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次解放开封的战役胜利非同小可，这是解放军第一次解放一个省城、一个大城市。城内军械、物资、钞票山集，为了外运这些物资，所能征调的车辆远远不够。城工部夜里派人到我家，与我们联系，大致谓："开封我们不准备常驻守城，将物资运得差不多时，我们就主动撤退。因为国民党第五
到解放区
这次解放开封的战役胜利非同小可，这是解放军第一次解放一个省城、一个大城市。城内军械、物资、钞票山集，为了外运这些物资，所能征调的车辆远远不够。城工部夜里派人到我家，与我们联系，大致谓："开封我们不准备常驻守城，将物资运得差不多时，我们就主动撤退。因为国民党第五军就在附近驻扎。蒋介石为了挽回面子，不会甘心失败，一定会反攻。为了避免损失，我们要主动作战略上的退却。国民党军队如再回来时，决不会善罢甘休，为了安全，特约进步人士嵇文甫、李俊甫、王毅斋、赵俪生、苏金伞等回解放区，可带家属，但不能带过多行李，因为车少。"军管处陈其武同志请俪生到他那里长谈了一次。陈是俪生的清华同学，上学时经常在一起开会，彼此比较了解。他也想乘机摸一下当前河南大学的底儿，故将俪生请去，临别时，他对俪生打招呼："一定要离开开封，重回解放区去。"我们一行有十几个家庭，计嵇老一大家、李俊甫一大家、罗绳武家、王毅斋家、诗人苏金伞和田雨三家，还有河大以外的数家人，分乘两部十轮大卡车，离开了硝烟弥漫的开封，辗转进入了解放区。
自从1939年与俪生回到西安大后方，到1948年夏季开封第一次解放，我们又回到解放区，前后首尾十年。这十年，我们均在国民党辖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就是这个十年，也是我们在学习、科研上打基础的十年。毫不夸张，可以称做辛勤劳动、从不懈怠，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并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强迫我们如此，也不是像批斗我们时所说的"名利"思想作祟。我们总觉得离开了抗日战场，好像对国家对人民做下了什么亏心事，故在后方工作时，要加倍地努力，才觉得对得起前线浴血苦战的同志们。我个人深知，当时如在前线硬坚持下去，对俪生来说死神时刻不放过他，我对他是负有责任的。他的老母亲只此一子，故权衡轻重，得到组织许可，准许我们请假回西安治病，后来因国内形势变化，不得已，才就地教了书。现在又回来了，倍觉亲切高兴，这是当时我个人的想法。
我们一行人从开封行过尉氏、许昌到达襄城，在襄城小住。因为带着三个孩子，沿途花费总还需要些零用钱。可在开封解放前夕，刚给俪生老家的姐姐汇出两千元，因此出来时我俩手头空空，不得已，在襄城银行卖掉了唯一的一只金戒，得现钞十五万元，以济孩子们的花费。
一天领导通知说："大家莫要上街，有人要来看你们，叫在小教堂集齐。"不一会儿，来了穿白色衬衣、军裤的三位军人。自我介绍：刘伯承、陈毅、陈赓，原来是三位将军接见我们来了，大家都很高兴。当时，三位将军都讲了话，以陈毅将军讲得最多，他形容这次见面说："这是我们第一次会师，拿笔杆子的、拿枪杆子的第一次会师……我们都是打蒋介石的……"陈毅将军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痛快淋漓、了不起的、有作为的军事领导人。大家听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听他简略地介绍了些解放区的生活概况。听完讲话后，大家都很兴奋、激动，对解放区的一切抱有一种理想化的向往，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通病。实践生活所体现的和理想差距之大，不是我们一下子能搞清楚的，甚至一辈子都搞不清楚。
筹备的车辆准备好了，我们一行人又乘车过宝丰来到了鲁山。鲁山是专署所在地，"前总"和中原局也设在这里。因此这里驻有不少党、政、军的大人物。据说，我们要在这里住段较长的时期，主要是审核我们这些人的历史情况。鲁山地处伏牛山系，在河南地势适中偏西，比起开封的气候来，这里更热一些。这时又逢夏季，故热得难受，记得大家都在院子里睡觉。我拖着三个孩子，小三还很小，刚会走路，尚不懂事。两个大的虽离开手脚了，但吃饭、穿衣时刻都要注意，故我二人还是很紧张的。因为气候不适，老二身上起了热疮，俪生天天抱着她到医院换药。之后，在这里逐渐适应，也熟悉了周围的环境。这里的行署主任李一清（裕源）同志是俪生清华大学时期比较要好的同学，在鲁山相遇，实出意外，彼此都成了家，而且都是儿女成行的人了。他的妻儿不在跟前，故未见着。
在这里经手负责我们这一行人的工作人员是刘鸿文同志，他天天忙着找大家逐一进行个别谈话，写材料，有时和个别人还要反复数次的长谈。对所有的人都一一这样做，看来，很为审慎、仔细。本来，我们这一行人，除河大教书人员外，有些人来路比较复杂，如一位姓刘的新闻记者全家人；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组织科长姓段的带着妻子、保姆、小孩全家人；还有国民参议员之子郭海长全家人等，这些家庭都是同我们一起出来的。他们为什么愿意到解放区去？这些事和人当然都是刘鸿文的工作对象。
在这里，我认识了陈赓将军的夫人傅涯女士。她很年轻、漂亮，有一个小男孩儿，她时常来看我们。忽然有一天，她叫勤务员送来了她使用的蚊帐（这蚊帐至今我还保留着），并还嘱托说，我小孩多，被蚊虫叮着，容易起疮疖，故叫我们将蚊帐挂起来。她要到石家庄去了，行前匆匆，不能辞行。我们在鲁山住了一个月，此地究属临战前沿，为了安全和解决合适的工作，除小部分人留下外，其余一律先到洛阳，再商议到石家庄的华北局去。
从中原到华北
我们从鲁山出发，乘汽车过临汝、伊川、龙门辗转到达洛阳。护送我们的是时宜之同志，还有一起同行的陈赓将军。在洛阳，我们居住在一家日本式房屋建筑的旅馆里。俪生因长途劳顿，又害起了病，当时没有合适的医院，只好到一家教会医院去看病，那里边有几位外籍意大利医生给俪生诊病。我们与此大夫既无来往，也素不相识，只是他给看过病。谁会料到这件看病的事，竟成为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手中的一把利器，说什么里通外国、私自结交外国人等。回想起来，多么可怕，又多么可笑，但我们只好低首忍受，任凭他们胡说八道，这就叫做斗争，真是天呀！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概自古而然吧。
在这里住着，等待王毅斋教授夫人和两个儿子一齐赶来会合。之后，嵇老同王毅斋还有部分其他的人留下了，等待筹办中原大学。我们大部分人到华北石家庄去。再从洛阳出发时，就开始坐骡车或牛车了。每家一辆大车，慢悠悠地走着，我们或坐，或睡，或下车跟车走，相当自由舒适。俪生总是跟车一路走着看书，他又手不释卷了。我们就这样到孟津过黄河，到达孟县、沁阳。沁阳是座较大的古城，城内很热闹，卖东西的商贩很多，物资也丰盛。在此我给两个大孩子各买了一双老乡做的鞋子，穿起来好看，比穿皮鞋走路轻快多了。记得我们宿在一座大宅第的大门洞内，这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住到这么个所在。又雇到了车，招呼大家思想上要有所准备，因为从这里开始逐步要上太行山了。要大家准备些吃的干粮。听人说山上越走越荒凉，我个人将信将疑。晋东南我没有到过，我俩只在晋西北、晋南打过游击，从感情上说，我们是爱山西，更爱山西的人民和民情的。这次上太行觉得内心里高兴，有回老家之感。
给我们赶车的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太太，这车是一骡一驴拉着。驴子是老太太的，她怕小伙子招呼不好她的驴，故坚持要跟着上山，跟着一同到晋城去。小伙子很厌烦这位老者，他不让她坐车。经俪生再三调解说："我沿途要看书，跟着车走，就叫老太太坐我的位子……"说了不少好话，小伙子总算答应了。这件事倒引起了我的思考，几千年来农民这个阶级，是形成了它自己的特性：吃苦、耐劳、狭窄、自私，这些都是生产落后和穷困造成的。我们不能责怪哪一个具体的人，如小伙子、老太太都是心地善良的好劳动者，可对待眼前事物，两个人的心理活动，我看差别不大，都是为了"私"。此后怎样化小私为大公，恐怕还要经过一番苦难的历程。改造、教育、感化不是一蹴就能成功，意识形态的成长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就要从根本上着手，除发展生产外别无其他捷径，路恐怕还是漫长的。企图追求理想很快变为现实，结果事与愿违。古语说："欲速则不达"，这句话不知总结了多少血和泪。历史三番五次地教育我们，可我们接收起来并不那样理想，总有许多根本的障碍，蒙蔽着人们的思想，一再走入歧途，从而真正体现了历史的曲折性和无情。还是回到现实吧。这个小伙子真能干，他驾的车总是一路领先。过了山王庄，路就不好走了，一步步上坡，人畜都要加劲。我的两个大孩子，各看各边的风景，一路上不断地争嘴斗气："你那边没有谷子！""你那边没有高粱！"给寂寞的旅行平添了不少生气。
晋城这座太行山上的名城，可能是送我们的时宜之同志的老家，听他的勤务员说，将我们安顿好了，时同志要回家探一下亲。这一次，我们一家人被安排的住屋很好，可能是由于我们先到，故而把好房间给我们住了。因此，引起了某些人的嘁嘁喳喳。经常说农民自私，知识分子何尝不如此呢？本来嘛，知识分子有好大部分是来自农村，出自农民的家庭，故自私并不奇怪。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刘裕民、王竟成二位同志，他们两个均是当年夏支队、政治保卫队的领导同志。刘是我们的政委；王是晋南牺盟中心区的领导，我一度曾在她所属的宣传部工作过，那时她刚同刘结婚。王竟成是上海的一位女士，很早接受了革命的锻炼和培育，七七事变后，来到山西前线工作，一直是独当一面的领导。那时她刚20岁左右，经常出入于敌人占领区，记得那时她剃光了头，腰间别着手枪，乍一见面，觉得她是一位英俊的男青年。现在已是中年妇人了，业已生育了好几个孩子。刘目前是晋城行署主任，王是何职？我弄不清楚。他们接待了我们全家人，谈了些以往的事，介绍了还活着的当年同志们的去向。
在晋城住了些时日，了解了些解放区的政策和设施，看了看解放区城市市容，给我的初步印象是新鲜。这里市场上卖农具的铺子多、小饭馆多、打铁的作坊多，总之都是供应农民农业需要的商品。其次就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卖布匹的、卖药的、卖烟酒的、卖肉制品的等。看不见有卖化妆品或高级绸缎、毛料的商店，这些物品可能没有销路。山区人民的朴素、老实同抗日战争时差别不大。再就是市场上也出现了美国的救济品，廉价出售，有奶粉、衣服之类。
汽车准备好了，我们又要踏上征途，前方到站，预计是长治市，从晋城出发过高平，见到原野里尽是麻田，麻长得高大旺盛。据说这种麻可造高级纸，解放区使用的纸币，都是用这种好纸印制的。在历史上记载，这地区也是丝麻之乡，可见这里种麻一事源远流长。
来到长治市，大家集体住在一层二楼上，是一个大通房，可能是储蓄粮食的仓房。跳蚤多得乱蹦，把我们咬得全身都是疙瘩。记得和我们一路同行的有一位年轻漂亮、穿一身黑色印度绸的连衣裙的姑娘。她姓什么？我忘记了。她是跟王毅斋教授夫人一道来洛阳的，是被介绍给李俊甫教授做续弦妻子的。当时，李教授带着女儿、侄儿、侄媳和我们大家一起分往华北工作。在这个楼上，大家打地铺，最初这位女士（她还领着一个男孩，约四五岁）的地铺和李家连在一起，意思很明显就像一家人了。此时，小男孩长了一身热疮疖，这里的跳蚤又多，孩子的病更加重了，他任性号哭，使这位女士很难堪。小男孩痛苦时，在病中就不喊姑姑了，而是含糊其辞，口称妈妈。我意识到，这男孩是姑娘的儿子。我劝她带孩子到医院看病，倘需人力帮忙，我自愿帮助她。这人甚知好歹，她本人也是医务工作者，她看我孩子多，拒绝了我，一人抱着孩子下楼去了。奇怪的是李教授一家人，大男、大女纹丝不动，压根儿没看到这母子两人的痛苦吗？我感觉到这些人"修养"很高。李教授是中年以上的人了，可能在儿女跟前不愿表示出什么殷勤模样，但是说一句话，指挥一下女儿、侄子或侄媳，总还是可以的吧？但他没有这样做，也好像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事一样，人情怎么这样薄呢？从此之后，这位女士几乎天天不在家，带着孩子在医院看病。她同医院的领导、医生们混熟了，她要求带着孩子在长治医院工作，她就这样中途退出了我们的行列。后来听人说，这个男孩是这位漂亮女士的非婚生子，莫非李家就是顾忌这个，才表示出高度的冷淡？
在长治遇到了俪生的老同学张新铭同志，他是中学校长，两人作了一次长谈，格格不入，总觉得不是滋味。这种狭隘、不开眼、唯我独革的派头，充分体现了一大部分革命干部的僵化头脑，说难听一点，就是坐井观天，不知天之大。我觉得，对这些人离远点儿比近了好。潞安酒是这里的名产，在历史上也是名酒，为了品品味道，我们曾在一家饭馆里吃了一次饭，果然名不虚传。我感觉到越往前走，离我的老家就越近了。自七七事变离开家，已十多年了，因为战争的缘故，写家信不多。为了回家使家里不感到突然，我们在长治写了封详尽的家书，寄给了我的老父亲。
我们又从长治启行，过潞城，到黎城已是8月份了。忽然听到广播，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先生逝世，俪生听罢，心里难受，总想写点儿什么以资纪念。8月13日是我大女儿毛毛的生日，俪生到街头买了一只小烧鸡，给女儿表示祝贺。潞城、黎城这一带农村房屋建筑都很讲究，各式各样的镂空花墙错落有致，山里边风景也很好看。
渡过了漳水到涉县，我们就进入河北境了。漳河上有座铁索大桥，河两岸有两座铁塔式的建筑，用以固定承担铁桥悬浮的应力支撑，据说这是解放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桥梁工程。在当时人、物均缺的困难条件下，从设计到建造出来，以那个时候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呀！俪生说，这是他的老同学高葆琦（即高原同志，曾任交通部科学技术局局长）设计的。
我们一行人总算下了太行山了，从涉县乘车到了邯郸市。邯郸是座历史名城，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是繁华的贸易城市了。这是我第一次瞻仰邯郸市容，的确名不虚传，它比我们这一路走过的城市，气势派头大多了。这里有不少名胜古迹，虽也大多湮没，但在历史记载上还是有的，这些遗迹我没有空闲时间去一一浏览，至今想起来，也还是一件憾事。我们的下榻处是一座日本式的庭院建筑，一律平房，占地面积相当大，院内满种了扫帚苗，长得一丛丛的，甚为茂盛。这一路旅行，孩子们的脏衣服堆满了行李包，在此要住些时日，我利用这空闲时间就大洗衣服，几乎整天地洗，那时我年轻，从不知道疲乏。连续几天总算彻底做了全家的卫生，精神还很痛快。在这里我们还探望了当年决死队的领导同志韩钧，他一家人住在一个公园里边，居室很漂亮。看样子，他本人好像犯了一些什么错误，在此住着疗养，但更多的是反省。我们离开邯郸后不久，听人说，他自杀了。
在战争年代，从邯郸到石家庄是没有火车的，平汉铁路尚未修复，只好乘汽车前往。我们坐的大卡车刚走到黄粱梦，就因漏油抛锚了，我们只好在此等着，打电话给邯郸市告知再派车来。我们大家都集中在吕祖庙里，这里现在是一座小学。这庙不太大，但比起南方的一些庙宇来，还不能说小。后殿有卢生睡卧像，保存完好。庙的前院有池塘、有石桥，池塘中有小鱼，多得乱跳。我的大女儿淘气，居然用竹竿钓了一条鱼上来。等到第二天中午，派的车来了，我们重新登车北行。
在路上，我个人思绪比较复杂，快到家了，快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们了，理应高兴激动，但我却怀着一种害怕的心理。我这一路解放区之行，看到了一些什么，也理会到一些什么。根据我的判断，我的那些家族亲戚都不会有好的遭遇。坏到什么程度？可能根据具体情节，差别还是很大的。有一点我自信，可能我的父亲不会有太难堪的遭遇。这是我在路上的想法。车越开越离家近了，可心境总是忐忑不安。
到石家庄正逢华北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了董必武同志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此处将我们安顿在花园饭店居住，这里住满了人，熟识的人很多。俪生访问了诗人艾青、萧三等人，看望了闻师母高真女士。我们的学生柯在铄在此很是活跃，经常来同我们谈心。那时国民党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的"剿总"设在北平，北平距石家庄很近，飞机几乎天天从北平起飞轰炸石家庄，吃一顿饭要跑两次警报。我带着三个孩子，真是苦不堪言。记得为躲避大轰炸，我同俪生领着、抱着孩子一直走到郊区农村，在一位不知姓名的老乡家里宿了一夜。次日，回到花园饭店，同行的人都搬到正定华北大学去了，我们即刻雇车带上行李、孩子，前往老家正定华北大学报到。
在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
我们从石家庄到正定，短短的十五里地，就碰见了两次轰炸。尤其在过滹沱河的时候，两岸的大骡子车拉着粮食、货物，都等着过河，偏在这时候飞机就在空中盘旋扫射。人比较机动，可以寻地方躲避躲避。那骡子车只好暴露在扫射圈内，多数是侥幸完好无事故，但也有被打中的，那个场面就很惨了。听车夫讲，上一次黑夜里轰炸石家庄，一个人力车夫拾了一条女人的胳膊就发了点横财，那支胳膊上有一只金手镯，还有金戒两个。我听了，打了个冷战。
到正定报到后，我们被分配到华北大学第四部﹣﹣研究部。这里名流云集，历史部计有范文澜、艾思奇、何干之、刘大年、叶丁易、王冶秋、赵俪生、荣孟源等。艾思奇、赵俪生为近代史组正副组长，秘书为肖前同志。部领导为范、艾两位同志。研究部整个住在西门里王宅，我头脑里很自然地轰了一下，那正是我大舅父王士珍的私人住宅。这位舅父本来没有儿子，只有一女儿早年故去，虽有二房姨太太，但均未生育。大舅父在世时，过继了另一房一位寡居了半生的舅母的三儿子，乳名三春。老头儿为了财产均衡起见，三春独占一半，那一半由三个弟兄平分。这四弟兄除去老二是农民、死守牛家庄的旧底外，其余三个尽是花花公子。自老人去世后，他们一反常规，无所忌惮。据大姨母告我说，尤其在抗日战争年代，他们以故总理、故总长之后，攀结日本鬼子，甘愿充当汉奸、走狗。我明白了这段原委，那么"自作孽不可活"，挨杀、挨斗，是很自然的事。不过，他们又玷辱了家族过去的荣誉。想到这些，我内心有些气愤。我们的社会过去封建传统势力太根深蒂固了，无子，不会将财产捐公吗？给地方上办几件慈善事业也好嘛，但老人们囿于狭隘的封建私有制观念，并无远见，落此下场，是一可悲之事。
俪生以研究员名义被分配为艾思奇同志的副手，艾一直对俪生爱护备至。解放区的工作与蒋管区大不一样，对我们说倒是有些陌生不习惯了。同来的人都能立即随俗适应，唯独俪生他不懂人情世故，他干他的，时间久了不免引起侧目而视。其实随俗、随大流很容易，可他就不这样做，对此，我也无可奈何。时间长了，很自然的有个别人打小汇报，风言风语，俪生的恶名就不翼而远扬了。今天可以这样说，在华北大学的处境，不是那么理想的。
在这里给我们分配的住房是一座独立的小跨院，院中有三间住宅，据说三春晚年居于此院。这院我记得当年可以直通后花园，园内树木参天，满园花草，花房内有四季常开的花卉，这些设施土改时都砸光了。园中有一十五间的大花厅，现在范老、戴老夫妇和他们的勤杂人员住着。我们屋通后花园的门用砖砌了。现在只能出角门穿过磨坊到后花园去。开封同来的人先到，都住在四春院内，共三进住房，房屋建筑高大宽敞，都是偏宅、跨院，正宅由王冶秋、叶丁易、刘大年等居住。五进院房都是水磨方砖铺地，院中有花坛、花池等点缀。一进大门的前院当年都是办事人员的办公室和住屋，现在作为四部总务处的办公地点和仓库。当年卫队住的大厅改为饭厅，现在我们吃饭就在这里。我写这些是凭着幼儿时记忆写出的，作为新旧对比。这么多的房屋建筑，现在给公家使用起来，较诸私人占有，它的使用价值得到合理发挥，这也算是进步。
回到家见到了父亲、姐姐、大姨母、亲大舅父等亲人，除继母、大舅母外，都还活着。不过，这些人生活都很困难，勉可温饱而已！他们都老了，远非我离开家乡的情景。我的老父亲还好，他永远是乐天知命、颇能随俗，只是眼睛看不见了，身子骨尚结实，头脑清楚。老人家对晚年的生活没有一句怨言，我暗地里想，这也是一种修养吧。这些人处境最好的要算我大姨母了，至今还健在，已快满百岁了。她在老一辈行列的人中最为幸福，我分析我生母姐妹三人，母亲居长，我对母亲虽缺乏记忆，但有关亲人经常提起她，在我脑海里也装了些母亲的遗事。我母亲同三姨均有相当的文化，阅读过不少书，母亲会诊脉，会针灸，这些都是跟外祖父学下的。据说母亲是很聪慧的人，可惜早逝，如没有封建礼节的限制，母亲可以做一个很合格的医生。只有大姨母个别，她不认识字，是个文盲，但她本人性情豁达、大度、乐观，这是她长寿的内在条件。我看，外因可能是她一辈子不脱离劳动。她待人厚道，当年曾在她手下厨房内帮灶的小工（乳名四平），现在已是正定县委的领导了。可他们中间没有主仆阶级仇恨，相反，倒是经常问寒问暖。
姨母为啥没有落下地主恶名呢？这要从抗日战争说起。姨母婆家姓袁，在正定城内也算数得着的人家，就在正定陷落后，日本鬼子为了加固城防，防范游击队袭击，五个城门就封闭了三个。姨母家正好在西门里住，与王宅错对门，毋庸讳言她婆家是不小的地主，土地都集中到西门外。此时，城门封闭了，要绕道北门出去经管土地，事实有很大困难。正在这时，大姨夫死了。她家无主男，姨母孩子多又小，可日子要过，要吃饭穿衣，上有老下有小，这副重担由大姨母一人承担，确是难事。
这个目不识丁的姨母很有主意，田地能典当的就典当，不能当的，就割亩而食，一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到正定解放，属于她名下的土地不足二十亩了。按当时土改政策每人二亩计，她家还显不足，但姨母拒绝了给她添补的田地。这就与这些亲戚大不一样了，她家的房产、家具陈设、衣物完好无损。我们回去时，看到她家的房子由于陈旧失修，自然倒塌了许多。姨母每天仍可赶车出西城门下地种田，收获庄稼，登梯上房晒菜收菜，一如壮年人。这些劳动，是她长寿的外因吧！现在姨母家又是一番局面，孩子们都男婚女嫁了，各立门户。姨母老迈得也不能再劳动了，虽已近百岁，头脑还是清楚的，只是动作蹒跚了，面部表情僵硬了。在旧社会，经过风风雨雨、见过世面的老人们，我没听见过说大姨不是的人。只有我父亲例外，他对大姨有不同的看法，这或许由于我继母的挑拨作用，上一代老人们中间的事，非我所能理解。
【高昭一（1914.12.23--2006.09.01），原名肇义，曾用名董弼。河北省正定县人，先后在正定县立模范女子小学、正定县立初级师范、河北省立第八师范读书，并在第八师范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小组长，负责学运工作。1937年，入山西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在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属下动员宣传团、青年部做抗日宣传工作。1938年在山西离石与赵俪生结为夫妻。后经延安辗转到晋南夏（县）支队政治部工作，曾任万连芝中队（连）指导员。1939年秋因扶持赵俪生疟疾至西安看病脱离部队，先后在陕西乾州中学、蔡家坡扶轮中学、陕西雍兴高级职业学校任历史教员，同时接受中共西安城工部指示，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48年8月进入华北大学工作。1949年在济南《工人报》资料室工作。1951年在青岛文德女子中学任教。1952年调山东大学历史系，协助赵俪生开辟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课题。1957年调兰州大学历史系。后因受赵俪生政治牵连，长期离职在家，勉力支撑家庭困境危局，为丈夫的学术科研提供后勤保障。1984年离休。】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