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冬日里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在北京西郊某刑场,一群荷枪实弹的法警神情庄重地肃立在那里,随着一阵尖利急促的警笛鸣叫,一溜红蓝相间,警灯闪烁的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刑场,车门从后面打开了,5个身着紫红囚服、魂不附体的罪犯被推下了囚车。
---'95 京城第一绑架勒索轮奸案始末
1996年新年钟声敲响的前3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对一伙恶贯满盈的犯罪分子执行死刑的命令。
这是冬日里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在北京西郊某刑场,一群荷枪实弹的法警神情庄重地肃立在那里,随着一阵尖利急促的警笛鸣叫,一溜红蓝相间,警灯闪烁的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进了刑场,车门从后面打开了,5个身着紫红囚服、魂不附体的罪犯被推下了囚车。
死囚们步履蹒跚地挪向法警指定的、应该属于他们的那个位置。他们的步子迈得特别慢,似乎故意在磨蹭时间,以延缓“大限”的到来;也可能是怀有某种妄想,以企盼奇迹的出现,来挽救他们即将灭亡的年轻生命。是的,他们的确太年轻了,连执行过无数次任务的法警都惊奇地看着他们一张张充满雅气的脸。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24岁,最小的才19岁,这意味着在一年前他们刚犯下这弥天大罪的时候,其中有的罪犯刚够法定的成人的年龄……更使法警们惊奇的是,在这5个年轻的死囚里面,竟有两个是正值芳龄、姿容姣好的女性!如果不是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场合,如果让她们换上新款的时装,佩上精美的首饰,再施以入时的化妆,让她们走在大街上或站在流金溢彩的宾馆饭店门口,她们绝对是拥有很高“回头率”的漂亮的都市小姐……然而,此时此刻,这一切都不过是浪漫的想象而已!黑洞洞的枪口已经指向他们的后脑勺,法警们的食指已经搭上了扳机,死神已经攫住了他们的灵魂!
“预备-放!”执刑法官一声令下,随着一阵疾风扫落叶似的枪响,5名年轻的死囚像被狂风削去了半截的高粱杆似的,齐刷刷地倒在了地上……一阵狂风卷起冬日干燥的黄沙,撒在地上紫黑的污血里,附着在他们已无血色的脸上,把他们肮脏不堪的脸弄得更加挣狞丑陋……
枪声,给这起震惊京城的特大案件画上了句号!
罪犯已经命归黄泉!罪恶得到了惩处,耻辱得到了昭雪,正义得到了伸张。但此案给我们带来的强烈义愤,给一切富有良知的人们所留下的警示和思索,却没有丝毫的冲淡,仍是那么忧郁,那么触目惊心。此后的数月中,记者怀着沉重的心情,以剖析、思考为目的,追溯了这起恶性案件的始末。
阴谋悄然逼近
让我们把镜头摇回到一年多以前那个夏日的黄昏。
1994年8月6日傍晚,在北京朝阳区东直门附近的一条林荫大道上,一个穿着入时、模样清纯、约摸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款款走来,这是个看上去很可爱的女孩子,白白净净,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尤其是一头乌黑的披肩发,还有那优美的曲线,都使景!
她洋溢着青春的魅力,夏日,漂亮的女孩真是都市一道美丽的风
此刻,她走在清风拂面的大街上,天边的晚霞把她的脸映得红红的。她东张西望,边走边遛达,一副漫不经心的神态。好像在等人,也好像在找人。
她叫陶芳,芳龄17岁,是北京某中学刚刚毕业的应届高中生。一个月前,她参加了高考,这几天,高考录取分数刚下来,她的分数比预想的略低一点,但总的来说,还算是过得去的,重点名牌大学不敢奢望,普通大学或许能够录取。
像同龄人一样,陶芳是一个富有幻想的女孩。她的家境十分宽裕,父亲是北京某工厂的厂长,母亲是一家商行的老板。在如今的京城,她的父母无疑应该归入“大款”的行列。她是个独生女儿,可谓父母的“掌上明珠”。这就不难想象,在这个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这位俊俏可人的“千金”,受到的是怎样的宠爱和呵护!时装、名表、昂贵首饰和寻呼机这些本属成年女性的消费品,都过早地“装备”到了这位中学生身上,使她较之同龄女孩子过多地享受了现代物质文明的优越,过早的享乐也使情窦初开的少女过早地涉入了爱河。尽管她才17岁,但在爱情的履历上已经填写过两个男孩子的名字,第一个是她的高中同学,他们曾经不顾校方的禁令,偷偷地相爱了,可惜终因双方对“爱情”太懵懂,彼此都太草率,而使这场游戏般的“爱情”无疾而终,前不久,这位不谙世事却又感情丰富的女高中生又交了一位男朋友,是某宾馆的保安。这几天,正焦急地等待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她有些百无聊赖,她的男朋友就常来陪她。频频的约会多少能够给她排遣一些紧张高考之后所惯有的空虚和失落,
这天下午3点多钟,她正和男友在自己的家中缠绵悱恻,突然桌上的寻呼机响了,拿起一看,机上显示了一个陌生的号码。她赶紧跑到对面不远处的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音调有些轻佻,说了几分钟的话,陶芳才知道对方是一个外号叫“猴子”的人。她记得是在一个朋友家认识他的,大名叫侯登榜,二十二三岁的年纪,瘦骨伶仃,一脸猴气,故而得此绰号。这“猴子”并不是美男子,女孩子大概不会喜欢这样尖嘴猴腮的男人,所以初次见面,陶芳对他并无什么印象。不过,这家伙玩女孩子毕竟有过人之处,皮厚嘴甜,之后又来找过陶芳几次,每次花言巧语,竟使天真的少女对他萌生了几分好感,虽谈不上交谊颇深,也算是有几分投机。现在,这位“猴哥”在电话中邀请陶芳晚上去他那里打台球,她几乎未假思索就答应了,他们相约晚上8点在兆丰市场门前公用电话亭碰头。
...* 此刻,走在大街上的陶芳步入一个长长的小胡同里,在一个
小四合院门口,她叩响了一扇门。门开了,露出了一张更年轻的娃娃脸。“陶芳姐!”长着娃娃脸的少女高兴地叫了一声。
“凌洁!你在家呀!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是顺路儿过来看看!"陶芳显得兴高采烈。
陶芳之所以来找凌洁,是因为她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凌洁的父亲凌卫平正好是陶芳母亲所在商行的副经理。由于这层关系,两个女孩子交往甚密。看上去,凌洁比陶芳小得多,白净的脸上甚至还没有泛起少女的红晕,明亮的眸子里闪现着孩童般的天真和纯洁,她今年刚满13岁,是某中学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凌洁虽只比陶芳小4岁,但无论是形象上和情感经历上都相去甚远。陶芳成熟、活,凌洁单纯、文静;陶芳热情外向,凌洁沉默寡言。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们成为好朋友,虽然她们既不是同学又不是街坊。
"什么事呀?陶芳姐!”凌洁颇有些纳闷。
"是这样的。有几个朋友约我晚上出去玩,这几天在家挺闷的,我也想散散心,就答应他们了。如果你晚上没有事,就和我一起去吧!”陶芳很真诚地道出了初衷。
对这位姐姐的话,凌洁向来言听计从。反正放假了,晚上在家也没有什么事,她想了想便同意了:“成,咱俩就一起去吧!”
凌洁梳理了一番缎子般乌黑的学生短发,换上新买的浅黄缀白花的连衣裙,穿上高跟凉鞋,愈显得亭亭玉立、秀气俊俏,陶芳情不自禁地夸了一句:“凌洁,你真招人喜欢!”
凌洁腼腆地笑了笑,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四合院。又走了一段路,就来到了胡同口,陶芳伸手拦了一辆夏利出租车,对司机说:"去兆丰市场!”司机点点头,示意她们上车,
出租车载着两位少女绝尘而去。两位天真烂漫的姑娘在车上有说有笑,十分轻松地谈论着女孩子之间的话题,甚至,陶芳还向凌洁谈到了将要谋面的那位“猴哥”的趣事。然而,她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可怕的陷阱正在等待着她们!阴谋正在悄然退近!这趟没有任何凶险迹象的约会将使她们蒙受多么巨大的耻辱和摧残!她们轻率的决定将使她们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
少女落入魔掌
出租车在兆丰市场喧闹而又脏乱不堪的菜摊、肉食铺前停下,两个少女下了车。
这是一个周末的傍晚,街上人群熙攘,散步的情侣,购物的主妇、过路的行人把这条不算开阔的商业街塞得满满的,陶芳和凌洁刚在约定的电话亭旁站定,就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陶芳,你真准时呀!”
随着声音,一个中等身材、身体精瘦、理着小平头、上身穿着一件十分招眼的花格衬衣的男青年出现在她们面前。此人正是侯登榜。他的旁边还站着一男一女,男的约摸20出头,个子瘦高、皮肤白皙,头发蓬松,显得很斯文,像一个大学生:而那女的,模样挺俊俏,波浪式的披肩发,一袭浅绿色带白花的连衣裙,乍一看颇有点大家闺秀的风度,可细看上去她脸上浓妆艳抹,而厚厚的脂粉也没有遮掩住满脸的倦色和专横,尤其是那双大眼睛中流露出一股寒冷而凶险的目光,使人不寒而栗。她的打扮和形象让人很难判断她的身份,公司雇员?待业青年?打工妹?还是“三陪小姐”?
陶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侯登榜就大大咧咧地走过来了:“哇,陶芳,你比以前更漂亮了!真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啊!”
陶芳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侯哥,你别老夸我拉!真正漂亮的是这位!”她指了指身旁的凌洁。“哦,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介绍哩! 她叫凌洁,我的好朋友。她爸和我妈是一个单位的。”
“凌小姐,真是幸会!”侯登榜眉开眼笑,伸出手使劲捏着凌洁纤细的小手,长时间不松开。凌洁有些不快,又不便发作。
"对呀,陶芳,我也给你们带来了两位新朋友!”侯登榜松开手,指着一直站在他身旁默不作声的二位:“这位是杨红小姐,他叫郑文西,都是我的朋友!”
"你好!"“你好!”四位新朋友彬彬有礼地握了手。之后杨小姐提议:“我们一起去吃点东西吧,我还没有吃晚饭呐!”侯登榜马上附和:“好啊,我也没吃饭!怎么样,你们二位也去吃一点吧!"
陶芳、凌洁未置可否,随他们三人一起来到了兆丰市场后面的夜市,在一家小食店里,炒了几个热菜,每人要了一杯啤酒。席间,他们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侯登榜说他最近做成了几笔生意,心里特高兴,就想找时间出来“乐一乐”。郑文西跟着帮腔,吹嘘跟着侯哥真是学到了不少本事,既赚足了钱,又长了见识。只有那个叫杨红的女人没有吭声,光顾着喝酒吃菜,陶芳和她搭讪,何一句她答一句,通过简单的对话得知,她老家在东北,是黑龙江省铁力市人,今年刚18岁,但两年前就来闯北京了,现在自己开了家个体饭馆.别的她就什么也不说了,她对闲聊兴致不高,似平不想让陶芳她们知道得太多。吃饭中间,侯登榜一个劲地给凌沾夹菜,陶芳和凌洁都是吃过晚饭的,凌洁便对侯说:“不想吃了!”
摸不着头脑。
不料杨红突然冒出了一句:“有你吃的时候!”说得凌洁丈二和尚
他们几个人边吃边聊,过了一个多小时,杨红去“买单”。陶芳抬腕看了看表,已快到10点。他们走到小食店外的马路上,这时路上的行人已经稀稀落落,一阵晚风吹来,挺惬意的,"怎么样?一起去玩会儿吧!”侯登榜满脸通红,喷着酒气说。这家伙显然不胜酒力,喝点啤酒就成了“红脸关公”。
"去哪儿玩呀?”陶芳问。
"去杨红的宿舍吧?她那里既偏僻又安静。”“玩什么呐?”凌洁问。"打麻将呗!”
“我不会打麻将。陶芳,咱们回去吧。”凌洁毕竟年幼,心里有点害怕:“我走的时候没打招呼,太晚了回去,我爸妈着急!”
"哎,着什么急呀?怎么着也得玩会儿吧?哪能就这么回去了呢?就玩一会儿,完了我们一起回来,保证把你安全送到家!”侯登榜、郑文西巧舌如簧,殷情地劝着。
这时正好有辆“面的”驶来,杨红伸手拦住了车,还没容陶芳、凌洁再说什么,就被他们稀里糊涂、连拉带推地弄上了车。
司机问:“去哪儿?”
侯登榜凶巴巴地说:“你就顺这道儿往前开,到地方自然会告诉你的。”
面的载着5个男女疾速地朝东北方向开去,陶芳去过首都机场,看到车窗外依稀可辨的道路和景物,她猜想大概是朝机场方向去,路越来越黑,后来连路灯都不见了,好像来到了郊区,凌洁心里害怕极了,直向侯登榜去哪儿,侯不答话,问急了,才没好气地说:“急什么?马上就到了!”
大约行驶了半小时的光景,随着一阵剧烈的颠簸,面的终于在一排黑古隆冬的平房前停了下来。侯登榜说:“到啦!”几个人先后下了车,从一个小门走进去,陶芳才发现这是一个小四合院,就是郊区农民自建的那种简易四合院,坐南朝北。院里一片漆黑,只有三间南房还亮着灯光。
侯登榜在前面走,陶芳凌洁就跟着,走进了三间南房中间的一间,一进门,陶芳她们看到这屋子里已经坐着四个人,两男两女,看到侯登榜进来,他们也没理会,照常聊天,侯也没有向陶芳介绍这四个人。只是朝他们神秘地点点头,便让陶芳坐在地上和他们打麻将,陶芳看着地下脏兮兮的,那四个男女她也不认识,便说:“不想玩了!”凌洁也说:“都快11点了,咱们快回家吧!再晚了,连出租车都打不到了。”
这时,屋子里原先坐的四个人中有个大个子突然站了起来,像泼皮骂街似的:“他妈的,摆什么臭小姐的架子,来了就想走?不陪老子玩够,就别想出这个门!”那两个女的也帮腔:“是啊,哪有你们这样不懂事的!来了就走?你们可干万别惹‘鳄鱼’生气!把他惹急了,可够你们受的!”两个少女一听就傻眼了,直到此时她们才始有察觉:她们来到了一个不该来的地方。
这时,那个叫“鳄鱼”的大个子朝陶芳努了努嘴:“去那边一下!”便把陶芳带进了东边的屋子里,侯登榜和杨红正站在那儿嘀咕什么,外面屋子那两个女的也跟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门,把凌洁、郑文西和另一个男的隔在了外面。陶芳正在犹疑之际,只见“鳄鱼”突然伸着粗壮的大手,对着她的后背猛击一掌,文静纤弱的娇小姐哪经得住彪形大汉这样的粗鲁,一个踉跄就摔倒在地上,
“侯登榜,你们要干什么?”陶芳杏眼圆睁。
“干什么?哈哈哈……干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侯登榜一阵狞笑。”‘鳄鱼’,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她绑起来!”
“鳄鱼”拿起早已准备好的一根绿色尼龙绳,绑起了陶芳的双手,陶芳拼命挣扎,嘴咬脚踢。旁边那两个女的见状也一拥而上,按住陶芳的手脚,陶芳大声叫骂,原先站在一边冷眼观看的杨红气急败坏,上前使劲地猛踢陶芳的大腿和腹部,又踩住她乱动的脚,随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破布塞进了她的嘴里,又贴上了一层胶
粗气,
皮封条。陶芳手脚被捆,又说不出话,瘫倒在墙根,呼呼地喘着
与此同时,在外间的凌洁已吓得不知所措,呆了一会儿,东屋的门开了,只见“鳄鱼”气势汹汹走了进来,手里拿了一根尼龙绳子,这时侯登榜、郑文西也一拥而上,凌洁还没有来得及作出任何反抗,就被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嘴上也被贴上了封条。
两个无辜的少女就这样落入了魔掌,她们瞪大了惊恐的眼睛,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黑色档案
从以上的过程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一起有预谋、有组织的、精心策划的绑架案。那么,这几个穷凶极恶的歹徒为什么要劫持和绑架两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从这几个歹徒的身世说起。其实,天真善良的陶芳小姐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个甜言蜜语、善于恭维女孩子的侯登榜以及杨红、郑文西之类。早就是一群作奸犯科、劣迹昭彰的带有“黑社会”流氓性质的犯罪团伙,陶芳、凌洁落入他们的魔掌,无异于孱弱的羔羊落入了虎狼之窝。
候登榜,23岁,出身于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应该说,他的父母和兄长虽然地位并不显赫,却都是本分之人。可是,大概由于他是家中老幺的缘故,父母对他宠溺有加,使这个宝贝儿子自幼就养成了骄横暴戾、冥顽不化的性格。他不思上进,书根本读不进去,初中仅上到二年级就辍学在家,成天和社会上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鬼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1994年曾因非法携带枪支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5天。其实,携带枪支只是他诸多罪恶中在当时仅被发现的一项,而此时的他早就是一个杀人越货、负债累累的犯罪分子了。
俗话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就在侯登榜频频作案,混迹于流氓恶势力之中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认识了杨红。
这是个年仅18岁的女人。如果我们按照“女人”这个概念来看待她的话,她应该属于那种被上帝恩宠的女人,因为造物主赋予了她一个相当靓丽的容貌。18岁,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黄金年龄,被誉为“花季”。与她同龄的绝大多数姑娘,或者正处于孜孜求学,为考上一所名牌大学而攻读的日子,或者正在工厂里、职业学校中、大饭店里辛勤的工作和学习;或者是商场中的售货员、文静美丽的导游小姐、英姿飒爽的女战士……而这位漂亮的杨红小姐,却与她的同龄人大相径庭。她的人生历史虽然短暂,却过早地写下了斑斑劣迹。
她出生在黑龙江省铁力市一个工人家庭,在她7岁的那年,父母离异了。家庭破裂当然是人生中的一大不幸。对于意志坚强、沉着冷静的女孩子来说,父母离异或许是促使自己走向成熟的契机,面对于杨红而言,家庭的变故,却使她一下子堕入迷茫、消沉的深渊。生活中的空虚和无着,使她常和那些大男孩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夜不归宿,从中寻求刺激和“充实”。就在她12岁那一年,一个大她8岁的自称是她表哥的男人夺去了她的贞操……她哭过,也闹过,更恨过,可就是没有振作过。她自称“看破红尘”,开始自暴自弃,很快滑向罪恶的泥潭。1989年,她母亲跑到北京开了家个体食品店,不久,她也以当“临时工”为名,来到北京。北京虽大,就业机会也多,而对一无所长又不愿吃苦的女人来说,“幸运”是不会降临的。为了生存、为了享乐,她开始吃“青春饭"--卖淫。这种轻松而快意的皮肉生意使她赚了一笔钱,可惜好景不长,1992年7月4日晚,她正在与嫖客奸宿之际,被公安干警当场抓获。“发财梦”破灭了,她被处以劳动教养一年,这时她刚满16岁。在劳教所,她被检查出患有严重的性病,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劳教所同意她“保外就医”。就在“保外就医”
很快打得火热。
期间,她认识了比她大5岁的侯登榜,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之后,侯登榜又给她介绍了郑文西,“鳄鱼”(真名鄂余)、朱刚、严寒、周红艳、时晓良、阳早、章利、陈健、汤帆、伊江等十几个歹徒,他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结成了犯罪团伙。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严寒、周红艳这两个女流氓。出生于1975年的严寒,比杨红大一岁。她的父母都是北京某大工厂的工人,工作努力上进,都曾被评为厂级先进生产者。可惜这对夫妇对他们任性的长女却失之于骄纵,使这个曾经表现优良的少女在贪欲和坏人的引诱下,渐渐步入歧途。1991年,严寒从丰台某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市服务管理学校,1992年毕业后分到北京额有名气的崇文门饭店任服务员,饭店服务员的工资并不低,每月连同奖金,最多时可拿到2000多元,应该说,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孩子来说,这样的收入并不菲薄,但是,严寒却不知足,经不住五光十色和灯红酒绿的诱惑,开始把黑手伸向那些衣着华贵、一万金的外宾。金表、金戒指、宝石项链、高档貂皮大衣等都相继被她掠入自己的住处……终于有一天,她的黑手被抓住了,全店哗然。她受到了饭店所能给予的最高处分--除名。从此,她丢掉了工作,混迹于社会上。1994年初的一天,她认识了郑文西,很快堕入情网。是郑把她介绍给了侯登榜和杨红,从此她就正式“落草为寇”了。
23 岁的周红艳,也是这个犯罪团伙的重要成员。这个女人颇有几分姿色,但好吃懒做、贪图享乐,注定了她的堕落。她名义上是侯登榜的女朋友,可早就开始同居,从1994年3月份起,她的肚子里已怀上了侯的孩子,但侯对她绝不是专一的。好色,是侯的天性,即使当着周的面,侯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周也是置若罔闻,绝不敢说一个“不”字。这样一个可悲亦可怜的女人,却也被侯拖上了犯罪的“战车”,干着伤天害地的勾当。
从1992年4月至1994年7月这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一伙罪犯在首都北京频频作案,大肆进行猖狂的、骇人听闻的抢劫杀人犯罪活动,抢得大量人民币、日元、美元以及彩色电视机、录相机、电冰箱、香烟、金银首饰、手表等物品。
1992年9月21日9时许,侯登榜、郑文西、时晓良、章利先后窜至北京朝阳区北小街、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下,抢得北京东直门医院职工康澍(男,21岁)、马燕红(女,20岁)、四川省化学工业研究设计院刘波(男,25岁)、四川省成都光大旅游公司阳英(女,25岁)的人民币200元、手表一块、金戒指一枚、金耳环一副及银项链一条。歹徒时晓良还持刀将康澍、刘波、阳英砍伤;
1994年2月27日21时许,侯登榜、鄂余、郑文西持刀窜至崇文区广渠门立交桥南侧,对北京市第二制药厂职工李国辉(男,时年21岁)进行抢劫,李奋力反抗,大声呼救,侯、鄂分别持刀猛刺李国辉右腹腹沟、臂部,李的股静脉被刺破,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1994年4月20日深夜,郑文西、朱刚、时晓良窜至东城区鼓楼外大街东侧滨河路处,持刀对中国海湾建设总公司职工梁西忠(男,39岁)、西城区药材公司干部李素荣进行抢劫。遭梁反抗,郑、朱二人持刀猛刺梁的胸部、腿部,致使梁西忠胸部被刺破,伤及心脏,造成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
这一伙疯狂的歹徒,每次作案后都迅速逃离现场,给公安人员的侦破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而每一次侥幸的逃循,都给他们的犯罪冒险以更大的刺激。正是在这种冒险心理和发财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酝酿了更大更险恶的阴谋:即绑架陶芳,勒索钱财。
杨红是从侯登榜那里得知陶芳家境的。陶的母亲是某商行的经理,侯测其定是“百万富婆”,而陶芳又是其父母的掌上明珠,抓住这个“宝贝疙瘩”,不愁榨不出一笔巨款。
杨红、侯登榜、郑文西、鄂余、朱刚、严寒、周红艳等人经过了精心的策划,制订了周密的绑架计划,连作案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绑架、关押人质的场所,他们多次密谋、踩点,又一同来到远离市区、极为偏僻的酒仙桥安家楼村,租住了一处独立的农家小院。并确定由侯登榜利用与陶芳较为熟悉的关系,将陶诱出,挟持到秘密地点。
他们没有想到,事情竟是这样的顺利,陶芳竟是这样的容易上钩!至于凌洁,则纯粹是陶芳偶然带来的,不在“计划”之内,但她的出现却丝毫不会影响原“计划”的进展,只是,虎口里又多了一只鲜嫩的羊羔而已!
罪犯露“峥嵘”
8月上旬,暑气还没有从京城消退,天气依然炎热难耐.而此时被捆住手脚、封住嘴巴的陶芳却吓得瑟瑟发抖。突然降临的灾难使她不知所措。
大约在她被捆绑10多分钟之后,随着门外一阵骚动,她意识到大概凌洁也被捆绑起来了。她心里涌起一股难言的内疚:真不该带凌洁来,是自己连累了凌洁!
正在自责之际。门开了。杨红,也就是那个被同伙们称作“红姐”的年轻女人走了进来。陶芳看到她的脸上露出得意和兴奋的神情,和刚才吃饭时的冷漠完全判若两人,她款款地走到陶芳身旁,坐在一只小矮凳上。对斜躺在地上的陶芳说:“陶小姐,委屈你了,真是很对不起,我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呵!我的朋友踅进去了,现在需要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只有你妈才有。所以我和‘猴哥’商量,管你妈借50万元。我们只要20万,给你30万,你看怎么样?今晚上你好好考虑考虑。”
看着这个年龄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陶芳觉得她像魔鬼,像妖婆,她说话的声音柔软,很好听,但陶芳听着浑身发麻!她不由得想起了过去电影中、电视剧中人质被绑架的情景。没想到自己竟成了生活中这真实一幕的主角。
就在这时,门“砰”地一声被撞开了,弱小的凌洁被反剪着双手推了进来。歹徒们把她们两人推倒在屋子的墙角下,让她们坐在地上。留下郑文西和朱刚看着,其余的都出去了。郑文西撕掉了封条,把她们嘴里塞的布抽出来,给每人嘴里塞了三粒药片后说:“这是安眠药,让你们吃了睡个好觉。”
开始时,郑和朱都不说话,两眼直直地瞪着陶芳和凌洁。过了一会儿,他们觉得挺乏味的,便开始玩起牌来。趁他们玩兴正浓,陶芳悄悄地对凌洁说:“他们想向我妈妈要50万块钱。跟你没关系。你什么也别说,不然他们打你!”“陶芳姐,咱们怎么办呢?”陶芳压低嗓门说:“别急,咱俩瞅个机会跑!”
“别说话!再说,我抽你们!”听她们俩在嘀咕,郑文西大声喝斥。
她们不敢说话了。大概是安眠药起了作用,不一会儿,她们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8月7日早晨。歹徒们既不松开她们,也不让她们洗脸吃饭,整个上午,歹徒们进进出出,不知忙些什么。到吃中午饭时,仍不给她们饭吃,饿得两位少女饥肠碌碌。
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杨红露面了,她得意洋洋地打量着两个女孩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喊了一句:“松梆!把饭端上来!”郑文西就把两人的绳子解开,朱刚端上来两碗方便面。杨红故作亲切地说:"把你们饿坏了吧?快吃饭吧。吃完了,咱们再说别的。"
两个女孩的手被捆麻了,她们的双手连碗都端不稳,但真是谁极了,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一般把方便面连汤都喝了下去,
"好,饭吃完了,咱们该谈正事了。”杨红冷冷地笑道:“陶小姐,我们的意图,昨天晚上已经告诉你了,考虑了这么久,大概有个答案了吧?如果你和我们痛痛快快地合作,我们绝不会为难你,很快就会放你回家;但如果不愿意合作,那后果我不说恐怕你也明白。到那时,你可别怪我们不讲交情!”
陶芳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到底让我做什么,就说吧!”“好,痛快!这样吧,你给你妈写封短信。我说,你写。”杨红就随手拿来一个香烟盒,撕开了交给陶芳:“就在这上面写。”
杨红口述,陶芳用捆得发麻的手,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字:妈妈:
我现在急需50万元。要百元旧票,要在三天之内把钱准备好。三天之内呼我,否则命不保,千万准备好钱,千万别报案,要快,快把钱准备好。
女儿:陶芳
写完之后,杨红就把纸条拿走了,随后又命郑文西、朱刚把她们重新捆了起来。
奇耻大辱
8月7日晚,这是人质被绑架后的第二个晚上,天已经黑了,屋里15瓦的灯泡发着昏暗惨淡的光,肮脏潮湿的水泥地板上遍地狼精,一片污浊,加上便盆里发出的臭味,使这个不足10平方米的“牢房”令人恐怖,令人窒息。
晚上,歹徒们又没给她们饭吃,一天一夜每人只吃!-过方便面,俩人饿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而歹徒们却在外屋用煤气灶炒菜,“滋滋”作响,扑鼻的香味一阵阵地飘进里屋来。
晚上8点多钟,歹徒们酒足饭饱了。他们抹着油亮的嘴唇,一起拥进了关押陶芳她们的“囚室”。杨红右手握着一个白塑料管,左手又着腰,歪斜着脑袋,活像电影中的女特务。只见她神色怪异地盯着陶芳,吓得陶芳一阵阵地发抖。突然,只听她一阵狞笑,扭头对侯登榜说:“猴哥,这小妞长得可真标致呵!来,把这小妞的衣服给我脱光,然后,你们上去跟她玩玩!”
几个歹徒一听正中下怀,陶芳和凌洁吓得叫了起来:“红姐,不要啊!千万不能呵!求求你,千万不能呵!”
杨红理也不理,朝几个歹徒点点头:“你们跟我来吧。”他们就一起走到外屋,杨红说:“你们谁先干?”,侯登榜、郑文西等人都没吭气,停了一会儿,杨红说:“我替你们出个主意,你们抽签吧!这样最公正,我拿四张牌,红桃第一,黑桃第二,方块第三、梅花第四,就按这顺序行不?”
侯登榜早就按捺不住了,连声称赞:“就这么着!这样公正还是咱红姐办法多!”
当下四个歹徒就在女流氓杨红的唆使下,进行了文明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抽签决定轮奸的顺序。结果郑抽的红桃、朱刚黑桃、鄂余方块、侯登榜梅花。歹徒们一阵狂呼,兴高采烈。
之后,几个欲火焚心的歹徒急匆匆破门而入,扑向两个奄奄一息、毫无反抗能力的少女,一阵阵令人颤栗的哭救声、惨叫声,呻吟声伴随着歹徒们疯狂的喘息声、奸笑声,清晰地、断断续续地从门缝中传出……而只有一墙之隔的外屋,却也坐着三个与两个少女年龄相仿的女人,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已有身孕的周红艳面对自己的“男朋友”纵情地发泄着兽欲,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依然谈笑风生。三个女人一边悠闲地抽着烟、吐着烟圈,磕着瓜籽,一边欣赏着里屋传来的惨叫和狞笑的“伴奏”,是那样地轻松,那样地惬意……
人之能够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有思维、有智慧、有感情、有廉耻之心。而这几个罪犯的所作所为已经丧失了人类最起码的良知和羞耻之心,他们有的只是动物的本能,他们已经堕入了想毛饮血的动物的行列!他们是一群野兽!是一群兽性大发、丧尽天良的凶猛动物!而坐在外面屋里的则是三个冷酷可怕、连动物间的排异心理都不曾具备的母兽!
这天夜里,歹徒们交替轮奸了两名少女,蹂躏时间长达两个洁。
多小时,夜里两点多钟,淫心荡漾的侯登榜再一次强奸了陶芳、凌夜幕虽然掩盖了他们的丑态和肮脏的躯体,但冥冥之中却有一支铁笔记下了他们不可饶恕的疯狂和历历罪恶!有道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多行不义必自毙”!
再次施暴
8月8日上午,杨红进来,把陶芳的双手松开了。给了她和凌洁每人一碗稀饭,饭后,杨红命陶芳再写一封短信,信中内容与头天下午写的一模一样。
写毕,杨红问陶芳:“你家里现在有人吗?”“我妈妈全天在商行上班,我爸爸下午四五点钟上班,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下班。”"那好吧,现在我要借你家的钥匙用一下!”杨红说罢从陶芳的坤包里翻出了一串钥匙,朝陶芳亮了亮,还得意地甩出了一阵响声,随即又下令:“郑文西,把她俩还给我捆起来,捆结实,别让她们跑了。”郑文西、侯登榜一起动手,分别把陶芳、凌洁捆上,让她俩背靠背坐着,又找来一根粗绳子。从中间牢牢地捆死。之后,几个歹徒就到院子里去了。
杨红给大家作了分工。她本人和侯登榜、郑文西、朱刚四人去陶芳家中,留下严寒、“鳄鱼”和周红艳看守两名人质,
话分两头。且说杨红四人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东城区某胡同的陶芳家中,陶家住的是一个独立的四合院,歹徒们到达时是上午10点多钟,院内静悄悄的。侯登榜先去敲门,没有答应,杨红就掏出钥匙打开了大门,留下郑文西在门口望风,三个歹徒溜进陶家,翻箱倒柜找东西。
陶家的确是个殷实之家,这从室内的陈设、装潢和电气化程度可以看出。但歹徒们并不想拿东西,彩电、音响虽好,可目标太大,他们只想找钱,结果翻遍了抽屉,只翻到百元大票5张,时间紧迫,歹徒们不敢久留,就随手掠走了一枚戒指、一台单放机,一台CD机和四个CD盘,外加吹风机、望远镜、化妆品、BP机发票以及陶芳的户口本等物品,随即仓皇逃离,打车跑了已有两公里,杨红才突然想起了一件大事,今天来主要是送陶芳写给她母亲那封信的,不想慌忙之中却把正事给忘了。于是命司机倒车又回到陶家门口,侯登榜下车把陶芳的信放到陶家的写字台上,
再说杨红等人走后,屋里只剩下严寒、鄂余、周红艳三人。景了会儿,鄂余到另一间房子里做方便面,孕妇周红艳在中间房休息,只有严寒看着陶芳、凌洁。严好像也很疲劳,她靠在椅子上,背朝着她俩。正在打盹,趁此机会,陶芳和凌洁相互悄悄地把对方手上的绳索解开了。严寒毫无察觉,她俩从地上爬起来,陶芳顺手从窗台上拿起一把匕首,凌洁则一把揪住严寒的头发,猝不及防的严寒吓了一大跳,本能地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喊声惊动了鄂余和周红艳,两人飞快跑了进来。鄂伸手去抓陶芳,陶芳手中的匕首就势一挥,把鄂的手划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鄂气急败坏,仗着膀大腰圆,像饿虎扑食一般,一下子把陶芳扑倒在地,与此同时,周红艳和严寒也把凌洁压在了地上。
严寒怒气冲冲地爬了起来,拿着一把尖刀,照准陶芳的大腿连扎了三刀,顿时鲜血淋漓,那边,周红艳也恶狠狠地抽了凌洁几个嘴巴。接着他们把二人重新绑起来,堵上嘴巴,三个歹徒轮直用高跟鞋、塑料皮管毒打她们,直到打累了才停手。
中午时分,杨红、侯登榜等人回来了。鄂余迫不及待地对杨红说:“她们俩想逃跑,把我的手给扎了!”严寒说:“还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杨红听说后,眼里似乎要冒火,脸色阴沉可怕,她一句话没说,轻轻地走到陶芳身边,用锋利的刀尖朝她身上划去,陶芳淡绿色的上衣被划开了,洁白的丝质短裙也被划开了,随后,杨红这个魔鬼般的女人扔下匕首,双手抓住被划开的衣裙的口子,猛力撕扯,顿时,雨芳身上的衣服被全部撕碎、脱落,她全身赤裸.露出了丰满、光站访胴体。接着,杨红脱下自己脚上的鞋,歇斯底照地地打着陶芳的上身和臀部,边打边叫:“我让你跑!我让你跑!你还跑不跑啦!”
那边,孱弱的凌洁也被歹徒扒光了衣服,肆意地凌辱和毒打。打得两位少女在地上扭曲成一团,为了掩盖叫骂和毒打声,他们把屋子里的录音机开到最大量。两个少女在他们的皮鞭、棍棒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这天晚上,四名歹徒再次以抽牌决定先后的方式轮奸了两名少女。至此,备受摧残的少女已经神志模糊。
毒蛇出洞
8月8日下午两时,正在为女儿突然失踪而忧心如焚的北京某商行经理张春兰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你女儿现在在我们手中,请你凑齐50万元,三天内来赎人,不许报警,否则,你将永远见不到女儿!”
“请问你是谁?”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3天内必须凑齐50万元,记住,只有3天!”
“要钱可以,只求你们千万不要伤着我女儿!”张春兰在电话中几乎哭出声来,
"放心,只要交钱,我们不会动她一根汗毛!”"那好。我怎么和你联系?”
“到时候我们会呼你。你若找我们,可以传呼你女儿的呼机。”说罢,就挂上了电话。
这个神秘的电话正是杨红打的,罪犯终于露头了。
张春兰心里着急,早已没有一点上班的心思,匆匆忙忙往家赶。打开家门一看,发现家中遍地狼籍,许多物品被盗,又看到了罪犯留在桌上的勒索信,这位很有主见又懂得一些法律知识的商行女老板没有理睬歹徒的威胁,立即到派出所报了案。
东城公安分局领导十分重视这起特大绑架勒索案。局领导和刑警大队的侦察员们认真分析了案情,一致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敲诈数目巨大、性质极为恶劣的绑架勒索案,在首都北京发生这样的重案,说明犯罪分子的气焰多么嚣张!必须坚决打掉这个犯罪团伙。
局领导确定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智勇双全的侦察员王岩负责指挥侦破此案。在王岩的指挥下,刑警一队干警迅速展开了紧张周密的侦察工作,一方面集中力量全面调查陶芳的接触人和陶家的社会关系,一方面让张春兰与案犯不间断地保持联系,并布置专线电话局控制、确并锁定罪犯使用的电话位置和号码。
8月9日下午和晚上,陶芳的母亲张春兰多次寻呼杨红,一直没有接到回话,据分析可能是罪犯担心公安人员的布控,尽量少回电话。直到很晚才接到一个电话,是杨红复机的,张春兰对她说:"钱已准备好了,但我必须听到陶芳的声音,证明她还活着才能付钱。”杨红简短地说,可以考虑你的要求,具体什么时间再通电话,我呼你。
当天晚上,杨红和侯登榜商量,用微型录音机对陶芳讲话进行录音,准备次日在电话中放给张春兰听。
8月10日上午8点多钟,杨红带上微型录音机,在一个公用电话亭给张春兰拔通了电话。可能是录音效果不好,也可能是电话传导不好,张春兰根本没有听清女儿的声音,于是,她固执地对杨红说:“我必须和我女儿直接通话,哪怕说一句话也行,否则我不能给钱。”
场红、侯登榜等人无奈,又回到住地,眼看事情就要成了,不让陶芳和她母亲通话,就拿不到钱,就会前功尽弃、功亏一篑,郑文西说:“就让陶芳去和她妈说句话呗!说句话她又不会飞了!"于是,歹徒们商定,押着陶芳去打电话。
杨红来到关押陶芳和凌洁的西屋,对陶芳说:“跟你妈联系好了。她已经准备好了50万元,但要亲耳听到你的声音才能交钱。
我们决定带你去给你妈打个电话,你要好好配合。”
直到此时,这个恶魔般的女人才想起让严寒找来一套衣服给陶芳穿上,自从她把陶芳的衣服撕烂后,陶芳一直是一丝不挂。
穿好衣服,杨红、严寒、朱刚架着陶芳走了很远一段路,来到公路边的一个小卖部,这里有公用电话。杨红拨通了张春兰的电话:“现在你女儿和你通话,说话时间不能超过一分钟。”然后,她用手捂住话筒,对陶芳说:“你说你挺好的。问你妈想不想你,若想你就赶快把钱准备好。”
陶芳接过话筒,泣不成声地说:“妈妈,你想看见我吗?想见我就赶快准备好钱救我来……”这时,陶芳看到杨红一个劲地拿眼瞪她,马上又接了一句:“我和凌洁在一起,红姐对我们挺好的……”杨红一听就急了,一把夺过话筒:“不能说了,超过一分钟了。别信你女儿的,凌洁根本没跟我们在一起。你已经和你女儿通话了,我们说话算数,希望你也不要食言,要是骗我们,这辈子别想再见到你女儿。”她气势汹汹地说着,猛地扣上了电话,回到关押地后,杨红劈头盖脸给了陶芳几个耳光:“你找死呵!谁让你在电话里提凌洁的?谁让你提红姐?”打完后,就让侯登榜、朱刚他们把陶芳、凌洁又绑了起来。
这天下午,几个歹徒一直是鬼鬼祟祟,好像在紧张地密谋着什么。
法网恢恢
下午4时,杨红给张春兰打来电话,要她下午5:30在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南门外见面交款。
东城公安分局刑警一队的刑警紧急出动,迅速赶到现场蹲守。然而时针已经指向6时,仍不见案犯的踪影。等到6时半,案犯急呼张春兰,称交款地点改在崇文门饭店,时间是7点,只有半个小时了,刑警们又急奔崇文门饭店蹲守,但案犯又没露面,干警们又扑了个空,十分焦急。
晚上8点,张春兰又接到案犯的寻呼,她用“大哥大”回了电话,是侯登榜接的,侯让张8:30赶到大北窑交钱。时间紧迫,而且堵车,张也担心罪犯们再使“金蝉脱壳”之计。让警察扑空便谎称心脏病犯了,不能按时赶到,问能不能改个时间?侯登桥态度蛮横地回答:“不能改!”便把电话挂断了。
其实,此时侯、杨二人正在崇文门附近,虽然他们并没有发现蹲守的便衣,但“狡免三窟”,还是多了一个心眼。临来时,他们兵分两路,侯、杨到崇文门,朱刚、郑文西去大北窑。按计划,去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是放烟幕弹、摆“迷魂阵”,去崇文门饭店是第二方案,去大北窑是第三方案,侯、杨二人毕竟作贼心虚,心想万一真有警察伏击,将朱、郑二人扣住,他们还可以来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由此也可足见二犯的阴险、虚伪和歹毒。
回绝张春兰的电话后,侯、杨二人打出租车去大北窑,接上朱刚、郑文西,又一起返回酒仙桥。
此时时针已指向9点,侯登榜一伙正在行驶的出租车上。突然,杨红腰间的寻呼机又急促地响了起来,是张春兰打来的。车子在酒仙桥停下后,杨红立即给张回电话,张问现在到哪里交款?杨红没好气地说:“这事今天算了,太晚了,明天再说吧。”张带看哭腔说,"不行,我想马上见到孩子。今天一定要交钱接人。”两人在电话中纠缠了好一会儿,最后杨红沉吟了一会儿说:“那好吧,今晚11点半,地点在朗家园一路公共汽车站。”
"好,一言为定,不见不散。”张春兰放下了电话。原来她是按照刑警的要求做的,因为根据分析,今天已是两名人质被绑架的第4天,如果再不解救出来,将面临更大的危险。于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刑警果断作出了主动寻呼的决定,杨红、侯登榜回到住地。杨红满头大汗,脸色阴沉、苍白·她喝了一口水,对严寒和鄂余说:“待会儿还要出去!”之后,她吩咐侯登榜和朱刚把陶芳、凌洁双手双脚都反绑过来,脚上的绳子和脖子上的绳子又拴在了一起,人整个儿成了弓形,躺倒在地上,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接着,又把她们两人的绳子联在了一起,从中间穿过一个粗木棒,侯登榜示范说,如果要杀她们.就从中间抬起来,勒在两人脖子上的绳子就会因两人的体重下坠勒紧,顷刻之间她们就会窒息而死。
歹徒们又重新分工,杨红说她亲自去接钱,侯登榜让严寒和郑文西跟着去,他自己和朱刚、鄂余、周红艳留下看守人质。他们商定了通报情况的暗号,如果呼机显示“666”,表示一切平安;如果显示“777”就立即把人质杀死;如果显示“888”就是已经拿到钱正在返回。杨红说,如果夜12点半之前既没有寻呼,又不见我们回来,就该杀的杀,该埋的埋,事后你们也赶快逃吧!
此刻,时针已经指向夜11点,杨红吸完了最后一口烟,把烟蒂狠劲地扔在地上,又用脚蹭了蹭,俨然一副电影中常见的女土匪司令那样的派头,只见她把手朝严、郑二人一挥:“时候不早了,咱们走!”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门,三个人走得急冲冲的,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
杨红等人走后,侯登榜、朱刚等人又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流氓猥亵活动。此时,陶芳已被歹徒们折磨得昏迷了过去,凌洁的神志稍微清醒一点,她的胳膊被绑得太紧,脖子也被勒得喘不过气来,她痛苦地挣扎了一下,便被正在看守的歹徒朱刚发现。朱走过来,恶狠狠地踢了凌洁一脚,喝道:“不许动!再动,我先杀了你!”凌洁嘴被堵住了,无法说话,她吓得连连朝朱刚摇头,看着凌沽那娇柔可怜的模样,这个野兽一般的歹徒淫心大发,他出去找来一瓶二锅头酒,竟将酒倒入了凌洁的生殖器里……凌洁疼得流出了眼泪,而这个丧心病狂的淫贼却露出了开心的狞笑……
人世间,有什么比这更下流、更龌龊的丑行!还有什么比这更无耻、更暴虐的摧残!
与此同时,一辆夏利出租车正疾速地行驶在京郊的公路上.刺眼的光柱划破夏夜的夜空,万籁俱寂的田野掠过一阵令人心颤的裹鸣。
出租车司机的右侧坐着瘦长脸郑文西。他的脸色因紧张和害怕愈显得阴森可怕,右手插在裤兜里,手上紧紧地握着一把锋利的匕首,随时准备应付突然出现的不测。
后排座上坐着“女魔王”杨红和“女煞星”严寒。她们从一上车就缄口不语。两个人都闭着眼睛,仿佛昏昏欲睡。其实,此时此刻,她们哪里有半点睡意!特别是杨红,心里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她暗自思恃:此行吉凶如何呢?陶芳妈真的是那样听从摆布吗?真是那样值得信任吗?万一她报警了呢?可转念一想:不会的吧?她的女儿还在我们手上呢?除非她……一路上就这样胡思乱想,随着一阵轻微的刹车声,汽车缓缓地滑了一段路,就稳稳地停在了路边。司机说:“到了!”
趁郑文西和司机说话的当儿,杨红环视了一下车窗外,她认出这是针织路正对朗家园的路口,白天这里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此时此刻早已是行人寥寥,只有高高的路灯发出明亮的枯黄色的灯光,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路边还有一个简易售货亭也亮着灯光,似乎在招揽着午夜最后的顾客。
杨红让出租车停在原地不要离开,郑文西和严寒也不要下车她的本意是一旦接到钱后就立即驱车逃遁.杨红提着坤包下了车尽管她心里忐忑不安,脸上却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神态,还装模作样地在车门口伸了个懒腰,做出长时间坐车后活动腰肢的动作,趁此机会,她把周围的环境再次打量了一番,一眼就瞟见了一路公共汽车朗家园站的站牌下站着一位中年妇女,手中抱着个黑提包,正焦急地东张西望。这个妇女的周围空无一人,杨红确信没有任何跟踪和伏击,“砰砰”作跳的心才踏实了不少。
她走过马路,不慌不忙地走到售货亭旁,买了一包“万宝路”香烟,从中抽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大口,然后才漫不经心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
这个款款而来的陌生年轻女子,同时引起了陶芳母亲张春兰的注意,她判断这很可能是绑架团伙派来接钱的人,但为了不致冒失,她镇静了一下情绪,没有主动搭讪,看对方如何反应。只见那女子走进站廊后并不答话,甚至没有正眼看自己一眼。陶母打量了这位看上去挺俊俏的姑娘,她的穿着打扮都很不俗,右肩上随意地挎着一个精致的坤包,长长的披肩发更给她增添了几分妩媚和亮丽……她的风度差点使张春兰动摇了自己的判断,
就在张春兰思虑之际,身边这个年轻女人说话了,她目不斜视,似乎在和另一个人说话,声调阴冷而低沉:“你是陶芳的母亲吗?”
"是,我就是陶芳的母亲!"“钱带来了吗?”仍目不斜视。“带来了!”
这时,神秘的女子才转过脸来:“好,我是来接钱的,你跟我走吧!”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沿原路向回走,张春兰只得赶紧抱着黑提包·跟在她的后面,
过了马路,走了不到20米,张春兰就看见了路边的出租车。杨红既不回头,也不说话,走到车前,她拉开了右后车门,头朝张春兰一摆,以命令的口吻说:“上车吧!”
张一愣:“上车干嘛?去哪儿?”“别罗嗦,上车里说!”
“我可以把钱给你,但不能上车!”张春兰坚持己见,就是不上车。
这时,杨红急了,刚才那温文尔雅的淑女形象顿时荡然无存,
她一把揪住张春兰就往车里推。嘴里还大叫:“严寒、郑文西还不快来帮忙,把她给我弄进去!”
郑,严2人闻声而下,像恶狼一样扑向势单力薄的张春兰……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早已在此设伏的刑警队员如神兵从天而降,迅速将3名罪犯包围起来,怒吼声响彻夜空:“不许动!”
刚刚还张牙舞爪的杨红顿时呆若木鸡,只有郑文西狗急跳墙,一看情况不妙,返身窜回车上,威逼司机开车逃窜。谁知那司机早吓得魄飞魂散,手抖抖瑟瑟连电门都打不着……刑警队员见郑负隅顽抗,不由分说,一把将他从车内拖出来,像死狗一样摔在地上…
慑于我刑警人员的威严和凌厉的攻势,罪犯心理防线顷刻崩溃,表示带领刑警立即前往酒仙桥解救人质。此时即将12点,已临近罪犯约定的杀死人质的最后时间,迫在眉睫,刻不容级。警车加大油门,风驰电掣般地向北驶去。
在酒仙桥罪犯驻地,侯登榜等人眼看时针越过了12点,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立不安。侯眼睛死死地盯着寻呼机,可是没有半点声息。他预感到凶多吉少,便跑到院子里把一口深水井的井盖打开,准备将人质杀死后抛尸井内。
12时20分,侯登榜走进屋来,对负责看守的朱刚说:“井盖弄好了。我看杨红那边的情况不妙,咱们动手吧!”朱说:“你别管了,我动手,你们过5分钟进来收尸!”侯登榜就出去了,朱刚便动手把绳索打上死结,分别套上陶芳和凌洁的脖子,把粗木棒别了进去……
千钧一发之际,只听门外传来一阵汽车的轰鸣,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而纷乱的脚步声,随着剧烈的撞门声,王岩、张振宁、朱建军等8名刑警队员破门而入,冲进院内。侯登榜、鄂余、朱刚见状大惊,纷纷操起凶器,企图反抗,可哪是我武艺高强的侦察员的对手,仅一两个回合,这伙疯狂至极的绑匪淫贼就被打翻在地。
刑警们又冲进西侧小屋,将早已奄奄一息的两位少女抬上警车,迅速送往天坛医院抢救,
至此,这起持续5天、令人震惊的特大绑票案终于破获,七名罪犯无一漏网。此后,该犯罪团伙其他参加过抢劫杀人的犯罪分子也相继落入法网。在京城猖獗一时的这个犯罪团伙终于土崩瓦解,陷入灭顶之灾。
.....
尾声
1995年12月2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对犯有绑架勒索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的杨红、侯登榜、郑文西、鄂余、严寒5名罪犯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犯有绑架勒索罪、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朱刚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朱犯因犯罪时不满18周岁,酌以从轻);对犯有故意杀人罪、绑架勒索罪的周红艳判处无期徒刑(周犯犯罪时已怀孕,开庭时正值哺乳期,酌以从轻)。这个抢劫杀人犯罪团伙的其他罪犯也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
几天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的一幕……
沉重的案卷缓缓地合上了,但这个极其典型的青少年犯罪案例却向我们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这个犯罪团伙中的案犯,年龄最大的23岁,最小的才17岁,而他们所犯下的深重罪孽却骇人听闻,令人发指。他们勒索敲诈的数目之巨大、作案计划手段之周密、流氓活动手法之卑劣、摧残人质之凶狠暴虐,都与他们的年龄极不相称。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索这样的问题:是谁把他们变得像野兽这样凶残?在北京这样的首善之区为什么滋生出如此疯狂残忍的歹徒?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社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拯救灵魂固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而保持灵魂的健康和完美
比拯濒于堕落的灵魂更加重要、更加迫切。这是一项十分艰目复杂的工程,不是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成为这一伟大工程优秀的“工程师”,但是,我们有理由要求每一个父母都应该是这项工程的奠基者和施工者。为了我们的社会,为了我们的民族,也为了你们的家庭幸福,请你们关心孩子、救救孩子!同时我们更加有责任呼吁净化我们的社会风气,加大我们的法制教育力度,加大对罪犯的打击力度。“治乱世用重典",自古皆然。
让我们把罪恶永远钉在人类良知的耻辱柱上,以警示生者,昭示来者,呼唤正义,呼唤文明!
来源: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