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姓高，学名叫高肇义。我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1914年（民国三年）下生。我的家族毋庸讳言，说光堂一点儿是缙绅家庭，用时下的眼光说是劣绅家庭，亦无不可。反正就是这么个社会等级。在此，对我的老家庭不想多涉及，留待以后，如有机会时再重写。

我姓高，学名叫高肇义。我出生在河北省正定县城内，1914年（民国三年）下生。我的家族毋庸讳言，说光堂一点儿是缙绅家庭，用时下的眼光说是劣绅家庭，亦无不可。反正就是这么个社会等级。在此，对我的老家庭不想多涉及，留待以后，如有机会时再重写。

我五岁上失母，故对母亲的印象极浅。小时候，我认为我的姐姐就是最亲近的人，其次就是我外祖母一家人，不管谁都觉得是我的亲人。除去舅父们外，就连长工、短工们，在当时我童稚的心里，都觉得他们很可亲。

母亲死了，碰上我父亲经营的贸易事业屡遭失败，家庭经济不景气。外祖母（外祖父去世早）可怜我们，将我姐、哥和我三人（妹妹跟乳娘留在家里）接到乡下她家里去住。在外婆家这一段生活，对我一生都有影响。诸如生活习惯、性格的形成，那时已露苗头。每回味起来，都觉得美好、有趣，使我初步长了不少的知识。

外祖家的村庄在正定城北，距县城十里，村名叫牛家庄，可村子里并没有姓牛的。只是两大姓，姓王的和姓任的，我外祖家姓王氏。在当时，家族内出了功名或坐大官的，就觉得荣耀得了不起。我记得两个舅父（都是母亲的堂兄）都是当大官的，故而牛家庄也曾成为煊赫一时的大村庄。从村外老远处望去，看到村子里黑压压的，有葱郁的树林，高大宽敞的住宅，附带着大园子（不以种花为主，树木占地百分之九十）。园子很大，少说有二三十亩地，里边尽是大树，其中有松、柏、槐、杨，更多的是枣树，有甜枣、酸枣（不是丛科，而是乔木），还有乌柏、桑葚……园子里鸟雀很多，大人们很少到园子里去。除开冬季以外，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乐园。我小时候，很耽于此，几乎每天都在园子里玩耍。

外祖母家，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大地主吧，用历史的眼光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庄园。凡是农家的生产家什，这里应有尽有，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万事不求人。摆到眼前，我们小孩儿能看见的，就是如此众多的各类牲畜，机制铁轮大水车带链斗，饮牲口的大石槽，大石碾、石磨，大车好多部，轿车一部，装饰华丽，手推车好多部，这些都放在或安置在长工大院里。有时我们在那里玩，捉迷藏，过家家，不小心损坏了东西，还要挨长工的骂。当时主仆关系好像和现在说的不太一样，长工有一定的权威，他管田地上一年的计划生产，管大牲畜、车辆……主人家要使用车辆、牲口时，得事先通过他的许可。如在大忙季节，更是如此。这一点我要如实地告诉后人，长工并不是无代价的给主人干活儿。外祖母家的长工待遇除吃饭外，年工资一百捌拾元，分四季发给，他使用的被、褥、老羊皮大衣都是主人家的，当时这些都有账目。

我的外祖父是个中医大夫，听人说在正定还有些名气，一度曾是我大舅父（母亲的堂兄，即名列"北洋三杰"之首的"王龙"王士珍）的随行医官。中日甲午之战时，跟大舅父一同到过朝鲜之后，又随同到江南。后来回到家中开业，在距牛家庄十多里的南峪镇开药房行医。生意兴隆，医誉名闻远近。我小时候看到外祖母家挂有几十块匾额，这是我一生见到匾额最多的人家，其中大部分是歌颂外祖父医术的。外祖父去世后，除南峪的总店外，牛家庄家里也设有药房，由我亲大舅母掌管。我的一些较大的表兄、表姐好像都懂得草药，药房忙时就叫他们去抓药。那时我还小，不懂得行医的意义和重要。他们干的医务活儿，我无故地觉得很讨厌，总是躲得远远的，害怕有事抓我的差。

亲大舅母好像懂得儿童心理，凡她嘱咐我干的活儿，我都乐意干。一到夏季，她吩咐表姐不要叫我睡懒觉，天麻麻亮就起床，提上小篮子到大园子里去，在每一棵树底下捡知了皮（蝉蜕）。我们表弟兄好几个人一齐捡，最后看谁捡得多，到药房向大舅母交差，往往是我捡得最少，但还得到舅母的夸奖。回想起来这可能是买外祖母的好，但更重要的是她同我已故的母亲关系好，对我总是另眼看待。

夏季晚上干的活儿就有些捉弄人了，大家都知道我胆子最小，怕鬼、怕狐，可偏偏他们家的大宅院既闹鬼又闹狐，传得玄之又玄。当然，从今天看，传的尽是些迷信瞎话。可我幼稚的心灵，就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阴影。外祖母家人丁稀少，一进进的房子都空闲着，经常没人住，每到晚上黑洞洞的，尤其可怕。可偏在这个时节，就有孩子们的活儿干，那就是每天晚上捡蝎子。我的工作是端搪瓷脸盆，其余的人提着马灯，每人手拿一双筷子，到不住人的闲院子里到处照呀、找呀，每找到一条蝎子用筷子一夹，放到我端的盆子里。蝎子从盆底往上爬，他们心中有数，知道爬不上来，可我总是吓得大声咋呼着，又不敢扔掉盆子，弄得狼狈不堪。这时候，正是表姐、表兄们最开心的时刻。我虽小，但清楚地知道他们在捉弄我。一个夏季找到的蝎子很多，舅母将它们倾倒在一坛麻油中，蝎毒经麻油浸泡是种止疼外敷的良药。

春、夏、秋三季，是农村中忙活的季节，也是孩子们最高兴快乐的季节。冬末春初，长工和木工们把秋千架架在大园子里并排高的两棵大树上。这时候刚过春节，园子里顿时热闹起来，不光是我们一家的孩子了，本家和街坊的孩子们，凡是栽不起秋千架人家的孩子们都来玩耍。来玩的人太多了，长工就关闭大门。那时，我还小，自己不敢独立玩，总是我坐着由表姐或表兄带着我打秋千。记得我哥哥最坏，他为了独占秋千，来回用手打绳子，硬把我同表姐从秋千上摔下来。王家重男轻女，对哥哥总是袒护着，从来不责备或骂他几句。

秋千和风筝是同时的玩意儿，玩风筝要到大田里去。我们女孩子玩的都是用蜡打过的棉线风筝，哥哥和表兄们放的是用麻绳放的风筝。他们的风筝特大，有蜈蚣（可以折叠）、蝴蝶、蜻蜓、大虾等。这些风筝都是孩子们在冬季同木工一齐制作的，他们都会绑、会糊、会上色、会画，有的做得相当精美，比市场上买来的要讲究、艺术得多。以上都是室外活动。孩子们的精力是旺盛的，晚上没事做，有的爱好乐器，就玩乐器去。外祖母家的人世代酷爱音乐，管、弦、丝、竹乐器一应俱全。此外还有大鼓、大钹，三舅父家里还有钢琴。这些设施都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姐姐练了一手吹箫的本领；哥哥的胡琴、二胡拉得相当好，月琴也弹奏得很好；只我是个笨伯，乐器一点儿也不会，也不想学。有时，他们大伙凑到一起演奏，很是好听，外祖母在里间炕席上盘腿坐着，闭着眼凝神倾听。

一到夏天，我们的天地就更广阔了，每到中午吃过饭后，大人、长工、小工都要午休，那时叫"歇晌"。我们可不休息，拎着席到大园子里树荫底下一躺，此时知了叫得山响，真是一个调调的合唱队，此起彼伏，聒耳欲聋，根本睡不着觉。睡不着，就起来玩，由大孩子们出主意，几乎每天都不玩重样的。粘知了，掏麻雀，偷绰号"四老天爷"家的花园内的花果。（四老天爷是我的四外祖父，他为人和气，胖胖的老头儿，讲话很有意思。我外祖弃世后，家中一切对外应酬都是四外祖父做主。不知为什么，我的舅舅、姨姨们看不上他，背地里叫他外号"四老天爷"，因此影响了我们小孩子，总是想方设法到他家园子里破坏。现在我老了，回想往事，太不应该。）这些都是小事。有时异想天开，钓屎壳郎玩。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很脏，生活在粪便里，可我们偏要钓它，最稀奇的还想法吃它。钓它是用秫秸秆在顶端劈开做个夹子，把秆伸到猪圈大池子里，那里边有很多屎壳郎。夹上来之后，大家凑到一起，到井台上绞上一栲栳水，将一堆屎壳郎冲洗干净，拿到大园子里，用柴火一烧，烧焦了扒开皮，里边有一块很白的肉，就把它吃掉，当时还觉得很好吃呢。这些事都是背着大人干的，我想外祖母、大舅母知道了，一定要狠狠地骂我们的。

还有就是玩捅马蜂窝，也是一桩冒险的玩意儿。每人拿一根竹竿，由大孩子们拎一床单，悄悄地溜到不住人的院落里，房檐底下或空房子顶上，果然都有大大小小像莲蓬似的马蜂窝。我们就用竹竿使劲往下挑，这样就惹恼了马蜂，群起朝向我们飞来。大孩子们机灵，很快顶着床单蒙着头跑。我最小、最矮，床单罩不上我，我就成了马蜂的众矢之的。它们在我的脸上、手上狠狠地鳖我，那种刺人的疼痛，实在忍受不了。哭着跑到药房找大舅母求救，舅母边骂边给敷药，那药就是蝎子油，真灵验，擦上几分钟后就解疼了。从那以后，我害怕马蜂，几乎成了神经病。这中间还闹了一次大笑话，成为外祖母家嘲笑我的话柄。话说有一天，我在长工院里玩耍，工人们正在放牲口，忽然一打眼，我看见一头驴，肚子底下伸出了一个长长的东西。当时，我脑子一闪，这不是和马蜂的"敌儿"（方言，即"刺儿"）一样吗？！我吓得浑身发抖，如被它螯一下，那还有命吗？！很快下意识地飞跑，连跑带爬（因为过了好几重门槛），摔了好几跤，跑到舅母跟前，半晌才说出了经过。舅母很严肃地告诉我，没有什么可怕的，说我太不懂事。这个竟成了故事，传遍了整个王家，一提起这桩事，大家就笑个不止。

秋天，金色的秋天，收获的季节，人们都忙得不得了，外祖母家骤然增到好几十口人吃饭，短工占了家中半数人口以上。大舅母放弃了药房工作，下厨房和小舅母一起领导着做饭，有时还亲自下地送饭。就连孩子们也忙活起来，那就是喂猪、喂狗、喂猫。有时叫我同表姐抬一桶泔水，喂距宅院最近的两个猪圈的猪。一圈有两头猪，猪槽都是石槽，上有好像小楼房似的小屋，里边盛满了谷糠。照例是挖两瓢糠，把泔水倾倒在槽里，用棍子一调和，任务就完成了。说实话，当时就做这一点儿活，我都觉得很受委屈，有时抬着桶嘟嘟囔囔，将表姐惹恼了，就教训我一顿。下次吃过饭还是我俩去喂猪。这苦活儿，一直等到秋收松闲下来，由小工接替为止。

我现在回想，外祖家上代老人们真会经营，上好的良田都在后大门口附近，一概水浇地，每块地里都有大水井，铁轮大水车架在井上，用大牲口拉着铁轮子转动，铁轮带动几十个木制水斗，水斗就一上一下地把井水提了上来注入一个木槽内，通过木槽水流进垄沟里浇田。水车上装着一个铁制的响板，不停地刮嗒嗒嗒响着。假如不响了，就是牲口不走了，这时，就有人过来赶牲口，继续将水往上提着浇地。这些土地不怕干旱，年年都有很好的收成。

庄稼成熟季节，家中就更忙了。除去收割以外，还要每隔五日摘一次棉花。摘棉花非常热闹。棉田因离家远，要坐车去，往往赶两辆大车，拉着家里和本村子里事先约好的摘花人，尽是些姑娘和年轻媳妇。她们腰间打着挎包（缚在腰间的斗状包袱），在棉田里，她们真是个个眼尖、手快，动作很优美，在大田里用双手采花，不多时间就摘满了一挎包，每人找一个堆棉花的去处，到摘完收工时，再由长工逐个过秤，看谁摘了多少，按斤量发钱或发棉花。记得是摘一斤棉花一大枚铜圆，要是发棉花就是一斤给一两花（十六两秤）。在那个场合，往往是姑娘们的交际场所，大家说说笑笑，传播一些新闻或故事。我跟着摘花，总是看不见棉花，最后摘一丁点儿，被人嬉笑一阵，当然也得不到任何报酬。不要小看了这摘花的事，乡村妇女们的积蓄，多半是靠摘棉花的代价累积起来的。收工回来时就麻烦了，大车要装棉花，妇女们只好走着回家。我因为小，被准许爬到棉花包上，由大车拉回家去。这样有规律的摘花工作，我顶多去两趟，稀罕够了就再也不想去了。

孩子们干活儿总是凭兴趣，我们最爱做的活儿就是捡花生、拔蔓菁、拔萝卜、摘芝麻角……这些活儿可以边做边吃，往往吃不好就闹肚子。吃花生和吃青豆的方法很别致，绝不是拿回家里吃，而是在场里（外祖家有固定的场面，平平光光的方圆有一二亩地，那里有窝棚、大石碾、大麦草垛等），像过家家一样，各人有自己的灶，将自己所捡到的花生、青豆、红薯等，放到自己土制的灶洞里用火烧，火烧的不要火苗头大，要有烟，这样烧成的食品吃起来筋筋的，有烟熏的味道，甚是好吃。有时长工要查我们的灶（当然是奉命的），我们给他说好话："一年到头，只有一季度如此嘛！"长工也很喜欢我们，于是睁一眼闭一眼，哼哼哈哈，就将我们放过去了。

秋末，最热闹的一次收成，就是"打枣"。枣成熟了，一颗颗红的、绿的挂满了枝头，把树冠都压低了。此时，由长工同大舅母商议，选择一天打枣。这个活儿大家都乐意干。对此最感兴趣的是我的小舅父，他是外祖母的老生子，比我只大十岁，一位典型的土地主少爷。大舅母指派他带头儿，我们这些小人儿都是拾枣的，不在话下。孩子们都盼望这一天早日到来！话说一天清早起来，每人发给一只篮子、一个斗笠，大家吆喝着，跑着，跳着，一起奔往大园子里去。男孩儿们最积极，尤其是我哥哥，又有了合法的爬树机会。小舅父是总指挥，先发令关闭大门！然后将长竹竿一根一根地发给能爬树的工人们、我哥哥同表兄们，还有小舅父本人也在其中。他们一个个爬上大树，手持竹竿朝枝叶稠密果实累累的枝干打去，园子里顿时沸腾起来了，枣子像下冰雹一样的落了下来，因为下得太密集，我们不敢去拾，头上戴着斗笠不怕砸，可砸到脊背上还是挺疼的。只好耐心等着，枣落得稀疏了，我们小孩家就一齐弯腰拾枣子了。此时，园子外边的孩子们呐喊声很大，"继成叔！（小舅父乳名）给我们些！""老聪叔！（长工名）给我们些！"此时此刻，小舅父和老聪一齐打招呼喊着："竿子朝外打！"听见墙外的孩子们，也在一片欢腾着抢枣子。

这么多的枣子一袋一袋地扛到长工大院，长工院同外祖母家的学堂院房顶连在一起，房子都是平顶房，那一长排平顶就是天然的晒枣好场面。这些枣都运到房顶上平摊开晒干。没听说外祖母家卖过枣，这些枣的下场，大部分做中药用，余下的家中食用，还有馈赠亲友。我们家吃的枣，就是外祖母家供应的。

年复一年，四季情况都差不多，我的这段回忆只限于一个幼小孩子的眼光观察到的那个时期的生活。小孩子的天地是有限的，真正的生活，可能要比我观察到的要复杂得多。有很多大人们的事，我是弄不清楚的。只知道王家近亲有三大门，那两大门都是做官的﹣﹣大舅父和三舅父两家。两位舅父一住北京，一住南京，几年回家一次，故而见到的机会很少很少。我生在军阀混战时期，偏这两位舅父都是大军阀。他们在外边的生活非我所知，在此只好略而不谈。家中我母亲的两位亲胞弟是我的亲舅父，一大一小，用今天的话说，都是两位"活宝"。按大排行，可能我亲大舅行五，小舅行几我就搞不清楚了。我们习惯称呼为大舅舅和小舅舅。大舅父性格倜傥不羁，成年云游四方，交往三教九流，在外有时开工厂搞生产，有时做生意，有时包税等。偶尔回家一次，很快就又出去了，家中事一概不管。惟其如此，可就忙煞了大舅母和外祖母，家中一应生产、应酬、买进、卖出还有药房看病等，都是大舅母挑着重担。

外祖母整年累得腰都弓了，她除去听音乐有点儿笑容外，一般都是很严肃的，总好像有许多重大事情没有做完似的，心中总是算计着惦记着什么。外祖母是个慈祥、心地善良的人，从来没有仗势、仗资产傲视乡里，凡是邻近登门求医求帮助的人，无不真诚帮助。受到好处的乡亲们，背地里都交口说："王家老太太是个好人！"可是外祖母心中有内顾之忧，一般外人不太清楚，那就是我大舅父是一个不走正路敢于犯法作科的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和那个社会对着干，最后终于犯了事，在无极县系狱。为了营救大舅父，小舅父拿着外祖母口述的信件，亲自进京进见在京的大舅父（王士珍），托他设法营救。得到的回答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咱们还不是王子呢，婶母之命难从！"就这样在狱中拖着。为了不让他在监狱里受苦，外祖母几乎将一半的家产都花上了。不久，外祖母以忧病死。当时以孝子不在，不得殡埋，只好暂厝于空闲住宅里，全家翘首希望大舅父能平安回来。果然酝酿了好几年的岁月，终于有一天，大舅父的同伙儿把无极县监狱砸烂了，放出了所有的罪犯，当然主要的是放出了舅父。他一回到正定，无极县碍于王家的势力，这件事再也未追究过。

舅父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发丧殡埋外祖母。记得丧事办得隆重热闹。由于王家世代行医，故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祭奠送丧。老家乡下有个习惯，出殡由乡亲们抬架子（即盛棺木的龙头罩），这跟县城里不一样，城内只要有钱，可以雇人来抬埋，最阔气的抬杠有八八六十四抬，有五八四十抬……到三十二抬，到最低的十六抬。总之，抬架子需要好多好多的人，因为沿途要换肩，那需要的人夫就更多了。因此在出殡的当口，可以看到一个家庭、一个人、一个死者的人望。抬埋外祖母，乡亲们争拾，走三步一换人，稳稳地。从上午9时出发，一直到墓地，只有三里之遥，直到下午3时才入土。这说明外祖母的人品和家庭声誉。

外祖母死后，王家的盛世过去了。不久，两位舅父析居。很快，小舅父将祖产荡光。大舅父虽有本领，也只能维持残局。

【高昭一（1914.12.23--2006.09.01），原名肇义，曾用名董弼。河北省正定县人，先后在正定县立模范女子小学、正定县立初级师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读书，并在第八师范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小组长，负责学运工作。1937年，入山西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属下动员宣传团、青年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山西离石与赵俪生结为夫妻。后经延安辗转到晋南夏（县）支队政治部工作，曾任万连芝中队（连）指导员。1939年秋因扶持赵俪生疟疾至西安看病脱离部队，先后在陕西乾州中学、蔡家坡扶轮中学、陕西雍兴高级职业学校任历史教员，同时接受中共西安城工部指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48年8月进入华北大学工作。1949年在济南《工人报》资料室工作。1951年在青岛文德女子中学任教。1952年调山东大学历史系，协助赵俪生开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1957年调兰州大学历史系。后因受赵俪生政治牵连，长期离职在家，勉力支撑家庭困境危局，为丈夫的学术科研提供后勤保障。1984年离休。】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