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像往常一样出门坐诊，妻子叮嘱她早点回家，母亲准备了他爱吃的香菇米线，他们还准备修理一下汽车电瓶，以便春节使用。

2023年8月15日，北京眼科医生陶勇在微博上晒出一张照片，他戴着手术帽，专心地在手术台上进行操作。

很快，这张照片获赞超10万。就在陶医生发布这张照片之前，「陶勇医生重回手术台」的词条刚刚上过热搜。

陶勇是谁？他重回手术台为什么会受到数亿人的关注呢？今天我们来聊聊天才眼科医生陶勇被砍案及其背后复杂的医患难题。

2020年1月20日，离春节还有4天。

清晨，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像往常一样出门坐诊，妻子叮嘱她早点回家，母亲准备了他爱吃的香菇米线，他们还准备修理一下汽车电瓶，以便春节使用。

临近年关，患者络绎不绝。中午，陶勇甚至没时间去医院的食堂吃饭，就随便对付了一口泡面，继续开诊。

根据《最人物》的采访报道，陶勇下午接的第二位患者是一位眼底损坏的电工。聊起来后，陶勇得知，患者在北京打工，月工资3000，包吃包住。

由于经济拮据，患者过年决定不回家了。陶勇感慨患者的不容易，退掉了他的挂号费，并把上午其他患者送来的一袋小米转送给他，希望他能过个好年。

问诊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陶勇看着逐渐减少的病人数量，心想，也许今天能准时下班，回家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香菇米线呢。

但这一切设想，伴随着接下来得几声尖叫成了泡影。陶勇后来形容那一瞬间，就像是后脑勺被棒球棒狠狠敲了一下，接下来是颈部，手臂。

等陶勇再次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他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头上手上缠满了纱布。

陶勇左手及身上多处骨折，失血1500ml，差半公分就可能会高位截瘫，抢救了7小时才脱离生命危险。

后来，陶勇才知道那个被他认为是棒球棒的东西，实际上是一把锋利的菜刀。

他能侥幸活下来要感谢4个人，两位是他的同事，一位是他的病人家属，另一位则是一位快递员。这四个人在案发时，奋力上前阻拦凶手，他们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陶勇回忆在ICU时的感受说，「当时我的大脑因为水肿，就像带着一个紧箍咒一样，疼痛难忍。而我的左手就像持续地握着一个冰柱子，冰冷刺骨，根本感觉不到胳膊的存在。」

司法鉴定机构将陶勇的伤情判定为重伤二级。阻拦凶手的4个人中，一人被判定为轻伤，二人被判定为轻微伤。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深仇大恨，值得凶手下这么狠的手呢？

经调查，砍伤陶勇的凶手名叫崔振国，一名怀柔农民，也是陶勇的一位患者。

得知凶手身份时，陶勇是震惊的，因为他记得他对这位几近失明的患者是关怀备至，还替他节省了不少费用。

崔振国生来就是1000多度的近视，此前因为眼部疾病，已经在朝阳医院其他眼科医生那里治疗了一年了，做过两三次手术。

但术后出现了一种名为脉络膜上腔出血的并发症，病情极度复杂，再次进行手术的难度也很高。

陶勇曾这样形容：「如果将视网膜比作两张用胶水黏住一年的卫生纸，那么这场手术便是要将这两张卫生纸分开，且不能损坏两张卫生纸。」

患者说，自己已经被很多医生都拒绝了，陶勇虽有犹豫，还是答应了。陶勇有个习惯，帮贫困的患者省钱。

在了解对方的经济情况后，主动减免了不少医药费，希望能缓解患者的经济压力。

那段时间，又正赶上陶勇腰伤复发，曾经腰椎骨折、腰上打了六个钉子的陶勇十分痛苦。但考虑到崔振国的眼底情况非常复杂，他一定要亲自手术。

为了保住崔振国的的眼睛，陶勇在手术台上坚持了两个多小时。过程虽然坎坷，但结果总算不错。患者得以恢复部分视力。然而，崔振国自己似乎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

术后第二天复查完，陶勇告诉他说手术成功了，崔振国表情很漠然，只问了一句：「能完全恢复正常吗？」

陶勇回答：「情况这么严重，完全恢复正常是不可能的，但是能保住眼睛，也能保住一定的视力。」

后来，带着情绪的崔振国跑到医院社工办投诉，说手术没做好，要赔偿。社工办人员核查病情后，确认手术没问题，拒绝了赔偿诉求。

陶勇出于同情，又为崔振国免费做了一次激光治疗，但崔振国依旧不满。

崔振国在多次索赔未果之后，最终选择报复。

而就在陶勇案发生的4天前，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刚刚一审宣判，被告人孙文斌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2019年12月24日，孙文斌用尖刀刺向了北京民航总医院急诊科杨文副主任医师。20多年前，杨医生怀着一腔热血踏上行医之路，如今却命丧于自己的信仰之下。

这起医闹案件的起因是孙文斌不满杨医生给95岁高龄的母亲提供的治疗方案。

孙文斌的母亲被送来急诊后，初步被诊断为「肺部感染」，但家属拒绝一切医疗检查，仅要求输液。杨文医生开出了营养液和「醒脑静」给老人，但老人输液后，情况并没有好转。

之后孙文斌和其他兄弟姐妹不停地在抢救室跟医生们干架，还要求将老母亲由急诊治疗转为住院治疗，原因是住院治疗的话，可以享受90%的医保报销福利。

但民航总医院拒绝了家属的住院要求，一是因为临近年底床位紧张，二是因为患者家属态度极端恶劣，住院部医生有顾虑。

案发当时，行凶者孙文斌的母亲就躺在距离抢救室几米的地方，孙文斌的兄弟姐妹就围在老太太床边，旁若无人地玩手机。

此前，孙文斌还曾经对医生和护士放过狠话：「我妈救不活，你们都别活」。

陶勇案的凶手崔振国，最终也迎来了和孙文斌一样的下场。2021年2月2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崔振国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陶勇被砍后，一位网友于2016年发的一条微博上了热搜。

微博中写道：「我朋友得了视网膜脱落加白内障要手术，因为经济困难，拿不出那么多手术费，和陶医生说了情况后，陶医生自己拿了几万块钱为我朋友做了手术，特别特别感谢。现在这么有医者仁心的医生也是太难得了。」

2020年3月28日，陶勇开了一场直播，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伤情。他说自己目前的左手还没有知觉，就像掉到冰窖里，时不时串一下，串的时候就像有人去揪你的肉一样。

他每天还要在康复师的协助下完成各种康复训练：有时用温水泡，然后再按压水肿的部分，刺激循环。

有时需要一点点掰关节，把关节掰松。总之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难忍的疼痛，一天下来主动和被动训练至少十次，每次从几分钟到30分钟不等。

尽管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但陶勇自始至终都表现得相当乐观。还躺在ICU病床上时，陶勇就对妻子说：「幸好被砍的是我，我年轻，跑得快！」

老师来慰问他，他让老师放心，说：「我一定可以迈过这个坎」。朋友心疼他，他也嗔怪说：「哭什么，你看我这不还活着吗？」

只有夜深人静时，医院的保洁阿姨才看到，他一个人在病床上悄悄流泪。或许陶勇也在思考，自己从医这一路的过去与将来。

1980年5月，陶勇出生在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父亲是检察院的一名职员，母亲是新华书店的售货员，二人平常都工作繁忙。

旧时，南城县曾是沙眼重镇，患有沙眼的母亲常常会买那种刺激性特别强的眼药水，一点上去，热泪流下来了。

因为在老一辈的观念里，这种刺痛的感觉就等于「杀菌」，母亲才觉得这个眼药水买得值。

后来有一天，陶勇跟着母亲一起到南昌的大医院，亲眼看到医生翻开母亲的眼皮，一颗一颗地挑出很多细小的结石，装了满满一盘子，母亲从此再也不用为沙眼痛苦了。

陶勇感觉很震惊，原来医学这么神奇，人体有这么多的奥秘，便决定长大以后要从医当眼科医生，治别人不会治的病。

虽然陶勇的家庭很普通，但父母在陶勇的学业上几乎倾尽所有。陶勇也很争气，成绩一直都很优秀。

1997年，陶勇考上了北京医科大学，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医学部。当时的陶勇年轻气盛，对父母说：「我一定读个博士回来！」学医之难，众所周知。

大学74门功课，陶勇也曾经因为成绩不理想而沮丧，也因为普通话和英文口语比同学差而自卑。可他清楚，自己学习不是为了所谓的成绩，而是为了真正地治病救人。

医圣孙思邈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

如果只把学医当成谋生手段，那这条路走得并不会长远。

27岁时，陶勇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在外人眼中，陶勇就是一个小镇做题家的成功案例。

但只有陶勇知道，自己渐渐承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了。因为医院没有宿舍，需要在外租房，月租金基本已经花掉了陶勇工资的一半。

没办法，他只能住得越来越远，有时凌晨五点多起床，到家已经是深夜。

幸好此时他的海外工作申请通过了，他可以作为访问学者，进入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曼海姆医院眼科工作一年，当做是个喘息的机会。

在德国，没那么忙碌的陶勇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他意识到，所谓「人生的意义」本身就是由自我来架构的，也想起了最初从医的初心。

在德国交流期间，曾有德国教授希望陶勇继续留在德国工作，但陶勇还是选择了回国。留下来无非是图个安逸，而他从学医的那一刻起，为的就不是安逸。

国内还有很多眼病患者需要帮助，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很贫困，陶勇也想要攻克更多国内还未解决的眼病疑难杂症。

回到国内后没多久，2011年，陶勇就开始和团队研发眼内液检测技术，并在当年成功应用于临床，这项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快速找到致病元凶。

举个例子，过去葡萄膜炎的检测以血液检测为主，现在只要通过抽取眼内约0.1毫升的液体，就可以进行检测。

在陶勇团队的努力下，这项技术已经可以提供600多项眼内液检测，填补了国内眼内液检测系统性方案的空白，整体技术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对领先。

陶勇既有天赋，又很拼命，35岁就成为了主任医师，37岁担任三甲医院科室副主任和博士生导师，累计发过近百篇SCI论文。

手术技艺精湛是一方面，更无可替代的是，陶勇擅长处理各种疑难杂症，尤其专长于葡萄膜炎和眼底病。

葡萄膜炎是一种致盲率高且十分常见的眼病。由于与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病因复杂，第一时间发现困难，用药也极为谨慎。

葡萄膜炎患者在就诊的眼病患者中占比不小，但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

用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副院长魏文斌的话说，葡萄膜炎在眼科是绝对的冷门，没多少眼科医生愿意关注。一本六七百页的《眼科学》中，提及葡萄膜炎的大概只有20多页。

全国48000名眼科医生，有能力从事这一领域的不过数十位。

更直观一点地说，在国内只有两名医生能够进行葡萄膜炎手术，一位是陶勇的导师黎晓新，另一位就是陶勇自己。

因为葡萄膜炎并不局限在眼部，而是跟全身都有关系，病因复杂，所以判断起来很有难度。

而且葡萄膜炎一般都是免疫力低下的病人易得的并发症，比如严重的糖尿病患者、做过骨髓移植的白血病人、艾滋病人等等。

不仅不太好治，还需要大量的成本投入，患者家庭也大多都被高昂的治疗费用拖垮。

陶勇也不是没想过换条更简单的路走，但他终究还是无法割舍。

陶勇觉得，这类特殊群体的病情太复杂了，医生既要有胆量又要有经验，如果连自己放弃这类患者的话，他们就更难找到更合适的医生了。

有时看到病人经济困难，陶勇还会帮忙把挂号费退了，或者帮病人垫付检查费用。

师妹老梁形容，陶勇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理想主义者，他爱他的事业，爱得死去活来。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陶勇做过15000多台手术，他治疗过的病人，多达10万名，他也被称为「中国最好眼科医生之一」。

每天工作量之大，下午的号，陶勇常常看到晚上八九点，然后就睡在办公室的行军床上。最忙的一次，他一天做了86台手术，几乎没时间吃饭、上厕所。

他也有身心俱疲的时候，但从未后悔选择这一职业。他说「当我把患者眼前的纱布揭下时，我确信这是做得最对的事」。

甚至就连被砍伤之后，陶勇在ICU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着先把科研项目的后半期完成。

因为经历过颅内出血和脑水肿，他担心病情恶化、时日无多，就在病床上仅靠单手打字，完成了学术专著《眼内液检测临床应用》的后记。

2020年4月13日，尽管陶勇的左手还是没有知觉、必须全天24小时地戴着支具，但他终于能出院了，也首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陶勇想得很开，他说自己当大夫当得太久了，见了太多命运悲惨的人，突然的意外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一开始也觉得自己很倒霉，但转念一想，跟那些人比，可能还不是最惨的。

有的孩子患有眼睛恶性肿瘤，双眼都摘除了，爸爸带着他在北京求医，坚持了十年。

还有白塞氏病的病人，在青壮年的时候眼睛就失明了，只能摸着黑自己跑到北京来就诊，一问他为什么没有家属陪，他说家人在酒店帮人洗床单，把手伸到洗衣机里给搅了。

陶勇也不恨凶手，他说：「无论崔振国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我还是我，我个人的未来幸福不幸福、我高兴不高兴，其实跟他没什么关系，我能想得开这件事。如果我不停地把自己陷入到仇恨中去，绕不出来，甚至去报复他人和社会，那我就变成了第二个他，那这就是传染病了。」

但不恨并不代表宽恕和谅解，陶勇直言，从法律层面来说，他要求严惩凶手，否则这就是对其他医务工作者的道德绑架。

当被记者问道，如果重来，是否还会给崔振国做手术时，陶勇断然回应，「不，肯定不做。」

崔振国家庭贫困，和父母、兄弟姐妹也都断绝了关系，再加上多年备受眼疾折磨，求医不顺，生活孤苦无依，导致他心态逐渐扭曲。

但陶勇直言，贫穷和疾病不能称为一个人作恶的理由。

他说「如果有机会再见到崔振国，我想让他看看我的伤口，我想告诉他，当时我们给他做手术，包括给他省钱，对他真的是仁至义尽。我想让他知道，其实这个社会没有他想的那么黑暗。」

同时，陶勇也感叹道「其实回过头来看，绝大多数的病人都是善良、心怀感恩的，帮我拦下崔振国的人中，就有我患者的家属。这次受伤后，很多素不相识的患者和网友也给我发来祝福、捐款捐物，让我感受到了很多温暖」。

在不能拿手术刀的日子里，陶勇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了科研。他的团队利用「眼内液精准检测技术」已经帮助全国700多家医院的6万多名眼病患者找到了病因。

他还出版了自传《目光》，写了随笔集《自造》，与董卿、俞敏洪、蔡磊、董宇辉等人对谈。

并参与了《令人心动的offer》、《脱口秀大会》、《天天向上》等多档综艺节目，现在陶勇也算得上是一名「网红医生」了。

有网友统计，2020年至2021年，陶勇参加了21次节目、35次专访、14次主题演讲，并登上了40多次热搜，是医学界当之无愧的「顶流」。

最出圈的一次，是他在脱口秀节目中毫不避讳地提及此事，语气幽默沉着地说道「当时医院里那么多人，你都能精准地把我砍伤，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你视力恢复得特别好吗？非要拿飞镖扎中我才行吗？」

2023年5月12日，「陶勇重新拿起手术刀」的话题登上热搜。照片中，他坐在手术台旁，正在借助仪器为患者进行手术，11.5万网友为他点赞。

经过康复治疗后的陶勇可以重返手术台了，但一天只能接一到两台手术，其他时间都用来指导和培养年轻医生。

陶勇本人回应称：「科技是一把更厉害的手术刀，AI辅助和精准诊疗是眼科未来。努力前行。」

2024年的几乎每一天，陶勇从清晨6点半到晚上11点半，整整17个小时，满满的都是工作。

每周不仅需要出半天门诊，专心看转诊上来的疑难眼病，还要抽空在微博、抖音等内容平台，做眼科知识的科普。

考虑到国内有1700多万低视力人群、超过10万盲童，陶勇又发起了「光盲计划」公益项目，只愿能够为「天下无盲」的心愿助力。

面对流量的问题，陶勇毫不避讳地说：既然红了，那就借助知名度和影响力，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吧。

幸运的是，陶勇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伤医事件，但我们也不由得感到后怕：毕竟在当前的医患问题里，陶勇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注定不是最后一个。

早在2000年5月19日，山东省滨州医院附院里，就曾有一名酒后的患者，只是因为不满意医生使用麻药的行为，就对医生进行攻击致其牙齿松动；

2001年7月10日，湖南中医学院附一院血液病专家王万林，在医闹中不幸丧生；

同年11月14日，一名患者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制造了一场爆炸，造成5人当场丧生，35人受伤；

2014年2月9日，浙江绍兴市第二医院，一位腹痛病人因重症肺炎去世，患者家属随后纠集多人抬着棺材来到医院，并在医院大厅摆放花圈，还强迫一位消化内科医生跪在死者面前。

那么原本好好的治疗与被治疗的关系，缘何会闹成仇人呢？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目前医疗资源紧张且高度不均。

截止到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每6666人才有一名全科医生，而与之相比，国际标准是每1500至2000人就有一名全科医生。

而且国内没有一个有效的初级保健系统，即使是感冒发烧这样的小病，患者都希望能去大医院检查，这就相当于三甲医院承担了家庭保健医疗和社区医院的功能。

而事实上应该是经过社区医院层层转诊，疑难杂症转诊到三甲才对。

中山医学院教授谢汝石认为，优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根本在政策的错位。由于政府对医疗投入严重不足，等级越高的大型医院越有机会取得预算与投资；

而评比较低的中小医院，则只能分得残羹剩菜，医院不得不自行创收维持，创收的渠道往往要靠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收入来支撑，这就迫使医生增加出诊量。

而医生本身已经很忙了，他们很难与病人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也很难提供足够的关怀，沟通不畅，又容易引起病患的不满。

另一方面，按理说物以稀为贵，医生这么稀缺，收入应该不菲吧？可是国内医生的待遇却也并不够好。

根据《2017年中国医生生存现状调研报告》，77%的医生表示曾一周工作超过50个小时，近25%的医生平均每周工作80小时以上。

但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合理反映工作强度，超过70%医生每月工资不足8000元。

再往前回溯，从邓小平在80年代推行市场改革、削减政府对医院的补贴之后，就有不少医生「被迫」想方设法地创收。

要么是收取药品公司的回扣，要么就是收患者家属递来的红包。这种腐败的行为被曝光之后，病人也开始不信任医生了。

只要医生的治疗结果不符合心意，患者就认为，要么是自己钱没给够，要么就是你医生没有尽力。

毕竟站在患者的角度，当他躺在手术台上，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命运交了出去，强大的求生欲，让他很难相信一个陌生人。

陶勇曾经引用过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说过的一句话：「To cure sometimes，to relieve often，to comfort always有时治愈（躯体疾病），常常帮助（缓解痛苦），总是安慰（无解难题）」。

它既表明了医生工作的价值，同时也无奈地道出了医生与医疗的局限性。

医学界还有一句话，叫做「在过去科技不发达的年代，人们错把巫术当成医学，但是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人们错把医学当成巫术。」

很多老百姓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排了那么长时间的队、找各种方法挂专家号、花了这么多钱，就理应被治好，否则就是错付了。而这，可能也是导致医患问题难解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存在正经医疗纠纷出现的情况，可目前又并没有很好的法律渠道，去给医患当「公正的裁判」。

医患之间的官司，往往缺乏公平公正的鉴定程序、质证程序和赔偿标准。有些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数额太少，很多患者则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反而更愿意自己去闹，闹了有时候反而更有效。

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杨文案，凶手孙文斌在杀医后，其母亲反而获得了「调集了一切医疗资源」的治疗，不仅被转入北京朝阳医院ICU治疗，享受VIP待遇，还被免除所有医疗费用。

这种匪夷所思的处理，简直是在变相鼓励医闹...

就这样，恶性循环开始了：医生处于极大的不安全感中，迫于个别家属等压力，可能不再追求更合理的医疗手段，而是采取更符合家属意愿同时也是更稳妥的治疗方法，这反而不利于治疗。

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

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

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医院完全有条件救治的，但实行「救人为先、立刻救治」的医生比例仅仅只有15%，27%的医生选择「防止病人愈后不佳引起的纠纷，将其转诊到上级医院」；

57%的医生则选择有保留的救：即「要救治，但是要反复和家属强调危险性，谈话录音，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

更长久的危害是，如果大家对医生这个职业的人身安全都有恐慌的话，又有多少人会愿意成为医生呢？

如果医生觉得自己看不好病，做不好手术，就可能被患者报复，谁还敢看病？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医生中，大多数人都曾有过被患者打骂的经历。

一位广东三甲医院的医生说：「到急诊科工作的第一天，主任就领着我去看了逃生通道，叮嘱我，关键时刻可以躲到手术室。」

另一位上海三甲医院急诊室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有些大夫身边带着防狼器、辣椒水，以防万一。」

2009年，沈阳市直属医院发生治安案件152起，其中包括几起急诊医生被打、急诊室被砸等恶性案件。

第二年，他们想出了一个奇招：聘用沈阳市27名公安机关、派出所人员当医院的副院长，负责安保工作，以应对医闹。

这些副院长「不占职数、不拿待遇，需要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保持中立，做好医患之间沟通的桥梁，妥善处理双方的关系。」

但这条路也没有走通，且不说人民警察本身就不得在受雇于任何组织和个人，单纯以执法力量介入施加压力，恐怕只会加剧医患矛盾。

而这一举措，也在出台仅三天后就被沈阳市公安局主动叫停了。

其实中国目前并不缺「处置暴力伤医案件」的法律条文。

2015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医疗无法进行的行为，都属于「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杨文案发后，2019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表决通过了卫生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其中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的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法律条文虽然存在，如何执法却成了难题。当患者家属表现出一些风险性行为时，比如言语上的攻击、威胁和恐吓，医院和司法体系需要怎么做才能既保护医生，又不进一步激化矛盾呢？

总之，种种社会性问题与矛盾，合力变成了一把利刃，既捅向了医生，也捅向了焦急等待就医的患者。

目前看来，想要让这把利刃消失，我们要走的路可能还很远。

来源：脑洞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