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肯塔基州在2月中旬遭遇洪水和暴雪的双重打击，风雨引发洪水致11人死亡，300余条道路中断，近4万户断电。随后降雪使灾情复杂化，北达科他州更遭遇-45.6℃极寒。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来势汹汹，引发了全球关注。

美国肯塔基州在2月中旬遭遇洪水和暴雪的双重打击，风雨引发洪水致11人死亡，300余条道路中断，近4万户断电。随后降雪使灾情复杂化，北达科他州更遭遇-45.6℃极寒。

在南半球，阿根廷南部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超过3.7万公顷，高温与大风助长火势，导致千余人疏散，百余栋建筑被毁。

同样炽热的还有巴西，里约热内卢在狂欢节前夕迎来创纪录的44℃高温。政府紧急启动应对机制，开放避暑中心和补水站，医疗系统也进入高度戒备。

高温、台风、暴雨……当我们谈起极端天气，总是不可避免地把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画上等号，又往往会认为人类导致了气候变化（尤其是“全球变暖”）是一个板上钉钉、不容辩驳的客观事实。

然而，我们很少追问背后的真相——极端天气可以等同于气候变化吗？全球变暖是事实吗？人类需要为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负责吗？

实际上，真相是气候科学和“全球变暖”理论的依据有着高度不确定性。

《悬而未决》的作者史蒂芬·库宁，曾在加州理工学院理论物理系担任教授近30年，且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美国能源部副部长。横跨学界、业界与政界的他，对于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有着比绝大部分气候科学家更为深刻的认识。

他深入浅出地向读者展示了当今气候科学的种种不确定性，以及为什么类似“全球变暖”这样的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

人类需要为气候变化“背锅”吗？

[美]史蒂芬·库宁 著 王乔琪 译本文节选自《悬而未决》导言，有删节

大部分面向公众的气候科学描述……其目的是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而不是提供信息，所以总是会故意忽略必要的背景或是那些不“合适”的事实。

我遇到的大多数气候科学研究人员工作态度都客观、严谨，这也是所有科学领域的通用规范。不过，由于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与人类生存本身休戚相关，这个议题总能勾起激愤与冲动也完全可以理解。有些人声称，只要有助于“拯救地球”，一点点误导信息也无伤大雅。确实，如果我们总是以这样的说辞（且不论是多么无根据、多么不准确）描述利害关系，那么部分气候科学家在面对公众时发言不那么客观或许就没那么意外了。早在1989年，已故的知名气候研究人员斯蒂芬·施耐德（Stephen Schneider）就明确表示：

一方面，身为科学家，职业道德要求我们遵循科学方法，承诺把事实告诉大众，而且是全部事实，别无其他——这意味着我们给大众提供的信息中必须囊括各种怀疑和附加说明，用词充斥“如果”“并且”“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只是科学家，更是活生生的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也希望看到世界变得更美好，具体到我们的工作中就是要尽力降低潜在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风险。为此，我们需要得到广泛的基础支持，需要抓住公众的想象力。毫无疑问，这必须借助海量的媒体报道。因此，我们不得不刻画可怕的场面，不得不使用简单而夸张的语言，也只能尽量不提心中可能存在的怀疑。我们科学家经常陷入这种“双重道德约束”的困境，那是求解任何方程都无法得到答案的。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自行决定在收效与诚实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在哪里。当然，我希望这表示二者兼备。

还有很多人也提过类似的观点，或是评述过施耐德所说的“双重道德约束”。例如：

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们相信真相是什么。

——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创始人保罗·沃特森（Paul Watson）

我们必须利用好气候变暖问题。即便相关理论是错的，就目前采取的经济、环境政策来说，我们做的事也是对的。

——联合国基金会主席蒂莫西·沃思（Timothy Wirth）

有些能够理解我的疑虑的同行争辩说：驱动人类社会改变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出现灾难的可能恐吓公众，因此，科学家夸大气候变化不仅完全正当，甚至很有必要。而对于我始终坚信的那种公开且诚实的评估方式，他们认为纯属天真。

——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环境研究前主席丹尼尔·波特金（Daniel Botkin）

于是，媒体上到处都是耸人听闻的气候预言。以下就是几个很久之前出现且已被事实证伪的例子：

（人们的不作为将导致）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我们会在一场生态灾难中目睹像核浩劫那样不可逆转的彻底毁灭。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理事穆斯塔法·托尔巴（Mostafa Tolba），1982年

（再过几年）冬季降雪（在英国）会变成一件非常罕见且令人激动的事。那时的孩子们可能压根不知道雪是什么。

——高级研究科学家大卫·维内（David Viner），2000年

到2020年，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将淹没欧洲城市，英国的气候会变得同如今的西伯利亚一样。

——马克·汤森（Mark Townsend）和保罗·哈里斯（Paul Harris）援引《卫报》（The Guardian）发表的一篇五角大楼报告，2004年

虽然施耐德后来为了解释他关于“双重道德约束”的陈述还作了不少说明，但我认为他这个观点的隐藏前提就是个危险的错误。“在收效与诚实之间的正确平衡点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没有任何异议。身为科学家，如果从他们自己的道德偏好出发故意误导政策——哪怕只是考虑如此——都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现。其实换个背景，结论就显而易见了：想想要是有科学家因为宗教信仰而歪曲有关避孕措施的数据，这种行为要是被发现了将会激起怎样的舆论巨浪。

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菲利普·汉德勒（Philip Handler）早在1980年的一篇社论中就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这番评述40年后仍能令人感到后怕：

科学界陷入了两难境地。科学家分不清自己的身份究竟是科学家还是公民，分不清身为科学家的道德准则和身为公民的责任义务，分不清科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本质区别。当科学家无法分辨这些边界时，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信仰（通常不会明言）会轻而易举地让看似科学的辩论蒙上阴影。

科学家的角色特殊，随之而来的还有特殊的责任。我们是唯一能把客观的科学内容带入讨论的人，而这也是我们压倒一切的道德义务。同法官一样，我们在工作时有义务将个人情感放在一旁。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剥夺了公众在完全知情的前提下做出选择的权利，进而会破坏他们对这个科学事业的信心。科学家成为倡导环境保护的活动家当然没什么问题，但伪装成科学的激进主义绝对有害。

- END -

海面上升？粮食减产？极端高温？

地球要完蛋了吗？人类要背锅吗？

用数据说话，拒绝“气候焦虑”绑架

《悬而未决》

[美]史蒂芬·库宁 著

王乔琪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来源：上海译文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