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科普：我国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为何这么少？

摘要：他不仅推翻了亚里士多德长达两千年的观点，更开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深刻影响了人类对宇宙和物质运动的认知，是人类思想解放和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自此，欧洲的科学发展逐渐蓬勃兴起。

截至2025年，诺贝尔奖的荣誉已颁给1123位科学家，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佼佼者近400人。然而，中国本土获得这一荣誉的科学家屈指可数，仅屠呦呦一人。

尽管丁肇中、杨振宁等人也在获奖名单之列，但那时他们已是华裔身份。究竟何故，中国籍人士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上鲜少得奖？

基础研究的积淀尚浅

相较于西方国家，中国在基础研究的积累上尚显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

自文艺复兴起，西方世界开始了科学的复兴之路。伽利略将实验法引入力学研究，16世纪他便结合实验与数学，确立了一系列重要的力学法则。

他不仅推翻了亚里士多德长达两千年的观点，更开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深刻影响了人类对宇宙和物质运动的认知，是人类思想解放和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自此，欧洲的科学发展逐渐蓬勃兴起。

而后的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被誉为物理学的圣典。

它总结了当时天体力学和地面力学的成就，为经典力学奠定了基本概念，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力学三定律，构建了经典力学的完整体系。此书标志着经典力学的成熟，其所建立的理论体系成为近代科学的标准。

同时代的波义耳，被誉为“化学之父”，他发表的《怀疑派化学家》确立了化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地位。这本书于1661年出版，标志着近代化学的起始。

数学对科学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19世纪的魏尔斯特拉斯倡导“分析算术化”运动，戴德金、康托尔与魏尔斯特拉斯各自提出了实数理论。这标志着实数体系的确立，为长期围绕实数概念的逻辑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实数体系的完善为数学分析提供了严谨性，使得牛顿创立的微积分及其扩展不再仅依赖几何概念、运动和直观理解。有了这些定义，微积分中极限的基本定理才能逻辑自洽，导数和积分能够直接基于这些定义构建，脱离了感性认识的束缚。

微积分发展的历程证明了几何概念无法提供充分清晰和精确的解释。实数体系和微积分的完善，也推动了物理学的蓬勃发展，大多数物理问题通常以微分方程形式表达。这一发展持续了200多年，直至20世纪。

在这期间，涌现出众多杰出的数学家和科学家，他们将微积分应用于各个领域如天文、力学、光学、热学等，成果丰硕。

因此，西方在基础研究上拥有近500年的历史，他们建立了现代文明的基石，这点我们不能否认。即便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由上而下地进行全盘西化和现代化改革，也已有超过150年的历史。

相比之下，中国的科学理论研究若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不过201年历史。

当时国家局势和清政府对科学的态度，均不利于科学研究。清政府覆灭后，又是近40年的战乱。然而，在动荡年间，中国亦诞生了诸多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如彭桓武、何泽慧、王淦昌等。

中国的系统科学研究实际起步于1978年恢复高考之时，那时教育学科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国家亦加大了科研投入，历史仅有40余年。前三十年不算入其中，是因为当时国家建设需要，更重视实验物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薄弱，大量归国科学家转型投身实验物理，解决迫切问题。

当时科研设施匮乏，只有北平研究院的原子学研究所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部分。人力、资金和工作条件都极为有限。

尽管困难重重，中国科学院成立后的1949年11月，确立了科学服务于工业、农业、国防建设、公众健康和文化生活的方向，解决实际问题成为科研的主导方向。

在这一导向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李四光发现了铀，中国开始大力发展原子能。

原本从事统计物理学和热力学研究的王承书，转型高能物理研究，并从苏联学习归来后，迅速翻译出美国关于热核聚变的最新书籍，揭示了热核聚变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并参与建设了中国首批等离子体实验装置。

到了50年代，钱三强领导建成了中国首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首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系列重要设备。受限于时代背景，我国在理论物理和理论数学领域的发展相对缓慢。

然而，这一导向促使中国在1953年生产出首根无缝钢管，奠定了航天、地质、石油和机械工业的基础。

1954年，新中国首架飞机“初教-5”成功研制，1958年首台计算机问世，1965年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尤其是“两弹一星”等重大成就，有力保障了国家安全。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意识形态。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我们承认诺贝尔奖项的权威性，那些荣膺诺贝尔桂冠的人们无疑是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苏联自1917年至1991年的74年间，纵然孜孜以求，也仅9次斩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不可忽视的是，苏联的前身沙俄帝国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着深厚的传统。沙俄在彼得大帝一世的统治下，早在1724年便开始策划成立科学院。

彼得堡科学院自成立之日起，便以彼得一世为首，向全球的智者广发英雄帖。当时许多杰出的学者如艾勒、伯努利以及博物学家格麦等人，均收到了彼得一世亲自发出的邀请。

这些学者的加入，在俄国广袤而荒凉的科学大地上播下了知识的种子，不仅推动了俄国基础教育的进步，还引入了西方的前沿科学理念，并为俄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才。

即便如此，苏联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上的频密获奖纪录仍不乏令人寻味。以中国为例，许多才华横溢的中国科学家，理应被诺贝尔奖所认可。

两弹一星功勋王淦昌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文章《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于1942年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文中所提出的实验方法对于揭开中微子研究的新篇章至关重要。王淦昌具体建议通过Be7的K俘获过程进行研究，并指出这是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关键。

美国物理学家艾伦在阅读了王淦昌的文章后立即进行了实验，并成功验证了王淦昌的理论，发表了《一个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证据》，为物理学界带来了震动。王淦昌后来在1946年又提出了几种探测中微子的新方法，并创新性地提出裂变检测中微子的思路。

后续美国科学家莱因斯和柯万正是基于王淦昌的理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戴维斯同样根据王淦昌的构想发现了太阳中微子的失踪现象，亦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

中微子这一令人着迷的粒子已让九位科学家摘得诺贝尔奖。这包括莱得曼、施瓦茨、施泰因贝格尔、弗雷德里克·莱因斯、马丁·佩尔、小柴昌俊、戴维斯以及梶田隆章和麦克唐纳。然而，王淦昌的名字却未曾出现在获奖名单上。

不少人认为诺贝尔奖注重原创性创新，而王淦昌先生不仅提出了三种探测中微子的方法，其理论更是首次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尽管如此，他仍未获诺奖青睐。

1960年，王淦昌在进行1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实验期间，意外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此事立即成为全球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各大报刊均在显著位置对这一成果进行了详尽报道，王淦昌的名字一时成为新闻焦点。就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的重要性而言，有科学家评价其“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但王淦昌仍未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青睐。

在另一个领域，薛其坤带领研究团队历经五年，成功培养出拓扑绝缘体材料，并克服了一系列实验挑战。他们的努力是超乎常人的，但实验的最终结果取决于一个关键数据——在零磁场条件下，磁性拓扑绝缘体材料的霍尔电阻是否能发生跳变，达到25813欧姆的量子电阻值。

薛其坤团队经过无数次试验，累积测量了1000多个样品，最终运用分子束外延技术，培养出高纯度的Cr掺杂（Bi，Sb）2Te3拓扑绝缘体磁性薄膜，并在极低温环境下的输运测量中观察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科学界首次实验证实该效应。以往的霍尔效应研究已有冯·克里津于198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崔琦和史特莫也在1998年获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