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推开房门，看到田连元站在阳光里，扶着助步车。他说：“前两年啊，中风了，腿脚不利索了。”这一开口，多么熟悉的声音，穿过岁月，一下让人回到守在电视旁听评书的时光。作为听众，你或许听熟了《水浒传》《杨家将》，又或许难忘在电视里见到他表演评书——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动
推开房门，看到田连元站在阳光里，扶着助步车。他说：“前两年啊，中风了，腿脚不利索了。”这一开口，多么熟悉的声音，穿过岁月，一下让人回到守在电视旁听评书的时光。
作为听众，你或许听熟了《水浒传》《杨家将》，又或许难忘在电视里见到他表演评书——一招一式，你来我往，动作潇洒。你曾经也跟着人物紧张，跟着故事悲喜，一边想象着梁山泊的“好汉世界”，一边期待着“下回分解”。
人们赞誉他为评书界的常青树，国家颁给他殊荣，而他也坚持“老百姓在哪里，我就说到哪里”，上部队、下厂矿，最高到过海拔5100米的红其拉甫国门，最深到过地下1300米的徐州煤矿。在边防前线时，战士们围坐在篮球场上听他说书。20多分钟一段书，说完两段，他穿的胶鞋鞋底都热化了，粘在地面上挪不动步。
有一次，他到公社去演出，人家说，我们这个沟里没电，没有收音机，也没有电视，有一个老太太出不来门，从来没看过节目。他拿着一把扇子，到那沟里去给她说了一段“程咬金卖耙子”。说完了要走的时候，老太太问，你说那个人他后来怎么的了？原来，她还沉浸在书里。
近年来，田连元不仅出版了中国曲艺发展史上第一本评书高等教育教材，还构建起评书表演的理论体系。
他的“三壁书房”，摆满历史典籍、人物传记。书桌前有一扇窗，窗外能看到车水马龙的三环路。前几年，他每天到丰台公园练功，站桩、踢腿，再打一套形意拳。但现在，他日常出门只为去晒晒太阳，剩下的时间，全部投入到研究评书的理论体系中。与他一辈子志同道合的夫人刘彩芹这样说：“他这一辈子没离开过书本，除了看书没有别的嗜好。他太真诚了，做什么事都特别认真，不会说假话。这就是他，一辈子就这么走过来，他太累了。我心疼他，但也很支持他。到这个岁数，他写完的东西都是先让我看，我们两个还在不断谈论艺术，一辈子没变。”
如今，说评书的田连元给评书“上户口”，为说书人“立传”，这个说书的梦圆满了吗？他说，艺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我一辈子说了三辈子话，人说我是说书先生，其实我是永远不毕业的学生。这是真话，因为研究评书到什么时候都没个完。”
田连元和妻子刘彩芹在家中
评书是传统艺术的活化石
北青报：前不久您在《人民日报》刊文讲述了古代说书人的故事，还对评书表演的理论有一番总结，令人耳目一新，引发读者关注。
田连元：这些年我在研究中国评书史。实际上历朝历代的说书人在历史笔记小说里都有记载。在文章里，我就写了说书人柳敬亭学艺的故事，因为我从这个故事中深刻领悟到“说书何其难也”。
说书人都知道古有柳敬亭。他是明末清初的大说书家，他的成功源于恩师莫后光。历史记载，莫后光在一个庙里说《水浒》、说《隋唐》，三伏天最热的时候，几百个听众没有扇扇子的，因为莫后光这一说书，把大伙说得都忘了扇扇子。这是说书人的魅力。柳敬亭想投奔名师，于是便有了柳敬亭三见莫后光的故事。第一次见，柳敬亭其时说书也已小有名气，但莫后光跟他说，世间万物，要说的，你都得了解，不然就说不明白书。柳敬亭回去又演了三个月，再让莫后光看。莫后光说，你只是把观众逗笑了，这很容易。于是柳敬亭又走了。三个月后，他说书时，台下人听到吃惊的地方，“舌头都翘了起来”。莫后光终于认可他说书有了几分成绩。后来，柳敬亭说书时举手投足都有意味，人没说话，就能把情绪带给观众。而观众听说书时，犹如见到了画面，结束时又会感到“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一种“若有见”“若有亡”的强烈感受。我就想，柳敬亭那个时候听懂了莫后光的只言片语，研究、实践，最终成就了“古有柳敬亭”。他八十岁到北京，还有很多人邀请他到各王府去说书，也说明他说书的影响之大。
北青报：评书的历史底蕴这么深厚，您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田连元：其实柳敬亭不是最早的说书人。再早时，比如隋朝时，有个叫侯白的说书人，这个人善于说笑话，说什么都非常生动。他是越国公杨素的一个散官。隋文帝听说了他，把他召来，聊得很开心，就任命他编修国史，给他五品官的俸禄。又比如南宋时，有个讲史艺人王防御（号委顺子），他是在宫廷里吃皇粮拿官饷的说书人，受到当时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欢迎。听众为之叫绝的，是他“贯穿千古五车书”的“三寸舌”，可见其学识之渊博。
在古代，人们靠听书看戏满足生活情趣、传播历史知识。唐书正史里记载着说书人，说明隋唐时期说书已经十分盛行了。元稹、白居易就喜爱听书。苏东坡还写过说书人的一些事儿：有一回苏东坡上别人家去串门，人家主人给孩子零钱打发他上街听说书去。晚上孩子回来了，苏东坡问他，你听什么书了？小孩说，说“三分”。当时说“三分”就是说“三国”，可见宋朝时三国的故事就已经在民间流传了。苏东坡又问，听得怎么样？小孩说，曹操一倒霉就乐了，刘备一打败仗就哭了。苏东坡当时就感叹说，君子的功业和小人的事迹千百年不可磨灭啊。从历史记载来看，唐宋元明清，历代说书的艺术形式都有据可查。而且，古代说书就是一把扇子、一块醒木，到现在传统的形式也没怎么变，还是这样。所以我说，评书是传统艺术的活化石。
不限制观众的想象
说书的艺术性就在这里
北青报：起初，您如何想到要对评书的表演理论体系进行研究？
田连元：前几年，由中国曲艺家协会和辽宁科技大学组织，要出版一套曲艺专业理论的书籍，包括《中国曲艺发展简史》《快板表演艺术》《相声表演艺术》《山东快书表演艺术》等，一套总共12本。因为我是辽宁科技大学艺术学院的名誉院长，我一想，过去评书没有专业理论，它是挂在戏曲表演类别里的，相当于评书在曲艺里面没有“户口”，所以我就写了《评书表演艺术》这本书，进而深入研究评书的表演理论。
戏剧、戏曲，有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中国戏曲程式三大表演体系，我就想，曲艺的表演体系在哪儿呢？写《评书表演艺术理论》之后，我认为，评书是营造想象的表演艺术，这是一种独特的表演体系。一方面，评书演员要营造想象环境、营造想象人物、营造想象事件，表现方法就是一人多角、虚拟表演，一个人一台戏；另一方面，评书演员还要塑造自我，通俗地讲，叫做有台缘儿——你站在台上，人们就爱看，就有舞台魅力。
我觉得，中国的“斯坦尼表演体系”在明朝时候就有了。你看，评书的特点，就是在有限的时空里，创造出无限的想象。说书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不限制观众的想象。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想象，我说潘金莲，艳如三春桃李，美似出水芙蓉。增一分则长减一分则短，敷粉太白，敷胭脂太红。不管我怎么描绘，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个潘金莲。所以我这个说书的不能限制观众的想象，随着说书人的表演交代，能让不同的观众都情愿跟着他想象，跟着他紧张，跟着他哭笑，跟着他情绪起伏，说书的艺术就在这里。
北青报：您编创的评书，加入新的史料，既保留了传统特点，又刻画了人物的细节，比如《水浒传》就有很多经典人物、情节细节，令人印象深刻。
田连元：评书要的是书外之功。翻开一部说书史，可以看到留在史书中的说书名家必是读书的大家。说书必须先读书，说书说到哪儿就得研究到哪儿。比如说到宋朝的书，就要研究宋朝的典章制度、人物穿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生活习俗，方方面面。新时代说书，上广播了，上电视了，不能只是照着老说书先生的那一套念下来，得研究透了才行。
我说《智取生辰纲》一节时，说晁盖和白胜等人乔装成商贩挑着白酒上黄泥岗买酒，押运生辰纲的士兵为解渴，争相舀着白酒喝。我当时想，这白酒能像现在的白酒吗？四五十度那不都醉倒了？所以我查了很多资料，才发现原来宋朝喝的白酒是手工榨的酒，有白酒、清酒、黄酒、老酒，其中白酒的度数不高，类似于现在的啤酒。说书时加上这些素材，观众听着就觉得更合理了。还有“孙二娘外传”那段也是我编创的。当时我就想，一个女人她怎么给自己起名叫“母夜叉”？而且这个卖“人肉包子”是从何而来？《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我用哪块儿我就查哪块儿，交代清楚始末缘由，才能让故事更加合理。
中央电视台导演王枫听过我说《水浒传》，他就感觉我说得比较到位。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筹备拍摄大型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时候，王枫就找我参与剧本的艺术顾问，我跟了剧组两年，当时的顾问组有红学家李希凡、冯其庸，还有北大教授周强等著名专家学者。所以有人就说，田连元加入顾问组，是把评书艺术无形中抬上了一个高度。不管怎么样，那也是很让人欣慰的一件事。
曾经不愿意说书
命运逼着我说书
北青报：您出身曲艺世家，7岁登台，14岁从艺，17岁养家糊口，20岁进团……回头看，从艺最初有哪些最深的记忆？
田连元：我9岁在津南咸水沽拜师王起胜。当时我师父在天津咸水沽演出，就是说《施公案》，十分红火，场场满座。那时，我坐在一张单独的小板凳上，在书台旁边听他说书。
后来我在津师附小三分校上学念书，三年级时候被评为全校的模范儿童。那时候我不想说书了，我想上学，想上中学、考大学，想开火车、当飞行员。到了五年级，我辍学了。因为父亲生病了，于是我就得靠说书挣钱养家。
我在天津小站开始说书。当时台下没几个人。后来又到杨柳青说书，能给家里挣个三块两块的。那时候我也想过改行考中国戏曲学校，师爷很支持我，同时跟我说，曲艺也不是不好，他说王尊三在解放战争的时候，通过唱一段西河大鼓，就把敌人的一个班给引过来了。
青年时期我遇到一个良师益友，他叫范云，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学生，多才多艺，带眼儿的会吹，带弦儿的会拉，唱歌唱得也好。他教我三弦，跟我讲，三弦这个乐器，在乐队里边谁也压不住它。这些，让我觉得做民间艺人也没必要那么自卑了。范云乐观豁达，那时他创作音乐和曲艺作品，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就干脆署别人的名字，只要能发表就行。而且，不论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他始终很勤奋。他一身艺术细胞，最后学了法律，成了专为百姓打官司的大律师。他曾和我说过，“就想做一个大写的人”。
我后来到胜芳书场说书，人很少。我心说我干不了这个。书场掌柜的叫吴庆山，我到现在还记得，冬天他给我点个炉子，我说您别点炉子，您这挑费更大了。他说，我开得起书馆，点得起炉子，我听你说得不错，将来你成角儿了，别忘了在我这儿练过买卖就行。这话让我很感动。之后我到静海说书，白天没人，人家也不让我说书了，我天天拉三弦。那时候我就想：将来能干什么呢？我在杨柳青跟岳家霖学过武术，不行我就回去学好武术，开武馆，教徒弟，也能挣钱。
后来我到了济南，当时有一个说书的大角儿，叫张立武，他开的书馆，400人的院子天天满座。一个偶然的机会，演早场的张太清先生临时有事，让我替他说了两天《呼延庆打擂》。当时张立武说中场，他早早就来候场。后来，张立武先生的徒弟悄悄跟我说：“俺师傅天天在外头听，怕你顶瓜（行话，紧张的意思），俺师傅说，这个小子将来再发展发展，能出息成个角儿。”这话给我打了一剂强心针，让我坚定了说书的信心。
这时候听说辽宁本溪艺术团招人，我就去了，想着有个团能收留我，就有固定收入了。1960年末我到了本溪，当时团里不缺说书的，我就给大角儿伴奏。这位大角儿就是我现在的老伴儿刘彩芹。她那时候是主演，挣120块工资，我挣60块。虽然当时天天伴奏，但是我老想着，有机会的话我还得说书。
后来，本溪有一个彩屯书场，偏僻路远，我就自告奋勇一个人去。每天骑二十里路，说了一年的书，火了，观众座无虚席。就这样，我为团里挣了不少钱，顺理成章当了评书演员。
我曾经不愿意说书，命运逼着我说书。后来我能说书了，又不让我说书。就这样走到了今天，我还在说书。大概老天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来说书的。
北青报：您是如何创作表演新评书的？
田连元：1962年初，全国文艺界掀起了“说新、唱新、演新”的高潮。那时候，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主席王铁夫主持召开了现场交流会，我代表本溪曲艺团参加。这也是我第一次与辽宁省名家“大蔓儿”同台演出，十分激动。这次演出，王铁夫对我非常认可，他和我说了很多影响我一生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鞭策与鼓励。
1965年，辽宁省搞了一次全省范围的“说新唱新”曲艺大会演，我根据铁路职工学雷锋先进事迹创作的评书《追车回电》演出非常成功，一炮打响，很多报社、杂志社采访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出了这个作品。从那之后，大家开始知道有一个评书演员田连元。
没过多久，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录制长篇广播评书《欧阳海之歌》。播出之后，反响非常好。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邀请我录制《欧阳海之歌》《渔岛怒潮》两部书。我记得当时送北京来的导演到火车站时，我们相约当年10月见。可还没等到去北京录评书，我就下乡当了农民。
当了三年半农民，在我以为自己的艺术生命就此终结时，县里要排样板戏，找到了我，让我出演《沙家浜》。自此，我逐渐恢复了舞台演出。1973年，辽宁省搞东片文艺会演，我创作表演了评书《新的采访》《没演完的戏》，取得了成功。之后，我又回到本溪市歌舞团工作。
改革开放后，本溪人民广播电台请我录制一部传统长篇评书，我想到了《杨家将》。播出后，反响热烈。当时我说《杨家将》说到了体育馆，五千多人坐得满满的。在体育馆说长书，这是首创。1986年，辽宁省电视台找我录制电视版评书《杨家将》，我力争评书栏目时长至少20分钟，而且下决心在20分钟里，让电视评书给观众带来与广播评书不一样的体验。录《杨家将》时，我每天到公园里过一遍动作、表情。可以说，电视评书《杨家将》是首开电视评书的先河，也让我的名字家喻户晓。1993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我录制的《水浒人物传》，反响非常好。后来，我不停地写新书、说新书，主要写革命英雄和道德模范的作品，我希望通过这些作品，传递给人们更多的精神力量。
北青报：现在的年轻人也喜欢通过网络平台听书。评书艺术似乎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
田连元：说书，本来就是平民的艺术。老百姓不读二十四史，不看资治通鉴，他从听书看戏得到历史知识。说书就是讲中国历史故事，说书艺术最根本的一点是真情实感。比如说《瓦岗寨》“对花枪”那一段，把人都说哭了，说到人心里去了，这叫艺术。
北青报：您从艺70年，不仅说书，还弹过三弦，唱过京剧，演过话剧，说过相声，当过导演，做过主持人。现在还在研究说书，令人感佩。
田连元：我就干这个的。我也想知道，笔记文献里有记载的说书人，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越研究得深入，就感觉越有意思。比如，张山人是一个在东京汴梁说书的人，他创造了十七字诗，头三句是五个字，最后是两个字。宋朝的时候，有一个丞相贪污，街面上就流传着一首十七字诗：丞相不成相，官银入私囊，百姓都说好，混账。我后来发现，张山人说书中创造并流传下来的这个形式，也是现代“三句半”的根源之一。
北青报：您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田连元：我说，不见石崇复何存，但闻李杜千古音。什么意思呢？东晋的富豪石崇，一掷千金，老百姓不知道他。可是李白、杜甫能流传到现在。“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的诗句千古不朽。钱财带不走，赤条条而来，赤条条而去，人生不过如此。唯有业绩和精神流传后世。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喆
图片提供/田连元
编辑/张楠
排版/王静
来源：北青天天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