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8年的冬天，我站在上海北火车站的月台上，棉袄口袋里装着两张纸：一张是红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另一张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接收函。十六岁的手攥着这两张纸，比攥着母亲塞给我的粮票还紧——那时我不知道，这一去，就是二十七年。
一、十六岁的告别：当外滩钟声撞上黑土地的雪
1968年的冬天，我站在上海北火车站的月台上，棉袄口袋里装着两张纸：一张是红色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光荣证》，另一张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接收函。十六岁的手攥着这两张纸，比攥着母亲塞给我的粮票还紧——那时我不知道，这一去，就是二十七年。
东北的冬天有多冷？举个例子：刚到连队的第一晚，我把搪瓷缸放在火炕上想焐焐手，转身打个喷嚏的功夫，缸里的水就结了层薄冰。但更冷的是心里的惶惑。第三年开始，眼看着同批知青像候鸟一样陆续南飞：有人带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在雪地里转圈，有人攥着工厂招工表在宿舍哭到凌晨。上海传来的政策像春日的冰河，一点点化开缺口——病退、顶职、三线支援……可我呢？父母早已退休，姐姐留在上海照顾老人，连“近视眼”这个 disqualify（ disqualify：使丧失资格）当兵的理由，都成了我羡慕的“优势”。
夜里躺在大通铺上，听着隔壁床的小高翻来覆去叹气。我们对着结霜的窗玻璃哈气，画下歪歪扭扭的外滩钟楼，赌咒说“死也不嫁东北汉子”。那时哪懂什么叫“扎根边疆”，只知道当最后一个上海同学踩着雪离开时，我们连砌土房的草坯都不知道去哪挖。
二、六天六夜的春运：1972年的雪路惊魂
1972年的春节，是我人生第一次“春运”。电报里“父亲病危”四个字像重锤，砸断了我留在东北“接受考验”的决心。从连队到上海，要走“马车—卡车—绿皮火车”的三重接力。老队长蒋叔拍着我的肩膀说：“妮儿，放心走，账本子我替你锁保险柜里。”他不知道，比起账本，我更怕赶不上见父亲最后一面。
黑河到北安的雪夜卡车，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夜。驾驶室里塞着我和一个山东口音的男孩，司机师傅叼着烟卷，车轮碾过雪地的“咯吱”声比钟表还响。路过一处着火的农舍，火光把漫天雪粒子照得通红，像撒了把碎玻璃在黑布上。男孩始终抱着帆布包不说话，直到我在北安卸货时落下水壶，他突然开口：“婶，你的壶。”那是他一路上说的第一句话。
哈尔滨到上海的58次列车，挤满了和我一样的“归雁”。站在过道里，闻着混合着汗味和高粱饼子的气息，听着对面铺位的大姐教孩子背“床前明月光”。后半夜有位戴眼镜的大叔起身让座，他说：“我女儿也在北大荒，你就当替她坐会儿。”旁边几个知青姑娘撇嘴：“装什么大瓣蒜”，我攥着衣角不敢说话，直到三天后下车，才发现裤兜里还攥着半块硬邦邦的高粱饼——那是大叔塞给我的干粮。
到家时母亲正在灶台前熬药，父亲竟撑着坐起来，床头柜上摆着我走时没吃完的桃酥，都受潮了。后来母亲偷偷告诉我，父亲听说我要回来，硬撑着让姐姐把他扶到窗边，看了三天三夜的弄堂口。
三、大山里的相亲：当庐山云雾遇上东北黑土
1973年春节，二姐把我拽上了去江西的火车。说是“探亲”，实则是父母托她给我“找退路”。德安的军工厂藏在群山里，大巴在盘山公路上晃得人晕车，车窗外的红花草田像粉色的毯子，可我却想起东北的大豆地，黄灿灿的能漫到天边。
姐姐同事的“婚房”是间杉木平房，推开门就能闻到松脂香。那天的饭桌上，二姐特意把“上海某大专生”往我身边让，小伙子夹了块红烧肉说：“东北那地方，也就大豆能吃。”我盯着碗里的辣椒炒腊肉，突然想起连队里的酸菜炖排骨——那才是能让人鼻尖冒汗的热乎饭。
游庐山那天，我们爬了四个小时山路，鞋帮子都被露水浸透。站在五老峰上往下看，云雾绕着山梁转，像极了东北平原上的晨雾。可下山时却出了洋相：腿肚子抖得根本刹不住车，最后是姐夫背着我走完半里路。回到上海后，母亲试探着问：“江西那小伙……”我摇摇头：“妈，东北的雪比这山敞亮。”
四、改变命运的1973：从开卷考试到人才引进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73年。当广播里响起“恢复高考”的消息时，连队的知青点炸开了锅。我翻出压箱底的小学算术本，在煤油灯下啃初中代数——那时才知道，原来“开根号”不是种蔬菜，“三角函数”和三角铁没半点关系。
黑河的考场设在一所小学，课桌抽屉里还留着小学生画的歪歪扭扭的小人。监考老师发下志愿表时，整个教室静得能听见笔尖划过纸的声音。我盯着“上海机械学院”几个字，笔尖把纸戳出个小窟窿——后来才知道，这张表最终没成为我的通行证，却成了命运转折的伏笔。
1995年的调令来得很突然。妹妹在上海跑了三个月人事局，用“人才引进”的政策把我和先生“捞”了回来。卖房子那天，隔壁王姨抱着酸菜坛子来送：“妮儿，以后吃不着婶腌的酸菜了。”我摸着空荡荡的炕沿，突然想起二十年前和小高画外滩的那个夜晚——原来最舍不得的，不是热炕头，是把青春埋在这片黑土地的自己。
五、1995年的春天：当梦境照进上海站
年初四的上海站，路灯还没熄灭。母亲穿着那件穿了十年的蓝布衫，站在出站口朝里张望。儿子挣脱她的手跑过来，书包带扫过我膝盖——这孩子出生在东北，第一次看见真正的梧桐树。
走进弄堂时，邻居张婶正在生煤炉，烟气裹着油条香飘过来。母亲煮了碗阳春面，面条上卧着两个糖心蛋——和我十六岁离家那天一模一样。我咬了口蛋，突然想起在哈尔滨候车室的那个雪夜，想起山东男孩沉默的侧脸，想起黑河考场外的白杨树。原来二十七年的漂泊，不过是从一碗面到另一碗面的距离。
如今我常去外滩散步，看江面上的货船缓缓驶过。有时会遇到当年的知青战友，他们指着陆家嘴的高楼说：“当年咱在北大荒插秧时，哪想到上海能变成这样？”是啊，我们这代人把青春种在黑土地里，却在黄浦江畔收获了迟来的春天。那些在雪夜里流过的泪，在山路上磨破的鞋，最终都成了刻在生命里的年轮——一半是北大荒的雪，一半是上海滩的风。
后记：有人问我，在东北待了二十七年，回上海会不会不习惯？我指着窗台边的酸菜坛子笑：“习惯啥呀，这不把东北的冬天都搬回来了？”其实我们这代人，早把根扎成了两棵树：一棵在黑土地里，长着大豆高粱的倔强；一棵在黄浦江畔，开着白玉兰的温柔。所谓回家，从来不是地理上的迁徙，而是把走过的路，都变成心底的月光。
来源：热心精灵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