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婶摇着头，说不出话来。她伸出左手，手腕上的金镯子没了。那是她娘家陪嫁的，结婚三十年，连最困难的时候都没舍得卖。

那年腊月二十七，小刘家的鸡还没杀，馒头还没蒸，二婶就哭着从镇上回来了。

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哭声，抬头看见二婶头发散乱，眼睛红肿。

二叔搓着手从堂屋出来，脸色灰白得像去年剩下的石灰。“咋了这是？”

二婶摇着头，说不出话来。她伸出左手，手腕上的金镯子没了。那是她娘家陪嫁的，结婚三十年，连最困难的时候都没舍得卖。

院子里的枯叶被风卷起来，在空中打了个转，又落下去。

“小海又咋了？”二叔问。

我手里的斧子顿了一下。小海是我堂弟，比我小四岁，在县城开小超市。

“欠了七万。”二婶声音嘶哑。

二叔腿一软，靠在门框上。“赌的？”

二婶点点头又摇摇头：“不全是。开始是生意上的，后来……”她没说下去。

我搬了把椅子让二婶坐下。风太大了，吹得鼻子发酸。

那天晚上，我在堂屋里碰见二叔。他坐在炉子边上，炉火已经灭了，只剩下一点余温。

“你二叔我，这辈子只会种地。”他望着黑洞洞的炉子，眼神像丢了魂。“当年没让他好好念书，是我的错。”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沏了杯茶放在他面前。茶几上摆着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小海高中毕业那年，站在村口的石碑前。他那时候脸上有青春痘，但笑得灿烂，像个准备去闯世界的小伙子。

“他妈把金镯子卖了，挡了一阵子。”二叔喃喃道，“可那些人说，还差三万五。”

窗外的大风把什么东西刮倒了，“咚”的一声闷响。

“他不敢回来。”二叔说，“电话打了十几个，就是不接。”

正月初五那天，我去镇上买农药。路过信用社时，看见一群人围着看什么。挤近一瞧，是张寻人启事，上面贴着小海的照片。

我心里一惊，赶紧给二叔打电话。

“咋会这样呢？”二叔嗓子都哑了，“他妈都去县里那些赌场找了一圈，连个影子都没有。”

我叹了口气：“叔，我明天跟你一起去县里找找吧。”

“不用了。”二叔呼出一口烟，“他要是想回来，自己会回来的。”

挂了电话，我在信用社门口站了好久。冬天的太阳暖烘烘的，照在身上却驱不走心里的寒意。旁边饭馆的排气扇呼呼转着，喷出一股股油烟味。

有时候，人就是容易钻牛角尖。小时候小海摔断了腿，在床上躺了仨月，二婶端屎端尿，从来没嫌弃过。可现在，他却连个消息都不肯传回来。

我抬头看了看寻人启事上小海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去年夏天照的，我认得他背后那棵歪脖子柳树，那是我们村口标志性的老树，年年被大风刮得东倒西歪，却总能再次挺直腰板。

这世上的路，看着很多，走着走着却发现，能走的其实没几条。

又过了半个月，二叔家的电话响了。

是小海。

他说他在广州，手机丢了才没联系。二婶在电话这头哭得说不出话来，二叔抢过电话，声音颤抖：“你妈的金镯子都卖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对不起，爸。”小海的声音闷闷的，“我会还的。”

“还什么还！”二叔吼道，但随即又软了下来，“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这找了份工作，电子厂的。”小海说，“等我攒够钱就回来。”

春耕时节，村里热闹起来。二叔却愁眉不展，整日念叨着小海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有时候去帮他干活，看见他弯着腰在田里，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老树。

二婶每天晚上出去，说是到镇上跳广场舞。但村里人都知道，她是去小超市帮忙，一个月能多挣几百块。

“都是我没教育好儿子。”二叔有天突然对我说。那时我们正在田埂上抽烟。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说：“叔，小海不是小孩子了，他会想明白的。”

二叔点点头，眼睛却湿润了。“他从小就聪明，要是好好读书，不至于……”

田里的青蛙”呱呱”叫着，村里的大喇叭响起来，播报着谁家的牛走丢了，谁谁谁要卖新鲜蔬菜。生活还在继续。

小海的钱每个月都会准时打到二叔的卡上，开始是两千，后来增加到三千。银行卡是二叔专门为此办的，上面只有小海的钱，一分都没动过。

转眼就到了秋天。村里的水稻熟了，弯着腰，一片金黄。

我去镇上卖粮食，经过二婶以前常去的那个小超市。里面换了老板，是个年轻女孩。

“原来那家人啊，”她一边往袋子里装方便面一边说，“听说去广州了，做什么电子产品的。”

我愣了一下：“电子产品？”

“好像是家电维修吧，我也不清楚。”女孩找了零钱给我，又招呼下一个顾客。

回村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事。电子厂工人能有多少钱呢？小海每月固定打三千回来，自己还要生活，工资怎么可能这么高？

当天晚上，我鼓起勇气给小海打了电话。电话通了，但很嘈杂。

“喂？谁？”小海的声音和背景杂音混在一起。

“是我，你哥。”我大声说。

“稍等……”他似乎走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哥，有事吗？”

我直接问他：“你真在电子厂上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不全是。”他终于说，“我在做手机维修，自己开了个小摊子。”

我松了口气：“那挺好啊，手艺人吃饭不愁。”

“嗯，慢慢做起来了。”他顿了顿，“哥，我爸妈还好吗？”

“挺好的，就是想你。”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你那债，还清了吗？”

又是一阵沉默。“还差一点。”小海的声音低了下去，“哥，帮我瞒着我爸妈，别让他们担心。”

挂了电话，我仰头看着满天繁星。人生真是奇怪，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就像小海，谁能想到他会从赌场里走出来，在广州那个繁华都市里修起手机来。

冬天的时候，小海的汇款增加到了四千。二婶扳着指头计算，说再过一年，小海的赌债就能还清了。

她脸上有了笑容，只是手腕上还是空荡荡的。

就在第二年春节前，村里来了辆黑色轿车。

下来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戴着副眼镜，精神得很。定睛一看，是小海！

二婶当场就愣住了，手里的扫帚掉在地上。二叔从鸡棚里出来，先是一懵，然后快步过去：“你这孩子，咋不提前说一声？”

小海笑着抱住二叔：“想给你们个惊喜。”

他提了几个大包进屋，光年货就有三四袋。还有一个小盒子，他郑重地交给二婶：“妈，给您买的。”

二婶打开一看，是条金镯子，比原来那个还要粗一圈。她捂着嘴，眼泪掉下来。

“不值钱，”小海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就三万多块。”

院子里死气沉沉的老柿子树突然间就有了生机，好像明天就要开花结果似的。

晚上，我去小海家吃饭。二婶杀了只鸡，二叔开了瓶珍藏多年的白酒。

酒过三巡，小海才说起了这两年的经历。

原来他最初确实在电子厂打工，车间里闷热潮湿，一天站十二小时。工资到手四千多，他留下一千多生活，其余的都寄回家还债。

有次送修的师傅看他勤快，就教他修手机。小海天天加班到深夜学习，三个月后就能独立修理常见故障。

他开始在厂区附近摆摊修手机，遇到修不了的就请教老师傅。慢慢地，客户越来越多。

去年夏天，他认识了一个做手机批发的老板。那人看中小海的诚实和技术，提供货源让他卖二手翻新机。

“刚开始只有几部手机，放在小推车上。”小海一边倒酒一边说，“后来客人越来越多，我就租了个小铺面。”

二叔的眼睛亮亮的，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

“现在怎么样了？”我好奇地问。

小海喝了口酒，脸有些红：“我在广州开了家公司，专做手机维修和二手机交易。有三十多号员工了。”

屋里静了一瞬，二叔手一抖，酒杯差点掉了。

“你小子吹牛吧？”我半信半疑。

小海从包里拿出一本营业执照和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一间明亮的店面，玻璃柜台里陈列着各种手机，墙上挂着”海信电子”的招牌。几个穿制服的年轻人站在柜台后面。

“去年营业额一千二百多万。”小海轻描淡写地说，但眼中的自豪藏不住，“今年可能会更好。”

二婶在一旁抹眼泪，二叔的老手在桌子下面颤抖。

夜深了，院子里只剩下我和小海。冬夜的风透着刺骨的寒意，但一点烟火气就能驱散。

我们并排坐在台阶上，抽着烟，像小时候一样什么都不说，只听夜色中狗叫声此起彼伏。

“哥，”小海突然开口，“那天要不是我妈卖了金镯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青烟在空中缭绕，他的眼睛在黑暗中亮亮的。

“我在赌场输了一晚上，身上就剩五十块钱。那些人说再不还钱就打断我的腿。”他深吸一口气，“我想过死，真的。”

我看着他：“那你后来怎么想开的？”

他掐灭烟头：“我妈的电话打来，说金镯子卖了六万多。那是她唯一值钱的东西啊，结婚这么多年，连我爸都没舍得让她卖。”

院子里的老柿子树在风中摇晃，枯枝相互碰撞，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我当时就想，再怎么着也不能让我妈白卖了金镯子。”小海声音有些哽咽，“总得让她看到她儿子能行。”

月光洒在地上，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开手机公司吗？”小海问我。

我摇摇头。

“因为当初就是为了买手机，我才借了第一笔高利贷。”他笑了笑，“我想证明，让我跌倒的东西，也能把我重新托起来。”

这话听着有点绕，但莫名让人心里暖烘烘的。

第二天一早，小海送了我一部最新款的手机。我推辞不要，他硬塞给我：“哥，我现在不缺这个。”

我想起他以前连两百块的球鞋都买不起的日子，突然有些恍惚。

午饭后，小海又开车回广州了。临走时，他从车上拿下一个档案袋，交给二叔：“爸，这是我新开的分店，在县城里。您要是闲了，可以去看看。地址和钥匙都在里面。”

二叔的手抖得厉害，好半天才把档案袋接过来。

车子开远了，扬起一路尘土。二叔站在村口，眯着眼睛望着那条通向外面世界的路，久久不肯回家。

二婶在旁边轻轻抹泪，金镯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那年夏天，我陪二叔去了县城。小海的分店开在商业街上，门面不大，但装修得很气派。

店里有四个年轻人，听说是二叔来了，都恭恭敬敬地叫”海哥爸爸”。二叔笑得合不拢嘴，跟我说：“你看看，多懂事。”

二叔本来只是来看看，后来竟然每天都来，坐在店里的休息区看报纸，偶尔给顾客倒杯水。他说这样比在家闲着好，能看着儿子的生意。

小海每个月都会回来一次，带着新产品，教店里的员工怎么操作。村里人看到小海开着好车回来，都啧啧称奇。

去年年底，小海又开了两家分店，生意越做越大。二叔家盖起了新房子，院子里种了不少花草。二婶手腕上的金镯子不止一个了，但她最爱戴的还是小海第一次买给她的那个。

有时候我路过小海的店，会看见二叔坐在店里，正给一个年轻顾客热情地介绍手机功能。他虽然不懂技术，但态度真诚，有些老顾客专门找他聊天。

“我儿子说了，”二叔总是这样开头，眼睛里闪着光，“这手机啊，保修两年……”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那个腊月二十七的傍晚，二叔坐在没有火的炉子前，说”你二叔我，这辈子只会种地”的样子。

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拐角后面是什么。

前几天，小海回来了。他脸黑了不少，西装革履的，像个真正的老板。我们在村口的小饭馆吃饭，他说今年公司营业额超过两千万，打算明年把总部搬回县城来。

“怎么想起来回县城了？”我问。

小海喝了口酒，笑了：“外面再好，也不如家乡亲。再说了，我爸在这守着分店，我不回来怎么行？”

我点点头。人这一辈子，归根到底，不就是为了一个”家”字吗？

酒足饭饱，小海突然问我：“哥，你知道吗，我其实在广州见过你一次。”

我一愣：“啥时候？”

“就是我刚开始摆摊那会儿。”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你和二叔一起来找我，我在马路对面看见你们了。”

我瞪大眼睛：“那你怎么不出来？”

他低下头：“那时候我还没还清债，每天修手机到深夜，手都磨出茧子了。”他举起酒杯，“我想等我真正有出息了再见你们。”

夜色渐浓，村口的老柳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树下坐着的，是当年那个欠了一屁股赌债不敢回家的小海，如今却成了让全村人都刮目相看的企业家。

人生的路，走着走着就变了。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坏事。但无论怎样，家人的爱都是那盏不灭的灯，照着你回家的路。

这不，二婶的金镯子又回来了，还比原来多了好几个呢。

来源：彩虹泡泡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