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平衡 共生共赢——国有六大行2024年年报分析

360影视 欧美动漫 2025-05-14 15:02 1

摘要: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仍然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鲜明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提出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推动我

锻造银行业稳健发展的韧性

——上市全国性银行2024年年报分析

编者按:2024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仍然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鲜明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提出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银行业迫切需要提升金融服务与新经济、新动能的适配性,锻造稳健发展的韧性。

2024年,中国银行业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强化中国特色金融的使命担当,坚守风险底线,稳中求进,保持了良好的经营质效和较强的发展韧性。然而,我们也应看到,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规模增速放缓、负债约束效应凸显和净息差持续下行等突出问题,这都对银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形成了挑战。

有鉴于此,本期特别关注栏目特邀行业内多名专家、学者,根据上市银行年报,分别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发展情况进行深入剖析,以飨读者。

作者:李一阳 张珂瑜 王浩宇 闫 晗

2024年,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六大行”)在复杂经济环境中展现出较强战略定力,持续让利实体经济,通过提质增效、优化资产负债配置,巩固市场地位。六大行扎实做好“五篇大文章”,持续关注民生内需、城乡结构等现实问题,为各类社会主体提供全方面、全周期、多层次、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也愈发得到市场的肯定。在低利率水平下,六大行息差面临考验,但随着外源性资本补充政策落地等有利因素逐渐显化,均衡经营、服务实体、创新发展等将推动六大行继续前行。

国有大行全面实施“量——险——效”

平衡经营策略

2024年,六大行凭借其经营稳健、分红稳定、波动平稳的防御属性,以及市场对提供“准公共品”的“中特估”标的日益认可,国有大行迎来了重新定价的机遇。2024年六大行股价集体走强,涨幅均超35%,显著跑赢大盘。其中,农业银行以全年涨幅54.74%领跑。六大行全年累积现金分红2195亿元,占A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的9.26%。

总量:规模扩张市场地位巩固,但负债约束凸显

六大行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积极协调逆周期、跨周期调节政策落地落实,在净息差承压的条件下持续扩大资产规模与授信规模,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稳定的流动性。2024年,六大行资产增速达7.87%,显著高于行业平均6.52%的水平;六大行资产规模占我国银行业比重从2020年的42.26%提升到2024年末的44.91%,国有大行以“头雁”的姿态进一步引领金融机构深化实体经济服务力度(见表1、表2)。

表1 国有六大行及行业主要资产负债增速(%)

数据来源:各行年报,建行研修中心(研究院)整理

注:资产增速计算自金融监管总局披露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信贷、存款数据计算自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金融机构资金运用(来源)表。

表2 国有六大行资产行业占比及竞争格局(%)

信贷投放在压力中保持快速增长。2024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255.68万亿元,同比增长7.6%,全年人民币贷款余额净增量为55.12万亿元,较2023年同比少增16.72万亿元。但国有大行积极维持高水平信贷投放力度,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五篇大文章”等重点金融领域的资源倾斜力度,六大行新增贷款占人民币新增贷款的比例从2020年的40.05%提升至52.85%(见表3)。

表3 新增人民币贷款及其中六大行占比

债券投资扩容助力市场主体化险纾困。六大行扩大增持地方政府债券、政策性金融债等资产,直接参与经济债务风险缓释。2024年国有六大行投资类资产规模增速为16.25%,其中农业银行全年投资类资产增速达23.5%,以债券投资为主的金融投资类资产实现快速扩张。从交易对手看,政府部门、政策性银行债是六大行的主要投资对象,除邮储银行外的五大行配置七成债券资产于各类各级政府债务,积极承担中国资产价值的“压舱石”角色(见表4)。

表4 债券投资组合(按发行人分类,%)

注:使用可比口径对各行年报披露口径略有调整;中国银行仅包含境内债券投资。

负债约束显性化倒逼资产负债管理升级。相较于资产端的稳健扩张,存款缺口对银行授信规模增长的约束效应日益显著。数据显示,2024年六大行中仅邮储银行存款增速(9.54%)高于资产增速(8.64%)但仍弱于其信贷增速(9.71%),其余五大行更是普遍面临存款增速滞后问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存款增速分别低于资产增速5.3个百分点、2.03个百分点、2.45个百分点。此外,在利率中枢持续下行和“资产荒”问题的持续演进下,同业存单等中短期限主动负债融资成本下行,优化负债结构成为大型银行息差竞争的关键支点。2024年,大行同业存单发行利率跟随国债收益率持续下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行息差压力,例如,工商银行债务证券与存款证平均付息率较上年缩减39个基点,高于存款缩减的17个基点。持续压降的成本与相对灵活的期限结构,引动大行增发主动负债填补存款缺口。据上海清算所数据,2024年末,其托管的国有大行同业存单规模达1.97万亿元,是上年同期规模的1.69倍。随着当前利率环境的进一步演进,存贷端“量价矛盾”的可能进一步深化,这要求银行重新重视其负债管理能力,通过数字化、精细化等手段提升资金归集效率,从负债结构中寻找利润。

风险:资产质量整体稳健,但重点领域仍然有压力

六大行资产质量呈现“总体趋稳、结构承压”的分化特征。数据显示,2024年六大行不良贷款率稳中有降,工建农中交五家大行不良率普遍下行2—3个基点,邮储银行不良率上升7个基点至0.9%,但仍保持行业最优水平。拨备覆盖率高位运行进一步夯实风险防线。六大行拨备覆盖率均维持在200%以上的充足水平,其中,农业银行、邮储银行拨备覆盖率分别达299.61%、286.15%,风险抵补能力显著优于同业(见表5)。然而,表面稳定的背后,动态风险指标仍暗示着我国银行业资产质量面临挑战。

表5 国有六大行主要资产质量指标

注:变动=当年数据-上年同期,下同。

2024年,六大行的“逾期-不良剪刀差”普遍下降13—18个百分点,工商银行、交通银行剪刀差分别降至93.29%、94.56%的相对低位,反映出六大行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有所放松,主动延缓了风险的暴露速度。从处置上看,六大行净核销规模大幅攀升,农业银行净核销金额同比激增35.46%,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增幅亦超10%,风险处置力度明显增大(见图1)。

图1 逾期-不良剪刀差

从结构上来看,零售信贷风险的全面攀升增大了资产质量压力。住房贷款不良率普遍抬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分别上升29个、21个基点至0.73%、0.63%,显示地产调整周期的冲击仍在持续并已蔓延至居民端;消费贷款与信用卡风险加速暴露。工商银行消费贷款不良率骤升105个基点至2.39%,信用卡不良率也上升至3.5%的高位水平;建设银行信用卡不良率上升56个基点至2.22%。经营贷款不良率亦全线上行,六大行经营贷款不良率普遍提升40个基点以上(见表6、表7)。在内外部压力下,小微客群抗风险能力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前瞻性指标劣化表明经济中的不利因素尚未出清,新旧动能转换将延长银行的存量风险释放周期。

表6 零售信贷结构

表7 零售信贷分产品不良率及其变动

注:中国银行未披露零售条线细分数据。

监管层面的各项资本管理优化支持为商业银行吸收实体经济风险提供了关键支撑。一是资本新规落地实施为大型银行释放了充足的资本红利。六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在利润增速下滑的趋势下不降反升,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四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30个基点以上,其中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大幅跃升133个、70个基点;六大行资本充足率提升均在20个基点以上,对新规红利利用较好的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提升均在100个基点以上(见表8)。六大行资本缓冲空间进一步拓宽,五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阶段一达标压力不大,总损失吸收能力向阶段二目标稳步提升。

表8 国有六大行主要资本指标

二是中央财政发行5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行资本补充。根据当前六大行资产结构,此次增资预计可推动2025年国有大行资产规模多增3%,撬动信贷多投放3万亿元,债券投资规模多增1.25万亿元,为商业银行进一步扩大风险承担,培育耐心资本,强化实体经济服务能力提供丰富的“弹药”。面对前期“以量换价”和业务下沉带来的部分领域风险集中暴露,本次注资直接补充了大型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降低了金融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国有大行进一步参与地方债、房地产等薄弱环节化险纾困提供了丰富的储备。

风险管理的复杂性与资本约束的长期性将并存。一方面,零售信贷风险集中暴露、地产链风险传导等压力仍需警惕,动态指标修复需依赖经济基本面改善;另一方面,资本新规红利释放接近尾声,内生性资本补充能力受息差收窄制约,外源性资本补充工具仍存在限制与成本压力,六大行仍需持续强化自身造血能力。

效益:净利息收入压力缓解,非息收入韧性分化

2024年,六大行平均资产收益率均呈下行趋势,幅度约4—8个基点,仍维持同业较高水平;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45—101个基点,多数少于银行业83个基点的下降幅度,体现出国有大行综合化经营的跨周期优势与多元资金补充带来的融资优势(见表9)。

表9 国有六大行盈利能力主要指标

息差均衡收敛,利息净收入保持韧性。2024年,六大行生息资产平均收益率普遍下降22—29个基点,降幅略快于上年同期;计息负债成本率同步压降4—19个基点,延续了去年的下降态势但降幅有所收窄。从存款结构上来看,除存款增长失速外,延续的存款定期化、长期化趋势仍在推高存款成本(见表10)。六大行活期存款增速显著弱于存款增速,邮储银行、农业银行活期存款增速落后于存款整体增速超过5个百分点,降息预期强化了储蓄者锁定中长期收益的倾向;同时,公司存款尤其是公司活期存款大量流失,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四家银行呈现公司存款负增长的态势,企业投资意愿不强、信贷派生能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企业存款规模缩减。

表10 国有六大行存款结构变动(%)

数据来源:各行年报,建行研修中心(研究院)整理

从利率变动归因上看,相较于2023年(见图2),经济内循环的逐渐畅通与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建立,社会全资产收益率趋于平稳,息差的价格因素导致的净利息收入缩减压力明显缓解,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四家银行因价格因素导致的净息收入损失大幅减少。从季度息差变化情况来看(见图3),延续自2021年末的大型银行净息差收窄趋势至2024年显著企稳,全年净息差水平收窄18个基点,但二季度、三季度和四季度的单季收窄幅度仅1个基点,利率下行压力的减弱为银行寻找规模上的均衡点提供了空间。与2020—2023年快速规模扩张的“以量换价”不同,存款缺口压力下存款的价格弹性显著提升,驱动各家银行主动参与规模调节与负债结构优化(见表11)。2024年,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三家银行实现了规模扩张水平对价格因素亏损的完全冲抵,实现了净利息收入正增长,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两家银行也在积极的价格管理下,改善了收入增长情况。

图2 分类型商业银行净息差

图3 净利息收入变动归因

表11 净息差变动归因及存贷结构

注:邮储银行付息成本以及付息成本率,包含其为获取存款所支付的代理储蓄费用。

非息收入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非息收入波动振幅较小的属性缓解了国有大行净利润的波动。2024年,六大行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同比缩减1.58%,其中,各行代理代销手续费、财富管理与资产管理类手续费的降幅普遍在20%左右,是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增长停滞的主要拖累。然而,债券市场基准利率水平下行,推动商业银行所持有的各类债券组合盈利。2024年,六大行投资净收益增速为16.77%,是国有大行净利润增量的重要贡献源(见表12)。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建设银行三家的投资净收益增速分别达64.68%、26.83%、30.89%,一定程度上抵补了下行周期中净利息业务的损失。当然,投资净收益与投行业务佣金在我国商业银行收入结构中占比较低,对利润的补充作用相对较弱,与净利息收入的“跷跷板”效应不强。

表12 国有六大行净利润变动及其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各行人均营收、人均净利润的持续提升有所放缓(见表13),仅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实现了人均营收效率的优化,工、建、中、交四家银行的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有所下滑。

表13 国有六大行员工与效率指标

国有大行与实体经济同频共振、共生共荣

六大行创新金融工具,优化资源配置,以“五篇大文章”为主线,全方位支持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基本形成了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经营路径。

激发消费内生动力

助力“以旧换新”扩围,激发新消费潜能。六大行积极贯彻国家政策和监管要求,以满足居民合理消费融资需求、增强客户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银行在“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方面的担当作用。2024年,六大行非房个人信贷平均增速达到21.5%,超过信贷资产平均增速水平。

在大宗消费领域,借“以旧换新”窗口,推动耐用消费品升级。2024年中央财政向地方下达1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六大行加大对汽车、家装家居、家电等“以旧换新”的金融支持力度,强化个人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付款场景赋能。在加强与电商平台、支付机构合作的同时,利用自身网络和技术优势协助政府将消费补贴直达个人,让消费者领取和使用补贴更加方便快捷。如建设银行、邮储银行联合热门行业头部商户,承接补贴、消费券发放,工商银行在京东、小米等电商平台搭建“以旧换新”分期专区。在服务消费领域,挖掘“首发经济”“文旅经济”“冰雪经济”等新场景消费潜力。各大行“量身定制”金融产品,更好地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金融需求。如农业银行抢抓文旅消费热点,推出“尔滨有冰雪”“大美边疆游”等旅游主题活动。在新型消费领域,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消费等高附加值赛道,加速技术创新成果向市场应用转化。建设银行推动新能源购置补贴等政策落地,将信用卡新能源购车分期业务作为重要抓手,与16家新能源汽车厂商开展总总合作,信用卡新能源购车分期贷款2024年投放突破700亿元,同比增长翻一番以上。

加速发展养老金融,激发“银发经济”潜力。在时代红利惠及下,老龄群体已形成可观的财富积累与消费潜力。六大行通过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实现养老金资产稳健增值,为构建全生命周期消费格局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撑。六大行对“长辈客户”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养老金融服务能力日益增强。在养老金金融方面,养老金受托管理规模、托管规模创新高。六大行积极推动养老金受托、账管、托管、投管业务发展。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受托管理养老金规模分别达到2590.91亿元、3166.93亿元,增速分别为23.44%、24.6%。工商银行养老金托管规模达到3.3万亿元,增速达17.86%。在养老服务金融方面,构建一站式养老个人金融服务体系。在渠道维度,各大行线上建成“养老社区”,向备老、长辈客群提供个性化养老金融产品,线下发展适老化网点。在产品维度,持续丰富养老金融产品供给,为客户提供多元化选择。交通银行创新推出家庭服务信托;邮储银行个人养老金理财成立以来平均年化收益分别为3.77%、4.21%,实现养老资产保值增值。在养老产业金融方面,支持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国有大行引导信贷资源向养老产业倾斜,利用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政策工具,解决养老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24年,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养老产业贷款分别较上年末增长38.84%、68%。

促进居民资产增值,激活居民财富效应。国有大行以财富管理普惠化为切入点,通过规模扩容、服务下沉与产品创新,持续推动居民资产增值与财富效应释放。从资产规模角度看,国有大行零售客户资产规模均保持较快增长,零售客户资产平均增速达到10.72%(由于数据口径不同不含农业银行)。如表14所示,工商银行零售客户资产以22.84万亿元居首,建设银行20.6万亿元紧随其后。从客户数量角度看,各行服务客户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其中农业银行凭借网点优势服务零售客户数目最多,达到8.8亿人。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客户规模也突破7亿人。从户均资产规模角度,各行陪伴客户财富积累,零售客户户均资产均保持5%以上的增速持续增长。在扩大管理居民资产规模的同时,各行加强财富管理“普惠化”程度。一方面,各大行开启“减费让利”模式,降低客户投资成本,优化客户投资体验。另一方面,创新特色产品,覆盖长尾客群,下沉服务市场。如工商银行推出“低起点、低费率”理财产品,重点服务小微、县域、农民、新市民及低收入者。

表14 2024年国有六大行零售资产比较

数据来源:Wind

驱动产业升级跃迁

科技金融服务质效全面增强,全周期产品链条升级。六大行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优化政策体系、加大资源投入、创新服务模式等方式,为科技型企业提供“股贷债保”等综合性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持续增长,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合计投放10.98万亿元(见表15),增速分别为16.7%、26.63%、26.31%、22.38%,相较于2023年各行50%以上增长水平,增速明显放缓。

表15 2024年国有六大行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比较

注:邮储银行统计口径为科技相关企业贷款规模及增速。

六大行在科技金融经营方面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构建全周期、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六大行均研发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产品,同时更加重视前端科研成果转化以及独角兽企业个性化需求,服务专业度、精细化程度均有提升。例如,中国银行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百园百校万企”创新行动,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资金支持。针对独角兽企业,中国银行为独角兽企业提供并购融资、债券承销服务,并积极支持科技型企业出海需求,聚焦解决跨境资金管理痛点,提供优质跨境金融服务。二是借助数字化工具破解轻资产融资难题。六大行基于自身业务禀赋,借助数字化手段,在建立精准反映科创企业实际资质的评价体系方面发力。例如,建设银行创新“技术流”“投资流”等科技创新评价工具,着力提升科技型企业融资可得性。邮储银行研发“金信”统一授信管理系统,全面评价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未来发展前景。三是“股贷债保”协同,多元化金融工具组合。工商银行推出“科股贷”“基信贷”“基投贷”等商投联动产品,基于企业估值和外部投资机构信用提供融资支持。科创债承销方面,截至2024年末工商银行累计承销科创票据601亿元,其中2024年承销规模达到371亿元,保持同业领先。中国银行创新推出高新技术企业财产保险等险种,通过各类保险产品组合为科技企业提供保障。

绿色金融迈向高质量发展,精准服务助力产业升级。从绿色信贷规模角度看,六大行绿色信贷规模持续增长(见表16),其中工商银行2024年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6万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绿色信贷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绿色信贷余额分别达到4.97万亿元、4.7万亿元和4.07万亿元。从增速角度看,六大行绿色信贷增速有所下滑,增速下降幅度约20个百分点。在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压降高碳行业对公贷款占比。以中国银行为例,2024年境内高碳行业对公贷款余额低于1万亿元,在境内对公贷款中占比低于10%。

表16 2024年国有六大行绿色贷款比较

注:工商银行绿色贷款增速按2024年规模(6万亿元)保守估算。

六大行绿色信贷业务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方面,绿色产业的发展促使市场对绿色信贷的需求从规模扩张向多元化、精细化、专业化转变,如中国银行参与全球最大太阳能供电反渗透海水淡化设施项目,成功投放全国首笔自然受益型商业ESG挂钩贷款。另一方面,六大行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投融资联动,积极承销绿色金融债券。其中,中国银行承销境外绿色债券发行规模237.95亿美元,进一步拓宽绿色金融的国际化融资渠道。建设银行承销绿色资产证券化项目7期,发行规模137.67亿元,帮助企业盘活现有资产,提高经营效率。与此同时,六大行绿色金融主题理财产品规模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各行推出相关主题理财产品,广泛投资新能源、生态环保、低碳转型等绿色金融细分领域。建信理财绿色业务余额249.72亿元,较上年增加72.24亿元,增幅40.7%。

普惠金融服务扩面提质,数字化赋能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六大行全力保障普惠信贷量足、价稳和结构优,通过提供专项贷款支持和降低融资成本,有效缓解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状况;依托数字化工具和场景化产品创新,精准匹配民营企业多元化需求。从总量看,六大行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信贷规模再创新高。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均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见表17),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增速均在30%左右。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合计达到14.2万亿元。从价格看,六大行全年新发放普惠贷款利率继续下降,平均变动为-27个基点,交通银行新发放贷款的平均利率最低为3.23%。与此同时,各行继续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例如,交通银行强化“首贷”投放,农业银行聚焦民营企业“有贷户”扩面,民营企业有贷户增速达到18.1%。从赋能手段看,各大行聚焦重点领域,创新多元场景数字化产品,增强数字化经营能力。例如,建设银行的“惠懂你”平台、工商银行的“经营快贷”等标准化数字产品、交通银行的“普惠金融数字化经营中心”,推动服务效率提升与覆盖面扩展。

表17 2024年国有六大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比较

撬动城乡融合与区域协同新格局

深化乡村产业振兴与县域金融服务下沉。一是支持乡村振兴产业链条,加大粮食产业链金融供给力度。六大行持续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见表18),相关贷款增速均超过全行信贷增速水平,其中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涉农贷款增速最高,超过20%。农业银行创新推动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粮食全产业链金融支持,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相关领域贷款余额突破1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578亿元,增长18.7%。二是不断提升县域金融服务能力,持续推进网点下沉。建设银行制定“一县一策”差异化经营策略,推动金融服务县域高质量发展,新设立网点中县域网点占比超过70%。农业银行持续延伸乡镇网点覆盖,新迁建网点中,超过70%布局到县域、城乡接合部和乡镇地区。

表18 2024年国有六大行涉农贷款比较

注:农业银行披露县域贷款规模9.85万亿元,增速为12.29%。

积极落实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从各地区资产规模和增速来看,总体可总结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领跑,西部、东北增量提速,中部均衡发力(见表19)。具体来看,六大行在不同地区资源分布各有侧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在长三角资产增速显著,增速分别为21.72%、8.13%,反映其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趋势。农业银行、交通银行则是在东北地区资产增速最快,分别为13%、7.25%。六大行在金融资源倾向性投放的同时,深入区域功能定位,实施综合性服务。如工商银行深化京津冀区域协同服务,建立重点项目储备库,累计审批协同发展项目近2000个,金额超2.25万亿元,并为雄安新区疏解重点企业制定“一户一策”客户综合金融服务方案。交通银行充分挖掘长三角一体化、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新片区等业务潜力,深化离、在岸业务一体化发展和非居民账户一体化经营。

表19 2024年国有五大行不同区域资产及增速比较

数据来源:各行年报

注:其他项包括总行、境外地区等,合计项不包括递延所得税资产及其他未分配资产。由于地区分布划分方法不同,表格中不包括中国银行相关数据。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保护主义加剧的大背景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国有大行的国际业务发展迂回前行,并系统性推进金融要素在更高水平、更广领域的开放(见表20)。

表20 2024年国有五大行境外收入结构

数据来源:Wind

注:邮储银行未披露相关口径数据。

2024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国际营收规模仍保持在千亿元规模,体现出其国际化发展的深度及广度。相较于2023年,披露境外业务营收规模的五家国有大行境外营收占比均有提高,其中,中国银行营收及利润中,超过五分之一的利润来自全球化业务,全球化差异性优势越发凸显,在国内低利率环境下,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其营收、利润逆势增长。

国有大型银行围绕“重点客群、重点区域、重点业务”三大维度,以境内外、本外币一体化为抓手,系统性提升境外展业能力,支持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深耕重点区域,强化战略布局。六大行优化海外业务发展策略,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RCEP区域,完善机构网络布局。如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共建国设立254家分支机构,覆盖31个国家。交通银行新设立迪拜分行,完善“一带一路”网络布局,境外净利润同比增长95.36%。农业银行制定东盟跨境金融实施方案,积极参与面向东盟金融开放门户建设。二是聚焦重点客群,服务“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建设银行以“融资+融智”服务理念,累计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项目提供超600亿美元金融支持。中国银行支持秘鲁钱凯港等多个“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落地,截至2024年末,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累计授信支持逾3720亿美元。三是创新重点业务,跨境金融科技应用实现突破。构建“场景+数据+科技”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农业银行实现外汇局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全场景直联,打造“信保+跨境”数字化解决方案;交通银行创新“丝路电商”跨境结算系统,支持跨境电商平台的外贸小微商户凭交易电子信息实现出口收汇。各机构重点突破区块链跨境支付、智能汇率避险、跨境供应链融资等关键技术,形成覆盖外贸新业态的全链路数字化服务能力。此外,近两年美元融资成本攀升促使国际企业转向熊猫债,国有大行洞悉金融市场机遇,积极为国际客户在华发债提供便利。2024年,外资金融机构和企业来华发行熊猫债接近2000亿元(2023年全年1544.5亿元),同比增长32%,其中中国银行熊猫债承销量达489.96亿元。

国有大行应对内外部挑战的策略与路径

全球经济呈现“低增长、高波动”的新特征,IMF预测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降至3.1%。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分化加剧,欧美降息、日本加息,而德国通过宪法修正案突破“债务刹车”长期的财政限制,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对全球经济进一步带来冲击。全球产业竞争也在不断升级,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成为大国博弈焦点,我国面临技术封锁等新型贸易壁垒。国内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2025年中国经济延续“双宽松”基调,但流动性宽松与实体信贷需求疲弱并存,国有大行面临“资产荒”压力。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宏观环境,国有大行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做好表内外资产负债一体化管理

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净息差下行趋势有所放缓,但可能仍将维持较长时期的低利率、低息差环境,国有大行需要从资产负债优化中缓解利润压力。

大力夯实存款根基。低利率时期来临和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将使商业银行在存款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价格战式的“内卷”只会进一步压缩行业利润,谋求关键客群、提升负债获取效率才是弥补负债缺口的关键。一方面,客群行为调整是本轮存款结构性压力的主因。县域客群存款结构性增加、老年客群在老龄化趋势下的结构性变化、风险偏好上行形势下的存款定期化趋势都切实改变着商业银行的存款结构。动态重绘客户画像,灵活调整适配产品是缓解当前存款压力的路径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大型银行的存款获取效率仍有提高空间。例如,2024年农业银行网均存款为13亿/个,低于浙商银行的52.16亿/个和招商银行的46.96亿/个。大型银行可依托数字化转型、表内外业务、公私业务联动等模式进一步强化客户黏性,增加获客、活客的线上化水平,提高客户黏性以提高存款的全量资金管理能力与核心存款沉淀率。此外,低利率时期债券市场与货币市场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多种融资渠道优势,做好交易的择机择时,利用主动负债工具在久期和流动性上的优势,降低对单一存款来源的刚性需求。

强化资产结构优化能力。低利率时期商业银行规模扩张能力减弱,资产组合配置能力成为其资产端的主要竞争领域。国有大行的资产规模庞大,但结构相对僵化、调整速度较慢,在资产配置管理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利润挖掘空间。从期限结构上来看,按揭贷款近年来的增速乏力与提前还款现象挤压了商业银行获取期限溢价的空间。商业银行积极增加基建REITs、工业园区等长久期资产的配置,积极探索将长久期资金转化为耐心资本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路径与服务模式,填补中长期资产组合缺口。从表内外结构上来看,须积极强化表外业务对表内业务的协同,投资、理财等要学习合资机构的管理模式和投资理念,重塑客户信心。要积极承接利率下行中流失的存款客群,加大母子协同下对客户全量资金的综合化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同时可考虑证券化部分低收益信贷资产,增强表内风险控制能力。从债券投资结构上来看,应强化各家银行的金融交易能力,增加对企业债、绿色债券等债券承销的资源配置比重,持续丰富债券组合久期与信用风格配置,从期限利差、信用利差与市场波动中挖掘利润。从境内外投资结构上来看,可向国家战略与大型企业支持建设的重大基础设施、产业园区提供综合化融资,强化专业队伍和专业岗位建设,探索国际并购的融资与服务方案,增加海外资产、外币资产摆布,利用金融账户外循环畅通经济大循环通路。

在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中挖掘战略机遇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本宗旨,国有大行需要适应经济发展模式的切换节奏和趋势,在经济发展新动能中挖掘业务机会。

发展产业金融,强化未来金融资源的投放质效。国有大行要强化深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的信贷倾斜,如通过专项规模配置和FTP定价优惠,加大对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国家战略领域的长期资金投入。随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根据不同产业特征,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会成为迫切需求。国有大行可试点个别重点行业,比照过去的房地产行业,开展专项业务探索,构建适合行业发展特征的风险管理机制和产品体系,增强服务与产业的契合度,逐步打造新的产业金融优势。一是以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为抓手。借助数字化工具,通过融入产业生态,以信息流牵引资金流,强化客户经营、资金承接与产品服务的协同联动,实现金融资源向产业端的高效精准投放,促进产业金融高质量发展。二是逐步构建产业资本。国有大行本身就是发展科技金融、推动耐心资本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要通过股权类融资创新、考核机制改革等,降低产业链创新环节的资本约束,加大对新兴产业的长期资金投入。国有大行还要用好科技金融相关政策,如“专精特新”专项贷与知识产权质押精准支持产业群、链中小微企业发展,逐步构建金融供给、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实现金融资源与产业发展的价值共生。

促进消费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提消费扩内需。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背景下,国有银行持续增加消费金融供给,但消费金融市场已进入存量时代,内卷化竞争加剧。国有大行需要发挥品牌优势,转变经营逻辑,重塑展业空间。第一,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增强消费金融普惠性。精准对接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等国家战略,依托大数据动态识别农村消费需求,协同财政支持政策开展产品创新;同步构建适老化、轻量化移动服务体系,优化小额信贷智能审批模型,推动服务下沉,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获得感。第二,以代发工资、社保等G、B端场景入手,重塑银行与个人客户连接。与电商、教育、医疗等消费场景合作,提升客户权益分配的精准性和便捷性,全力提升投资理财产品收益水平,形成发薪、消费、再投资循环,充分挖潜,提高银行产品覆盖度。第三,优化消费金融环境,做好金融消费保障。一方面增强消费场景支付便利性,优化外籍人士账户开立、跨境结算及消费返现全流程;另一方面加强消费金融客户权益保护,严格执行规范合同条款、明示融资成本和风险,共同抵制黑灰产,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发挥好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作用

国有大行要发挥好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作用,防范外部冲击,同时把控好自身潜在风险,不断提升抵御风险能力,不断适应超大资产规模经营特征。

做好应对外部冲击的准备。特朗普政府“对等关税”政策对我国不断提高关税税率,直接冲击我国出口企业,对美出口增速、外贸企业平均利润率必将大幅下降。国有大行要做好相关资产质量恶化的准备,开展专项压力测试,做好应对预案。美国金融市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针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外溢性影响要有储备性举措。国有大行也需通过多维度举措保障市场稳定:其一,在股票市场要充分发挥流动性供给功能,积极配合监管政策导向,及时引导市场预期走向;其二,在债券市场需深度参与承销发行与二级交易,持续完善做市商报价机制,同步强化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及流动性风险的管控体系,有效平滑市场波动。在汇率、大宗商品市场,要持续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支点作用,构建立体化的风险对冲机制。与此同时,应不断强化金融制裁风险管理,加强制裁信息跟踪监测,提升制裁风险识别能力,有效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并持续加强涉敏业务精细管理,按照分类处置原则,前瞻性制定金融制裁应对预案,严防制裁风险事件发生。

防控自身的潜在风险。年报数据显示国有大行资产质量较好,但需看到资产质量面对的严峻形势。国有大行要在服务实体经济中有序化解风险,加大基础设施、先进制造业、零售等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力度,优化普惠、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领域客户结构,合理摆布资产总额,筑牢资产质量跨周期管理基础。要持续防控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针对房地产风险,实施“项目+企业”双维度管控,聚焦保障房、城市更新等合规项目,建立优质房企白名单,严格审查现金流与负债率,动态评估抵押物价值;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持续优化融资平台客户结构,区分公益性与经营性主体,穿透分析还款来源,新增业务侧重有稳定现金流的基建项目。要重点防控普惠业务风险,开展模型重检,针对普惠客户合理设置授信额度,通过线上系统实时预警,并加强与政府性担保机构合作。要防控同业风险传染,国有大行应建立动态监测体系,跟踪同业信用评级与流动性指标,通过限额管理和对手方分层控制敞口,确保同业业务风险可测可控。要防控企业欠款的信用风险,需建立全周期信用管理体系,对存量客户按行业、账期、还款能力进行分类预警。

全面开展数智化改造

智能化将是低利率环境下国有大行降本增效的关键竞争领域,也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课题。国有大行的数字化工作要向智能化阶段迈进。

积极布局大模型等技术在经营管理重点场景纵深应用。在应用层深化技术融合方面,国有大行应构建“生成式大模型+决策式AI”双轮驱动的智能生态,用好AI的交互性特征,打造“人+模型”的新型工作范式。基于生成式大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与多模态交互能力,升级智能客服系统,实现全渠道接入的智能服务响应,配合虚拟数字人实现可视化交互,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满意度。在风险防控领域,构建AI驱动的全链路风控体系,通过决策式AI模型对实时交易数据进行毫秒级分析,结合图神经网络技术识别异常交易模式,提升欺诈识别准确率,压缩风险响应时间。在财富管理场景,开发基于多因子模型的智能投顾引擎,通过整合客户资产负债数据、风险偏好与市场行情,运用强化学习算法生成动态资产配置方案,实现从标准化产品销售向个性化财富管理的转型,为高净值客户提供包含基金定投、保险规划、税务筹划的全周期服务。在基础设施层强化算力支撑方面,建立弹性可扩展的算力资源池。一方面,需构建包含通用算力、异构算力的多层次算力储备体系,结合边缘计算节点与数据中心的分级部署,形成立体化资源布局。另一方面,依托智能调度算法与自动化运维平台实现算力优化,通过实时监控算力使用效率,动态调整资源分配策略。

不断强化数据治理工作为智能化提供坚实保障。国有大行应构建企业级数据资产目录,通过整合银行内部跨部门、跨业务线的分散数据,按照统一的数据标准与业务规则进行分类编目,形成涵盖客户属性、交易流水、市场舆情等全维度的数据资产清单,实现数据资源的可视化管理。持续引入区块链技术构建数据资产凭证化体系,利用其不可篡改的分布式账本特性,为每一项数据资产生成唯一数字凭证,清晰界定数据所有权与使用权,破解数据共享中的信任壁垒。依托元数据管理平台搭建数据血缘图谱,完整记录数据从源头采集到终端应用的全链路轨迹,实现数据质量问题的快速溯源与影响评估,确保数据应用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数据资产证券化(ABS)模式,可将银行沉淀的合规数据资产转化为标准化金融产品。通过筛选客户信用行为、消费偏好等高质量数据构建资产池,经结构化设计后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为客户提供可量化、可交易的新型资产标的。这不仅能拓宽客户资产配置渠道,更能通过市场化定价机制激活数据资产的金融属性,为银行开辟数据驱动的创新业务赛道。

结语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关键一年。国有大行应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焦主责主业、坚守初心使命,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不断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力和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为建设金融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银行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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