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眼千年——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璀璨遗迹

摘要：位于吐鲁番火焰山峡谷木头沟河谷西岸断崖上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又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我国新疆颇具盛名的佛教石窟寺遗址之一，现存83座洞窟中有半数以上的洞窟有遗存壁画。壁画总面积有1200余平方米。“柏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和突厥语中分别为“山腰”及“装饰绘画”

位于吐鲁番火焰山峡谷木头沟河谷西岸断崖上的柏孜克里克石窟，又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我国新疆颇具盛名的佛教石窟寺遗址之一，现存83座洞窟中有半数以上的洞窟有遗存壁画。壁画总面积有1200余平方米。“柏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和突厥语中分别为“山腰”及“装饰绘画”之意，也有“壁画”的含义。现今历经磨难的千佛洞虽损毁严重，但劫余的壁画仍然华丽精致、内容丰富、色彩夺目。

洞窟中的珍贵文物包括佛教、摩尼教、道教的宗教文书，也有儒家典籍、史籍和官私文书，融合了龟兹文化的特点与艺术风尚，壁画场面宏大热烈、装饰纷繁复杂；人物面容丰满圆润、端庄典雅，具有典型的唐风意蕴，体现了“东传西渐”的地理特点和东西文化的荟萃交融，为研究新疆发展史、宗教演变史、文化艺术史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佛本行经变图中的立佛和供养人像是千佛洞壁画创作题材的核心内容。从绘制目的不难看出，佛教题材和具体内容伴随高昌回鹘王室贵族布施、开窟造像、积修功德而出现，借用佛的形象稳定民心，成为人民重要的精神寄托。几乎所有洞窟中都绘有菩萨形象。如第20窟“供养菩萨”，菩萨的脸型丰满、形态丰姿绰约、雍容俊雅，神情静穆、冠饰华丽；眼似柳叶、眉修长、鼻高稍拱、唇厚嘴小，是回鹘时期壁画中人物面型的典型代表。画匠技艺娴熟，画面线条流畅精细工整，面部和肌肤略施晕染，富有立体感。

供养菩萨（第20窟）

回鹘高昌贵族、公主、三都统的供养像仪容端庄、大气沉稳、富有亲和力，这与儒家学说在吐鲁番地区广泛传播有紧密关系。

高昌国王、王后、三都统供养像（第20窟）

壁画创作中蕴含了当时高昌国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形态，并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壁画人物特征具有盛唐时期丰腴美的特性，开放与保守并存是其独特的审美艺术特征。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经历高昌国、唐西州、高昌回鹘三个时期，每个阶段的壁画风格与题材都极具特点，其中高昌回鹘时期的壁画内容数量最为精美与庞大。

高昌国时期，神像脸型趋于正圆，眉眼深邃，突出轮廓，特别是对人像侧面鼻梁的绘制非常精彩，人物五官、脖颈、四肢都用宽赭石色带的结构起伏过渡，运用西域“凹凸法”绘制，与龟兹石窟壁画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

公元640年，吐鲁番归属唐朝后被称为西州。中原的汉传佛教逐渐地方化，此时佛教受汉文化的影响，壁画已不再是西域中亚人的高鼻梁深眼窝特征，佛像造型和面容更接近中原人的形象，人物鼻翼饱满，于莲花宝座之上盘腿而坐。题材上出现了敦煌壁画中极为常见的“观无量寿经变图”，佛像的两侧出现了中原祥云图案及飞天的形象。画风上融合了著名书画家吴道子“落笔雄劲，敷彩简淡”的风格，巧妙运用线型艺术技巧，寥寥几笔，画面效果变化多样。吐鲁番地区干燥少雨的气候特色，使得从岩石和植物中提取的石绿被大量使用，此类色彩不易氧化，历经千年依旧鲜亮如初。

高昌回鹘时期壁画的数量规模庞大、内容精彩、色彩艳丽，背景与人物的服饰、花边和纹样多以赭石、朱砂等红色调，搭配石青、石绿等色彩，重点位置贴金箔作为装饰，整体风格富丽堂皇。壁画中运用了中原绘画的铁线勾描法，线条均匀流畅，取代了西域的“凹凸法”。高昌回鹘时期壁画图式最具影响力的是“誓愿图”，其画面精美、内容丰富，我国学者称之为“佛本行经变图”。

誓愿图（第20窟）

这些“誓愿图”绘制于王室建造的洞窟中，第20窟、第31窟、第33窟都有巨幅的“佛本行经变图”。它们是由东西方画家、叙利亚画家在10至11世纪期间创作的，是回鹘时期最为精彩的壁画。佛像站立在正中间的莲花座上，身形外轮廓有光环及装饰纹样环绕，多为袒右肩立佛，有头光和背光，佛像面朝左侧或右侧，身体微侧并做出不同手势。周围的弟子、菩萨、天王、供养人的比例稍小，形成了半包围的构图，有些“誓愿图”还绘有商人、驼队、房舍、园林等。商人和驼队位于佛的侧下方，商人身着窄袖襟衣，背挂刀匕首绳索，驼队载货物，生动展示了古丝绸之路上的繁华景象。壁画呈现红色基调，绘制精细，人物形象与衣冠服饰的地域特征非常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