓉胜于洋贩，则孰不愿买贱食”？

背离了保护国民身体素质的基本宗旨，清廷的“禁烟”政策也就变成了防止白银外流乃至于“与洋争利”的经济手段，开禁也就是迟早的事了。“烟禁”放开后，一些适合种植鸦片的地区为追逐丰厚利润而改种罂粟，很多肥沃的“生谷之土”被挤占，而在大量土烟涌入市场后，鸦片价格随之下降，这又导致吸食者成倍增加。

湘军大佬，曾任多省督抚的曾国荃对此极为痛心：“以前力耕之农夫，决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吸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而为乞丐、为盗贼矣。”

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禁烟，鸦片在中国已弛禁半个多世纪。据《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统计，鸦片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占到中英贸易的一半以上，而在整个19世纪，鸦片是世界贸易中交易金额最大的单宗商品。与此同时，国内鸦片种植也十分普遍，据1906年的统计，全国共播种罂粟近1800万亩，占当时全国总耕地的1.5%，而在部分地区，如四川、云南、贵州三省，罂粟种植面积占到全部可耕地面积的8%以上。

以四川为例，当时“川东无处不种罂粟，自楚入蜀，沿江市集卖鸦片者，十室中不啻六七”；川土“行销湘、鄂、陕、黔等省，道途数千余里”，而在清廷宣布禁烟的前夕，四川“有四十余州县，除边厅者，向资罂粟为生计”。光绪年间，云、贵、川三省的土烟产量最高，其原因有二：一是当地罂粟种植的收益远高于粮食种植，二是西南地区多山地而少良田的自然条件。

鸦片经济的繁荣与众多的吸食者互为因果。据统计，1906年全国鸦片产量约5800万斤，鸦片吸食者超过2000万人，而在部分罂粟种植区，由于鸦片十分便宜，以至吸食者众多，如四川、甘肃等地，近半甚至超过四分之三的男人都吸食鸦片，而女性也为数不少。有一些地方，人们讨论婚嫁时，最需要了解的细节竟然是这个家庭中拥有几杆烟枪！

清末新政后，国内对革除鸦片陋习的呼声日益高涨，经反复争论后，清廷最终于1906年9月20日颁发“禁烟上谕”，宣称在“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当年11月30日，会议政务处拟定《禁烟章程》十条，其中对禁吸、禁种、禁运等各项举措作了具体规定。1908年4月，清廷委派恭亲王溥伟充任“禁烟大臣”，以示重视。

鸦片吸食者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各级官员与随从者，鸦片战争之前即有人估计，京官中吸食鸦片者占十分之一，地方官中则有十分之二三，至于“刑名钱谷之幕友，则有十分之五六，长随、胥吏更不可胜计”。

按《禁烟章程》第九条的规定，凡60岁以下的官员限6个月戒断（此条同样适用于学堂教习、军官、士兵、学生等），否则即要辞去公职。为此，各省先后设立禁烟局所52处，并令各级官员、有职人等分期调验。这种专门的检查场所，生活必需品一应俱全，唯独没有鸦片供应，受验人员必须在这里待满3天，才算通过。据报告，到1911年4月20日，京内各衙门已戒断者近5400人，因“戒烟不力”而被“革职休致”或自请开缺者达290人，更有136人“因戒吸而病故”。

清末禁烟的另一大突破是通过外交谈判与英国达成协议。自1907年开始，英国承诺每年自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减少10%，如清廷在其后3年的禁烟成绩有重大进展，英国将继续减少进口（如无进展，中国需赔付英国此前损失的3倍）。1909年2月，清廷在上海主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会议地点设在外滩最豪华的汇中饭店，当时有来自中、美、英、法、德、俄、日、意等1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会议。作为会议的重要成果，本次“万国禁烟会”直接催生了首部国际禁毒公约——1912年《海牙禁止鸦片公约》。

在3年试验期即将到期之时，清廷于1910年与英国重开谈判，但英国人对中国的禁烟成果将信将疑，迟迟不肯兑现之后7年内停止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承诺。为调查清廷的实际禁烟情况，英国外交部委派资深外交官谢立山展开实地考察。从1910年5月到1911年5月，谢立山用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山西、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6个主要鸦片种植省份。在其后提交的评估报告中，谢立山认为，“山西实际上已完全停止了罂粟种植，陕西罂粟种植减少大约30%，甘肃种植减少不到25%”“云南全省自从采取禁烟措施后种植减少大约75%”“贵州鸦片种植也减少70%”。

随着国内禁除鸦片呼声的高涨，资政院在首次年会上通过决议，奏请清廷于1911年1月29日全面禁止鸦片种植，并全面禁止鸦片进口。该决议通过的次日，清廷外务部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交备忘录，其中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彻底禁绝本土鸦片而英国仍向中国出口鸦片的话，这不但有违公平，而且是不道德的。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最终同意继续减少鸦片出口，并于1917年全面停止对华鸦片贸易。

不管怎么说，清末禁烟在短短的数年间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禁烟后，随着小麦稻谷种植面积大大增加，粮食供给变得充足，而被鸦片挤占的商业也在恢复。以甘肃为例，内地商人之前往往来此收购鸦片，而禁烟后则改为羊皮、猪鬃等。作为禁烟成效的另一个证明是，鸦片价格在此期间连翻数倍，据说四川奉节县（今属重庆）因远离总督府而禁烟松弛，大约有五分之四的耕田都种了鸦片，结果那些滑头的烟农狠狠发了一笔横财。

作为一项“善政”，清末禁烟却引发了另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大加剧了清廷财政上的危机。庚子年后，由于推行新政和外加各项赔款，清末财政已是捉襟见肘，而禁烟更是令其雪上加霜。据统计，在禁烟政策实施前，清廷每年从洋土药所得收入高达1000万两（含进口鸦片的进口税、土药的厘金、烟亩捐等），占清廷财政收入的8%左右。

为弥补因禁烟而导致的财政损失，清廷想方设法另开税源，譬如推行印花税、盐斤加价等，但这些远远不能堵住由此带来的财政窟窿。为此，地方督抚们也是绞尽脑汁，掘鼠罗雀，如云贵总督沈秉坤开矿增收，四川总督赵尔巽拟抽肉厘，江西巡抚冯如骙对出口之米征税，等等，不一而足。

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一项要务是练新军，而很大一部分军费是来自鸦片税款。以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为例，在1895—1905年，其经费有30%来自鸦片税，而禁烟令后，来自鸦片税的经费下降为13%，结果导致原本可以生产出世界最新式枪炮的兵工厂最终难以为继，停滞不前。

在严重的财政困难下，各省不得不削减用于军队的开支，而这又招来了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10年10月，被派往江宁陆军中学学习的第九镇军官被宣布只发给七成薪俸时，学员们的情绪十分激愤。1910年底，湖北宣布削减新军开销，总数达56万两。军人对此表示抗议，有的甚至带着武器离开了军营（一条步枪可卖数十两银子）。1911年，清廷已无可能足额发放官兵们薪俸，于是在当年5月宣布各级军官的俸银削减40%，这无疑是新军军官们在辛亥年与清廷离心离德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