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主题新探（山径·唐孝璋）

摘要：古往今来,评《水浒》者,均因作者选用宋江起义这一史实构成故事情节,而肯定它描写农民起义的思想主题。站在人民立场上则以为“《水浒》称之为封建时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是当之无愧的。”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则以为“施耐庵作《水浒》诲淫诲盗,罪大恶大。”更有死心塌地为封

【山径文学社作品】（夕阳浅唱）

（山径文学社是1985年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一群少数民族青年自发组建的群众性业余文学组织。）

尽忠义士，反腐英雄

──《水浒》主题新探

【唐孝璋】

古往今来,评《水浒》者,均因作者选用宋江起义这一史实构成故事情节,而肯定它描写农民起义的思想主题。站在人民立场上则以为“《水浒》称之为封建时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是当之无愧的。”站在封建统治者立场上则以为“施耐庵作《水浒》诲淫诲盗,罪大恶大。”更有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者护驾的文人俞万春,犯人云亦云之痼疾,大操干戈,将《水浒》砍杀殆尽,且如愿炮制,易名为《荡寇志》,实属一场虚惊,何必多此一举。一则令施耐庵当了数世纪的屈鬼,再则便是一笔勾销了《水浒》巨制那灼人的现实意义的光辉。

时至今日,是该肯定《水浒》作者通过呕心沥血的艰苦劳动而体现其真实创作意图的时候了,还原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我们当代文人的历史责任。

笔者屡读《水浒》,常读常新,有感则录,日积月累,稍加综合,有如下述,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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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浒》决非农民起义的史诗

解放以来,通过无数学者的反复研讨,肯定其歌颂农民起义的思想主题,已成公论。

载于史书:“《水浒》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我国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整个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从零散的复仇火星发展到燎原大火的斗争过程,也具体地揭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游思国、王起、萧涤非、季镇怀、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第37页)

刊于前言:“《水浒》称之为封建时代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是毫无愧色的……在这幅完整的生活图画里,深刻地反映了中世纪震撼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伟大农民起义。从这个主要方面看,它不仅是中国长篇史诗的开创者,也是此后继之而起的描写历代农民起义章回小说都未能达到的光辉典范。”(李希凡《水浒》前言)

上述评论,貌似合理,因为《水浒》写的是宋江起义一事,而宋江又确系历史人物,确系农民起义领袖,似乎是历史真实,勿容置疑。但是作者接过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根据其固有的观点进行艺术加工,且情节与史实大同小异,可其创作意图与史实的真谛则已背道而驰了。请看如下具体事实：

其一、梁山水泊的寨主决非农民起义的领袖,因为他们决非农民利益的代表

众所周知,梁山水泊两异寨主,寨主有三,即王伦、晁盖、宋江。查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仅王伦、宋江系入典人物,晁姓仅晁错、晁公武、晁昭德、晁端礼四人，与《水浒》之晁盖毫不相干,可见《水浒》之晁盖纯属艺术形象。

见于史书者,王伦有三:卒于1043年者系“北宋时山东农民起义领袖,兵士出身,庆历三年(1043)夏,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东南)率兵士百余人起义，杀巡检使朱进,北上攻密、青二州(今山东诸城、益都)，继又乘虚南下,进克泗州(今江苏泗洪东南),渡淮河,攻入楚、真、扬、泰四州及高邮军(今江苏淮安、仪征、扬州、泰州、高邮),直达和州(今安徽和县)。他穿黄衣,自制官职,战士都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后因力量分散,在扬州山光寺一战失败,在和州战死。”(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280页)这当为作品中王伦的史实人物。卒于1144年的王伦系“南宋使臣“。第三位王伦系“清山东农民起义领袖”。(分别见上书第320页,第616页)与作品中的王伦是无缘的。

宋江系“北宋末农民起义领袖,郓城(今属山东)人。徽宗宣和元年(1119)之前,他以三十六人聚众起义,活动于河北、山东一带。他率军经历十郡,宋军不敢抗拒。宣和三年三月(一作三年十二月)起攻沭阳(今属江苏)、海州(今属江苏东海),被知海州张叔夜所派伏兵击败。四年夏再起,与宋将折可存交战,失败被虏。”(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301页)

作者取材于历史人物王伦、宋江,并虚构了一个晁盖,通过一番精心的艺术加工,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农民起义领袖”形象,实属令人寒心。

1、从其出身看：王伦“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为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晁盖是“东溪村保正,祖籍本县本乡富户”。宋江“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于家大孝……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可见其无一贫苦农民出身者。当然,单凭出身去衡量人的品德、功过也是不公正的。但是,这儿不可忽视的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①、王伦兵士出身改为“不及第秀才,“可见作品旨意,在于表现知识层的作为。

②、宋江添加了“于家大孝”、“在郓城做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等赞叹之词。文艺创作允许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但作者在此对宋江这一历史人物的篡改,说明作者该有怎样的创作意图呢?

③、虚构的晁盖又非系本县本乡富户不可,更何况又委以保正之职,实为封建社会的基层统治者。

由此可见,上述三位寨主,从其出身而言,可以说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秀才,押司,保正,是封建社会赖以维持封建统治的基层砥柱。作者将封建统治集团中的爪牙安排为水泊梁山的寨主,当可推知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

2、三位寨主的作为决非农民利益的代表：作品揭示,王伦居寨只不过“聚集七八百小喽啰，打家劫舍……但有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者,放他过去；有财帛者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顿时结果（杀死）,将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熬油点灯。”王伦作为,纯属强人勾当。作者将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的所作所为写得如此卑劣，当然是为了衬托宋江和晁盖。王伦起义时限虽仅一年,然而他的起义波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近十余个州县,为农民起义革命战争战死于和州的烈士,作者却污之为强人。这写的是何样的农民起义呢?这不能不说是给农民起义抹了黑。

至于晁盖,因取生辰纲事发,不得不率众上山,目的为何,他自有一段由衷的表白：“我等只想逃灾避难,投奔王伦账下,为一小头目,多感林教头贤弟让我为尊。”可见晁盖投奔梁山水泊,并不是为了救民于水火,而只是为了避难。同时,通过作品揭示,作为过渡寨主,晁盖上山之后,有生所为,莫过以个人恩怨为圆心,以封建义节为半径,划了一组大小不同的圆圈。表现为:

冒死劫法场,以报宋江之恩,并救宋江上山；

为保梁山水泊安全,活捉黄安；

助宋江活捉黄文炳,报宋江受迫害之仇；

为梁山水泊粮草供给,部署攻打祝家庄；

部署攻打抗击官军,至曾头市中箭身亡。

－－平生所为,并非为农民利益奔波。

宋江作为梁山英雄中的重彩人物,是加以多角度描写和塑造的,是作品中的理想人物,为作者极力讴歌的主角。然而,宋江的作为又如何呢?

宋江被劫上山才入伙,可见其归附梁山水泊的被动已达何等地步!在刺配江州途中,曾在梁山水泊居留数日,义士劝其上山居寨,他却一直无动于衷,为的是怕入伙之后,沾污门楣,落得个不忠不孝之罪名。

待宋江走投无路上山之后,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朝思暮想,招安而已。表现为生擒官军将领之后,其基本招式是亲解其缚,让入上座,下跪谢罪,其目的为何,明眼人自可得知,为的是求得谅解,以求顺利招安。所历大小战斗,并非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解放更多的劳苦百姓于水火,让劳苦百姓过上安乐的生活,而是为了向官府讨价还价,以求招安,以达其“封荫妻子,青史留名”的目的。可见宋江作为梁山水泊的头人,在思想上没有解救农民的想法,行动上没有搭救劳苦百姓的行为。至于招安之后,打王庆、征方腊,则已完全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了。

综上所述:从王伦到晁盖、宋江,梁山水泊三位寨主并非农民起义领袖,因为他们并非农民利益的代表。作为《水浒》巨制,贯串始终,为作者百般赞颂的理想人物－－宋江，只不过是一位具有坚实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能于逆境中极度忠于封建王朝,且能身体力行,以身殉忠的不得志的封建义士。

其二：梁山水泊聚义的始末,根本没有农民起义的纲领

判断一个群体的性质,只能以这一群体的组织纲领和行为的社会效应来衡量。

翻开史书,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均有其鲜明具体的起义纲领,。如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楚兴、陈胜王”等蔑视王权、敢于为王的口号。赤眉起义则提出“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宗旨，以感召人们参与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则明确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号召规范起义军。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则提出“均贫富”的口号,从根本上触及生产资料的权属问题,从而最大限度地感召农民参与起义……

上述聚众起义,称之为农民起义,确实当之无愧。而梁山水泊的起义(其实亦只称之为“聚义”，即受害的封建义士的集聚,而以“聚义厅”为标志。至宋江上山之后,干脆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则更无一丝农民起义的气息了)，至招安以前的鼎盛的全过程,一百零八条好汉,所期莫过于营造房屋，及时接父母、妻儿子女上山快活。为保住这个避风港,忙于应付官军的围剿,想方设法网罗义士上山,以扩大实力，向官府讨价还价,以求招安。

以宋江为首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对于改变农民的现状，以救民于水火的问题,不仅没有行诸文,也未行诸口。聚义厅、忠义堂中的大小议事,又有哪一次冷静地研究过农民的现状,如何方可最大限度地搭救农民？

梁山水泊的义士仅把梁山水泊当作逃脱个人厄运的“快活场所”和“避风港”,并没有把它当作发展革命战争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即使是被当代学者赞誉备至的农民起义意识最坚强的李逵,也没有向宋大哥提过如何救民于水火的良策。在其上山之后,便受接亲人上山快活的思潮的感染,亦迫不及待地要接老母上山,谁料此一孝举,竟害得老母葬身虎腹,岂不悲哉?

将无农民起义纲领,一味向往着招安的封建义士的集结，硬心称之为农民起义,试问王伦、晁盖、宋江三位寨主同意么?

其三,梁山水泊聚义的旗号与农民起义的宗旨背道而驰

梁山水泊英雄好汉的聚义,自宋江上山之后,其纲领是十分鲜明的。宋江根据“求招安,求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目的,先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明显地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其目的一目了然,明眼人都知道,其“替天行道”的“天”即为“天子”,“道”即为“王道”。“替天行道”者,“替天子而行王道”之谓也。

招安之后,宋江率义士入朝,中间竖着“顺天”、“护国”二面红旗。可见宋江入朝之举,以“顺天”二字表忠心,可谓俯首贴耳,更可见求荣心切；以“护国”二字表斗志，可见顺民嘴脸。如此纲领“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哪有一丝农民起义的气味,更无一点农民起义的豪情！

总之,若能尊重《水浒》揭示的上述事实,把《水浒》称之为“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史诗”,水泊梁山的三位寨主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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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替天行道”惩腐恶

从梁山水泊一百零八条好汉聚义的纲领“替天行道、保境安民”入手,可见《水浒》巨制结构的分水岭便是招安。

从开篇至八十一回,均写“替天行道”,通过义士被逼上梁山的五彩斑斓、迂回曲折故事情节的描叙，展示出贪官污吏、地方恶势力执法犯法、仗势欺人的罪恶行为是引起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从而说明义士被迫杀人,惩治腐恶是“替天行道”,是义举。并间接说明义士走投无路,聚义梁山,全在一个“逼”字,尤以头领宋江上山是被逼的典型,可见义士聚义水泊梁山情有可原。

这一部份,开头便有作者发自内心的一段记叙:“这一朝圣人出世,红霞满天,异香经宿不断……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如此肯定,出语不凡,作者施耐庵居然嗅到了武德皇帝“出世”时的“异香”,其吹捧的程度,最最肉麻,无以复加。作为进士出身的饱学之士,理当知道三皇五帝的美德神功,更应知道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历朝天子，圣哲与否,早有公论。而“自古帝王都不及这朝天子”的说法,如果不是出于讽刺,便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了。然而作者如此立论,可见作者对徽宗的忠诚实属丹心一片。至于社会的黑暗现实,“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暗”而已,这正是作者的思想基础,也是义士“替天行道”的思想基础。

作者以匠心独运的艺术手法,扣住如下几个方面,展开惊心动魄的生活画面,说明梁山水泊义士是“替天行道“的反腐英雄。

其一、通过对于权贵为奸网络的揭示,及其对梁山水泊义士那惨绝人寰的加害的描写,说明这是义士被逼上梁山水泊聚义的根本原因

作为贯串《水浒》情节的黑线人物高俅,是“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排行第三,自小不成家业”。可见显赫于大宋王朝、擎立于大宋王朝、蜚声朝野的高太尉是个什么货色?然而一人发迹,鸡犬升天,其子高衙内依其权势在东京“任意淫垢他人妻女”,至使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受害,从坏人设陷,至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如果高俅父子还有一点人性,对林冲的加害,自可休矣！因为逆来顺受的林冲已经悟出了受害的根结,如他刺配沧州之前已将妻子休了,可任其改嫁。按人之常情,自当遂了高衙内之心,应该适可而止。然而高贼父子竟对林冲屡加迫害,于“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之后又派陆谦、富安赴沧州演出“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的悲喜剧,致使林冲在有家难归、有国难投的情况下,不得不报仇雪恨上了梁山。

再说高廉,依其兄长高俅之势,“在高唐州无所不为”，竟然无视国法,纵其妻舅殷天赐无视“先朝太祖誓书,霸占柴皇城花园,令柴皇城怄了一口气,落得柴皇城面如金纸，体似枯柴……牙关紧急,连日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胀,尽日药丸难下肚。”柴皇城放命,家私被抄,其情节之恶劣,令人发指。

蔡京蒙上欺下,安插私人,大发横财,是奸党营私的又一惯招。他,令其女婿梁中书窃踞大名府,竭力搜刮民财，年费十万贯收买珍珠宝贝,送上东京去,为其祝寿。年复一年,可见其搜刮民财之多,财势之大。在其直接盘剥欲的趋使下，竟安排第九个儿子蔡得章盘踞江州。蔡得章“为官贪滥,作事骄奢,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去处,抑且人广物盈,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可见蔡京之贪得无厌已达何等地步。

至于慕容贵妃之兄慕彦达把持青州,在知府任上“依托妹子权势,肆意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更是丧尽天良。

这一切,便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权贵朋比为奸、贪污腐化、执法犯法的百丑图。昔人金圣叹所云“乱自上作”,实有道理,道出了社会腐败的真谛。于江山一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持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有谁敢于“犯上作乱”?然而,正是上述权贵,为利已而不惮害人,蒙蔽天子,执法犯法,捣乱朝纲,置民于水火。因奸党播乱朝野,安分守已之民,难忍权贵之盘剥与加害。于生死关头,何而不乱?

其二,通过对地方恶势力鱼肉人民的罪行的充分揭露,说明封建社会腐败恶习上行下效的严重恶果

这一组丑恶形象,在读者面前曝光的便是那浑身沾满荤腥奇臭的屠户－－郑屠。区区之职业,肮脏之经营,本属无权无势之族,然而在阶级社会中,有钱即可霸市,铜臭亦可迷人。屠户一旦腰缠万贯,亦可横行霸道,胡作非为。

金氏父女,背井离乡,惨遭蹂躏,负屈含冤,皆因郑屠作恶所致。幸遇鲁提辖“路见不平”之事，发“拔刀相助”之志,结果了这死有余辜的镇关西。

破落户出身的西门庆,发迹之后,开生药铺,依其财势,嫖占人妻,陷害人命,被武松结果了残生。其余的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或凭财势坑害百姓,或凭权柄盘剥良民,公开索取,暗中盘算,无视公德,丧尽天良。

（潘金莲情撩西门庆）

上述作恶之群,其所作所为,全然违背封建道德,作者凭着固有的封建道德观念,通过文艺创作的艺术构思,安排梁山水泊义士对上述恶类给予应有的惩处,以丰富“替天行道”的基本思想主题。其间一切人物的命运安排,作恶与报应的兑现,无不以特定的封建道德为准绳。如对潘金莲的处置,纯属以其水性杨花、随了西门庆，至伙同谋害了亲夫武大郎,与“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背道而驰,且应杀人偿命。特安排了一位正气凛然、武艺高强、气力过人、勇猛刚直的武松为其胞兄武大报了杀身之仇。令潘金莲、西门庆付出鲜血和人头来调节其破坏“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心理不平衡。

再如,林冲和陆谦“自幼相交”,且系同僚,本当亲如手足,生死相顾。而陆谦却为了巴结高俅,以求高官厚禄,竟然违反了义结信条,反目为仇,参与谋害,实为封建义交败类,真可谓“杀人可恕,情理难容”。

从上述说明,义士杀人纯属“替天行道”。按封建伦理道德仲载,无论是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宋江怒杀阎婆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还是供人头武二设祭,所处人命,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就是说,义士杀人,如用封建道德为准绳,以王道为法度,无一屈鬼,无一冤魂。

（视频：武松大战西门庆）

其三,通过对义士受迫害的个性化的曲折情节的描写，说明义士聚义梁山水泊全在一个“逼”字

如寨主宋江,封建地主家庭出身,且为县衙小吏,具有根深蒂固的报国之心，实属忠君报国栋梁之才。因义节趋使,私放晁盖,而致怒杀阎婆借,事发而甘愿刺配江州。刺配途中,义士搭救上梁山水泊,并劝其居寨,而宋江则以为“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是苦我……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可见其在服法与聚义的选择上,体现出坚定不移的封建伦理道德标准,直至“浔阳楼宋江吟反诗”而惨遭黄文炳的陷害,打入死牢。引来梁山水泊义士劫法场,营救上山,宋江于生死攸关之时才被迫留居山寨。

此外,林冲凭八十万禁军教头的社会地位,又有美貌可令高衙内倾倒、一见而害相思的妻子,自然感到陶然乐安，心满意足的了。仅因高衙内瞬间之邪念,竟招灭顶之灾,最后不得不被逼杀了陆谦、富安上了梁山。

由此可见,从上述三个方面入手,该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政治腐败源于奸党蒙上欺下。作品以大量的事实说明高、蔡、童、杨四大家族合流,背着徽宗皇帝,结党营私,安插亲信,纵容爪牙,造成播乱朝野的腐败政治。而地方恶势力则植根于奸党见利枉法的污泥,施展其无所不为的罪恶行径，将整个社会弄得真伪莫辨,乌七八槽。

其二、因政治腐败造成的冤案,最终可酿成梁山水泊义士聚义、进行武装暴乱的严重后果。作者以冷静的态度,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选用大量官逼民反的典型事例,说明这种暴乱的发生、发展之必然,从而将政治腐败造成的严重恶果提到应有的认识高度。以图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使之认识到要想长治久安,必须根治自身的腐败。

从上述创作意图来说,《水浒》仍属于《诗经》开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统的讽喻文学,同样起到文学领域中的史学通鉴作用。正因为如此,只要国家机构尚存,《水浒》将永远喷射出经久不衰的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光辉。它像一辆百孔千疮的前覆之车,永远鉴示后驶的历史长车不致重蹈覆辙,这便是作者创作《水浒》巨制良苦用心的根结。

其三、居乱思安是人类的共性,义士的悲惨遭遇无不如此。义士处于权贵奸党播乱的多事之秋,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已完全失去了安全感。然而,尽管处境何其不佳,依然极力寻求安定之机。他们趋于义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杀人,即使是造反精神最强的武松,一旦事发,自能投案自首,以求从宽发落而求安。

其四、梁山水泊系封建义士走投无路,为消灾避难,摆脱个人厄运,被迫创建的以求苟安的避风港湾,快活场所,并非农民起义的革命根据地。它有如《诗经》描叙的“乐土”、“乐郊”、“乐国”,它的存在并非为了推翻大宋王朝,仅为义士逃避灾难提供食宿等生活条件。

（电视剧《水浒传》07风雪山神庙）

三、“保境安民”忠人君

《水浒》从八十一回至结尾,写的是“保境安民”,梁山水泊义士以其固有的忠君之念,于活捉了童贯、高俅的大好形势下，通过燕青于李师师处面见徽宗皇帝,求得“赦书”,再通过戴宗往宿太尉处活动,促成了招安之举。

梁山水泊义士全赴招安,全在一个“义”字。否则是万难统一思想的。如果说一百零八条好汉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那么这个“义”字便是串连这颗颗明珠的红线。可以说，这个“义”字是一百零八条好汉的思想基础,任何复杂的内部矛盾,只要操上这“义”字号的犀利武器,使可迎刃而解。

作为梁山水泊义士点燃熊熊聚义烽火的思想武器－－义，不是王伦、宋江、晁盖等人的发明创造,而是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封建道德所赋于的带有中国特色的总体内涵,它囊括了“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仗义疏财准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见义勇为行为标准；“宁可失信于天下,不可失信于朋友”的待友观点；“不求同生,但求同死”的义交誓言；“大义灭亲”的最高行为准则……在“替天行道”的全过程中,这个“义”字感召了无数英雄好汉上了梁山水泊,也感召了无数大宋降将安附水泊梁山宋江麾下。凭着这个“义”字,令几多无辜者绝处逢生,异姓知已情同手足。还是这个“义”字,虽对“招安”各有已见，然碍于“招安”是宋大哥的选择,义士只好服从。即使是造反精神最强的黑旋风李逵也不得不裹入“招安”人流之大潮中,于“顺天”、“护国”两面红旗之下,从东华门而入,至殿前面北而朝，拜宋道君。

招安之后,尽管以李逵为代表等人深感招安不如身居梁山水泊自由自在,且发过不少的牢骚,讲过几多的怪话,但通过享有义节权威的头面人物的说教,终使一百零八条好汉拼搏沙场,死心踏地为大宋王朝卖命。

“保境”之谓,在于“平辽”。在国内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由于女真的入侵,民族矛盾又突出地表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平辽包含了一丝爱国主义的内容。然于中国封建社会,忠君即是爱国,爱国亦为忠君。可见“施、罗二氏,身在元,心在宋”的基本思想。招安之后,作者设计平辽，十分顺当,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保大宋之境,自然突出一个“忠”字。

此后征王庆,讨方腊,南征北战,吃够苦头,梁山水泊义士处于“折兵损将”的境地,虽百死而犹不辞。

（视频：征方腊－血染乌龙岭）

这一部分,作者着意强调义士忠于皇上的品格:

其一、承上而来,义士尽忠是基于受到严重迫害之后的义举,说明义士明大义、识大体,单以国家久安为重,不以个人遭际为怀的高贵品格。义士行中,死囚殊多,若以个人恩怨为念,实与宋王朝不共戴天。然而,宋江却从固有的封建观念出发,以为“臣乃鄙猥小吏,误犯刑典……潜身小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大敷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沥胆,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今奉诏命,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后已？”作者让宋江如此敷论,正是借人言而发己志。施、罗“与官场不合”、“与人寡和”,其遭际虽非与宋江一样,亦大体相同,只不过时至今日还找不到足够的证据而已。曹雪芹若非出自大家门第,遭际潦倒,何能产生感人肺腑的《红楼梦》?作家与作品之缘附和着几多的欢欣与哀愁,几乎是一条亘古莫变的公理。奥斯特洛夫斯基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金与《家》等,均系上述缘分的体现。

作者于义士受迫害后,着意描写他们于“保境安民”征战之中的勇猛,表现了义士的大忠大勇,以表彰歌颂其忠君的高贵品格。

其二、折兵损将,报效皇恩的全过程,均隐于阴冷的悲剧气氛之中,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尤以讨方腊为甚,几经艰难困苦。宋江眼见弟兄们死于非命,几度泗泪纵横。宋江得知张顺死于箭伤,他哭得昏倒,且说:“我丧了父母,也不如此伤悼,不由我连心透骨苦痛。”“我必须亲自去湖边,与他吊孝。”“宋江又哭了一场,便请本寺僧人,就寺里诵经,追荐张顺。”

张顺义弟,水战英雄,曾为宋江“活捉黄文炳”,报其受害之仇。而今“就涌金门外水池中身死”,可怜“善溺终然丧水中”。张顺不愧人间英雄,更属阴司厉鬼,身亡之后犹建“魂捉方天定”之神功。虽系夸张之说,却赞义士神奇英魂。其余秦明、徐宁、董平、张清、宋万、焦挺、陶宗旺、韩滔阵亡；林冲、杨志、孔明、朱贵、时迁病故,均令宋江痛心。外加鲁智深坐化,公孙胜出家。如此变故,宋江虽讨方腊衣锦还乡,其悲剧色彩已暗淡无光。至大功告成生还者仅二十七人。东京百姓看了,只剩得这几个回来,众皆嗟叹不已。天子宋徽宗亦说:“朕知卿等众将,收剿江南,多负劳苦,卿等兄弟,损折大半,朕闻之不胜伤悼。”

如此实情,梁山英雄尽忠,可谓“鞠躬尽瘁”！疾风而知劲柏,就死而辨忠贞,义士之德可知矣！

征王庆、讨方腊,属“安民”之举,实为镇压农民起义。作者将义士置于生死攸关考验之中,为谁战,为谁死,已将义士忠君之志升华到人生的绝对高度。义士之作为,上可动天子之情,下可催黎庶之泪,确实不负施、罗二氏的良苦用心。

其三、设计高俅与杨戬于御酒中下毒,害得义士以死殉忠，完善了义士忠于封建王朝的高大形象。至此,梁山义士尽忠,可谓“死而后已”。待卢俊义、宋江、李逵最后服毒鸩死之后,吴用、花荣随之悬树自缢,以神聚蓼儿洼为大团园。这一悲剧结局,自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足可令最高统治者引起应有的反思。

其四、以梦游作结,表旌梁山水泊义士功德,点明作品的主题。作品至“神聚蓼儿洼”故事情节已经结束，然而又引出大宋徽宗于李师师榻上梦游,梦游情节极其逼真:先有牵挂之念,接叙戴宗启游,至梁山水泊,观忠义堂旧址,闻宋江启奏,知义士鸩死,又逢李逵抡斧叫屈。一段栩栩如生的描叙,似虚是实,似假是真,写出一派美妙的梦境,道出梁山水泊义士一腔含冤负屈、动人肺随的隐情。

翌日,徽宗于殿上向宿太尉核对梦游一事,并派员去楚州打探是实。至早朝,皇上当着百官,斥责高俅、杨戬，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候”,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

末书律诗两首,于嗟叹义士不学范蠡离去之余憾之后,则极力讴歌：

生当鼎食死封候,男子生平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乌总关愁。

作者以画龙点睛之笔,和盘托出《水浒》巨制的主题思想。

（视频：浪里白条张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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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于迷蒙中揣度作者创作意图

根据《中国文学史》的记叙，《水浒》作者施耐庵、罗贯中其人,也“没有什么可靠的记载”,仅源于“民间传说”云云,“亦未必可信。”可见对施、罗二氏的认识也只能朦朦胧胧,，似乎如此,可能如此,理当如此,只好如此而已。其可信史料还待后人去发掘、考证。尽管如此,于施、罗二氏的记载有如下之说:“施耐庵(约1296－1370)，明初杰出作家,字子安,一说明耳,兴化(今属江苏)人,原籍苏州,相传为元至顺进士,出仕钱塘两年,因与官场不合,弃官迁居兴化白驹镇,闭门著述,明王道生所作《施耐庵墓志》说他是《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的作者,并说他是罗贯中之师。上述诸作,大都为二人合著。但亦有说王道生所作为伪造者。”(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417页)

“罗贯中(1330－1400)，明初杰出小说家,名本,别号湖海散人,太原(今属山西)人,一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称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与人寡和,相传为施耐庵弟子,共同从事创作。著有《三国志演义》闻名于世,流传至今。还著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隋唐五代史演义》、《粉妆楼》和杂剧《风云会》多种,或称《水浒传》系施作罗补或施作罗编。”(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433页）

如上所说,几多两可之言,疑乎信乎,古人尚设疑窦,今人何辨真假。然而,当我们尚无足够的证据定其真伪之前，只好信以为真。

据上述记载,我们当肯定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根据其生卒年代,施、罗二氏生活在元末明初交接处。当时,政治腐败,剥削残酷,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形成“大家收粟岁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羞藏”，“富者亦富,贫者亦贫”(《元史·武宗记》卷二十三)的极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佃户世世代代沦为奴隶,象牛马一样在市场上任人买卖,过着非人的生活,民族歧视政策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之分,造成民族压迫的阶梯。

基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而因爆发了1351年4月韩童山、刘福通在河北永年县白鹿庄的聚众誓师起义。同年5月,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倪文俊等湖北起义响应。历时12年,其规模之浩大、配合之紧密实属空前。可见作者所处的年代系战乱频频、动荡不安、人心危危、民不聊生的多事之秋。

其二,施、罗二氏均系饱学之士,既然至今尚无他人认领《水浒》巨著,那么根据作品揭示,作者对天文、地理、文学、风俗、民情、历史、阴阳历算、佛教源尾，乃至三教九流,确属无所不知,且有深刻的研究。

第三,施、罗二氏均系黉门骄子,对封建道德可谓根深蒂固,无不一脉相承,尤以朱熹之研习殊深,集孔、孟之大成而为理学,作者自然精当纯熟。

作为文明古国之中国,封建社会相继的时日最长,且通过五花八门的封建传媒说教,封建的伦理道德流毒之深,无以复加,作为三纲五常的核心“君为臣纲”,已成为中国国民的基本观念,三阮尚有忠君之念,更何况施、罗二氏这饱学之士?作者这一切固有的观念,必须渗透在《水浒》巨制的字里行间,只要涉及作品，便可找到比比皆是的旁证。

其四,施、罗二氏的社会遭际大抵不佳,而因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疾恶如仇,同时对受害者寄予无限的同情,这是一个进步作家引起创作动机、激发创作热情的原动力。

其五,施“与官场不合”，弃官而居,闭门写书;罗“与人寡和”而专门著述。可见二人均与官场、时俗格格不入，只好寄个人情怀于自己的创作之中,借作品中的理想人物表白自身的抱负,此为文学现象的通例。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如下几点应该成立:

纷纷五代乱离间,一旦云开复见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车书万里旧江山。

寻常巷陌陈罗绮,几处楼台奏管弦。

人乐太平无事日,莺花开限日高眼。

全书开头引用邵尧夫的诗作,可见其良苦用心。虽有大量粉饰太平的言语,却预示施、罗二氏居乱思安的情怀。作者正是要以其长篇巨制,展现这一浩如烟海、惊心动魄、干戈落落的动乱画面,极力揭示这一动乱给人民带来的不安与痛苦，从而透露其创作意图在于如何总结这一动乱的惨痛教训,以长治久安。

作者通过上述引用,犹恐立意不明。于是在“引首”末尾直言赋诗:

万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乐无穷。

岂知礼乐笙镛治,变作兵戈剑戟丛。

水浒寨中屯节侠,梁山泊内聚英雄。

细推治乱兴亡数,尽属阴阳造化功。

全诗于赞三登盛世、乐享太平之后,直叙战乱纷繁和梁山水泊节侠英雄的屯聚,最后提醒读者要“细推治乱兴亡数”，切不可一读了之。至此,作者的创作意图已昭然若揭。作为文艺作品,不难看出,作者通过引用和直叙,正是站在封建社会正统文人的立场上,以冷静的态度,通过淋漓尽致的艺术描写,寻求播乱的原因,探讨长治久安的良策。为此,作者确实花了一番难能可贵的工夫。

其二,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择取王伦、宋江起义的史实,进行了如下的艺术加工：

1. 为衬托宋江胸怀的博大,把兵士出身、率起义军攻克北宋十州,波及山东、江苏、安徽三省,且敢于自置官职,面刹“天降圣捷指挥”字号,战死于和州的农民起义领袖王伦，写成妒贤嫉能的强人草寇,竟死于林冲之手。

2. 把率农民起义军经十郡,波及河北、山东两省，历时四年,最后失败被俘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写成被逼上了梁山,且念念不忘招安,以求“封荫妻子,青史留名”，并于活捉了童贯、高俅的大好形势下,不顾李逵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率众招安的“尽忠义士”。此后率众平辽，打王庆、征方腊,不惧折兵损将,至神聚蓼儿洼,最终完美了“忠烈义济灵应侯”的高大形象。令作者发出“生当鼎食死封候”、“男子平生志已酬”的总结性的赞叹！

3.根据创作需要,硬将王伦和宋江凑在一起。据史书记载,王伦卒于1043年,即宋仁宗庆历三年；宋江失败于1120年,即宋徽宗宣和二年。如此看来,王伦卒年与宋江失败之年,相距77年。按人生常规，王、宋二氏是万难生活在一起的。作品如此硬凑,为的是要让王伦来陪衬宋江。

其三,作者根据自己的创作意图,对宋徽宗赵佶进行了如下的艺术加工:

史书所载：“赵佶(1082－1135)即宋徽宗,北宋皇帝,著名书画家,神宗第十一子。公元1100－1125年在位。哲宗时封端王,即位后任用蔡京、梁师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贯等侫臣主持国政,陷害忠良。他穷奢极侈，兴建华阳宫等宫殿,搜刮江南奇花异石,称‘花石纲’,于京师筑园,名‘寿山艮岳’，激发了宋江、方腊等农民起义。宣和七年(1125)底,金兵来攻,惧于战祸,传位于赵桓(宋钦宗),自称为道君太上皇帝。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他和钦宗同被金兵所俘……他对艺术颇有造诣,书法别具风格，正书称为‘瘦金体’,绘画长于花鸟,以工笔逼真著称。”(吴海林、李延沛《中国历史人物辞典》第317页)

对这位客死于五国城的风流君主,作者着意安排如下情节,以体现其创作意图：

1、梁山水泊安排燕青入京,赴李师师处,面见赵佶，并言其体恤梁山义士,为义士日后招安打下了基础。

2、“神聚蓼儿洼”之后,赵佶于李师师榻上梦游,极度同情梁山义士。

3、赵佶于殿上面斥高俅、杨戬等,并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令其“万年香火享无穷”。

这种种艺术加工,说明皇上是圣君,是足可信赖的,这便赤裸裸地暴露了作者的忠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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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笔者陋见

综上所述,《水浒》以浩大的篇幅,通过对梁山水泊一百零八条活生生的封建义士的遭际及其作为的描写,叙述了因封建社会的腐败而酿成几经翻天覆地的武装暴动的发生、发展和结局,以表旌封建义士忠于皇上的品德及其大忠大勇的行为,从而寓示封建王朝应总结教训:只有毫不姑息自身的腐败,才能长治久安,否则就会产生梁山水泊一样的动乱。

这便是《水浒》的主题,也是后学阅读《水浒》所应受到的教益。（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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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配图和视频皆源于电视剧《水浒传》，感谢原创与出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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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