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熊见象，绰号“熊样”，有心或无意的镇上人都这么叫我来着。消瘦如猴的我也就认了，谁叫我生在熊氏之家呢。再说，我这个人吧，平生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也没这个能力改变别人的眼光。去年12月24日，我办理完正常退休手续，第二天就整装出发。我老婆路不凡就说我这是踏上
许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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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熊见象，绰号“熊样”，有心或无意的镇上人都这么叫我来着。消瘦如猴的我也就认了，谁叫我生在熊氏之家呢。再说，我这个人吧，平生不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也没这个能力改变别人的眼光。去年12月24日，我办理完正常退休手续，第二天就整装出发。我老婆路不凡就说我这是踏上了不归路。是的，我也希望这是一条不归路。那说明我在远方已经有了归宿，不论死活，也可以安心了。她关门前叫我别再回来了。呵呵，我是不打算再回来了，就乐呵呵地回敬她：“如你所愿。”
自从十年前，我儿子熊气候出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几经周折后，便开始寻找让人痛的地方。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从来就没放弃过任何一个节假日，以我所在的崇贤镇为圆心，几乎走遍了附近的乡村和城镇，然后向四周延伸，直达千里之外，吃了不少苦，有一次甚至被人打残了，差一点就被打死。但我无所谓，大不了就是一个死。死，可怕吗？我认为，活着才叫可怕呢。我退休前是个教书匠。教书匠在从前叫先生。
我的理解是，就因为早生了些年头，多读了几本书，多行了几里路，多懂了几个道理，就有了教育子弟的资格。其实也不过尔尔，因为像我这般熊样的人，也能跻身其中，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教书匠被尊称为“人民教师”，社会地位就蹭蹭地上升。但你见过有“人民工人”和“人民农民”吗？在长达三十六年的教书生涯中，我从未和校领导或同事红过一次脸，也没有体罚过任何一个学生。至于教书，我们一向只会填鸭式教育，学生愿意吞的，就吞；不愿意吞的，就硬塞。家长其实比我们这些墨守成规的教书匠更上心，他们除了亲自辅导家庭作业外，还疯狂地掷血汗钱给孩子请家教、上晚托班、奥数补习班和写作班，等等。家长对基础教育的高度重视，确实令我辈汗颜，尤其是只有一个孩子的年代，他们把自己乃至祖上的希望，全寄托在了一株独苗上。偶尔听到哪个地方又有孩子中高考考砸了，就咚咚地冲上现代气派的教学大楼楼顶，撑开天使翅膀般的双臂，去拥抱天空时，我就狠狠地扇自己的耳光。
那时候，我会脸痛，也会心痛。我扇自己耳光，纯属报上所说的“刚需”。不扇难求心安。所以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找个由头，痛快地扇自己一通耳光，直到痛彻心扉为止。就如同上了年纪的人，每次上人民医院配药都要量一下血压，确认自己目前的血压状况。我的“血压”自从独养儿子熊气候出事后，就一直居高不下，具体表现为疼痛感越来越迟钝。也就是说，一次比一次感觉不到痛。我体内的疼痛赛过冬天钻入塘泥里的泥鳅，进入了冬眠。要知道我是个活生生的人，这不可怕吗？不知疼痛地活着，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耳光响亮，在黑不黑白不白的城镇夜色中。“神经病！”我老婆路不凡同样是人民教师，但她是我不折不扣的仇人。照她的话说，她嫁给我，是瞎了猪眼！难道我的眼睛就亮了吗？这个日益臃肿的仇人就睡在我日渐消瘦的身边。她擅长用光鲜亮丽的衣着、染成秋草般焦黄的卷发和有事没事就大声傻笑来伪装自己；在学校里，明知人家都在笑话她，她还自以为可爱之极，肉麻当有趣。我清楚这个女人的铁石心肠。
你想一个连自己亲生的儿子都不爱的女人，除了她自己，她还能爱谁呀。冷酷与无情就如同她黄头毛底下暗生的白发根，怎么也无法掩饰其丑陋的底色。她不得不跟我说话时，永远是咬牙切齿的：那些刀子般冷飕飕的词语，就是从她咬紧的假牙缝里漏出来的。呵呵，这位光荣的人民教师，把“光荣”留在学校，把“搅屎”带回了家。这十年来，让我觉得当教书匠还不错的一点，就是比别的职业多了寒暑假，让我有足够的私人时间，前五年可以打零工养活自己，后五年可以去寻找让人痛的地方。我只想等我儿子熊气候从监狱里出来后，我可以带他离开这个该死的崇贤镇，改变他的下半生的命运，在让人痛的地方恢复正常，过上新的生活。这件事我连我老婆路不凡都瞒着。不瞒不行。我没法跟她解释清楚，就是解释清楚了她也没这个脑子理解。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理解是必须在同个波段上的，就像无线电一样。但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二十来年，就从来没有同频过，我要是说了，她只会当我是神经病，别说让我出门，只怕是要送我进那种医院的；倒不如索性就让她认定我是更年期了，成心和她过不去，一刻都不想待在家里，才心心念念想着去外面作死。“外面有哪张小沙币在等你？！”她无法容忍我不停地出门。算她有文化，把“傻逼”说成“沙币”。我每次回家，她就把我堵在门口：“你咋不死在外面？你还有币脸回家呀！”听听，好像我在外面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龌龊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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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婆路不凡说得对，她嫁给我，是瞎了猪眼。只要她承认自己是猪眼，我没意见。我老婆路不凡是城里人，她底下还有个弟弟路不二，都已经成年，但一家四口还挤在筒子楼里不到二十平方的地方，生活得像煞个城里人。她当然有资格瞧不起我乡下人。城里人嘛，出门都人模狗样的，金贵着呢。她师范毕业分配到我们乡下的崇贤中学当教师时，我这个乡下人已有七年教龄，对于初入职场的她帮助还是蛮大的。这朵二十四岁的鲜花，自然频频向我招展勾搭的体香和欠揍的笑容；而一直光着棍的我，也迫切想把她拿下。那年秋天，我刚三十一周岁。
从崇贤镇到她城里的家有十三四公里，那时候学校还没有教师宿舍，她每天都得骑一辆叮当响的旧自行车，在城乡之间的石子路上来回奔波，她那个车技我就不说了，光单趟在路上就得花上一个半小时，尤其到了冬天，放学时老天早就黑了，路上没一盏灯，她哪里还找得北呀。这倒让她羡慕起我们乡下人来了，有天居然学我们崇贤方言，冲我打趣道：“等我赶回家，你们夜饭都吃好了；等我吃好夜饭，你们板儿都敲好了。”我听了笑得不行，险些岔过气去。她还莫名其妙呢，傻乎乎地跟着我笑，笑容甜美。等我笑畅了，她才问我有这么好笑吗？我反问她道：“小路，你知道崇贤话‘敲板儿’是什么意思吗？”她头摇得像拨浪鼓，抓住我的双手，简直就是色诱，非要我说出来不可。“那我真说了，”我再三强调道，“这可是你让我说的。”“快说！”“就那个。”“哪个？”她一时没拐过弯来。“就那个呀。”我的双手在她手里，只有眨眨诡异的眼睛。她随即就“啊哟”一声，顿时羞红了白净的小嫩脸。她那会儿倒还是会脸红的，而且数那天最红，像只大大的红苹果，让人恨不得咬上一口。她又如一个无聊之极的调皮捣蛋鬼，来来回回摇着门板玩似的，将我的身体前后摇晃，并用另一只小拳头咚咚地擂我的“门板”。她近乎于呢喃道：“熊老师，你好坏！”“你—坏—死—了！”她拖腔拖调道。那时候我还会疼痛。
即便她有气无力的小拳头啄在胸口，也隐约有一丝疼痛。这丝疼痛，或许叫“幸福”更确切一些。第二年秋天我们结婚时，我老婆路不凡已经怀上我的儿子熊气候。爱情恰似昙花一现。我读过《廊桥遗梦》，我相信一个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我说的是真爱。真爱过一个人之后，就没有能力再爱其他人了。但在现实中，你不可能一直爱着这个人，天长地久地爱下去，真爱需要靠生离死别才能保存，不然就化为亲情，或其他。我和我老婆路不凡肯定有过一闪而过的真爱，只是非常短暂，最多一年或几个月，待到我儿子熊气候一出生，真爱就见“孩”死了。应该就是这样的。老爸老妈对小孙子疼爱有加，宝贝得不得了。因为我和我爸也是独子，他属于三代单传，又是一枚传宗接代的独苗。但我老婆路不凡非但不给他奶吃——她说喂过母乳后，她并不见得有多大的胸脯就会很难看的——，而且她对我的老爸老妈横加指责，说他们这是溺爱，是在毁了她的儿子。她动不动就讥讽我们乡下人无知无识的，这辈子就会敲个板儿。呵呵，她倒是会活学活用的。于是乎，婆媳之间长达三十之久的战役就拉开了序幕，直到老爸老妈相继离世，这场没有硝烟的持久战才自行结束。我老婆路不凡十指不沾阳春水。
早晨，送我儿子熊气候去父母家的是我；傍晚，接我儿子熊气候回家的也是我；在家里，照看我儿子熊气候的还是我。给我儿子熊气候把尿把屎，喂奶粉，哄他入睡，给他换尿布、洗屁股，他有个头痛脑热的送医院，住院，后来上幼儿园接送……是我，是我，还是我。我让我老婆路不凡搭把手，她倒是爽脆，一口就回绝了。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她是否有心肠，都值得怀疑——，还有脸冲我振振有词道：“谁让你弄出来的？”“生之前我说得够明白了吧，谁弄出来的谁就得负全责！”怪怪，这世上的“板儿”还有这么个敲法的吗？我儿子熊气候和我老婆路不凡前生肯定有仇，今世是来讨罪或还罪的。要不，你怎么解释呢？夜里，我儿子熊气候就睡在我右臂弯里，他一动我就惊醒，他夜哭，我就抱他去客厅里绕圈儿，半夜半夜的，比过去豆腐店的老驴都命苦。“还让不让人睡了？！”我老婆路不凡赤脚下床将她的房门关上，嫌我们烦死人了。我儿子熊气候有点什么事，我只得去父母家求救，虽说老爸老妈同样不给好脸色，但还是随叫随到的，用心照顾我儿子熊气候那也是没话说的。但两老跟我老婆路不凡闹得就僵了，摊上这种儿媳妇，你说他们能不闹心吗？是人都受不了的。
至于他们僵到什么程度？老爸老妈从此不再踏进我家门半步；而我老婆路不凡更绝，她连朝我父母家的方向都不乐意看一眼，更别说走过去一步了。而我，每天就像打仗一样，累得连吵架的力气都没有。虽说我儿子熊气候没灾没难地长到七岁，但其间我和老爸老妈所付出的艰辛，却是不言而喻的。等到我们把他千辛万苦地拉扯到上小学，我老婆路不凡突然就管起他的学习来了。这倒不是她良心发现了，出于母爱才这么做的，而是如同一件她七年前遗弃的物品，本来早就不当作是自己的东西的，但镇上人都认定这件物品归她所有，她就是不承认也是属于她的。 我老婆路不凡爱面子，既然大家都说我儿子熊气候是她的儿子，那么，为了不至于太丢自己的脸，她就不得不管起来。她并不指望儿子将来有多大出息，能给她锦上添花，母凭子贵之类的大富大贵，但至少不能毁了她是城里人、人民教师等光鲜亮丽的光环。此外，她坚信我们乡下人无知无识，愚昧透顶，教育孩子的方法不敢苟同；而她又太自以为是，竟然在同事面前狮子大开口，扬言清华北大生将出自她调教之手。呵呵，叫我怎么说呢，她在家里教育儿子的那套方法……
当然，我老婆路不凡在学校里践行的那套教育方法，还是很城里、很文明、很别出心裁的。她是我们崇贤中学抵制体罚并教育有方的第一人，每次考试，她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在年级里肯定拿第一。这是毫无悬念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年她获得了不少荣誉，像市特级教师、镇劳动模范等等，我老婆路不凡就很当自己是个人物了。也正因为如此，她的梦想就像在太阳光下的肥皂泡，被她越吹越大，五光十色，就觉得儿子便是未来清华北大生了。在学校，在课堂上，她发现个别学生或趴桌瞌睡或做小动作或乱说话，最多就是动一下红酥手，刚刚还在黑板上蛇行鼠步的粉笔就如流星般飞出去，无不击中目标。她向上勾勾右手食指，“请”对方起立后，就苦口婆心地说瞌睡者：“大好时光浪费在瞌睡上是一宗罪，死后可以睡上百年千年。”劝做小动作者：“脑子是个好东西，你要多动动。”问乱说话的两三个学生：“狗为何叫‘一条狗’，驴为何叫‘一头驴’，狼为何叫‘一匹狼’，你们谁来告诉我为什么？”课堂上顿时哄堂大笑。这是她允许的，她自己也在笑。
当然，她每次即兴的语重心长都不同，是全镇公认的有知有识的人民老师，完全不同于我们土生土长或代课出身的教书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体罚在崇贤镇盛行，“棒头底下出孝子”被热捧了千年。但凡有闯了祸或调皮捣蛋的学生的家长被叫去学校，他们无不卑微地躬着身，满脸僵硬的笑容，不论老师说什么，都连声回答“谁个谁个”——“谁个”是崇贤话，“是的”意思。然后又一遍遍地乞求老师。他们乞求时喉咙梆响，脸红脖子粗，就跟闹架儿似的：“路老师，小死尸再敢不听话，您就劈他的耳光，揍死都嗯扭关系的。”他们拍着胸脯担保道。“嗯扭”就是“没有”。吃耳光是崇贤镇最普遍的惩罚手段。老子揍儿子，吃耳光；儿子揍老子，也吃耳光。老公揍老婆，吃耳光；老婆揍老公，也吃耳光。邻里间相怼，就互吃耳光。教师体罚学生，也习惯沿用这个传统。有学生迟到早退、逃课、课间吵架、不交作业、订正了还错、考试成绩不理想……那就没办法了，只有给他们吃耳光了。当然，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放在现在，有心机的学生用手机录个视频，网上一晒，动手的老师早就被网暴得体无完肤了，被教育局开了还是轻的。但在那个年代，不但屁事没有，还是桩光荣的事呢。就算有个把学生心里委屈，放学回家告状，家长只会吼他“活该”不说，随手又是一记耳光，让他痛上加痛，长点记性。
按理说，我老婆路不凡把她在学校里的那套教育方法带回家该有多好呀。但她偏不。我搞不懂她是为了实现宏大的夸口而对我儿子熊气候过于严苛呢；还是好脾气在学校都使用完了，回到家就特别暴躁呢；还是她本性使然，只是在学校里伪装得太好了；还是自己的孩子非常难教，束手无策时就只有动用体罚；还是儿子是她的私有物品，可以任由她随心所欲地打骂……总之，她在家里居然用体罚来教育儿子，当然她也有所创新，不屑于给他吃耳光，免得与崇贤镇农民类同。她还真不愧是不拘泥于传统的女人。在我家客厅靠大门边，有一条我儿子熊气候的“成长线”，就烙印在雪白的南墙上，非常醒目。这是一条从一米来高就开始的、直到170公分左右高的、宽度在10到20公分粗细不均的污迹。污迹的颜色深浅不一，总体来说是下深上浅，因为下半部分污迹年久月深，发霉泛黄；但上下都有个别地方的颜色发黑，犹如国画中的浓墨重彩，则另有原因。我儿子熊气候从上小学开始，在家必须受体罚时，我老婆路不凡就拎他站到这堵白墙前，身体离墙壁三个拳头宽，面壁，站直了，然后就用手指头推他的脑袋，而且舍得花力气。
我儿子熊气候的头就像用牛皮筋固定在墙壁上的气球，我老婆路不凡推一下，这只“气球”就撞一下坚硬的墙壁，随即又弹回原处，接受他母亲的第二推、第三推……他的脑袋就一下一下地撞上墙，墙体里就发出咚咚的声音，好像它也怕痛似的。我儿子熊气候忍住疼痛，只是沉默地将他的满脸汗液、泪水和鼻涕，一次又一次地印刷在白墙上。那些浅颜色的污迹就是这么得来的；至于深到发黑的污迹，则是他的鼻血，最初非常鲜艳，随着岁月流逝，就变黑了。我儿子熊气候七岁时，也就一米来高；后来，他越长越高，墙壁上的污迹，或者说作为我老婆路不凡的儿子的“成长线”，也就跟着长高。他越来越懂事，只要见到他母亲路不凡的眉毛往上挑，形成两把“V”字形的利剑，他就主动地跑去，站到他的“成长线”前，战战兢兢、诚心诚意地接受体罚。这在我看来，我儿子熊气候是想画一个自己的“成长史”在那堵白墙上。
有时候体罚完了，他还傻不愣登地站在那儿，好像对他的体罚还不够严厉，还没有起到真正体罚的效果，还需要让他母亲路不凡缓口气后，继续体罚他。“你死人呀！”我老婆路不凡大吼，“还不过来把作业订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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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年前，或许更早的时候就开始，春天来到江南才一个来月，就突然愤然离去，而且一去不复返，好像人世间不配再拥有她。各种各样的蝉叫了两个季节还多，叫出不同版本的“知了”声，但它们知道个屁。秋天也是如此，只有一个月花头。江南的春秋短到各一个月，而夏冬长到各五个月；人世间，要么热煞，要么冻煞。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一上来就持续高温，气象预报天天三十九度九，其实谁都心知肚明，走到太阳底下起码有六七十度高温，鸡蛋掉到地上，顷刻间就煎成了荷包蛋。我儿子熊气候出事那天，他刚满18周岁，只多了10来天的样子。他在崇贤中学终于混出了头，高中成绩一向中偏上一点，想上清华北大那是门都没有，但二本还是有把握的。高考成绩出来后，才知道只够得上三本分数线，把同为崇贤中学教师的父母的老脸都丢尽了。高考结束后他就不再出汗。不是他不想出汗，而是他出不了汗，身上多了股难闻的气味；不是汗味，而是油腻的味道。具体我也说不上来，总之就像陈年猪油腐烂后的怪味道。这个自称18年没谈过恋爱的“老处男”，突然坠入稀里糊涂的爱河。
在那年暴热的夏天，神速得就像是送死的节奏。女孩叫小清，是他心仪已久的高中女同学，但高中三年，人家忙着跟另一个高中男同学拍拖，没空也没心思搭理他。毕业后，也不知什么原因，她突然调转枪头，跟我儿子熊气候好上了。女孩我见过，大头大眼睛小耳朵，喜欢踮起粗短的双腿下的小脚，将修长的双臂像围巾般环绕在我儿子熊气候的细脖子上，样子还是蛮可爱的。他们交往后不久，就在我和我老婆路不凡焦急地等待高考成绩下来的那几天里，一个落日掉在高楼背后的黄昏，小清的前男友约她在崇贤镇东区的主题公园里见面，两人并排坐在公园中临河的石椅上，他们身后是一排高大的银杏树，树后面是只种了一种草的草坪；前男友凝视着那条清澈得连水草都不长的小河，要小清给他一个明确的断交理由，为什么离开自己去找现男友？事后，他或许得到了答案，或许没有；但就算是得到了，他也无法在今后的恋爱中吸取教训了。
小清的现男友，也就是我儿子熊气候，这天上午还和小清在家里幽会来着，到了下午这小子的狂躁症又犯了，在家里一阵狂吠后就冲了出去。事后我才知道，我儿子熊气候找了半天，才在主题公园找到了小清和她的前男友。当时，公园正在改造，曲径通幽的小道两侧的宣传雕塑边上，堆放着不少红砖、黄沙和水泥，还有泥桶、泥刀和木尺等，却不见干活的人，我儿子熊气候在红砖与泥刀之间犹豫了片刻，随即弯腰捡起插在泥桶里的泥刀，刀面上的泥浆一路淅淅沥沥地掉在草坪上，他犹如正在捕捉麻雀的雄猫一般蹑手蹑脚地从他们背后扑上去，大喝一声后，就朝小清的前男友——也就是他高中同学——的头上砍去。出于血气方刚的愤怒，这一刀有着超常的爆发力，但被砍的和砍的人对此都熟视无睹，那位脑袋上嵌了一把泥刀的男同学，连哼都不哼一声，只是转过头去，傻呆呆地盯着他，瞪大眼的蛋白质脸上闪烁着夕阳的余晖。
我儿子熊气候不曾出汗，他拔了两下泥刀，但泥刀像嵌在石头里一般，压根儿就拔不动，只得放弃。现在的年轻人不知是戾气太重，还是心智过于成熟或过于不成熟，闯了这么大祸，竟然毫不慌张，就跟没事似的。我儿子熊气候走到石椅子前的小河边，见河水清澈，就蹲下身去洗弄脏了的手。他洗得很有耐心，十指交叉，在清水中来回地搓手指；其间他还回了回头，冲石椅子上的冷笑道：“早这样多好，沙币。”他直起身来，才注意到有几个人朝这边跑过来，却不见他的小清，顿时愣了一下，“人呢？”崇贤镇那会儿已是一座繁华的乡镇，主题公园里从早到晚最不缺的就是闲人。我儿子熊气候一刀砍下去，就引起了在公园里打发时间的闲人们的关注，他们迅速赶过来。
由于事件发生得太快，结束得也太快，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看到砍人的过程。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先发现的人不忘提醒没发现的人，高声叫喊：“砍人了！砍人了！”有人打电话报警，有人举手机拍照，但就是没有人敢靠得太近，只在那张石椅子周围，不远不近地围成一圈。先是几个人，后来十几个人，最后多达四五十个人；他们涨红了各种形状的脸庞，大小不一的眼睛里射出道道蓝光，兴奋地注视着被砍的人。
当然，他们高高低低的嘴巴更加活跃，纷纷议论着我儿子熊气候和他的同学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本地人又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在这儿砍人？被砍的人死了没有？以便事后告诉他人时能够正确叙述，拥有绝对的权威。最先赶到的几个闲人，看到了小清逃离时的正面、侧身和背影，这就无意中将他们从人群中严格区分开来。看到小清正面的闲人运气就好，在随后的交流中受到围观者的景仰，对于小清的描述，说一不二，谁都得听他的。不过，等到大家散去，各管各回到崇贤镇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又都是绝对权威。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儿子熊气候从小河边直起身来，大步流星地朝公园大门口走去。
有二十来个围观者小心翼翼地尾随着他，亦步亦趋。我儿子熊气候就像一个年轻的号召者，领着这群心怀鬼胎的闲人，特意横穿过三条马路来到崇贤公安分局投案自首。他才不去公园附近那家小气吧啦的派出所呢。我儿子熊气候砍人后，我老婆路不凡就不认这个儿子了。他让光荣的人民教师的母亲丢尽了脸面，给他面子当饭吃的母亲带来莫大的耻辱，成了她永恒的污点。作为优秀的人民教师，她连自己的儿子都教育不好，又怎么能教育好人家的孩子呢？但杀死她的，绝不是这些不负责任的闲话，而是她自己。所幸的是，当时放暑假，她可以接连数日像死蟑螂一般挺在床上，不吃不喝不见任何人；我好言相劝，她就愤怒地扇自己的脸，啪啪啪……就跟拍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越拍越来劲了，并责问我，她还有脸吗？那她拼命拍打的又是什么？我老婆路不凡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是我宠坏了儿子，是我教他去砍人的，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搞臭她。
现在我满意了。她说当年生下他时，她是怎么对我说的？“你现在要对一个生命负责了！”而我呢？又是怎么负责的？啊！我把我儿子熊气候毁了，把她也毁了。我多恶毒呀。我还不如亲手杀死她呢。她嘴里“死”个不停，但她不割腕、不吞农药、不上吊……她什么都不做。不，她很快就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她决定自己从没生过这个儿子。她的体内压根儿就没有生这种儿子的子宫。两个月后，我儿子熊气候——这个刚满18周岁才多了两个月零点的青年，被判18年有期徒刑，还要赔偿一笔大到吓死人的钱——两百十四万元呢。坐牢还要赔钱？我老婆路不凡在法庭上当场就疯了。她是一分钱看得比天都大的女人，想从她手指缝里漏出一个子来，除非她死了。她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说不给就不给。
我是见人就三拜九叩，只要肯借给我钱，让我叫爹叫爷爷都行，但还是远远不够。我和我老婆路不凡的银行卡被封了。不，也不能叫封，而是我们再也拿不到一分钱了，每月工资都自动转给了被害者家里，直到付清赔偿款为止。我老婆路不凡在家拆天拆地地闹，说她不活了。我是死猪不怕滚水烫，由她闹去，看她活不活。三天之后，她倒也明白闹有个屁用，现实问题摆在眼前，人要活下去就得吃饭，一顿不吃饿得慌。她倒是会来事的，家里吃空之后就放学不回家了，不知在校外做什么，每晚都到午夜才回来，有时候连家都不回了。她是出去打零工？还是去哪个培训中心授课？抑或有了男人？谁知道呢，我不想管，也没精力管，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学校只管一顿中饭，早饭能省则省，但晚饭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回父母家里蹭饭，蹭一顿是一顿，但父母都七老八十了，尤其是宝贝孙子出事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一下子老了十岁，还起早贪黑在大地上扒食，还要养活我这个五十岁的儿子，我的心里就跟切纸刀在乱划似的，刀刀见血。扳扳手指，按照我们现在的收入，需要五年多才还得清；那是两千个日子，而不是两三天哪！
我寻思着不能这么啃老，会把他们啃死的。我得业余时间找个活干，养活自己才行。我儿子熊气候入狱三个月后的一个周六早上，背上一身重债的我转乘了两趟公交车，又走上半个小时泥路，才来到乔司劳改农场，隔着有不少孔眼的防弹玻璃窗，和一身油腻怪味的我儿子熊气候对话。三个月不见，18岁的他仿佛苍老了半个世纪，这个“老头”杵了个大脑袋，瞪着一对混浊的大眼睛，六神无主地冲着我发呆。那是一双沿街乞讨时被人驱赶的流浪狗的眼睛。我不知该说什么，嘴里发苦，像嚼着满嘴的砒霜。他突然可怜巴巴地开口对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他说：“我没有要怎么样，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他，可这‘沙币’连站都不肯站起来，他就跷着二郎腿，一只咸猪手搭在小清的右肩上，另一只咸猪手比画在她眼前，向她描绘大好前程；他他妈的也太藐视老子了，只是随随便便地扭了下细脖子，顶着个大脑袋，冲我乱翻白眼；你说我气不气？你说我要不要砍他？他居然就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说，他凭什么就这么牛逼？他不就是个前男友吗？我还是现任的呢！”他把自己砍人的理由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所以你就……”我胸闷，嘴里苦得发酸。“我都被雷劈了，你还想要我怎么样？清醒到打120吗？”我儿子熊气候拧着一张未老先衰的臭脸。我在心里叫他祖宗：“小祖宗呀！你知不知道你这一刀砍下去，就把一套跃层式的大房子给砍没了。那可是我们准备在你大学毕业后买的新房，给你结婚用的呀。现在好了，你随随便便来一刀，我们连吃饭连生存都成了问题。”但我无话可说。真的，我连一个字都说不出口，嘴巴像被强力胶粘住了，呼吸都感到困难。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之间只是无法逾越的沉默。他准备站起身回牢房时，我才想到问：“你说他不知道疼痛？”“就是呀。”“那你自己呢？也不觉得疼痛吗？”“切！又不是砍在老子头上。”我盯着玻璃窗内的我儿子熊气候，他非常陌生，完全是一个我不相识的陌生人。以往他天天在我身边，我丝毫不觉得他有什么变化；现在才离开了三个月零点，我就感觉怪怪的，他头大得出奇，还有眼睛，也大而空洞，怪物似的冲我吼：“老子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我失魂落魄地回到镇上，发现街上行人的样子都奇奇怪怪的。我这是怎么啦？我停下脚步，双手拭擦眼睛，如同擦清爽起雾的镜片，再见行人，依旧如此。难道我在劳改农场里被人更换了双眼？我低头，闭上眼，等了等，再抬头，睁开双眼。新开启的目光从男人到男人，从男人到女人，从老人到小孩……我来回反复审视。我教了20多年语文，具有一定的分析和逻辑能力，我从这些镇上人的身上，通过对比、分析、归纳、推理出结论后，这才恍然大悟。我在心里大大地“噢”了一声。我对自己说，原来这就是崇贤人。就像东北人是东北人、上海人是上海人、贵州人是贵州人……他们都具有本地人的特征，而我们崇贤人的特征是：头越长越大，就跟只高山黑皮西瓜；眼睛也越长越大，有的大成老人盘在手掌里的桃核；耳朵却越长越小，小得如个酒窝；双腿变矮变粗，双臂却又细又长，十指纤细而又灵动；肤色越来越苍白，就连刚出生的孩子也是老人般皮肉松弛，大腹便便……像一只只傲慢的大癞蛤蟆行走在街上。盯久了一个人，我心头一惊：这不是怪物吗？原来，崇贤人是这种怪物呀！我贴着人行道边缘的地带，胆战心惊地回到家，见到我老婆路不凡，顿时大吃一惊。我应该想到的，她现在也是崇贤人，但我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好像所有崇贤人变成了怪物，唯独她是个例外。
我惊愕的神情，令她极度不悦，“你见到鬼了！”话一出口，她才意识到自己的口误（亏她还是教语文的），连忙补上一句：“你才是鬼！”我没有心思跟她多啰嗦。我完全忽视了她的敌对情绪，匆忙拐进卫生间。我也不是内急，只是想以最快的速度，站到镶在卫生间墙上的大镜子前，鉴定一下自己的容貌。什么时候，清瘦的我也变成了一个大癞蛤蟆状的怪物？我鉴定完自己的外貌后，依旧停留在大镜子前，一边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一边动手扇自己的耳光。我右手扇右脸，左手扇左脸，右一下左一下，比赛着哪只手扇得更准、扇得更狠，但我丝毫感觉不到疼痛。这么说是真的。我用毛巾擦拭镜面，又用冷水洗了把脸，再次抬头审视镜中人。我也不清楚我老婆路不凡这天白天为什么在家里，她不是总在外面吗？但我不想知道。她哪肯放过这么好的机会，踏着一双白色泡沫拖鞋跟过来，右臂倚在卫生间的竖门框上，身上挂着一件直筒筒的花色薄睡衣，连胸罩都没有戴，两粒尖尖的黑豆清晰可见，冲我冷嘲热讽道：“叫你别去那个鬼地方，你偏要去，遇到鬼了不是！”
我第二次扇自己，耳光响亮。这回我坚信自己也丧失了疼痛感。它可能是暂时的，也可能是永久的。我记得我儿子熊气候出事那天晚上，我就扇过自己耳光，至少不下一百掌，但一点都不痛。随后的这两个多月里，作为戴罪的父亲，我在被砍者家里扇过自己耳光；其余时间，我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时，唯独可以让我分心的，就是一次次地扇自己耳光。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次扇耳光，我应该都感觉不出痛来；我还以为是事情来得太突然，太令我惊愕了，所以才不觉得痛的。惊愕是最好的疼痛抑制剂，是它使得动物能够忍受残酷的野外生活。
现在三个多月了，我知道错了，大错特错，我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丧失了疼痛感。这天晚上我辗转反侧。我是那种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我想到自己丧失了疼痛感，就联想到我儿子熊气候和他的同学也应该丧失了疼痛感。他上午的话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么说来，他们身上所丧失的疼痛感才是罪魁祸首。如果能证明这一点，是否能给他减刑呢？我不懂法律，但我既然想到了这一层意思，不妨去试试看，或许就成了呢。但转而一想，这怎么可能呢？失去疼痛感就可以砍人了吗？我一阵儿激动，一阵儿心灰，一整夜像发寒热一般。我甚至想和我老婆路不凡讨论这个话题来着，但最终还是忍住了。我在床上近乎多动症的表现惹恼了她，在破窗而入的路灯光造成的白乎乎的卧室里，她将我一脚踢下了那张双人床。“滚！”她怒吼道，“死到你儿子房里去。”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自从我儿子熊气候杀死了她的心之后，我们的关系也就只差去民政局“撕”那本证了。
我和她没什么好说的。但她屡屡踢我下床，让我滚去我儿子熊气候的房间，我就偏不去。我为什么要去？凭什么是我去？我回敬她：“要去，你去。”我从地板上爬起来，上床，重新占据属于我的那部分。她才不会去儿子房间，她死都不会踏进他的房间半步。她说他只是我的儿子，而不是她的儿子。他横也好、竖也好，都和她没有关系。她倒是分得清的。她倡议我们来个协议离婚，儿子归我，儿子的房间归我，她只要卧室而已。天哪！世上竟有这样的母亲，哪怕是代孕妈妈，总还有些感情的吧。她就做梦去吧！有本事她就净身出户！
4
我煎熬到天亮，见到窗外真实的天光——天光和路灯光完全不同，天光是普照性质的，不带任何功利性；而路灯光是偷偷摸摸的，是自私的——，就起了床。硬撑在床上是一种受罪，更是一种折磨，尤其是身边还有一个酣睡的仇人。另外，饥饿也是一个原因，一夜没睡的我从来就没有这么饥饿过。我冲去厨房，打开碗橱，又打开下面的储藏室，都是空的。是呀，自从我儿子熊气候出事后，我们把家里的余粮吃干净后，就再也没有添置过米和油盐酱醋茶。我老婆路不凡每到饭点就出去，不知去哪儿填饱肚子；而我只是去老娘那儿蹭饭。这些我都清楚，我肯定是被饥饿冲昏了头脑，神志不清了。我不想再烧水喝。我讨厌这种瞬间流入又瞬间流出的玩意儿。我捂住饿到隐隐作痛的肚子去了阳台，打开铝合金移窗。
人世间已经深秋了，该黄的黄，该落的落，但外面的一切已无法进入我的视野，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我站在那儿发呆，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即便是街边的小店也没有这么早营业的。我赶紧下楼，再去父母家蹭一顿。医院要7：45才开始挂号，8点才有医生正式上班，我捱到七点半才离开父母家。崇贤人民医院在镇上最热闹的地方，东边是农贸市场，西边是特色街，后面就是中小学；进门就是8层楼高的门诊楼；门诊楼两侧是相对矮一些的放射楼和化验楼，四周还有其他辅助性质的建筑，像医院食堂什么的；牛逼的是门诊楼后面的1号、2号住院楼，高达34层，楼顶上巨大的牌匾在白天就很醒目，到了晚上，镶在牌匾四周和字上的霓虹灯光彩夺目，老远就能看到“崇贤人民医院”的字样来。据说这家医院可以跟人民银行相提并论；只不过人民银行是印发人民币的，而崇贤医院则是验收人民币的。
我在门诊楼大厅的前台挂了个内科号。内科在五楼上，因为周日，八间内科门诊室只开了两间，有两位年轻医生在值班，他们坐在各自的门诊室里，披着白色长外衣，青春的脸上还挂着肆意熬夜的痕迹，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脑，忙着给病人开各种检查项目。在医生办公桌外侧有只小方凳，坐着一个正在就诊的病人，默默地注视着忙碌的医生，一脸无精打采、病恹恹的样子。其他病人胡乱地挤在门诊室里，摆出各种姿势，紧盯着医生和他在看的病人。
我选择了第二间那个戴副钛金眼镜的年轻医生，仅仅因为第一间的那个年轻医生看上去更愚蠢，长满粉刺的脸上摆出一副谁也无法治愈的苦相；让我无端地想到一句被我篡改的广告词“不留青春只留痘”，就非常适合他。焦急的等待是必不可少的，轮到我时，我卑微地拍了拍前任病人坐热的小方凳，然后无声地坐下身去。戴副钛金眼镜的年轻医生终于别过头来看了我一眼，似乎还有些吃惊，至少脸上有精神多了，甚至声音都提高了八度：“熊老师，怎么是您老人家呀？”“熊老师”这三个字顿时引起等待在门诊室的所有病人的注意，所有的眼睛都亮出利剑，齐刷刷地刺到我身上。
有几个彼此相识或不相识的病人，就开始交头接耳，声音轻到近乎蚊蝇的营营声。我没有义务理会他们，也没有必要告诉他们，我就是那个熊孩子的父亲。我只是对这位年轻医生认识我而感到不可思议，因为我不知道他是谁，以前也不曾见过。“你是……”我不得不问。如果是在大街上，我也就打个马虎眼过去了，但现在是在人民医院，而他又是给我看病的医生，或许还不只是看病那么简单，我可是来为我儿子熊气候求证的。“嗨，熊老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哪！我是胡礼生，您的学生，高中三年的语文都是您教的。”我教语文的脑子此刻像车轮急转两三圈后，连忙道歉：“对不住对不住，我教的学生太多，刚才……但你这么一说我就有印象，你是92届的。”我猜。“93。”“对对对，93届，胡礼生，胡礼生……”我哪里记得93届的哪个学生是他呀，我甚至连93届有哪些学生都记不起来了；我只是暗暗地像背课文一样背着他的名字，生怕一会又把他忘得一干二净。胡礼生胡医生仍兴致勃勃地说：“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教过我的老师那么多，就熊老师没有体罚过我；但也幸亏只有熊老师一个，要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儿给您看病了。”“哈哈哈哈……”胡礼生胡医生说完就大笑。他这是在夸我还是损我呀，当着这么多病人的面。
满室的病人也紧跟着即将给他们看病的胡礼生胡医生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知道现在的农村咋样了，过去在村里，村长家的狗一叫，全村的狗就争先恐后地跟着一起叫，叫声此起彼落，就像门诊室里这个样子的。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又说：“熊老师是对的，现在体罚也用不了了。”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这是给我吃个耳光再给颗糖甜甜吗？“熊老师，您是看病？还是开药？”他随即又说，“看来儿子的事让熊老师闹病了。唉，现在的孩子动刀……”那口气好像他是个千岁老人。我的身后一片“噢——”的感叹声潮起潮落。我从语气里都能听出他们从胡医生的嘴里得到了明确的答案，都有些吃惊、有些兴奋、有些感慨，眼睛里也都有了光，仿佛他们身上的毛病都因我是那个人的父亲而治愈了一半。
这让我想到鲁迅先生那篇《药》中的人血馒头。有几个病人还扭头相互对视了一下，表示他们刚才的猜测没有错，他们的脑子是灵光的，他们没有得老年痴呆症，这是件多么令人庆幸的事呀。我问：“小胡，有没有一种病，会让人没有了疼痛感？”“无痛症？”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哈哈笑道，“难得呀，熊老师。您也有这么好运气呀？”听他这么说，我吧嗒吧嗒地眨着眼睛，盼着他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拿起签字笔，用笔屁股敲了三下桌面，朗声笑道：“无痛症又称先天性无痛无汗症，是一种极为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患者痛感的传导受到阻滞，丧失了痛觉，可能与人体某种先天性基因变异有关，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全球发病率只有10亿分之一，也就是说，目前全世界患此症者最多也就六七十个，想不到熊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呀。”“不！不！不！”我听说是先天的，慌忙摇手，“我以前是会痛的，只是最近感觉不到了。”“那就是后天造成的。不是无痛症。”他斩钉截铁道，“熊老师是因为儿子的事导致神经阻碍吧，那只能算是疼痛麻木症。”“这个能治吗？”我小心翼翼地问。他沉默了片刻，这才一脸凝重道：“我听说老中医用针灸治愈过的案例。熊老师想治的话，不妨去中医门诊试试。但我首先声明，我只是听说呵，未必是真的。”“其实吧，这并不影响正常生活。”他突然拿腔拿调起来，用一种油滑的语调对我也是对在场的病人说，“这只能算是个缺憾，不能算是个病。”“是人都是有缺憾的。”他忽然又换作学生的口气问我，“熊老师，您说对吗？”“对！对！对！”那些病人纷纷替我抢答。“是吗？你们也是疼痛麻木症吗？”
瞧他们信誓旦旦的，我这个当老师的，竟听得一愣一愣的。我盯着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辨认他是否说谎？我又扭头盯着那些忸怩作态的病人，辨认他们是否有作伪证的嫌疑？这些人仿佛被胡医生捅破了他们之间天大的秘密，一个个手足无措，羞愧难当，却又乐在其中。“当然是真的。”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坐到医生才有资格坐的那把椅子上，笑微微地询问那些病人：“你们感到痛了吗？”只见那些病人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得如同站在操场上的战士，挨个儿报数一般，大声地向胡医生喊道：“不痛。”“不痛。”“不痛。”……
我是有些吃惊，但并不惊讶。昨天从乔司劳改农场回来，我就发现了镇上人的“异常”。“我刚才不是说了，熊老师，您是对的，体罚没什么卵用，对学生毫无意义。”他说，“不过您放心，您这个不是病的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您只是失去痛感而已，智力、冷热、震动和运动等感觉能力都是正常的，包括同房。”“哈哈哈……”病人们开心地坏笑。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让我伸出右腿。我伸出右腿，悬空，艰难地不让右脚落地。他侧过身来，从办公桌左边最后一只抽屉里，摸出一把小巧的木榔头，冷不丁地敲敲我的右膝盖，我的右腿应声弹跳起来。
他又让我伸出左腿，我伸出左腿，同样悬着。他照例梆梆地敲我的左膝盖，敲得很重，我不觉得痛，但反应绝对正常。“你瞧，这不是很正常嘛。”他说，“这是好事，熊老师，你应该值得庆幸，你终于解脱了痛苦。”说得我必须摆几桌酒庆祝一下才行。他摆出一副绝对权威的架势，对我，同时也是对大家说道：“现在的人，非正常死伤的不要太多呵，像车祸、民航失联、娱乐场所失火、高楼坍塌、自杀等等，这该有多痛苦呀！现在，你不觉得痛了，遇到最严重的意外也不可怕了。
绝大多数人最后都死在癌症上，而不少癌症到了晚期痛得你要死要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现在好了，我跟你说，到时候你什么痛苦都没有……”那些病人个个眉开眼笑，频频地朝他点头赞许。其中一个病人就说：“熊老师，你这不是没病找病吗？浪费大家的时间呵。”大家又大笑。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故作严肃道：“好了，下一个。”我不得不向他道谢，自觉地起身。刚才那个说我没病找病的病人，立马就挤到我刚离身的小方凳上，开心得像是来人民医院的路上拾了一沓“老人头”。
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并不忙着给他看病，而是客气地问：“熊老师，您还有什么病要看吗？”“没了。没了。”我连声道，“谢谢小胡。”他习惯成自然地撕了一张空白药方纸，写下一行字，然后优雅地递还给我。我匆匆地瞄了一眼，那是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5
在我学生胡礼生胡医生的一句“熊老师，您一路走好”和病人们的嬉笑声中，我告别了内科门诊室，告别了崇贤人民医院，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大街上。但我仿佛身处云里雾里一般，脑子里全是他的声音，赛过他给我动了一次外科手术，把一只袖珍录音机塞进脑壳里，自动地循环播放着他说过的话。
我一路敲着两侧脑壳，太阳穴隐隐作痛，就十分懊恼地想，我的这个学生咋不去修道呢？他完全有资格设坛讲经了。快走完崇乐街时，我发现时间尚早，何不去一趟崇贤公安分局呢？于是，我倒回去一段路再拐到崇礼路上，没头没脑地往前走，等到我抬头发现一幢高楼上那枚耀眼而又巨大的徽章时，我的双脚自个儿就愣住了。这会儿我的脚趾头都比我大脑有思想，我进去能问出个什么来吗？疼痛麻木症能减轻儿子的刑期吗？再说这个事儿，公安局也管不了，要去也得去法院呀。如果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说的都是真话，而且我也感觉是真的，它还不是病，只是疼痛麻木而已，大家马大家骑，法律就该一视同仁，那我还去费这个口舌做什么？正因为法律是无情的，所以才是公正的。
于是，我又转过身来，慢慢地往回走。我去了趟人民医院，倒像是得了一场大病回来；到家就挺尸，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一直挺到天黑，连中饭加夜饭都没有吃。我也不饿。要命的是，我感觉不到饿来着。奇怪！早晨那么饿，这会儿怎么就不会饿了呢？也好，饭钱总省了。第二天上午，其他语文教师都去上课了，语文组教研室里就剩下我和刘芒刘老师。他比我大七八岁，过去热衷于体罚，不知他是不是疼痛麻木症者。我先是唉声叹气，自顾自拨浪鼓似的摇了阵头，感慨现在教育孩子太难了；又自嘲是个失败者。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和我老婆路不凡都是中学语文教师，儿子熊气候不仅高考才考上三本分数线，现在连三本都不用读了，直接就进监狱了。
刘芒刘老师或许是为了应付我，也或许是真同情，长长地叹了口气道：“是啊是啊。”我小心翼翼地问：“刘老师应该还好吧，体罚总是有效果的。”他立马摆出苦相给我看，绝口否认：“都什么时代了，现在怎么还可以体罚学生呢。”“嗯嗯，”我顺着他的话，又问：“刘老师有痛感吗？”他冲我白白眼道：“有呀。大概是老了的缘故，天天浑身酸痛，今天两只膝盖又肿痛难受，明天要下雨了。”他突然神经兮兮的，甚至动用了假嗓音，却又按捺不住兴奋的劲儿，悄悄告诉我：“只有我们语文组里那个吴海海吴老师，落伍落到哪儿去都不知道，前年还在搞体罚。这个木大死尸，木知木觉的，下手没有个轻重，结果那个小死尸摔出去，撞倒了课桌，撞断了两根肋骨；家长哪里肯歇呀，揪住他不放，告到这儿，告到那儿，听说赔了不少钱。活该他倒霉！但你看现在，他多牛逼呀！他不就是靠一趟趟跑施历大施校长家里，才跑来一个语文组组长，自己有什么花头呀。
要说教育质量的话，还远不及你老婆路老师呢。”我懂他的意思，我老婆路不凡当语文组组长都十来年了，要不是我儿子熊气候出了事，那有他吴海海吴老师什么事呀。但我不想多说什么，只是“呵呵”了两声，瞧他神经兮兮的，我还以为学校里又出了什么大新闻呢，这种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他还当回事儿来说。
既然刘老师有痛感，我就越来越怀疑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的说法，整个崇贤镇都是疼痛麻木症者，怎么可能呢？那些病人有这么拍马屁的吗？现在的人呀，让我说什么好呢。这天深夜，我家对门出事了。对门那个女的大家都叫她小燕，男的叫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总之，是一对小夫妻，还有个一岁多的女儿谣谣，长得倒是蛮可爱的，头大眼睛也大，就是没事爱咬自己的手指头，咬破了才肯歇；最近长出四颗牙齿来，夜里做梦居然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了，搞得满嘴血淋淋的，这可把这对小夫妻给吓坏了，杀猪般地嚎叫，还叫来了120。
的确，这件事想想都后怕的，那么小的一个小女孩，还不会讲话呢，大人的话也未必句句听得懂，这要是把自己的小舌头咬破了，那可怎么得了呵！我老婆路不凡好像不用睡觉的，跑进跑出了四五趟，直到120走了，她才兴致勃勃地回家关上大门，对似睡非睡的我大讲特讲起她的所见所闻，其间还夹杂着太多她对这对小夫妻的嘲讽和指责，好像她是一个多么称职的母亲。她就喜欢看别人的不堪与不幸，平常只看《今日说法》《一线》《天网》《夜线》《案件聚焦》《警方热线》《法治进行时》《现在开庭》《密案追踪》《取证》等电视节目。
其实，她对破案与法制知识毫无兴趣，就是爱看案件中的主人翁那个惨状，越惨她就越开心，才有心情冲我不计前仇地讲上几句话。别人的不幸已经成为她活着的唯一精神支柱。对门的事，让她想起住在我们隔壁那幢楼里的那个孤独老男人，去年夏天的一个凌晨，被一辆小卡撞成了植物人，至今还挺在崇贤人民医院里。那个孤独老男人，人家都说他是工程师。想必也是真的，但现在的工程师多如牛毛，已经不值钱了。
我每次看到他，总是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一个人在行走，一个人在自言自语，身边连条听话的小狗都没有。那天凌晨四点光景，他就出门去晨练，谁知离家不到五百米，就被一辆去勾庄进菜的小卡撞出去五米远。事后警察调了那个路口的监控视频，看到那个司机并没有逃逸，撞人后就连忙下车，把被撞的人扶起来，好像还问他怎么样？要不要送他去医院之类的，但被撞的人——也就是那个孤独的工程师，朝他摇摇手，让司机把车开走了；但他没走几步路，就自个儿倒在地上，直到天亮后才有人发现他。我就看不惯我老婆路不凡得意扬扬的样子，告诉她一个不争的事实，那都是疼痛麻木症惹的祸。
谣谣是如此，老工程师是如此，我儿子熊气候与他的同学也是如此。我说她也会是如此，都是疼痛麻木症者。她就极力否定，说她不是疼痛麻木症者，说对门的谣谣才一岁多，怎么可能是呢？还有那个老工程师，只是内伤，一时肯定感觉不出来痛的。她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别以为你是，就认为整个崇贤镇的人都是了。”我也懒得理她，她不是那种做人要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的人。我老婆路不凡脑袋一歪，突然又笑道：“我要是疼痛麻木者，就好了！”我冷冷地问：“这不是病吗？”“你才有病呢！”她斩钉截铁道。那就没天谈了。我不相信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坐堂的崇贤镇人民医院，我得去城里的大医院看看，这真的不是病吗？还是真的不能治愈呢？但前提是我得有看病的钱。虽说我有医保，但也不是所有的费用都能走医保的。
再说老是去父母家蹭饭也不是个事儿。第二天放学，我就漫无目的地上大街上寻找工作，逢店必问；虽说有几家店铺正在招聘店员，但都是全天候的，打小时工的没有。我不死心，接连找了数日，把整个崇贤镇的大街小巷都翻遍了，只有一家培训机构是收晚托班学生的，表示可以考虑，让我回家等消息。第二天傍晚我又找上门去，但人家一口回绝了，想必是知道我是谁了。那一个月，我都在找临时工的路上。这天傍晚，我走在小区里，一辆匆匆而过的三轮车上，突然掉下来一只纸箱，我连声叫喊开车的，他竟没有反应，我就捡起纸箱追上去。年轻人这才停下车来，回头连声谢谢。见是我，他不无惊讶道：“熊老师，是您呀。”
他是我的学生。因为住在同个小区，我隐约记得他：“你是曾启刚呀。”他高兴坏了，说老师您还记得我呀。他说他太忙了，连掉东西都没注意到。我就吞吞吐吐地问他要不要帮手？他说太要了。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工作？他问现在行吗？我就说太行了，只是我还没有吃晚饭，要不……他说晚饭就在他家吃吧。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学生曾启刚开的是网店，就开在38幢顶楼的家里，销售各种电子产品的零配件，薄利多销，生意红火；每天傍晚必须将客户购买的小东小西，全部打包发给快递。他就需要一个打包工，从傍晚开始工作，一般要忙到深夜十多点钟才能回家。而这个时间正好适合我。
我没有跟他谈工资和饭钱，我说先做来看吧，活多活少，让他看着给就行。他又连声谢谢。我做满第一个月，学生曾启刚给我了三千元，他还挺不好意思的，但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从此，我又有了固定收入，不用再去父母家蹭饭，也不用再拿老母亲干枯的双手颤颤巍巍塞过来的零花钱去充饥，我还可以去城里大医院看病了。这时候已是第二年春天，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名声在外的大医院，不瞒你说，我连第六人民医院——也就是精神病医院——都跑了。呵呵，说起这家医院我就一肚子火，那个给我看病的“光头鸭”——头上是连一根癞毛都没有的，都没问我有什么问题，就在连着电脑的打印机上哗啦哗啦拉出来十多张检验和化验单，有拍X光的，有拍CT的，有做磁共振的，有做彩B的，有测心电图的，有化验血和大小便的……
然后就催我去交费，要我把这些项目全部做好，取了报告单再去找他，他会根据检查结果来判断我有没有病？有，又是什么病？他难道忘了自己是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吗？他难道除了神经病还能医治百病吗？我是在一楼大厅排队等待付款的当儿，突然一个激灵，打电话向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逐一询问的。“拍X光就能拍出神经坏死吗？”“不能。”“拍CT呢？”“也不能。”……“那化验血呢？”“更不能了。”我懂了。这10多项检查都和病无关，那我花这么多冤枉钱做什么呢？我神经呀！历时半年，我利用双休日时间，三十余趟进城，在各大医院里求证了我的学生胡礼生胡医生的言论完全正确。我猜想年纪轻轻的他，之所以有正确的论点，应该是从医学教材上获取的。任何一家医院都明确表示是病也不是病，就看我如何对待了；就连省中医院的那位黄专家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又表示我想治疗的话，值得一试。于是，我做了三个月针灸，身上许多部位，包括十分重要的头部，总共扎了八百多针。呵呵，说实话，那是一点效果都没有，我还是我，还是个彻头彻尾的疼痛麻木症者。
来源：娄山关gztzhw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