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爸，您说错了，这户口不是白买的，城里有多少人都想要这身份！＂我拍着桌子，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

＂爸，您说错了，这户口不是白买的，城里有多少人都想要这身份！＂我拍着桌子，声音比平时高了八度。

春节的饭桌上，我跟父亲因为户口的事情又争执起来。

那是1991年初，我刚花三千块买了个非农业户口，父亲却说我上了当。

屋里的煤油灯把父亲布满皱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他叹了口气，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那是他思索时的习惯。

＂娃啊，等着瞧吧，这户口不值那个钱。＂他摇着头，眼神中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沧桑。

我叫杨建国，那年26岁，在县城轧钢厂当了六年的临时工。

八十年代末，县里开始搞改革，允许农村户口交钱转为城镇户口。

这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可是天大的事，一时间成了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我出生在县城郊区的杨家村，家里七口人挤在三间泥砖房里，墙角还有几处因为雨水侵蚀而剥落的痕迹。

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上刻满了岁月的沟壑。

父亲背有点驼，常年的农活让他的手上布满老茧，却练就了一双能从土壤状态判断种什么庄稼的手，村里人都说他有＂土地公＂的本事。

母亲身材瘦小，却能挑起一担沉甸甸的水桶，从村头的水井一直挑到家门口，从不喊一声累。

读到初中时，我就梦想离开这片土地，逃离那看不到尽头的农活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1985年，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成了村里的待业青年，每天在村口的小卖部前跟几个同龄人吹牛打屁，看着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从面前经过，日子过得无所事事。

那时候，农村青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城里工作，有个铁饭碗，和城里人一样穿着干净的衬衫西裤，戴着手表，骑着自行车上下班。

靠着舅舅的关系，我进了县城的轧钢厂当临时工，一时间在村里成了羡慕的对象。

临时工跟正式工的差别，就像天上和地下。

正式工有固定工资、医疗保险、住房补贴，还能领到各种票证，而临时工只有基本工资，随时可能被辞退。

最关键的是，没有城镇户口，就像是个外来人，处处受限制，子女上学、看病都是问题。

记得刚进厂那会儿，我特别羡慕那些正式工。

他们上班可以慢悠悠地打卡，有的甚至能在车间里看小人书或者听广播，而我们临时工得干最累的活，还得提心吊胆怕被辞退。

厂里的张师傅是个老工人，人送外号＂张半城＂，因为他一半时间在厂里，一半时间在家养鸽子。

张师傅常说：＂小杨啊，没户口在城里就像没根的草，风一吹就得走，趁早想法子弄个户口才是正经。＂

每次发工资，正式工都比我们多几十块，还能领到各种补贴和奖金。

那时候，几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够买好几袋大米或者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我常想，要是能有个城镇户口，该有多好，说不定就能像张师傅一样，有时间养养鸽子，听听评书，过上舒坦日子。

转机出现在1990年底。

厂里通知说，县政府出台新政策，农村户口可以花钱转为非农业户口，一个名额三千块。

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一百出头，三千块几乎是我两年的工资总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消息传开，厂里的临时工都炸开了锅，休息室里、食堂里到处都是议论声。

＂这户口值不值这个钱？＂＂有了城镇户口，是不是就能转正了？＂＂县里这是变相收税吧？＂＂三千块，够在城里买个小平房了！＂

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父母。

老两口坐在煤油灯下，面面相觑，油灯的火苗摇曳着，将他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壁上，显得格外巨大却又单薄。

＂三千块？那可是咱家盖新房子的钱啊！＂母亲瞪大了眼睛说，手里编织的草鞋停了下来。

父亲吸了口烟，手里的旱烟袋＂啪嗒啪嗒＂敲着桌沿，烟雾在灯光下缭绕：＂娃，你再等等，这户口不值那么多钱，都是政府想收钱编出来的名堂。＂

我急了，脸都涨红了：＂爸，您不懂！这户口多值钱啊！有了它，我就能转正，就能在城里扎根了！＂

父亲摇摇头，眼睛眯成一条缝：＂钱从哪儿来？咱家的积蓄还不够你妹妹明年的学费呢。＂

我没敢说，其实我已经借了一千五百块钱，就等着父母能凑另一半。

见他们不支持，我心里一横，决定自己想办法，哪怕是去借高利贷也要把这户口弄到手。

那晚上睡在小时候的土炕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又气又急。

窗外的月光洒在院子里母亲晾晒的玉米上，风吹过，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嘲笑我的痴心妄想。

正好那段时间，我谈了个对象，是纺织厂的一个女工，叫王丽。

我们是在一次厂际联谊会上认识的，她坐在台下，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连衣裙，安静地听着，眼睛却不时往我这边瞟。

联谊会结束后，我鼓起勇气上前搭讪，没想到她很大方地答应了我的邀约。

我把户口的事告诉了她，没想到她竟然说：＂我支持你，我手里有一千多块钱的积蓄，借给你吧。＂

王丽长得不算特别漂亮，但眼睛里总有一种坚定的神采，看人时直勾勾的，让人不自觉地想要信任她。

她是城里人，有城镇户口，家里条件也不错，父亲在供销社当科长，母亲在百货公司上班。

她说：＂等你有了城镇户口，咱们结婚就方便多了，不然我妈肯定有意见。＂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一暖，觉得找到了知己。

当时很多城里姑娘是看不上农村小伙的，嫌弃我们粗手粗脚没文化，王丽能这么支持我，让我感动不已。

就这样，借了女友的钱，又找了几个朋友凑了点，我终于凑够了三千块。

交钱那天，我清晨五点就起床了，手里紧紧攥着一沓皱巴巴的钱，那可是我半年没睡好觉的心血啊。

县公安局户政科的窗口前排了长长的队伍，都是像我一样的农村青年，眼睛里闪烁着即将＂变身＂城里人的期待。

交完钱，拿到回执，我如释重负，又忐忑不安，生怕出什么差错。

一个月后，1991年春节前，我拿到了崭新的户口本，上面清楚地写着＂非农业户口＂几个大字。

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把户口本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生怕一闭眼它就会消失。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即将开启新的篇章，从此不再是低人一等的＂乡巴佬＂。

谁知道，春节回家，父亲看了我的户口本，只是冷笑一声：＂花了冤枉钱。＂

我气不过，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争吵过后，全家的春节气氛降到了冰点。

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眼睛却不时瞟向我和父亲，像是担心我们再起争执。

妹妹杨建芳坐在一旁，默默地缝着一条裤子，针线穿梭的声音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刺耳。

矛盾的种子就此埋下，像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过完年回厂后，我满心期待能转为正式工。

每天早早地到车间报到，干活比以前更加卖力，就等着厂长叫我去办转正手续。

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厂长只是偶尔拍拍我的肩膀：＂小杨啊，虽然你户口转了，但正式工名额有限，再等等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还安慰自己：＂慢慢来，总会轮到我的，有了户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有了城镇户口后，生活并没有太大变化。

我还是那个临时工，干着同样的活，拿着同样的工资，住在同样的八人宿舍里，睡在同样的上铺。

唯一的区别是，我不用再交农业税，可以领到一本城市粮油供应证，每月能定量买到一些白面和食用油。

王丽倒是经常安慰我：＂别着急，有了户口，以后孩子上学、看病都方便，咱们结婚也不会有阻碍了。＂

王丽的话让我稍感安慰，但每次想到花掉的三千块钱，我心里还是不是滋味。

就在我耐心等待转正的日子里，一个晴天霹雳砸了下来。

1991年夏天，厂里来了个新政策：要裁减临时工。

第一批名单上，赫然有我的名字，还有其他十几个和我一样的＂倒霉蛋＂。

＂怎么可能？我已经有城镇户口了啊！＂我急忙去找厂长。

厂里的会议室里，厂长正在和几个科室负责人开会，看到我冲进来，他们都愣住了。

＂杨建国，你干什么？＂厂长皱起眉头。

＂厂长，我有城镇户口了，为什么还要裁我？＂我急切地问，声音有些发抖。

厂长摘下眼镜，揉了揉太阳穴，无奈地说：＂小杨，这是上面的决定，户口和工作是两回事。现在国企改革，效益不好，必须精简人员。＂

＂可是我花了三千块买的户口啊！＂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那是你个人的事情，与厂里无关。＂厂长的语气冷了下来，＂再说，现在政策好了，你有了城镇户口，可以自己找工作，也可以做点小生意，机会多得是。＂

我一下子懵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为了这个户口，我花光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却要失业了？

我仿佛看到了父亲那张＂我早就说过＂的脸，心里又是愤怒又是沮丧。

回到宿舍，我一个人坐在床边，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是有一群蜜蜂在嗡嗡作响。

同宿舍的老李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听说你要走了？＂

老李比我大几岁，也是农村出来的，脸上总是带着几分世故的精明。

我点点头，苦笑道：＂是啊，白买了户口。＂

老李叹了口气，烟灰掉在水泥地上，发出轻微的＂嗤＂声：＂我早说了，那户口就是个圈套，有钱就收，哪管你死活。现在国企都不行了，正式工都可能下岗，何况咱们临时工。＂

我一时语塞，感到一种被愚弄的耻辱感。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问，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老李拍拍我的肩膀：＂好在你有城镇户口了，可以在城里租房子住，找点别的活干。听说东边新开了个建材市场，正招人搬砖卸货，要不要去试试？＂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醉醺醺地在县城的街上走着，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县城的夜晚热闹非凡，街边的小摊上卖着烤串和凉粉，随处可见三三两两的人围在一起吃夜宵。

一家露天电影院正在放映《少林寺》，李连杰那张坚毅的脸在银幕上闪烁，引得观众阵阵喝彩。

我看着这些城里人无忧无虑的样子，心里又酸又苦，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想起父亲说的话，不禁自嘲地笑了：也许他是对的，这户口确实不值那个钱。

第二天，我顶着宿醉的头痛去找王丽。

纺织厂比轧钢厂气派多了，大门口的花坛里种着各色鲜花，厂区内干净整洁，没有我们厂里那股子机油味和铁锈味。

我在门卫室等了半个小时，王丽才出来，她穿着厂里的工作服，头发整齐地扎成马尾，见到我微微一愣。

＂你怎么来了？＂她问，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我把被裁的事告诉了她，心里忐忑不安，生怕她会因此嫌弃我。

没想到，她并没有因为我即将失业而改变态度，反而握住了我的手。

＂没事，厂里不要你，咱们可以做点小生意啊。现在城里开小吃店、小卖部的多了去了，我看街口那家卖肉夹馍的，一天能卖好几百个呢！＂她眼里闪着光，语气坚定。

王丽的话给了我希望。

是啊，既然厂里不要我，为什么不试试自己创业呢？

虽然没了工作，但我还有城镇户口，至少在城里有了＂根＂，不用像其他被裁的农村临时工一样灰溜溜地回老家种地。

离开轧钢厂那天，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看着宿舍里那些一起工作了六年的兄弟们，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老张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杨，别灰心，城里机会多着呢，等你发达了，可别忘了兄弟们。＂

我笑着点头，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

走出厂门的那一刻，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我六年青春的地方，心中五味杂陈。

离开轧钢厂后，我暂时住在王丽租的一间小房子里。

那是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平房，墙壁发黄，屋顶还有些漏雨的痕迹，但至少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我回到了家里，把被裁的事告诉了父母。

父亲正在院子里修理犁，听到消息，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但没有说＂我早说了＂之类的话，只是默默地继续手上的活计。

母亲在一旁择着菜，听到后叹了口气：＂娃，要不回来吧，地里正缺人手呢。＂

我摇摇头：＂不，我不会回来种地的，我在城里还有户口，我要在城里闯出一片天来。＂

父亲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随你吧，不过记住，家里随时欢迎你回来。＂

他的话里没有嘲讽，只有一个父亲朴实的关心，这让我心里更不是滋味。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王丽商量着创业的事。

因为手头资金有限，我们决定先做点小本生意，积累经验和资金。

我每天都在县城里走街串巷，寻找创业的机会，观察哪种小生意最挣钱，哪个地段人流量最大。

王丽也放弃了周末休息，跟我一起考察市场。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王丽的帮助下，我们在县城西边的小街上租了间十几平方米的铺面，开了家小吃店，卖肉夹馍和凉皮。

铺面租金一个月八十块，加上购买设备和原材料，开业前我们已经投入了近千元，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

开业那天，我五点就起床准备，揉面、切肉、炸油泼辣子，忙得不亦乐乎。

王丽也请了假来帮忙，穿着干净的围裙，站在门口招呼客人。

可惜，开业第一天，只来了几个客人，营业额不到二十块钱。

傍晚，我和王丽面对着冷清的店面，心里直打鼓。

十几平米的小店里，墙上贴着我们手写的菜单，桌椅是二手的，有些摇晃，空气中弥漫着肉香和面粉的气息，但无人问津。

＂会好起来的，＂王丽鼓励我，手轻轻拍着我的后背，＂咱们的肉夹馍这么好吃，客人尝过一次就会再来的。＂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在盘算如果生意一直这样，我们能坚持多久。

果然，随着时间推移，小店的生意慢慢好起来了。

我用老家带来的秘方腌制肉馅，加上自制的辣椒油，做出的肉夹馍香气四溢，口感独特。

王丽做的凉皮也很有特色，劲道爽滑，调料恰到好处。

县城的居民喜欢我们做的肉夹馍，每到中午和傍晚，店里总是挤满了人，有时候甚至要排队等位。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准备，忙到深夜才收工，虽然辛苦，但看着钱箱里越来越多的收入，心里乐开了花。

有一天，父亲突然来店里看我。

他站在门口，看着忙碌的我们，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衣，手里拎着一篮子新鲜的蔬菜和几个自家养的鸡蛋，那是他的心意。

＂生意不错嘛。＂他难得地夸了我一句，眼神在店里扫视着，像是在评估我的成绩。

我想告诉他，虽然户口的事他说对了，但我现在过得还不错。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只是淡淡地说：＂还行，能养活自己。＂

正说着，一个穿着制服的人走进店里，手里拿着一个小本子，眼睛在店里转了一圈。

＂这是你们的店？营业执照呢？＂他公事公办地问道。

我一愣，赶紧说：＂还没办呢，这不是刚开业吗？＂

＂没执照不能营业，罚款二百！＂那人拿出一个本子就要开罚单，态度强硬得很。

父亲在一旁看不下去了，皱起了眉头：＂凭什么罚钱？我儿子刚开业，不懂规矩，你们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那人瞥了父亲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轻视：＂老乡，这是规定。没执照就是违法经营。＂

＂老乡？＂父亲脸色一沉，声音提高了八度，＂我儿子可是城里户口！＂

我赶紧拉住父亲，生怕他和执法人员起冲突，那样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

＂爸，别生气，我去办就是了。＂我低声说，然后拿出户口本给那人看。

那人看说我是城里户口，态度稍微缓和了些：＂三天内把执照办好，这次就给个警告。记住，执照、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证，一样都不能少。＂

送走了那人，我长出一口气，这才发现背上已经冒了一层冷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户口还是有点用的。＂

我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父亲的意思。

如果我还是农村户口，可能直接就被取缔了，而不是得到一个宽限期。

＂爸，您别生气，我这不是慢慢摸索嘛。＂我小声说，有些不好意思。

父亲叹了口气，眼角的皱纹深了几分：＂娃，不是我想打击你。我是怕你吃亏上当。这户口啊，值不值那个钱，还得看你怎么用它。＂

这是父亲第一次承认，户口还是有些用处的，我心里顿时畅快了不少。

接下来的日子，我和王丽忙着办理各种证件。

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税务登记证……每一样都要跑好几个部门，填好几份表格，盖好几个章。

有了城镇户口，办手续确实方便了不少。

街道干部看了我的户口本，态度也亲切了许多：＂年轻人有闯劲，好好干！现在国家鼓励个体户，你们这样的小店是城市经济的活力所在。＂

小店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和王丽开始有了积蓄。

我先还清了买户口时借的钱，然后开始考虑和王丽的婚事。

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全国掀起了创业热潮。

县城里的小店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我们的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

街对面新开了一家卖牛肉面的，门口天天排长队；隔壁的馄饨店也推出了新品种，吸引了不少客人。

王丽每天都在琢磨新点子，想要让我们的店铺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要不咱们也卖点早点？糊辣汤、豆腐脑什么的，早上五点到九点营业，能多赚一笔。＂她提议道。

我点点头：＂好主意，不过咱俩忙得过来吗？＂

王丽神秘地笑了笑：＂我已经跟厂里请了长假，准备辞职来帮你。＂

我大吃一惊：＂你要辞职？不是挺好的正式工吗？＂

她耸耸肩：＂厂里也不景气，听说要减产，工资都发不全了。再说了，跟你一起创业，将来的前途肯定比在厂里强。＂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既感动又有压力，暗自发誓一定要把生意做好，不辜负她的信任。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找上门来。

县里要扩建商业街，招标几个大一点的门面，可以开餐馆。

王丽的一个亲戚在商业局工作，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并且暗示我们可以试试。

＂投标需要十万块押金，中标后还得再投入至少二十万装修和设备。＂王丽有些担忧地说，手指在算盘上拨弄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我算了算，我们的积蓄还不到五万，差得远呢。

＂要不，咱们找我爸借点？＂王丽建议道，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她父亲在县供销社工作，家境不错，住着单位分的楼房，家里还有彩电和电冰箱，在县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犹豫了。

一方面，我不想再欠人情债，尤其是岳父家的；另一方面，我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经营一家大餐馆，万一赔了，不仅砸了自己的招牌，还会连累王丽的家人。

正在我纠结时，父亲来店里帮忙。

他最近退休了，闲着没事，就常来给我们打下手，洗洗菜、切切肉，虽然动作慢，但很认真。

看我心事重重，他问怎么了。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餐馆的事告诉了他。

没想到，父亲竟然支持我：＂干啊！年轻人就该有闯劲，守着这小店，能有多大出息？＂

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这可不像是那个总是劝我稳妥的父亲。

＂可是钱不够啊。＂我苦笑着说，手里的刀在案板上敲打着，有节奏地切着肉。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眼睛盯着案板上的肉末：＂我和你妈这些年攒了一万多，给你拿去用。剩下的，你看能不能从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我惊讶地看着父亲，切肉的手停了下来，＂农民能贷到款吗？＂

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你忘了，你是城里人了。＂

我一下子愣住了，心头涌上一股暖流。

是啊，我有城镇户口，可以申请个体工商户贷款。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三千块买的户口，或许真的值这个钱。

在父亲和王丽的鼓励下，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

跑银行、找担保、准备材料……每一步都充满艰辛，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希望。

银行信贷员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表情严肃，说话直截了当：＂你有城镇户口，又有经营小吃店的经验，符合贷款条件。但需要抵押物或担保人。＂

我苦笑：＂我能抵押什么呢？那间破房子吗？＂

信贷员建议我找个有稳定工作的担保人，最好是事业单位或国企的正式职工。

我想来想去，只能求助于王丽的父亲。

王父姓石，名存义，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戴着一副老式眼镜，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

起初王父有些犹豫：＂餐饮业风险大，万一赔了怎么办？你们现在的小店不是挺好的吗？＂

王丽据理力争：＂爸，现在是市场经济，有风险才有回报啊！再说了，您看建国这两年经营小店多认真，街坊邻居都说咱们家的肉夹馍是全县最好吃的。＂

＂可是，开餐馆哪那么容易？成本高，人员管理复杂，竞争又激烈...＂王父皱着眉头，语气里满是担忧。

我知道，他是怕我们年轻冲动，把辛苦攒下的钱都赔进去。

最终，在王丽的软磨硬泡下，再加上我拿出小店两年来详细的账本和经营计划，王父被我们的诚意打动，同意了担保贷款。

有了担保人，贷款很快就批下来了。

我拿到十万元贷款时，感动得差点流泪，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多的钱。

投标那天，我和王丽早早地来到现场。

县政府会议室里人头攒动，竞争很激烈，一共有二十多人竞标五个门面。

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投标书和押金，脸上写满了期待和紧张。

轮到我们时，我紧张得手心冒汗，声音都有些发抖：＂我叫杨建国，我想投标五号门面...＂

奇迹般地，我们中标了！

听到结果那一刻，我和王丽激动地抱在一起，周围人羡慕的目光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终于迈出了人生的一大步，从一个边缘的＂城里人＂变成了真正的城市创业者。

装修期间，我和王丽每天早出晚归，亲自监工。

父亲也常来帮忙，拿着他的老花镜检查木工的活路是否扎实，水电工的管线是否走得规范。

母亲来给工人们送自家做的点心和凉茶，嘴上说着：＂累了歇会儿，别着急，慢工出细活。＂

看到父母那么支持我，我心里既感动又愧疚。

当初为了户口的事，我们可没少拌嘴，父亲说的那些话，在当时听来是那么刺耳，但现在想来，都是出于对我的关心。

终于，在1992年深秋，我们的＂家乡味道＂餐馆开张了。

餐馆有二十多张桌子，装修简朴大方，墙上挂着老家风景的照片，主打陕西风味。

开业那天，我特意请来了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包括父母、岳父母、以前厂里的几个好兄弟，还有当初借钱给我买户口的朋友们。

餐馆门口挂着大红灯笼，拉着＂开业大吉＂的横幅，喜庆非凡。

我站在门口，身穿一件新买的白衬衫，迎接每一位客人，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收不住。

看着热闹的餐馆，父亲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他穿着我给他买的新中山装，显得格外精神。

他拍着我的肩膀，眼眶有些湿润：＂娃，你这算是在城里站稳脚跟了。＂

我知道，这是父亲对我最大的认可。

那天晚上，送走所有客人后，我和王丽坐在空荡荡的餐馆里，回顾这两年的风风雨雨。

窗外的路灯洒下昏黄的光，照在新铺的地板上，闪闪发亮。

＂还记得当初为了三千块钱户口的事，你跟你爸吵得多凶。＂王丽笑着说，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

我点点头，眼前浮现出父亲那张倔强又疼爱的脸：＂那时候真是太年轻气盛了。其实爸说得对，户口本身不值那个钱，关键是看怎么用它。＂

王丽若有所思，眼神飘向远方：＂你说，如果没有那个户口，咱们现在会在哪里？＂

我想了想，回忆起当初在轧钢厂的日子，那个闷热的八人宿舍，简陋的食堂，以及工友们羡慕的眼神：＂可能还在村里种地吧。或者还在厂里当临时工，然后被裁员后回农村，种一辈子地。＂

＂所以，那三千块还是花得值。＂王丽笑着结论道，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餐馆的生意出乎意料的好，我们的陕西风味在这个小县城独树一帜，很快就有了固定客源。

每到饭点，二十多张桌子几乎座无虚席，我们不得不又招了四个服务员和两个厨师帮忙。

一年下来，除去各种开支，我们净赚了近十万元，这在当时已经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第二年春节，我和王丽回村里看望父母。

村里人知道我在县城开了餐馆，还买了辆摩托车，纷纷来串门，脸上带着羡慕的表情。

＂建国出息了啊！＂＂听说你那餐馆一天能卖上千块钱？＂＂早就知道你小子有出息！＂

村里的李大爷抽着旱烟，眯着眼睛看我：＂想当年你爸为那三千块户口的事，愁得头发都白了几根，现在可算是回本了。＂

我笑笑不说话，心里却五味杂陈。

父亲在厨房里忙碌，母亲张罗着一桌子的菜，满脸的幸福和自豪。

吃过团圆饭，我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红包，递给父亲：＂爸，这是我还您的钱，还有利息。＂

厚厚的一沓钱，比当初他借给我的多了一倍不止。

父亲摆摆手，嘴角微微翘起：＂什么钱不钱的，自家人谈这个干啥。＂

＂不，这钱我必须还。＂我坚持道，眼睛直视着父亲，＂当初您不看好我买户口，现在证明我没做错。这钱，就当是我对您的一个交代。＂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接过红包，声音有点哽咽：＂娃，爸那时候反对你，不是不想你好。是怕你吃亏，怕你被骗。那时候咱家穷，三千块可不是小数。＂

我点点头，心中一热：＂我知道，您是为我好。只是咱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父亲叹了口气，眼神中带着深深的感慨：＂时代变了，你们年轻人的眼光比我们这些老家伙长远。那户口啊，在你手里确实值那个钱，在别人手里，可就不一定了。＂

听着父亲的话，我恍然大悟。

户口不是万能的，关键在于人如何利用这个机会。

有人拿到户口后原地踏步，有人则借此改变命运。

差别在于人，而不在于那本小册子。

＂爸，您说得对。我今天的成绩，不是因为那本户口，而是因为我没有放弃努力。那户口只是个机会，关键是我抓住了它。＂我真诚地说，眼眶有些湿润。

＂这些年，我看着不少人买了户口，却还是回了村。他们以为有了户口就能当城里人，却忘了城里人比农村人更苦更累。＂父亲说着，眼神中流露出对生活的透彻理解。

父亲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娃长大了，懂事了。＂

1993年底，我和王丽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健康的男孩。

我们给他取名＂杨奋进＂，希望他能继承我们奋斗的精神，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始终保持前进的动力。

给孩子上户口那天，我拿着那本崭新的户口本，想起了自己当年为了一个户口所经历的种种艰辛。

如今，我的孩子生来就是城里人，不需要像我一样为户口奔波，花费巨资去＂买＂一个身份。

回家路上，我路过曾经工作的轧钢厂。

厂门口贴着＂改制＂的通知，许多工人围在那里议论纷纷，脸上写满了忧虑和茫然。

我听说，很多老职工都要下岗了，那些当年让我羡慕不已的正式工，如今也面临着失业的风险。

我站在马路对面，心中感慨万千。

如果当初我没有被裁，如果我一直固守在那个临时工的位置上，等待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来的转正机会，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子？

那天晚上，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孙子上户口的事。

电话那头传来父亲欣喜的笑声，还有母亲在背景里的絮叨：＂以后得多买点好吃的给孙子...＂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您当初的顾虑了，＂我说，感觉嗓子有些哽咽，＂户口确实不是万能的，关键是人怎么闯。没有拼搏的精神，有十个户口也没用。＂

父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娃，爸就知道你迟早会明白的。＂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县城的灯火，心中充满了感慨。

十年前，我只是一个渴望进城的农村孩子；五年前，我为了一个户口倾其所有；而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小有成就的餐馆老板，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

这一切的变化，源于那个看似简单的决定——买一个非农业户口。

当时的三千块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但它开启了我人生的新篇章。

然而，真正改变我命运的，不是那本薄薄的户口本，而是那份不甘平庸、敢于冒险的精神，以及身边人的支持和信任。

不是户口改变了我的命运，而是我借助户口这个契机，用自己的双手打拼出了新的天地。

窗外，县城的夜色渐渐深沉，万家灯火如同我内心的希望，温暖而明亮。

我想起了父亲那双粗糙的手，母亲那操劳的背影，王丽那坚定的眼神，还有无数帮助过我的人。

是他们，共同编织了我人生的网，让我在失落时有所依靠，在迷茫时有所指引。

而那本户口，不过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结点，重要却不是全部。

来源：那一刻旧时光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