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近一周连续参与了两个与1980年代有关的活动，芜杂地想了一些问题。特别感谢陈思兄在上师大两次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演讲以及孙冬冬老师关于“1980年代”和“80后”的策展，引发了我一些相关或无关的想法。在此分享。

资讯来自朱羽 仁德路 上海

按：近一周连续参与了两个与1980年代有关的活动，芜杂地想了一些问题。特别感谢陈思兄在上师大两次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演讲以及孙冬冬老师关于“1980年代”和“80后”的策展，引发了我一些相关或无关的想法。在此分享。

文学研究界2005后提出“重返八十年代”（李杨、程光炜），几乎就在这之后，贺照田论“潘晓”的文章酝酿、出世。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当时为什么要重返？以何种方式重返？李杨是以福柯式的方式尝试问题化1980年代，将80年代的文学与政治对立的神话消解掉，并赋予1980年代自身以不“纯粹”的面目。而贺照田则是以更为深入历史的方式重返1980年代整个知识-感觉构造中严峻的缺陷。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更为前设的问题值得清理，即如何摆放1980年代，以何种历史意识来摆放1980年代。在时移势移之下，在生活方式，技术条件，住房条件，消费情景，都变得如此之大的境况下，实际上唤出198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触动“大众”。这里的核心问题不仅在于学者的历史意识，而在于大众的历史意识。但就算是在研究与学术的层面上，历史意识问题依旧模糊不清，乃至在内部消解着积极的反思与批判。

简单说，这种思维的困境缠绕于：一方面是“线性”的“发展”的方式，“先来者”被解释成“后来者”的前提，至少是被“吸纳”。或者更复杂一点，呈现一种“历史”的“狡计”。另一方面，一种怀旧的方式成为了其对立面，“先来者”不愿意被吸纳乃至形成对后来者的抵抗，尝试划清界限。1980年代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把握？是作为导向1990年代改革的“准备”而已？一切“向前”看。又或者，1980年代包含着一种更理想性的状态？实际上，1980年代本身和“前三十年”之间也构成了类似的这两种“关系”。

如何超越此种状态？此种“历史意识”的“苦恼”。蔡翔老师的“退后一步”构成了一种可资参考的方式。而我想再提供一种思考，即“消失的中介”。这是一种历史的断裂与联通的辩证法。在杰姆逊的诠解下，路德的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韦伯的论述）得到了进一步的“辩证化”，修道院理性主义作为体制被瓦解反而导致此种手段-目的理性被释放到生活世界。但反过来，后起的历史叙述也会抹除与压抑此种“中介”，使之消失。如雅各宾激进主义与资产阶级文明之间的关系。

1980年代作为一种被压抑同时又“重现”的双重性存在，作为消失的中介，如何来看待？如何不断地恢复出历史当中的“消失的中介”，视之为既联通后一个时代同时又无法存在于这个时代而不得不被抹除（或部分抹除）的要素。从而，历史的内在对抗性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揭示。

与这一历史的动态与对抗相关，布洛赫所谓“非同时性的矛盾”与“同时性的矛盾”，同样具有启发性，这两个维度的“矛盾”将“时间”本身的层次繁复化了，使之产生内在的差异与对抗性。布洛赫提出这一说法是为了在1930年代理解纳粹崛起及其统治以及“新”如何产生。在此，同时代矛盾指向资本主义结构，其主观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其客观方面是蕴含在此刻内部的但被回避的未来；非同时性矛盾的主观方面是不断积累的愤怒，其客观方面是未能实现的过去。

理解1980年代文学的意义，也就是理解所谓“后革命”与“前市场”（借用贺桂梅的说法）之间的“1980年代”所谓蕴含的“同时代矛盾”与“非同时代矛盾”。

而1990年代的问题于此特别凸显——因为这涉及了“历史的终结”的全球弥漫，与德里克所谓“两个文化革命”之间最终分出胜负的时刻有关。而此种“文化革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革命而不仅是观念的革命；是好恶与理想与欲望愿望的内在革命；是“信”与“不信”层面的革命。

说一点个体经验，对于80后来说，1990年代以及21世纪最初几年，“80年代”一点都不重要，是已经被“超越”与“吸纳”了的。今天，80后一代成为中年，1980年代在大众的记忆中又携带着“童年”的碎片化体验而复归了——没错，80后对于1980年代的占有，至多只有他生命中的前十年，由此不得不是怀旧的，带有童年的颜色的，我反复想起的是，爸爸花重金买回的第一台彩电上播放着日本的《恐龙特急克赛号》——是的，这就是80后的1980年代最基础的经验。重返80年代一直是50后、60后的话题，他们似乎完整地占有了1980年代，参与这个时代，铸造这个时代。然而对于此后的几代人来说，什么是1980年代？那是不同的怀旧，不同的色调。在学者与研究的历史批判性意识与历史神话性意识之外，大众的历史意识如何能够被转变，或许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来源：草根练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