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她家的早餐摊没招牌，就摆在小区东门口，一个三轮车改装的简易摊位，上面罩着有些泛黄的雨棚布。那块布上还有几处补丁，是用红线缝的，针脚粗糙但结实。

我搬来这个小区已经有四年了。四年里，我习惯了早上下楼买婆婆的早点。

她家的早餐摊没招牌，就摆在小区东门口，一个三轮车改装的简易摊位，上面罩着有些泛黄的雨棚布。那块布上还有几处补丁，是用红线缝的，针脚粗糙但结实。

婆婆姓钱，六十出头，个子不高，总是穿着一件半旧的蓝色围裙，围裙上印着一个模糊不清的卡通图案，好像是以前很流行的那种日本动漫人物。她头发剪得短短的，染过但已经长出了白色的根，夏天会戴一顶草帽，边缘有些卷曲，像是在水里泡过又晒干的痕迹。

“老样子？”每次我走过去，她都会这么问，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盖过电动三轮车呼啸而过的噪音。

我点点头，她就麻利地把豆浆倒进我带的保温杯，又用油纸包好两根油条。钱婆婆手上有些老年斑，指甲修剪得很平整，但指缝里总有一点点面粉的痕迹，洗不干净。

“多放点糖，”我说，“今天有点困。”

她笑了笑，又加了半勺白糖，用小勺子搅了搅。婆婆的动作总是特别稳，豆浆从不会溢出来，无论杯口多么接近满。

那天早上人多，排在我前面的是个小学生，背着个比他人还大的书包，拉链只拉了一半，露出里面乱七八糟的课本和一个变形金刚玩具。钱婆婆给他装了一碗小馄饨，还特意加了一个荷包蛋。

“马上期末了，多吃点。”她说，没有收小男孩的钱。孩子吃得急，馄饨汤溅到了校服领子上，也不在意。

我正要走，突然看见钱婆婆儿媳妇匆匆过来了。她叫杨丽，我们小区的业主群里常见她发消息，有时是通知物业费，有时是组织大家一起团购水果。

“妈，您先回家，我来看会儿摊子。”杨丽说着，已经接过了钱婆婆手里的勺子。

钱婆婆犹豫了一下：“不忙，你不是要去医院拿报告吗？”

“拿完了，”杨丽低声说，“没事，就是有点头晕。”

我没多停留，点点头就走了。但那天晚上，小区的张阿姨在电梯里神神秘秘地告诉我，钱婆婆的儿媳妇好像生病了，上午在医院晕倒了。

“什么病啊？”我问。

张阿姨摇摇头：“不知道，听说挺严重的。”

电梯到了我的楼层，叮的一声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接下来几天，我只在早餐摊上看到钱婆婆，没见杨丽的身影。婆婆依旧四点起床准备面糊，五点半准时出现在小区门口。但我注意到她的动作慢了点，豆浆有时会洒出来一点，溅在她的围裙上。

第三天早上，钱婆婆的儿子也出现在了摊位旁边。记得他叫钱军，平时在建筑工地做工程监理，很少见他这个点出现。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格子衬衫，袖子挽到手肘，露出晒黑的手臂和一块不怎么名贵的手表。

他正在笨拙地系围裙，绳子在后背打了个死结，急得直跺脚。钱婆婆转过身，放下手里的面粉袋，帮他重新系好。

这一幕突然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妈妈也是这样帮我系书包带。我忽然有点鼻酸。

“最近怎么没见杨丽？”我随口问道，假装不知道什么情况。

钱军表情有点僵，钱婆婆接过话：“丽丽最近有点不舒服，在家休息呢。”

我点点头，没再多问。结账时，我发现找零的不是钱婆婆，而是钱军。他笨手笨脚地数着零钱，差点把五块钱当成了一块。钱婆婆在旁边看着，欲言又止，最后还是忍住没纠正儿子。

那天晚上回家路上，我去了趟小区对面的药店。正好碰到钱军在那买药，他手里拿着一张处方单，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好多药名。

“哎，是不是杨丽病了？”我装作不经意地问。

钱军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嗯，白血病初期。”

他说这话的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但我看到他的手在发抖，处方单被捏出了褶皱。

“能治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医生说及时治疗的话，问题不大。就是…治疗费用…”他没说完，摇了摇头。

药店的收音机里正播着一首老歌，好像是”常回家看看”之类的，歌词断断续续的，被门口进出病人的脚步声打乱了节奏。

“有困难可以说嘛，大家都是邻居。”我说完就后悔了，这话听起来太空洞了。

钱军勉强笑了笑：“没事，一家人嘛，总会有办法的。”

他抱着一大袋药出去了，肩膀有点驼，背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还能见到钱婆婆。天还没亮，她已经在摊位上忙活了。我路过时，发现她正在和一个陌生男人说话。那人穿着一身保安制服，应该是小区新来的保安。

“大妈，这个位置不能摆摊了，物业新规定。”保安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钱婆婆愣住了，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中：“我摆了五年了啊，从来没人说过。”

“新规定嘛，上面要求的，”保安摸了摸鼻子，“您看要不…每个月交点管理费？”

我站在一旁，心想这不就是变相收保护费吗。正想上前说两句，钱婆婆已经点头答应了：“行，每月多少？”

“三百吧。”保安说。

钱婆婆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个布钱包，钱包边角已经磨得发白，拉链也坏了，用一个别针别着。她数出三百块，都是些皱巴巴的零钱，还有几张五块的。

保安接过钱，犹豫了一下：“大妈，您家是不是有困难啊？”

钱婆婆摇摇头：“没有，挺好的，就是儿媳妇最近身体不太好。”

“哦，”保安把钱收进口袋，“那…祝早日康复。”

他转身走了，没给任何收据。我走上前，钱婆婆已经若无其事地继续忙活了。

“婆婆，那保安…”我欲言又止。

钱婆婆笑了笑：“没事，做生意嘛，总要交点费用的。来，老样子是吧？”

她麻利地装好豆浆，用小塑料袋包了油条，然后又递给我一个肉包子：“今天新做的，尝尝。”

我说不用了，她却坚持：“拿着吧，反正也卖不完。”

那个肉包子还是热的，面皮上沾了一层白面粉。我接过来，掂了掂，挺沉，肯定馅料十足。

回家的路上，我掰开包子，看到里面的肉馅码得整整齐齐的，还放了香菇和一点点胡萝卜碎，颜色很好看。第一口下去，我尝到了一丝甜味，应该是放了糖。我突然觉得鼻子酸酸的，可能是早上风大，吹的。

接下来一周，我每天都会去钱婆婆的摊子买早餐，有时候天还没亮就去了。我注意到摊子的规模缩小了一圈，品种也少了几样。以前的糯米鸡和小笼包没有了，现在就只有油条、豆浆、包子和馄饨四种。

钱婆婆的动作明显变慢了，有时候眼圈发黑，看得出来没休息好。钱军偶尔会来帮忙，但他要上班，大部分时间还是婆婆一个人。

周五那天，钱婆婆居然没来。我等了十分钟，摊位附近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一只花猫懒洋洋地趴在三轮车的座位上晒太阳。

我正想离开，忽然看见杨丽从小区门口走出来。她明显瘦了一大圈，头发也稀疏了不少，戴着口罩和帽子，走路有点虚浮。

“婆婆今天没来吗？”我问。

杨丽看了我一眼，然后认出了我：“噢，是你啊。婆婆今天…去医院了。”

“她病了？”我有点担心。

“不是，”杨丽勉强笑了笑，“陪我去做化疗。”

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好像每个字都要用尽全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点点头。

“你…还好吗？”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蠢的问题了。

杨丽摸了摸自己的帽子：“还行，就是…治疗费用有点高。”

我突然想起钱军那天在药店的表情：“需要帮忙的话…”

“不用了，真的，”杨丽打断我，“婆婆和我老公已经在想办法了。婆婆退休金全拿出来了，老公也在找朋友借钱。”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小区门口的喇叭在播放着什么广告，声音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楚。

“婆婆每天四点就起床了，”杨丽突然说，“我有时半夜醒来，看到厨房灯亮着，她已经在和面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只能跟着点头。

“我一直…不太理解她，”杨丽继续说，声音有点哽咽，“我们婆媳关系一般，有时候还会吵架。但自从我病了以后…”

她没说完，只是摇了摇头。

“她是个好婆婆。”我说。

杨丽擦了擦眼角：“是啊，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杨丽说她要回去休息了。我看着她慢慢走回小区，背影很单薄，像一片被风吹起的纸。

周末我去超市买东西，碰到了钱婆婆。她推着购物车，里面只有一袋面粉、几斤猪肉和一些青菜。看到我，她笑了笑。

“杨丽还好吗？”我问。

钱婆婆点点头：“还行，医生说治疗效果不错。”

我们一起走到收银台。前面排了好几个人，最前面是个年轻妈妈，怀里抱着小孩，正在跟收银员争论着什么。小孩哭闹着，整个收银区都能听到。

“吵死了。”排在我们前面的中年男人小声抱怨。

钱婆婆却笑了：“小孩子嘛，哭闹是正常的。”

那个中年男人转过头看了钱婆婆一眼，没说话，但表情明显不耐烦。

“我有个孙子，”钱婆婆继续说，像是在自言自语，“现在上幼儿园了，特别调皮，天天把家里翻个底朝天。”

我第一次听说钱婆婆有孙子，好奇地问：“多大了？”

“四岁半，”钱婆婆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特别聪明，已经会唱好多英文歌了。丽丽从小就让他学英语。”

排队的人群渐渐移动，钱婆婆推着购物车前进。我注意到她的购物车轮子有点歪，走起路来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杨丽这次生病，孙子怎么办？”我随口问道。

钱婆婆脸上的笑容微微黯淡了一些：“送回老家了，跟他姥姥在一起。等丽丽好了，再接回来。”

轮到钱婆婆结账了。她从布钱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一百块，然后又补了几个硬币。收银员找回的零钱，她仔细数了两遍才装进钱包。

“你儿子今天没来？”我帮她提着袋子，一起往小区走。

“他去医院陪丽丽了，”钱婆婆说，“今天要做个重要检查。”

我们走到小区门口，钱婆婆突然停下来：“哎呀，忘了买豆子了。”

“要不我帮你去买？”我提议。

钱婆婆摆摆手：“不用了，明天早上起早点去菜市场买吧。反正我四点就得起。”

我想说点什么，但钱婆婆已经向小区里走去了。太阳正好照在她的背上，影子拖得很长，但身影看起来那么单薄。

又过了两周，我发现钱婆婆的早餐摊变得更小了，只剩下豆浆和油条。馄饨和包子都没有了。我知道是因为准备起来太费时间，钱婆婆一个人忙不过来。

“生意不好做啊。”我随口说了一句。

钱婆婆擦了擦额头的汗：“还行，够用就好。”

那天我刚要走，突然看见钱军匆匆赶来。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看起来好几天没换了，眼睛布满血丝。

“妈，不用来了，我来就行了。”他说，声音有点哑。

钱婆婆摇摇头：“你去医院吧，丽丽今天不是要做那个…那个什么检查吗？”

钱军叹了口气：“推迟了，医生说…”

他突然注意到我还在旁边，话锋一转：“医生说需要多准备一些药，我刚交完钱。”

我识趣地拿了豆浆就走，但还是听到钱军低声说：“妈，真的不用您来了，我请了假，这边我能顶住。”

钱婆婆的声音很坚定：“不行，摊子不能不摆，每天那三百块钱要攒着。”

我走得远了，没听清后面的对话。但那天晚上，我在电梯里又碰到了张阿姨。她神秘兮兮地凑过来：“听说了吗，钱婆婆家儿媳妇病情加重了，医院要求住院治疗，一个疗程下来得二十多万。”

我愣了一下：“这么多？”

张阿姨点点头：“是啊，他们家已经借了不少钱了。钱军还去问公司预支工资，被拒绝了。”

电梯到了张阿姨的楼层，她走出去前又回头说了一句：“可怜啊，儿媳妇才三十多岁，儿子才上幼儿园。”

我突然想起钱婆婆说的那个会唱英文歌的孙子，心里一阵难受。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早起去买早餐。钱婆婆已经在摊位上了，但摊子前一个人都没有。我疑惑地走过去，发现钱婆婆坐在小板凳上，头低垂着，肩膀微微颤抖。

“婆婆？”我小心地叫了一声。

钱婆婆猛地抬起头，慌忙擦了擦眼睛：“哎，来了啊。老样子是吧？”

她的眼睛红红的，手有点发抖。我没问什么，只是点点头。钱婆婆转身去装豆浆，但动作明显不如以前利索，豆浆洒了一些在桌子上。

“没事。”她喃喃自语，用袖子擦了擦。

我注意到她的围裙口袋破了一个小洞，里面的纸巾露出一角。她弯腰拿油条的时候，一张纸从口袋里掉了出来。我弯腰帮她捡起来，发现是一张医院的收费单，上面的数字触目惊心：189,350元。

钱婆婆赶紧从我手里拿过收费单，塞回口袋：“没事，就是…丽丽的一点检查费。”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低头喝豆浆。豆浆有点凉了，但还是很香甜。

“婆婆，要不…我们小区可以组织一下募捐？”我试探着说。

钱婆婆立刻摇头：“不用不用，我们自己能解决。”她停顿了一下，“丽丽不想让太多人知道她的病情。”

我点点头，理解这种心情。

付钱的时候，我故意多给了一些：“不用找了。”

钱婆婆却坚持把多的钱推回来：“生意就是生意，不能乱来。”

她的手指有些发抖，但表情很坚定。我只好收回多余的钱。看着她佝偻的背影和花白的头发，我突然很想哭。

那天晚上，我在小区的花园里散步，意外看到钱军坐在长椅上抽烟。长椅旁边的垃圾桶已经塞满了烟头。

我犹豫了一下，走过去坐在他旁边。钱军抬头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杨丽…情况怎么样？”我小心地问。

钱军深吸一口烟，烟头在黑暗中明明灭灭：“不太好。医生建议做骨髓移植，但费用…”

他没说完，只是摇摇头。

“多少钱？”我问。

“全下来差不多五十万。”钱军说这话时，声音很平静，但手指捏着烟的力度大得快把烟捏断了。

我倒吸一口冷气。这在小县城，几乎是一套房子的价格了。

“我们已经借了二十多万了，”钱军继续说，“亲戚朋友能借的都借了。我妈…她退休金不多，一个月才三千出头，全拿出来给丽丽治病了。”

我听到”退休金”三个字，突然想起钱婆婆每天四点起床摆摊的画面。

“你妈妈…她摆摊是为了…”

钱军点点头：“是啊，一开始我不知道。以为她就是闲不住。直到上周我偶然发现她存折，才知道她这五年来一直在存钱。”

他的声音有点哽咽：“存折上有二十三万。她告诉我，这是给孙子上大学用的。现在…全拿出来给丽丽治病了。”

我想起钱婆婆那个破旧的布钱包，和她每天四点起床和面的身影。

“她真的…很爱你们一家。”我说不出别的话。

钱军点点头，眼眶红了：“我以前不理解她，觉得她对丽丽太苛刻，对孙子又太宠溺。现在才发现…”

他没说完，掐灭了烟头，起身离开了。远处小区的路灯下，一只流浪猫正在翻垃圾桶，发出哐当哐当的声音。

第二天是周日，我没去买早餐，一直睡到中午。下午去超市买东西时，我路过小区门口，发现钱婆婆的摊位居然还在，但不是卖早餐了，变成了卖水果。

摊位上摆着几筐水果，有苹果、香蕉和一些时令水果，看起来品相一般，可能是在批发市场买的便宜货。钱婆婆坐在摊位后面，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气无力地扇着。

“婆婆，周日还来摆摊啊？”我有点惊讶。

钱婆婆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早上卖完早餐，下午卖点水果。多赚点是点嘛。”

我看了看那些水果，随手拿了几个苹果：“多少钱？”

“八块。”钱婆婆说。

我掏出十块钱递给她：“不用找了。”

这次她没有拒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谢谢。”

我正要走，突然看到杨丽从小区门口出来了。她比上次见面时瘦了更多，头发几乎全掉光了，戴着一顶帽子。走路很慢，像是每一步都用尽了全力。

钱婆婆赶紧起身，扶住她：“怎么自己出来了？军子呢？”

“他去医院交费了，”杨丽虚弱地笑了笑，“我在家闷得慌，想出来透透气。”

她看到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我也笑着点头回应。

“妈，”杨丽突然说，“我刚才看了您的存折。”

钱婆婆愣了一下，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哦，那个啊，没什么好看的。”

“二十三万，”杨丽的声音有点发抖，“您说是给我们存的养老钱，其实是给小宝上大学准备的吧？”

钱婆婆没说话，只是低头摆弄着水果。

“我翻到了您的日记本，”杨丽继续说，眼泪已经流下来了，“您每天记账，写着’今天卖了多少豆浆，多少油条，赚了多少钱’…最后一行总是写着’小宝大学基金’…”

钱婆婆终于抬起头，眼眶红红的：“那有什么，反正都是一家人的钱。你现在要紧，等你好了，我再重新攒。”

“妈…”杨丽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我站在一旁，突然觉得自己很多余，正想离开，杨丽却转向我：“你知道吗，我婆婆从来没上过大学，她总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文化。她不想让孙子重复她的遗憾，从小宝出生那天起，她就开始攒这个’大学基金’了。”

钱婆婆有点不好意思：“哎呀，这有什么好说的。”

“妈，那是您五年来每天四点起床的心血啊，”杨丽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我怎么能用这个钱呢。”

钱婆婆拍拍儿媳妇的手：“傻丫头，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小宝还小，等他上大学，妈还能再攒。”

我听到这里，眼泪也控制不住了。钱婆婆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杨丽，突然笑了：“哎呀，一大把年纪了，没想到还能让两个年轻人这么感动。走，回家吃饭去，今天我做了丽丽爱吃的糖醋排骨。”

她收拾起摊位，动作慢而稳。收起来的水果被她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筐里，一个一个码得整整齐齐。

我看着她们远去的背影，阳光照在她们身上，一高一矮，一瘦一胖，走得很慢，但莫名让人觉得很温暖。

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我又去钱婆婆的早餐摊买早点。摊位已经恢复了原来的规模，油条、豆浆、包子、馄饨，一样不少。

让我惊喜的是，摊位后面不只有钱婆婆，还有杨丽。她戴着帽子，脸色还有点苍白，但精神看起来好多了。

“恢复得不错嘛。”我笑着说。

杨丽点点头：“嗯，医生说骨髓移植很成功，现在就是恢复期。”

钱婆婆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丽丽非要来帮忙，我拗不过她。”

来源：牟牟说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