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黄河文明对死后的重视，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厚葬成风，盗墓也成风。 历史上有些大规模的盗墓，还是皇帝所默许，如宋代的大收藏家皇帝宋徽宗，因为爱好三代古物，以至于河南、陕西等历朝古都的墓葬纷纷遭殃，夸张到宰相蔡京的儿子蔡绦说：「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 二

一般人不一定清楚考古在做什么，但一提到盗墓，几乎无人不知。 数千百年来封存墓中的异代奇物，激发出小说、电影、游戏中的悬疑奇谈。

黄河文明对死后的重视，至少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厚葬成风，盗墓也成风。 历史上有些大规模的盗墓，还是皇帝所默许，如宋代的大收藏家皇帝宋徽宗，因为爱好三代古物，以至于河南、陕西等历朝古都的墓葬纷纷遭殃，夸张到宰相蔡京的儿子蔡绦说：「于是天下冢墓，破伐殆尽矣」。 二十世纪初，现代科学考古引进中国，当考古学家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时，发现商代国王的陵寝早在宋代便已被盗过一轮了。 过去盗墓者的利器「洛阳铲」，则成为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工具，这是一种半圆形的铲子，用来探测黄土深处是否有埋藏。 至于那些住在殷墟附近，祖上兼差盗墓的，现在则转为考古队的发掘工人，贡献家传的探墓技巧。

自古至今，盗墓者甘冒禁忌盗发古墓，多是为了墓中的珍奇宝物。 你能想象，有人盗发古墓，不是为了墓中珍宝，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祖母埋葬进去，这是什么情况？ 这个离奇的事件发生在一千年前的北宋，且让我们一探究竟。

一、家族视角的记录

2010年5月，陕西西安的考古工作队发掘了一座北宋墓葬。 [1]这座墓本身平平无奇，是关中地区常见的土洞墓，也就是利用黄土本身的黏性，直接在地底下挖出土洞般的墓室，周围不加砖砌，类似窑洞（图1）。 墓葬的方向坐东朝西，有别于常见的坐北朝南，西侧墓门外有一个垂直的竖井式墓道，供修筑墓室与下棺之用。

图1 陕西西安范天祐墓，平面图与剖面图。图片出处：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宋范天祐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6期，页25，图2。

墓内的空间不大，东西长2.9，南北宽2.1-2.3米，墓顶塌陷后的残高约2米。 这样的尺寸在关中属于中等之上，空间称不上宽敞，但确实是一间可以容人坐卧室，而非墓坑。 华北平原由于地下水位低，黄土黏性高，中上之家多半采用这种可以容人的墓室，墓顶高度有时甚至高达三、四米。 至于江南地区，由于地下水位高，土质疏松，一般多采用大小仅能容棺的墓坑，周围砌筑严实。 南、北两地由于自然环境差异，流行的墓葬形制也大不相同。

墓主长眠于长方墓室中，尸骨与棺材大多腐朽无存。 墓中出土了一些随葬品，包括雕刻精美的残漆片与玉梳，应该是生活用品。 另外还有三个梅瓶与四件白瓷酒盏，整齐排放在墓室东侧的壁龛前方，应该是祭奠死者的器皿，龛内放着一盒石墓志（图2）。

图2 陕西西安范天祐墓墓室，东壁头龛内的石墓志与前方祭奠的酒盏。图片出处：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宋范天祐墓发掘简报〉，2017年6期，页26，图3。

这方墓志的尺寸还算不小，长72、宽62.5公分，一看可知墓主人应该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盖顶中央平面刻着「宋故范府君墓志铭」八字（图3）。 志盖采用传统的宇宙图式，以四面呈斜坡状的盝形顶象征四方，分别刻划着代表东方的青龙、西方的白虎、南方的朱雀、与北方的玄武等四神图样，顶部四周环绕着八卦，以表方位。 这位《范府君》似乎没有官衔，不过从墓志石的大小、规整的文字、精细的雕刻看来，又不似一般的农商富户，应是位具有文化资本的社会上层人士。

图3 范天祐墓志铭，志盖与志文，长72、宽62.5公分。图片出处：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宋范天祐墓发掘简报〉，2017年6期，页38-39，图12-13。

打开墓志盖，细读内容，发现当中记载了一则不寻常的事件。

墓志照例先引介墓主与先世。 墓主范府君，名天祐，字伯祥，籍贯山西太原。 祖上为官宦之家，三代祖先的名字与官衔如下：

祖上三代中，祖父范祚的官职最高，为正八品上「监察御史」，负责纠察内外百官，并代行武功县令（今陕西咸阳），是地方的父母官。 可能因为这样，范祚将家族从太原迁到长安，成为长安人。

范天祐靠着祖父范祚的荫补入仕，取得一个没有品级的小使臣武职，称作「三班差使殿侍」。 荫是宋代士大夫家族子弟入仕的重要渠道，多授予低阶的职位。 因为不满意荫补的武职，范天祐决定参加京师的国子监考试，改授郊社斋郎，在朝廷的祭祀活动中负责执器、洒扫等杂事。 后来调职彭州永昌县尉（今四川郫县），因为追捕盗贼成绩不错，被推荐为普州安居县知县（今四川遂宁）。

墓志接着赞美范天祐在知县任内的洋洋事迹，不但受到当地儒者冯如莹的赞扬，在期满卸任时，邑民更是无限挽恋，依依不舍送行出了三个驿站之遥。 归乡不久，范天祐便罹病去世，时为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正月二十一日，享年61岁，由此推算范天祐生于公元989年。 范天祐死后并没有立即埋葬，直到神宗熙宁八年（1075）十一月二日才归葬先茀，此时距亡殁已26年。 这当中有什么隐情吗？

原来，范天祐死后不久，族人便于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6）忤逆权贵，被人告发冒充范祚子孙取得荫补之事，以致一族被削除官籍，甚至溯及已亡故的范天祐。 墓志原文是这么写的：

至和中，以族人忤权力，发其冒荫，概被除籍。 夫自古强宗大姓，越法踰制，以至追削延于既殁者，诚罪矣。 今 君生平，以若所为而罹若所报，此冥理之尤不可知也。

从《诚罪矣》三字可知，范氏一族应该是罪证确凿，判刑确定。 即便如此，作为一篇旨在称颂死者的墓志，撰写者还是试着为范天祐开脱，认为以他的生平作为不该得到如此的报应才是！

这篇墓志的内容太特别了，竟然如此直白地写出族人犯行。 一般来说，墓志这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多半赞美死者生前的德行事迹，对那些有碍家族光彩的负面事迹通常隐晦不书。 当提到的冒荫一事，是北宋中期震动关中地区的一桩大案，涉及大批当地的有力人士，连年无法决案，此事在史料中多有记录。

二、朝廷观点的记录

记载最详细的是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刘敞（1019-1068）的行状，由其弟刘攽所撰。 行状也是一种死者传记，通常由亲近的家族子弟或门生故旧撰写，详细记录其生平事迹。 完成后，再请能文之士根据行状撰写墓志铭，刻石成为正式的纪念文。

刘敞自朝廷奉派至长安三年，在这个周秦故都收集了许多古代青铜器，任满回京师时，满车都是古物，让有相同嗜好的欧阳修（1007-1072）十分羡慕。 除了为人称道的风雅故事，他在长安任内最重要的政绩是揭发范氏一族冒荫之事。 这轰动一时的大案，让刘敞断案严明的声名远播，除了在刘敞本人的行状中有大篇幅描述，也成为一桩案例被记录在南宋初年编成的决狱判案书中。

从中央朝官角度记录下的事件始末是这样的。 [2]长安的豪族范伟，家产巨万，持有已故范祚任武功县令时的黄敕，冒称自己是他的孙子、祖母是他的继室，开启范祚墓葬，将自己的祖母葬入。 还买通擅长文辞的长安士大夫雷简夫（1001-1067）撰写墓碑，以取信于人。 自此之后，范伟俨然成为士族一员，出入公卿之间。 不但规避徭役五十年，还介入地方府县事务，数次犯法被判刑，都有办法赎去。 长安人知道范伟是冒牌货，但畏惧范家权势只能噤声。 地方府县吏员受范伟贿赂，也替他隐瞒。 直到刘敞从中央赴任，调查此事，才让范伟认罪。 可惜碰到皇帝大赦天下，刘敞还没来得及决断罪刑，便被召离开长安。 范伟还想翻供，之后的地方官继续承审此案，前后二年逮补四、五百人作证，最后交付朝廷的御史才得以决案。 范伟虽然被治罪，但碰到朝廷大赦天下，最终也只被杖刑而已。

对于此案，南宋初的决狱判案书有这番评论：范伟的骄横，使人们厌恶恼恨。 但是刘敞审理他冒认官荫，逃避徭役，前后逮捕数百人来作证，却连年不能决断，是什么缘故呢？ 应该是因为范伟和他的党羽勾结很深，被逮捕作证的人，也是他的党羽，以致案件难以审查。 即使长安人厌恶他，而官吏却没有敢惩治的，范伟的骄横也可想而知了。 [3]

从以上这些记录可知，范天祐墓志中《忤权力》的族人就是范伟，他冒称自己也是范祚的孙子，以荫取得官籍，从此出入公卿之家。 范氏一族在地经营数十年，形成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以致案件爆发后在地方上难以议决，因为利害关系人也是当地有力人士，最后必须动用到中央朝廷的御史台。 接下来让我们试着对范家的人际网络抽丝剥茧。

三、范家的人际网络

墓志中的范天祐与文献中的范伟无疑为同宗族人，除了冒荫案件外，关于范伟的事迹难寻，案件中提到的唯一关系人只有雷简夫，其他的人际线索皆出自范天祐墓志。 中古以来，墓志成为社会上层展示人际网络的手段之一，透过知名的士大夫文人与书法家之手，家族的社会与文化资本得以展现。

将墓志与文献中提到的人名，放到「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检索，可得到他们的社会关系人，再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工具Gephi画成网络图如下（图4）：

图4 范家社会网络图，以颜色标示资料来源：紫色来自范天祐墓志，橘色来自CBDB，绿色来自刘敞行状。 作者绘图。

范伟冒荫案件中的关键人物是雷简夫，《宋史》有传，他是所知范家交游网络中唯一享有全国知名度的，也只有他在CBDB中搜寻得到社会关系资料。 [4]雷简夫出自官宦世家，居长安，少时隐居不仕，后来被荐举而当官，曾写信向韩琦、张方平、欧阳修三人推荐苏洵。 [5]雷简夫与朝中士大夫有旧，他替范伟祖母撰写墓碑文，公开宣扬范伟与范祚的关系，让范家提升社会地位，出入公卿之门。

范天祐墓志由长子范璟请托魏璋撰文。 魏璋是名文官，似乎长期在川、陕边区军队中担任文字幕僚。 他替范天祐撰写墓志时可能住在长安一带，后来在神宗元丰四年（1081）居四川因败绩被贬官。 [6]之后转至熙河路（治所在今甘肃临洮）担任西夏边防将帅的「管勾机宜文本」，因功升为「团练使」，官阶正八品奉议郎。 [7]

墓志内文的书法出自平阳勾中庸之手，盖上的篆字则由乡贡进士周冕书写。 这两位书法家都没留下什么资料，不过从「乡贡进士」的称号可知周冕为地方菁英，他通过州县考试而被荐举，但在京师的礼部试中落败。 至于书写墓志文的书法家勾中庸，没有官衔，不知是否为北宋初知名书法家句中正（929-1002）家族一员？

联姻也是经营家族人际网络的重要方式，范家的婚姻网络如何？ 墓志记载范天祐前后四娶，一共生了七名子女，其中长妻生的二子早亡，可见古代婴幼儿的夭折率很高，即便是地方菁英如范家亦然。 范天右在死后26年埋葬时，二女三男皆已成家，有孙男、女共十人，不过男子都没有进士头衔，也没有当官。 倒是二名女婿有所成就：大女婿张元方，官阶职方郎中，二女婿王柏灵是进士。 由此可见，透过嫁女，范天祐与官宦士族建立链接。

其中大女婿张元方有留下一些资料。 范天祐下葬的1075年，他的官阶是职方郎中，为从六品中阶文臣，从地方的角度来说，官阶不低。 更早之前，大约是仁宗统治后期，张元方从正八品著作佐郎升为从七品秘书丞，当时的大臣制文还有保留下来。 文中提到：张元方因之前有罪，暂时不予录用，以为警惕，这次升官是皇帝对他的优渥，要心怀敬畏不再重蹈覆辙。 [8]张元方早年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记载，不知是否与妻家的冒荫案件有关。

作为地方豪强，范家特别用力经营与文官、士族之间的人际网络。 一方面结交这些文化精英，一方面透过嫁女建立姻亲纽带。 经过五十年的经营，范家在地方上的势力可想而知，荫补出身的范天祐还被推荐当了地方官，直到死后族人冒荫事才被揭发。

四、墓有重开之日

范伟之所以开范祚墓，将祖母以范祚继室的身份葬入，是因为当时的华北普遍流行夫妇合葬墓，丈夫与妻子、继妻合葬一墓，士大夫、平民皆然。 由于夫妇不会同时死亡，因此墓室可以开启，如山西晋城一座金墓墙壁上所写：「墓有重开之日，人无再少之颜」。 [9]不过妾的身份低微，没有资格葬入，通常另外葬在墓地的偏僻一隅。

平民阶层还流行家族合葬墓，一座墓中有时埋葬十几个人骨，包含至少祖孙三代，埋入时间有先后，有的是捡骨后的二次埋葬。 这些墓葬有时还将家族成员画在墙壁上，包括在世的与死去的，相当热闹，颇有终究要在地下团圆的味道（图5）。 这种子孙昌盛的家族描绘，在华北的平民墓中特别流行。

图5 山西沁源阎福家族墓壁画（摹本），迁葬于1168年。图片出处：郝军军，〈沁源正中村金墓札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年7期，页85，图3.3。

合葬墓的盛行，使得华北墓葬必须保留重启的可能，让子孙将后亡者葬入，不可能严密封闭。 许多墓葬在发现时，墓门外虽然以方砖层垒塞住，有的还上了锁，不过这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盗墓者总有办法破门或破顶而入。 墓中有时写着诅咒，希望吓阻盗墓人毁坏坟墓，如山西长治一座葬于1135年的金代墓葬（图6）：[10]

元本住屯留县宋村宋三命坟，⋯⋯劝人休毁坏，坏者必定身亡，且记耳。

文辞恫吓，不过这座墓还是多次被盗，随葬品尽失。

图6 山西长治宋荣墓墙壁上书写的诅咒。图片出处：王进先、杨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3年3期，页45，图2。

有别于华北容易开启的砖室墓或土洞墓，南方地区的作法大不相同。 虽然也流行夫妇合葬墓，不过夫妇分别葬在各自的墓圹中，彼此独立，后亡者直接葬入预留的空室。 葬入后，再将圹室周围以「三合土」砌筑妥当，如果修建得宜，这种方式能有效遏阻盗墓，保护尸骨，《朱子家礼》称之为作「灰隔」。

所谓灰隔，是由石灰、细砂、黏土混合成的「三合土」，有时加以石灰糯米汁浇灌包覆住整个墓圹。 讲究的会层层浇浆，将墓室凝结成一个异常坚固的整体，严密到连一丝隙缝也无，真正是天衣无缝。 像这样的坚固墓室，不仅古代盗墓者束手无策，即使现代考古工作者有时也难以下手。 附带一提的是，这种灰隔能有效将墓圹与外界阻绝，空气难以进入，再结合防腐技术，有助于尸体保存，有些发现时体肤甚至还有弹性。 [11]从南宋开始，由于朱熹一派的鼓吹，作灰隔在气候潮湿、土壤疏松的南方成为流行。

图7 福建福州的南宋黄升、赵与骏、李氏墓，墓圹的分层结构，四周以三合土包覆。图片出处：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页5，图3。

代表例证是福建福州的南宋黄升（1227-1243）墓，她嫁给南宋宗室赵与骏（1223-1249），十七岁新婚不久便亡故。 黄升、赵与骏、赵与骏继妻李氏三人的墓一字排开，丈夫居中，黄升与李氏分居右、左。 墓葬最内层是木棺，其次是砖椁，最外层砌以石板，最后在墓圹上下及四壁包覆三合土（图7）。 三座墓中，只有李氏所在的左墓有盗洞。 黄升墓不但没被盗，连随葬的衣裳、妆夽都保存良好，见证宋代丝织品的高水平。。

图8 黄升墓出土的镶花边褐黄色广袖罗袍。图片出处：福建省博物馆，《福州南宋黄升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图版1。

值得注意的是，黄升的父亲与赵与骏的祖父都是黄榦（1152-1221）的弟子，黄榦则是朱熹（1130-1200）的门人兼女婿，这三座墓应该反映出《朱子家礼》的规范。 本来是因应南方潮湿气候，为了防止水浸而采用的灰隔，修筑妥当的话，也能有效保护墓室不被盗掘。

五、结语

为了金银财宝而盗墓，古今中外皆然; 但也有些盗墓的原因，只出现在特定的时空当中。 为了取得官籍而盗发墓葬，将自己的祖母葬入以冒充别人子孙，今日看来匪夷所思，大概只有在荫补作为重要登仕管道的宋代会出现。

将出土的范天祐墓志与文献中的刘敞行状内容相比对，也不是没有疑点。 首先，墓志以《忤权力》来概括此案件，似乎提示族人范伟与朝廷官员有过节。 其次，在重视家族人伦的宋代，范伟擅自盗开范祚墓，难道身为范祚直系子孙的范天祐坐视不管？ 最后，范天右正式下葬时，事件已过二十多年，风波应已平息，为何文臣魏璋写墓志铭时还不忘「揭发」这则不光彩的过去？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范天祐子孙认为自己这一支受到不合理的牵连与对待，试图利用墓志表白。 总之，若魏璋选择隐晦不书，我们便永远不会知道这位范天祐与文献记载的范伟来自同一家族，二人皆以荫补取得出身，也皆因范伟冒荫案件而受惩罚。

时至今日，文化资产保护法日益成熟，无论什么原因而盗发古墓都是破坏行为，会因此而吃上官司，更别说是窃取墓中的古物对外贩售。 为了遏止盗墓破坏，世界各大博物馆也已经声明不再购藏来路不明的文物。 不过各种盗墓小说、游戏、电影，仍将持续流行，满足人们穿越时空、窥探过去的好奇心。

注脚 ：

[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宋范天祐墓发掘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6期，页23-40; 郭永淇，《北宋范天祐墓志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6期，页42-46。

[2] 刘攽，《彭城集》，清乾隆敕刻武英殿聚珍本，卷35「故朝散大夫给事中集贤院学士权判南京留司御史台刘公行状」，页21b-22a。 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置，汉籍全文数据库，https://reurl.cc/lQAgg6,2024/6/7检索。

[3] 郑克编撰，刘俊文译注点校，《折狱龟鉴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8「刘敞被召」，页483。

[4] 脱脱编，《宋史》，卷278，页9464。 「汉籍全文数据库」，https://reurl.cc/r9ArrN,2024/6/10 检索。

[5] 邵博撰; 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15，页118-121。 「汉籍全文数据库」，https://reurl.cc/6vx7vy,2024/6/10 检索。

[6]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10之7。 「汉籍全文数据库」，https://reurl.cc/jWo3W1,2024/6/10 检索。

[7] 昌彼得、王德毅、《宋人传记资料索引》，页4240。 「汉籍全文数据库」，https://reurl.cc/DjE4jm,2024/6/7 检索。

[8] 沈遘（1025-1067），《西溪集》，四库全书本，卷6，页11b。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画」，https://reurl.cc/ezALzM,2024/6/10 检索。

[9]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晋城博物馆、高平市文物保护中心，〈山西高平汤王头村金代墓葬〉，《华夏考古》，2020年6期，页37-44。

[10] 王进先、杨林中，〈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文物》，2003年3期，页43-51。

[11] 霍巍，〈关于宋、元、明墓葬中尸体防腐的几个问题〉，《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成都：巴蜀书社，2010），页511-529; 霍巍，《论宋、元、明时期尸体防腐技术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西南考古与中华文明》，页530-547。

来源：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