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术界一直都高度重视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研究,而对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由于前贤的研究重点几乎都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上,在事实上忽视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文本的产生过程,进而遮蔽了李大钊的“主义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再认识
学术界一直都高度重视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研究,而对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研究,却相对薄弱。由于前贤的研究重点几乎都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反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上,在事实上忽视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文本的产生过程,进而遮蔽了李大钊的“主义”和“问题”“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要紧密结合起来等光辉思想。
《再论问题与主义》深刻复杂的写作背景
李大钊撰写《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看上去是乘兴之作,实际上却有着极为深刻而又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该文既是李大钊心路历程和思想发展过程的写照,又是他孜孜以求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思想结晶。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发表时间,虽然略早于《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但其写作时间却晚于1919年4月起笔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且《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篇的改定和《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完稿几乎在同一时间。而后,1919年8月10日到大约当月下旬李大钊离开五峰山的这段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则是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由此可见,李大钊正在修改、写作中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篇,为《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写作奠定了深厚而又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在“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在行文上,更像是学者之间温文尔雅的学理探讨,尤其是李大钊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经世致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光彩和风范。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胡适还是有所反思的,他后来撰写《三论问题与主义》和《四论问题与主义》时,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观点,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修改为“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并明确“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这也许是李大钊所说和胡适先生讨论问题“相互发明”的一个佐证吧。
《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写作主旨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发表,促使正在撰写、修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下篇的李大钊,更加深入、审慎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问题,特别是在中国革命实践当中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问题。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李大钊愈发自信,进而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李大钊在撰写、修改《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过程中,已经认真思考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问题,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发表,则促使李大钊得以借和胡适讨论问题之机及时地将“我们”的想法告白于社会。李大钊已经开始用实际行动反击胡适对改良主义、实用主义的宣传,不仅要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以后还要“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问题与主义”之争,启发李大钊不仅要致力于学习、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而且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如何应用的研究。《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的写作主旨,虽然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道路,但重点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运用问题。李大钊从“‘主义’与‘问题’”“假冒牌号的危险”“所谓过激主义”“根本解决”等四个方面与胡适进行探讨,尤其是着重研究“‘主义’与‘问题’”和“根本解决”两方面,指出只有正确处理“主义”与“问题”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社会问题中去,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根本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李大钊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充满了理论自信,而且对社会主义充满了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深刻把握以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灵活运用,初步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标志着李大钊已经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传播有一个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终于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了现实。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也有类似过程。李大钊拥有开阔的国际视野,能够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敏锐、及时地对十月革命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初步研究,特别是将其同欧美各国社会党运动、巴黎公社起义等进行比较研究,并撰写研究文章,进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人。《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标志着李大钊与改良主义者的决裂,他与国内外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划清了界线。他认为各种“假冒牌号”的社会主义的出现,也需要我们愈发努力“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还一定要警惕“空谈主义”的危害。综上,《再论问题与主义》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初步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二者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标志。
步晓洁、赵雪摘自《河北学刊》2024年第6期,全文约13000字。
编辑:李宏莹 主编:陈友海 编审:张建光
来源:乐亭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