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三千九百九十八，三千九百九十九，四千整。＂丈夫王建军把钱放在茶几上，我默默收起，心里已经拿定主意。

咫尺之间的尊严

＂三千九百九十八，三千九百九十九，四千整。＂丈夫王建军把钱放在茶几上，我默默收起，心里已经拿定主意。

我叫林秀芝，五十三岁，在这个家待了三十年。

丈夫和婆婆都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的，加起来退休金过万，日子过得顺当。

可我呢，九十年代下岗大潮中失了业，只能在家相夫教子，如今孩子大了，我成了这个家名副其实的＂保姆＂。

我这一生，说起来平平常常。七十年代末高中毕业，在街道办的小厂做了十多年的普通工人，每月四十几块钱的工资，虽然不多，却也有自己的一片天地。

那时候认识了建军，他是教育局的干部，家里条件比我好，但人老实，对我也不错。我俩谈了一年，就领了结婚证。

刚结婚那会儿，日子紧巴，我和建军挤在单位分的一间十五平米的筒子楼里。每天早上排队打水，晚上用小煤球炉子烧水洗漱，倒也其乐融融。

婆婆张桂芳那时还在县医院当护士长，忙得很，隔三差五才来看我们一次，带点自家腌的咸菜或是医院食堂打包的馒头。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等到九十年代初，我们终于分到了两居室的楼房，建军也步步高升，成了科长。

我以为好日子就要来了，哪知道风云突变，我们小厂效益不好，先是放长假，后来彻底破产。

＂不是说好了男主外女主内吗？＂婆婆劝我，＂你就安心在家带孩子，你们家几个月不开张，饿不死你。＂

就这样，我成了全职太太。起初还觉得挺好，可慢慢地，我发现家里的事情越来越多，我的地位却越来越低。

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做饭，送婆婆去老年活动中心，回来收拾屋子洗衣服，中午做饭，下午买菜，晚上做饭洗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小林啊，这个菜炒得太咸了。＂

＂秀芝，我的白衬衫你怎么又洗皱了？＂

我的付出在他们眼里都是应该的，每月四千元的＂生活费＂仿佛是莫大的恩赐。

记得刚退休那会儿，建军和婆婆两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有七千多，那时候我就只拿到三千。这些年物价飞涨，他们的退休金也一年比一年高，现在都过万了，可我的＂生活费＂才涨了一千块钱。

＂现在什么都贵，菜价涨得厉害，能不能多给点生活费？＂我曾经试探性地问过。

＂你还嫌少啊？我们老两口的药费、保健品都是大头支出，你这四千已经不少了，＂婆婆立刻白了我一眼，＂再说了，你一个月能有多少开销？也没见你买什么名牌衣服，化什么名牌护肤品。＂

建军在一旁看报纸，连头都没抬。

那天下楼倒垃圾，遇见了住在五楼的李阿姨。这李阿姨是个热心肠，年轻时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退休后人脉还挺广。

她悄声问我：＂秀芝，有个退休干部家找保姆，一个月三千五，你有没有熟人想做？＂

我愣住了，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每天几点到几点？＂

＂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做饭打扫卫生就行，家里就老两口，挺轻松的。＂李阿姨热情地说。

＂地方远吗？＂我又问。

＂就咱们小区后面那个干部小区，走路十分钟就到了。＂

回到家，电视里正播着《西游记》重播，王建军和婆婆张桂芳有说有笑，谁也没注意我进门。

突然，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生根发芽——我何必做免费的保姆，为什么不能拿工资呢？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不是没想过重新找工作，可我年纪大了，文化水平又不高，谁会要我呢？而这个保姆的活计，恰好是我擅长的。

第二天早上，我拨通了李阿姨的电话。

＂那个保姆的活，能介绍给我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秀芝，你？你家不是条件挺好的吗？＂

＂我想赚点零花钱，家里不用我管，闲着也是闲着。＂我编了个理由。

李阿姨也没多问，答应下午带我去见雇主。

陈老师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七十多岁了，老伴是前妇联主任，都是有身份的人。他们见了我很满意，当场就定下了，第二天就可以上工。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忐忑不安。我该怎么向家里人开口呢？

晚饭桌上，我清了清嗓子：＂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饭桌上一下子安静下来。

＂什么工作？＂建军皱着眉头问。

＂一家公司的文员，负责整理资料，早八晚四，正规公司。＂我撒了谎。

婆婆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那家里的活谁做？＂

＂我早上起得早，做好早饭再走，中午你们在单位食堂吃，晚上我回来做。周末我不上班，可以多做些家务。＂我早已想好了说辞。

＂工资多少？能干得了吗？＂建军只关心这个问题。

＂两千八，试用期。＂我少报了一些，怕他们起疑心。

没有一个人为我高兴，婆婆明显不满，建军一脸漠然。但我已经下定决心了，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再是这个家的无偿保姆。

就这样，我开始了＂双重生活＂。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做好一家人的早饭，准备好婆婆的午饭，装作去上班，实际是去给陈老师家做保姆。

陈老师家很干净，活并不重。老两口习惯早起，我到的时候他们已经吃过早饭，我只需要打扫卫生，准备午饭，偶尔帮忙洗洗衣服。

最让我惊讶的是，陈老师和老伴对我很尊重，总是说＂麻烦林姐了＂、＂林姐辛苦＂。他们从不指使我，而是商量着做事。

＂林姐，今天想吃什么？我们都随意。＂

＂林姐，这衣服太重了，我来帮你拧。＂

在那里，我不是理所当然的服务者，而是有尊严的劳动者。每天下午四点，老两口都会准时付我当天的工钱，从不拖欠。

和家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老师家里虽然我是保姆，却备受尊重；而在自己家里，我明明是家人，却像个佣人。

这种反差让我心里不是滋味，但每天看到工资袋里的钱一天天增多，我又有了些安慰。

三个月过去，我的私房钱罐里已经有一万多元。我渐渐发现，原来尊严可以用金钱衡量，原来我的劳动是有价值的。

这笔钱，我打算存起来，也许哪天我需要出去租房子住，或者生病需要钱，都不用看别人脸色。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两种身份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在家里，我依然是那个任劳任怨的媳妇；在陈老师家，我是那个得体干练的林姐。

我本以为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直到一个意外的发现打破了平静。

那是周末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婆婆突然进来，神色古怪地说：＂秀芝，隔壁李家说在干部小区看见你了，说你好像在谁家做保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李家人眼花了吧，我在公司上班呢，怎么会去做保姆？＂

婆婆半信半疑地走了，但我知道，我的秘密已经岌岌可危。

果然，意外发生在第二天。建军查询银行卡时，发现我卡里多了一笔钱。这些年来，我的工资卡一直由他保管，这次我大意了，把工资存进了这张卡。

＂秀芝，你哪来这么多钱？＂建军拿着银行卡，表情严肃。

我知道再也瞒不住了，深吸一口气，决定不再隐瞒：＂我每天不是去上班，是去给人做保姆。＂

＂你...你堂堂王建军的媳妇，去给别人做保姆？＂建军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你知不知道这让我多没面子！＂

＂在家里我不也是保姆吗？只不过在外面，我做同样的事能拿工资，还有人尊重我。＂我把这些年的委屈一股脑倒出来。

＂家里亏待你了吗？每个月四千块钱生活费，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四千块钱就是我的全部价值吗？＂我的声音开始发抖，＂我每天早起晚睡，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二十多年来没有一天休息，你们有谁说过一声谢谢？有谁问过我累不累？＂

建军愣住了，婆婆放下茶杯，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你知道陈老师家怎么对我吗？他们叫我林姐，从来不指使我，做完活还会说谢谢。虽然我是保姆，但我有尊严！＂

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这些年的委屈，像是突然找到了一个出口，汹涌而出。

建军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婆婆站在一旁，嘴唇动了动，却没说话。

沉默持续了很久，最后是建军先开口：＂你...你真的觉得在家里没有尊严吗？＂

＂你们有把我当成这个家的一份子吗？＂我反问，＂我不是来给你们当保姆的，我是你的妻子，是这个家的主人之一。可是看看这些年，我有什么决定权？买什么菜、做什么饭、家里钱怎么花，样样都要看你们的脸色。＂

建军低下了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继续说：＂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日子虽然苦，但我们是平等的，有商有量。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这样？是我下岗以后？是我在家带孩子以后？还是你当了科长以后？＂

这一晚，我们进行了结婚三十年来最长的一次谈话。

婆婆坐在一旁，时而插话，时而沉默。她承认自己这些年对我要求太高，却从未站在我的角度想过问题。

＂我那时候既当护士长又要照顾家里，样样都不耽误，就觉得这是女人应该做的，＂婆婆说，＂可我忘了，那时候我是有工作的，有自己的收入，有自己的地位。＂

建军也道出了他的想法：＂我一直觉得给你钱就是尊重你，没想到你要的不是这个。＂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围坐在饭桌前，进行了这三十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家庭会议。

婆婆主动提出每天做早饭，建军负责洗碗和倒垃圾，家务重新分配。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决定把退休金的一半交给我管理，让我也有自己的决定权。

＂秀芝，这些年委屈你了。＂建军说这话时，声音有些哽咽，＂我一直以为我是个好丈夫，原来在你心里，我和你的老板没什么两样。＂

我没想到一次冲突能带来这么大的变化。第二天早上，婆婆早早起床，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还特意煮了我爱喝的小米粥。

＂秀芝，你别去做保姆了，＂婆婆说，＂不是觉得丢人，是真心疼你。你这么多年为这个家付出太多，也该歇歇了。＂

我摇摇头：＂不是钱的问题。陈老师家对我很尊重，我答应了人家，不能说不做就不做。＂

建军插话：＂要不这样，你把保姆的活做完这个月，我和你妈商量好了，家里的事情我们一起分担。你也可以找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跳广场舞，或者参加社区的手工班。＂

我看着他们诚恳的表情，心里的坚冰渐渐融化。也许，这个家还有救。

接下来的日子，我明显感觉到家里的氛围变了。

建军下班后会主动问我需要帮忙做什么，婆婆不再对我的家务活指手画脚，甚至会时不时地夸我：＂秀芝，你做的红烧肉真香，比外面饭店的都好吃。＂

最让我感动的是，建军开始关心我的生活。他问我喜欢看什么电视节目，周末想去哪里逛逛，甚至主动提出带我去看场电影——这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正式约会。

＂这些年，我光顾着工作，忘了陪你了。＂电影院外，建军不好意思地说。

陈老师家的保姆工作，我最终还是做完了那个月就辞了。临走前，陈老师和老伴送了我一条围巾，说是感谢我这几个月的照顾。

＂林姐，你是个好人，希望你家人能像我们一样珍惜你。＂陈老师的老伴拉着我的手说。

我心里一暖，点点头：＂他们已经开始珍惜了。＂

回到家，我把那条围巾挂在了衣柜里最显眼的位置，它提醒着我：我值得被尊重，我的劳动有价值。

慢慢地，我开始参加社区的活动，认识了一群和我年纪相仿的姐妹。我们一起跳广场舞，一起学插花，一起聊家长里短。我发现，原来退休生活可以这么丰富多彩。

有一次，我在社区活动中心遇到了陈老师的老伴，她笑着对我说：＂林姐，你现在气色真好，比在我们家做工的时候精神多了。＂

我笑着回答：＂因为现在我不是保姆，而是这个家真正的女主人。＂

建军和婆婆也变了许多。建军开始学着做家务，虽然笨手笨脚，但态度诚恳；婆婆不再对我的一举一动说三道四，反而经常夸我：＂秀芝比我强，我这把年纪了还学不会那些新鲜玩意儿。＂

家庭会议变成了我们的常规活动，每周末，我们三人都会坐下来，讨论下周的安排和家庭开支。我的意见不再被忽视，而是被认真考虑。

我不是想要钱，我要的只是那一份平等和尊重。如今，我终于不再是那个隐形的家庭保姆，而是这个家真正的一份子。在咫尺之间，我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有时候我想，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承受生活的艰辛，而是在亲近的人面前争取本该属于自己的尊重。

好在，我们家终究是一家人，隔阂再深，终究抵不过那份割舍不断的亲情。

去年冬天，建军不小心摔断了腿，住院一个多月。我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有一天晚上，他握着我的手说：＂秀芝，这些年真是亏了你。要不是你当初＇造反＇，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我笑了笑：＂造反的人换来了尊严，乖乖听话的人只会一直被忽视。＂

婆婆今年也八十岁了，身体大不如前，但意识还很清醒。有一次，她拉着我的手说：＂秀芝啊，我这辈子对不起的人不多，唯独对不起你。那时候眼里只有儿子，把儿媳妇当成了理所当然的服务者，现在想想真是糊涂。＂

我摇摇头：＂妈，都过去了。现在我们不是挺好的吗？＂

是啊，现在我们挺好的。我和建军偶尔会去公园散步，看看夕阳，聊聊往事；婆婆有时会给我讲她年轻时的故事，那些我从未听过的往事；我也会把社区活动中的见闻分享给他们，逗得他们开怀大笑。

日子就这样平静而温暖地流淌着，没有惊天动地的变化，却有细水长流的幸福。

我想，这大概就是生活的真谛吧——不是要轰轰烈烈地活，而是要有尊严地活，哪怕只是咫尺之间的那一点点尊严。

来源：foronecli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