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里的事，就像田埂上的风，刮得起也平得下。可这回大伯家的事，却像是一场夏季龙卷，把整个青河村的平静都给掀翻了。

村里的事，就像田埂上的风，刮得起也平得下。可这回大伯家的事，却像是一场夏季龙卷，把整个青河村的平静都给掀翻了。

我得从三年前说起。那会儿我爹刚走，赶上镇上要征地，我和弟弟在县里打工，只能匆匆回来处理。赶上大伯来家里帮忙，顺带提了句他想做汽配生意的事，还说二婶前段时间刚从城里辞职回来，手里有些积蓄。

没成想一个月后村里就传开了，二婶把积蓄50万借给了大伯做生意。我听了只是叹气，但也没多说什么，毕竟各家各有各的难处。二婶家在村东头，房子是村里第一批两层小楼，白墙灰瓦，窗台上总放着几盆绿萝。二婶是城里医院退下来的护士长，手脚麻利，性子直。村里老人都愿找她打针输液，她从不推辞，只收成本费，有时候连这个都不收。

“活该你攒不下钱。”村口卖煎饼的李大姐每次都这么说她。

二婶总是笑笑，继续擦她那副老花镜：“日子不就是过给自己看的吗？”

大伯跟我爹是堂兄弟，做事风风火火。以前包过工程、开过运输队，赔了又东山再起，欠了又还上，日子过得起伏不定。他个子不高但声音洪亮，走路带风，讲起话来滔滔不绝，让人忍不住信他几分。

“你二婶这次可真帮了我大忙！”大伯在我家院子里抽烟，烟头亮起又暗下，他说市里一个搞汽配的老乡找他合伙，就差启动资金，保证三年回本，年底就能分红。我心里打鼓，但大伯毕竟是长辈，我也不好说什么。

夏去秋来，日子在地头的庄稼上一圈圈地转。头一年听说生意还行，大伯在镇上租了店面，雇了两个年轻人，偶尔回村还带些洋气小零食给村里孩子。二婶每回赶集都顺道去店里看看，带些自家种的蔬菜，回来就在村口小卖部门前的石凳上跟几个女人闲聊，说大伯生意红火。

石凳上方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夏天招来飞蛾，可都这么多年了，也没人想着换个亮些的。

第二年情况有些变，大伯回村少了，听说是扩张业务去了邻省。二婶去店里，发现那两个年轻人也不见了，只有个上了年纪的老头看店，问起大伯的事支支吾吾。二婶找不到大伯，打电话也总说忙，声音听起来倒还是那样有底气。

农历七月，赶上一场怪雨，下了整整三天三夜，青河暴涨，冲垮了村西的小桥。村里人拿着铁锹木棍出动抢险，没见大伯人影。二婶拖着水鞋走了一天，脸色发白，回家就病倒了。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床头柜上放着一盒吃了一半的感冒药，旁边是支付宝转账截图，日期是去年腊月，备注写着”最后一笔”。

“二婶，你没事吧？”我问。

她笑了笑：“没事，就是有点累。” 房间墙上挂着她和二叔年轻时的合影，黑白照片，二叔穿着解放军军装，笔直地站着，二婶在旁边仰头看他。那是7986年，二叔还在服役。

“你二叔要是在，肯定不会让我干这傻事。”二婶突然说，目光一直盯着那照片。“人这辈子啊，要是能活两回，肯定会不一样。”

屋外蝉鸣刺耳，村口的大喇叭在播报水情，说河水已经退了一尺。二婶摸索着拿起茶几上的眼镜，摘下又放下，重复了好几次。

我没敢多问，只帮她把院子里被雨打倒的花盆扶正。那几盆绿萝枝叶被打得零落，但根还连着土，想来还能活。

第三年年初，事情终于爆发。先是镇上税务所的人来村里找过大伯，后来是几个陌生男人开着面包车，在村口大声嚷嚷着要钱。邻村刘婶的儿子在市里开了家民宿，经常能见到大伯，说他现在整天在麻将馆里泡着，欠了一屁股债。

那是个周二的下午，天阴沉沉的，好像又要下雨。我在地里掰玉米，看见几辆车从村口进来，停在了村委会门前。后来知道，是我舅舅从县城赶来了，还带了几个工商、税务的朋友。舅舅是县建委的副主任，平时很少回村，这次突然回来，村里人都好奇得不行。

“开个村民大会！”舅舅站在村委会门口喊，声音比大喇叭还响。“都来，有大事说！”

村里人三三两两地聚过来，有拿着锄头的，有抱着孩子的，还有几个老人拄着拐杖慢慢挪过来。我也丢下筐子，跟着去了。大伯也在，站在舅舅旁边，低着头，肩膀耷拉着，我头一次见他这样畏畏缩缩的样子。

二婶站在人群边缘，手里捏着那副眼镜，镜片在阴天里没什么反光。

“今天找大家来，是为了把话说清楚。”舅舅严肃地说，“我侄女夫妇辛苦攒的钱，都让这个不争气的东西给坑了！不光钱没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人群里嗡嗡议论起来。我看见二婶的手指在颤抖。

“钱是借的，也是她自愿的，关咱们什么事啊？”有人嘀咕。

大伯的脸色由白转红，又转青，额头上的汗珠大得吓人。舅舅把手一挥，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摞纸。

“来，看看这是什么！”他把纸交给村支书，“汽配店早在一年前就关了！这个人拿钱去赌博，去市里养小三！还挂靠别人的公司做假账！”

村委会的大门上贴着去年的春联，已经褪色，但还勉强能看清”国泰民安”四个字。一只麻雀跳到门楣上，叽叽喳喳叫了几声，飞走了。

大伯突然跪下了，冲着人群磕头：“二婶，对不起，我对不起你啊！其实店关了，后来我就想着翻本，就去赌……”

我看不下去，转身要走，却看见二婶慢慢地从人群中走出来，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眼睛红得厉害。

“你借我的钱，我不要了。”二婶的声音很轻，但村里人都听见了，“我只问你一句，我问的是当年那个扛过枪的大伯，不是现在这个人——你对得起自己吗？”

大伯浑身一震，抬头看着二婶，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

“行了，闹剧看够了！”舅舅打断他们，转向围观的村民，“现在我宣布，大伯欠的钱我来还！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侄女，为了咱青河村的脸面！但是，有个条件……”

这时候天突然下起雨来，淅淅沥沥的，不大不小，打在村委会的铁皮屋顶上，发出一阵阵闷响。

舅舅的条件是：大伯必须在全村人面前认错，然后回城里打工，三年内还清欠的所有债务。还有，他得把镇上那套房子过户给二婶，作为欠款抵押。

我没想到的是，二婶当场拒绝了。

“钱是我借的，我自己的选择，跟谁都没关系。”她把眼镜戴上，慢慢擦了擦镜片上的雨水，“我不缺这个钱，也不要房子。我只希望，村里人不要看不起他，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舅舅气得脸红脖子粗，可拗不过二婶的倔强。最后商定，大伯欠外人的债由舅舅先垫付，大伯按月还给舅舅；欠二婶的钱，二婶说不要就不要了。

大会就这么散了，淋着雨，村民们各回各家。站得远的都没听清什么情况，只知道有人借钱不还，又有人出面摆平了。雨越下越大，很快把地上的脚印都冲刷干净。

第二天一早，我去地里收拾昨天没完成的活，看见二婶在村口站着，手里提着个蛇皮袋，好像在等人。不一会儿，大伯提着个旅行包来了，两人站在雨后湿漉漉的路口说了些什么，然后大伯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晚饭后，我去二婶家送些自家种的茄子。她正在院子里收衣服，那几盆被雨打过的绿萝已经缓过来了，又冒出了新芽。

“二婶，大伯真走了？”我问。

“嗯，去市里一个厂子当保安。”二婶把干了的床单叠好，放进塑料盆里，“让他静一静也好。”

“那50万……”

“哪有什么50万啊，”二婶轻声笑了，“就是我这些年积蓄的20万，加上你二叔留下的一点工伤赔偿。”

“可舅舅说……”

“你舅舅啊，总想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些。”二婶摇摇头，“其实也没那么复杂。你大伯不是坏人，就是有点浮躁，总想一口吃个胖子。”

院子里的老梧桐树上，知了不知疲倦地叫着。二婶走进屋，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皮笔记本，递给我。

“你看看这个。”

我翻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一些数字和日期。再仔细一看，都是借款记录。除了大伯那笔，还有给村东李奶奶家交学费的5000元，给村西张叔家看病的8000元，给村北小刘家修房子的10000元……每一笔后面都标着”已还”或”未还”。

“这些钱……”我惊讶地抬头。

“都是我这些年借给村里人的。”二婶收回笔记本，轻轻合上，“大伯那笔算是最大的一笔了。”

“那您就这么不要了？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啊！”

二婶看了看墙上那张老照片，沉默了一会儿，说：“活这么大岁数，我明白一个道理——钱可以再赚，人心一旦凉了，就暖不回来了。”

她顿了顿，又说：“再说了，钱是我自愿借的，我心里有数。村里都这么多年了，谁家底子几斤几两，我比谁都清楚。”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茄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院子外传来脚步声，是舅舅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叠纸，看样子是些协议之类的东西。

“姐，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去公证处把手续办了。大伯那套房子……”

“不用了，老弟。”二婶打断他，“那套房子是他辛苦挣来的，我不能要。”

“可是姐……”

“秋天快到了，你看我那几畦菜，今年长势不错，够我吃一冬天了。”二婶指了指院子后面的菜地，完全不接舅舅的话。

舅舅叹了口气，把手里的纸放在桌上，说：“那行吧，我尊重你。不过那个混账欠别人的钱，我替他还了，这个没得商量。”

二婶点点头，起身去厨房：“都别站着了，我去沏茶。”

舅舅看着姐姐的背影，对我低声说：“其实哪有什么村民大会，我就是想让大伯当众认个错，长点记性。你二婶这辈子啊，就是太善良了。”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那些工商局、税务局的人……”

“都是我同事，假扮的。”舅舅苦笑，“其实你大伯确实做了汽配生意，只是经营不善，又遇上疫情，撑不下去了。后来是有赌博，但没那么严重。养小三的事是我编的，就想震慑震慑他。”

茶几上放着一个青花茶盘，上面一道裂痕，用胶水粘过，依稀可见。舅舅用手指轻轻抚过那道痕迹，继续说：“你不知道，你二叔走那会儿，大伯可没少帮忙。那时你二婶刚调来乡医院，什么都不懂，是大伯带着她四处认门认路，帮着张罗你二叔的后事……”

二婶端着茶进来，打断了舅舅的话：“说什么呢？尽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

“没什么，就说你这人太心软。”舅舅接过茶杯，眼圈有些发红。

二婶坐下，拿着茶杯的手有些颤抖：“谁不是一家人呢？再说了，钱没了可以再挣，人要是走了偏路，那才是真的没救了。”

窗外忽然响起了鞭炮声，原来是村西头老李家儿子考上大学，放炮庆祝。二婶突然想起什么，起身去柜子里翻找：“对了，我得给老李家孩子准备个红包，明天去恭喜一下。”

我和舅舅相视一笑，没有说话。

夜深了，从二婶家出来，我抬头看见满天繁星。村口的灯光下，几个老人还坐在石凳上乘凉，议论着今天的事。

“听说了吗，大伯欠了二婶那么多钱，二婶居然不要了……”

“别瞎说，那是舅舅摆了个局……”

“我听村长说，其实是……”

风吹过麦田，带来阵阵青草香。我站在路口，看着这个生我养我的村庄，突然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真相，人心自有公道。

三个月后，我去县城办事，路过一家超市，看见大伯正在门口当保安。他穿着制服，站得笔直，看见我连忙打招呼。我们在路边小摊上吃了碗面，他问起村里的情况，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他。

“二婶挺好的，前段时间帮村西的老李家孩子补课，准备上大学呢。”

大伯点点头，掏出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这是我第一个月工资，你帮我交给二婶。”

我摇摇头：“二婶说了，不用你还。”

“不，这不一样。”大伯语气坚定，我第一次在他眼中看到了一种不同的光彩，“这是我的尊严。”

回村路上，我拿着那个信封，想起小时候大伯教我钓鱼的情景。那时的他，不也是这样挺直腰板，教我如何做人的吗？

青河村的事，就像田埂上的风，刮得起也平得下。可人心里的账，却是一辈子的事。那些我们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羁绊，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年复一年，如同二婶窗台上的那几盆绿萝，被雨打了，还能重新长出嫩绿的新芽。

我站在村口，看见二婶正在院子里浇花。那天的信封，我终究还是交给了她。她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然后把它小心地收进了那个红皮笔记本里。

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平淡如水，细水长流。

来源：默默Mo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