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周家真有福气，九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李婶端着搪瓷碗，小声道，＂怕是占了弟妹的光啊。＂

九十高龄的父母与他们的秘密

＂老周家真有福气，九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硬朗。＂李婶端着搪瓷碗，小声道，＂怕是占了弟妹的光啊。＂

我端着红鸡蛋和寿桃愣在那里，什么弟妹？

我家哪来的弟妹？

我叫周明志，今年六十有五，在北方一个县城机关工作了大半辈子，如今退休在家。

父亲周长河，今年九十一，母亲杨淑兰，九十四岁。

在我们这座北方小城，两位老人如同城墙上的残砖，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从战火纷飞到国泰民安。

记得小时候，我家住在纺织厂的筒子楼里，一排红砖平房，几家人共用一个水龙头，大家都将铝制脸盆整齐地摆在木架上。

那时每逢周末，街坊邻居都会聚在一起看露天电影，父亲总会提前一小时去占位置，背着我坐在他肩膀上，看银幕上的《英雄儿女》《地道战》，激昂的音乐在夏夜里回荡。

五十年代初，父亲是纺织厂的技术员，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干活。

那个年代能有份稳定工作实属不易，左邻右舍都羡慕我们家，常说周师傅手艺好，杨同志针线活绝。

虽然家境不富裕，但在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我们却从未真正饿过肚子。

记得有次，我看见母亲将自己的半个窝头留给了我，说自己不饿，可她的肚子却在咕咕叫。

那时候家家都穿蓝色的确良，母亲却给我做了一件带红领子的上衣。

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布料是母亲从厂里攒下的边角料一点点缝制而成。

我穿着去学校，被同学们围观，说我是＂小资产阶级＂。

回家哭鼻子时，母亲轻声道：＂咱家的孩子，就该与众不同，长大了要顶天立地做个有用的人。＂

那时父亲总爱在煤油灯下读书，手里捧着一本破旧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念起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时，眼里闪着光。

＂明志啊，要像保尔那样，有志气，不服输。＂这是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话。

一九六零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家家户户都在为过年准备。

母亲从箱底翻出一块积攒多年的红布，说要给我做件新衣裳过年穿。

那晚，我醒来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手指被针扎得全是小洞，却不吭一声。

父亲坐在一旁，一边擦拭着那台老式缝纫机，一边小声说：＂淑兰，别太累着自己。＂

母亲只是笑笑：＂孩子长得快，明年这衣裳就穿不了啦，得多留些边儿。＂

六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父亲被下放到农村改造。

北风呼啸的那天，母亲送父亲到村口，手里塞给他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她从口粮里省下的一点点糙米和几块红糖。

父亲走后，家里一下子冷清许多，母亲开始一人撑起这个家。

她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去厂里加班，晚上回来还要为我做饭、辅导功课。

有一次，母亲发了高烧，额头烫得吓人，却仍坚持上工，说耽误一天工，就少一天的工分。

那段日子，我常看见母亲对着父亲的照片发呆，眼里含着泪，却从不在我面前流下来。

有一次，我从学校带回一份成绩单，全班第一，母亲激动得双手发抖，说：＂等你爹回来，准得高兴坏了。＂

那年冬天，我们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让母亲如获至宝，反复诵读。

有一次，母亲领着我走了整整两天，翻山越岭去看父亲。

记得那天下着雨，山路泥泞，我的草鞋打滑，一路摔了好几跤。

母亲背着一袋自己做的窝头和几件旧衣服，汗水浸透了她的衣背。

到了村里，看见父亲站在田埂上，黝黑的脸上满是沧桑，头发已经花白了大半。

他看见我们，眼圈一下红了，却只是默默地擦了擦手上的泥，递给我一个用稻草编的小蚂蚱。

那天晚上，我们挤在生产队分给父亲的小土房里，屋顶漏着雨，地上全是泥水。

父亲用粗糙的手摸着我的头，说：＂儿子，长高了，学习可别落下。＂

母亲从包袱里取出一小瓶红糖水，说是给父亲补身子的，两人你让我让，最后还是父亲坚持给我喝了。

那晚上，我似睡非睡，听见父亲低声问母亲：＂还有消息吗？＂

母亲摇摇头：＂我托了好多人打听，都没下落，可能当年那场水灾太大了...＂

父亲叹了口气：＂我对不起长山，对不起桂兰，这么多年了，连他们的孩子都找不到。＂

母亲拍着父亲的背安慰道：＂别自责了，当年那么乱，你也尽力了。＂

＂以后长大了，要像你爹这样的人。＂回程的路上，母亲轻声对我说，＂坚韧，不轻言放弃，懂得担当。＂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二叔和二婶的名字，却不明白他们是谁，为何父母如此牵挂。

七十年代中期，父亲被平反回城。

那个冬天特别冷，雪下了三天三夜，厚厚的积雪封住了半个院子。

听到父亲要回来的消息，母亲激动得一宿没睡，起早贪黑地打扫房子，把那台老旧的＂红灯＂收音机擦得锃亮。

父亲回来的那天，母亲早早就蒸好了白面馒头，还在锅里炖了一只老母鸡。

那个年代，肉食珍贵，母亲一定是拿着布票换了好几个星期的口粮才买到这只鸡。

邻居王大爷路过，闻到香味，惊讶地问：＂杨同志，哪来的鸡啊？今儿个啥喜事？＂

母亲笑笑说：＂我们家明志叔叔回来了。＂

王大爷一脸困惑：＂明志不是你儿子吗？＂

母亲没解释，只是继续忙活着。

那天傍晚，父亲踏着厚厚的积雪回来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一般深。

我和母亲站在门口，看着他缓缓走来，身后拖着一个破旧的木箱。

一家人围坐在煤炉旁，屋里弥漫着久违的团圆气息。

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物件，递给我：＂这是爹在农村给你攒的，每个月省下一点钱。＂

我打开一看，是一块上海牌手表，虽然不新，却擦得一尘不染。

＂戴上试试。＂父亲的声音有些颤抖。

当我戴上那块表时，父亲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

直到那天晚上，当父亲小心翼翼地从行李里拿出一个小木盒，我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弟妹＂是谁。

盒子里是一张泛黄的合影：年轻的父亲站在一个与他相貌相似的男子旁边，两位穿着布衣的女子站在后方，笑容温婉。

那是一九五零年的照片，边角已经有些破损，但人物的笑容依然清晰。

＂这是你二叔周长山和二婶刘桂兰，＂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在五十三年的那场水灾中走的。＂

母亲接过话：＂你二叔比你爹小三岁，当年在水利局工作，那年黄河决堤，他主动请缨去抢险。＂

＂你二婶知道后，带着才出生几个月的双胞胎也去了，说要给抢险的人送饭。＂父亲的手微微发抖，＂谁知道半夜河堤溃口扩大，他们所在的村子全部被淹...＂

＂等我们接到消息赶去时，村子已经变成一片汪洋，找了好几天，只找到了你二叔的遗体，你二婶和两个孩子...＂父亲说不下去了。

母亲继续道：＂后来听幸存的村民说，有人看见两个孩子被冲到下游，被路过的难民收养了，但具体是谁，去了哪里，都不知道。＂

＂你爹一直记挂着这事，说对不起二弟二弟妹，没能把孩子们找回来。＂

那晚，我第一次看见坚强如山的父亲失声痛哭。

＂长山临走前把孩子托付给我，我却没能照顾好他们...＂父亲自责地说。

母亲轻声安慰：＂这些年你也没放弃过寻找，到处贴寻人启事，四处打听消息，已经尽力了。＂

从那以后，每年清明节，父母都会摆上四个碗，倒上四杯酒，说是给二叔二婶和两个孩子的。

八十年代初，我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

生活节奏加快，工作压力增大，我渐渐忙于自己的事业，对父母的关心少了许多。

那时的父母刚退休不久，有着无限的精力，经常骑着自行车去郊区的福利院。

有次回家探望，看见母亲在织毛衣，问她是给谁织的，她说是给福利院的孩子们。

父亲则经常在报纸上登寻人启事，还专门学会了使用收音机收听各地的寻人广播。

每当有关于五十年代水灾幸存者的消息，父亲都会第一时间赶去查看，却总是失望而归。

九十年代中期，下岗潮席卷全国，我所在的单位也不例外。

那段时间，我心情低落，甚至有些怨天尤人。

一次回家，父亲看出我的不对劲，拉着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

＂明志，人这一辈子，顺风顺水是享福，逆风逆水也是磨练。＂他点燃一支＂大前门＂，深深吸了一口，＂你二叔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管多难，也得挺直腰杆走路＇。＂

父亲告诉我，当年二叔在水利局工作，发现上游的水库有渗漏现象，多次向上级汇报未果。

洪水来临那天，二叔明知危险，仍第一个冲上堤坝抢险。

＂长山走得光明磊落，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对得起良心。＂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

母亲在一旁补充：＂你二婶是个有主意的人，嫁给你二叔时，家里人都反对，说你二叔家境差，可她说＇看中的是人品，不是家底＇。＂

听着父母讲述二叔二婶的故事，我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重新找到了前进的勇气。

二零零零年后，社会发展迅速，网络开始普及，寻亲的渠道也多了起来。

父亲学会了使用电脑，在各大寻人网站上发布信息，希望能找到那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

虽然已过七十高龄，父亲仍然每天坚持查看邮箱，回复各种可能的线索。

母亲则将自己的积蓄捐给了几家孤儿院，说是＂替长山和桂兰尽一点心＂。

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明白李婶口中的＂弟妹＂是谁。

原来父亲每个月都会捐出退休金的一部分，资助两个与二叔二婶同岁的孤寡老人。

那对老人住在城东的一个小院子里，女的姓张，男的姓李，都是当年水灾的幸存者。

每逢节假日，父母都会带着自制的点心去看望他们，陪他们聊天，听他们讲述那场灾难的记忆，希望从中找到关于双胞胎的蛛丝马迹。

母亲则常常去敬老院，给那里的老人做些针线活，缝补衣物，编织毛衣。

当我问起为什么对素不相识的人这么好时，父亲只是淡淡地说：＂都是苦难中活下来的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

母亲则说：＂也许在某个角落，也有人这样帮助着长山的孩子呢。＂

二零一五年，父亲八十岁生日那天，家里来了一位陌生访客。

那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拄着拐杖，带着一个年轻人。

＂请问，这是周长河同志的家吗？＂老人颤巍巍地问。

父亲疑惑地点点头：＂我就是周长河，您是？＂

老人激动地拉住父亲的手：＂我是李广田啊，当年水利局的同事，和您弟弟长山一起工作的。＂

那一刻，父亲身体明显颤抖起来：＂广田？你...你还活着？＂

＂活着，侥幸活下来了。＂李老叹了口气，＂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您，想告诉您关于长山最后的事，也想告诉您关于那对双胞胎的消息。＂

原来，当年洪水袭来时，二叔坚守在最危险的堤段，而李广田负责疏散群众。

二婶带着孩子来送饭时，李广田劝她赶紧撤离，但她坚持要等二叔一起走。

就在洪峰到来前，二叔发现堤坝即将溃决，命令所有人撤退，自己却留下来试图加固。

二婶得知后，将双胞胎交给了一对正在撤离的夫妇，自己则冲向堤坝去找二叔。

＂最后一刻，我看见长山和桂兰站在堤坝上，手牵着手...＂李老的眼泪流下来，＂他们本可以跑的，但长山说必须确保其他人安全撤离...＂

那天晚上，父母和李老谈了很久很久，了解了二叔二婶最后的英勇时刻。

至于那对双胞胎，李老说他们被一对从山东来的商人收养，带回了东北。

多年来，李老也一直在寻找那对孩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确切消息。

＂对得起天地良心就行，＂父亲常说，＂咱们这一辈子，活得再久，不也是为了了却心中的牵挂吗？＂

如今，九十多岁的父母依然每天清晨六点起床，父亲打太极，母亲在一旁绣花。

他们的身体硬朗得让同龄人羡慕不已，几乎没有大病小灾。

母亲说：＂人这一辈子，心里装着牵挂，反而活得长。＂

父亲则说：＂每天醒来，就想着今天会不会有长山孩子的消息，这份盼头让我不敢倒下。＂

去年冬天，父亲突然对我说想去东北走一趟。

＂都九十多岁的人了，去那么远干啥？＂我有些担心。

父亲坚持道：＂李广田前些年又打听到一些消息，说那对双胞胎可能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小县城，我得去看看。＂

母亲二话不说，收拾好了行李：＂我和你爹一起去。＂

看着两位老人坚定的神情，我知道无法劝阻，只好请了假，陪他们踏上了寻亲之路。

那是一段艰辛却充满希望的旅程。

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但父母的热情丝毫未减。

我们走访了当地的派出所、民政局、老年活动中心，询问有没有被山东商人收养的双胞胎的消息。

大多数人都摇头表示不知情，但有一位老警察提供了线索，说镇上确实有一对长相相似的兄弟，从小被一对山东口音的夫妇抚养长大。

循着这条线索，我们来到了县城东北角的一个小院子。

院子的门紧闭着，隔壁的邻居告诉我们，这家人已经搬走多年，现在房子空着。

父亲的脸上写满失望，但他没有放弃，又打听到那对兄弟可能搬到了哈尔滨。

回家后，父亲开始给哈尔滨的各大报社写信，希望能刊登寻人启事。

母亲则联系了当地的电视台，想通过媒体的力量寻找线索。

街坊邻居见了，都说他们福气深厚，这么大年纪还精神矍铄，思维清晰。

我知道，这福气里藏着他们几十年来对亲人无声的思念与守候。

今年春节，我们全家团聚，四世同堂，热闹非凡。

吃团圆饭时，父亲突然问我：＂明志，你说长山的孩子们现在有多大了？＂

我算了算：＂应该七十多岁了吧，和我差不多大。＂

父亲点点头：＂希望他们活得好，健健康康的。＂

母亲在一旁补充：＂要是能找到他们，我要给他们织毛衣，虽然现在没人穿手织的了，但那是心意啊。＂

看着两位老人期盼的眼神，我暗自决定要继续帮他们寻找，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晚饭后，我搀扶着父母在小区里散步，夕阳将三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父亲突然停下脚步，望着远处的晚霞说：＂明志，无论找不找得到长山的孩子，我和你妈这辈子都没有遗憾。＂

＂我们尽力了，问心无愧。＂母亲接着说，＂能把你养大成人，看着你有出息，比什么都强。＂

听着父母的话，我的眼眶湿润了。

他们肩负着对兄弟的承诺，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寻找，从未放弃希望。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的爱与责任不仅给了我，也给了许多素不相识的人。

或许这就是李婶所说的＂占了弟妹的光＂吧——他们因为心中的牵挂而活得更加坚韧，更加有爱。

回家的路上，天边的晚霞格外美丽，父母的背影在夕阳下显得那么伟岸。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长寿秘诀不是什么神奇的药方，而是心中永不熄灭的牵挂与责任。

那是一种穿越时光的力量，支撑着父母走过七十年的风雨，也将继续照亮他们余生的道路。

来源：CindyHar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